随着中国企业参与全球跨境并购市场活跃度的不断提高,各类新型、复杂的交易安排也逐渐为中企所熟知。其中,针对中国买方企业的“反向分手费”已从两年前的“新面孔”转变为今日的“老朋友”,不仅成为中国企业参与跨境并购交易的常规条件,其所占交易金额的比例也在明显上升。为管控这一新型交易安排带来的新的风险,反向分手费保险应运而生。
人道主义改革表现欠佳,因为它们没有重新调整资金激励政策,仅侧重加强协作。但是,打破传统人道主义商业模式的风险需要谨慎处理。如果以特定方式进行破坏,将会损害人道主义有效性。捐助者应该重新审视其赞助行为并与援助团体密切合作,保证这些变化能为有需要的人群带来建设性成果。
价格管制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它们不起作用——而且往往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利用竞争激励医疗保健机构降低价格并提高护理质量。
移民危机爆发后三年,关于欧盟移民和庇护政策的辩论仍在进行。欧盟在哪些方面努力解决最紧迫的挑战,同时还从根本上改革欧盟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当前和未来的挑战是什么?本文试图突出全球背景,并对最重要的成就和挑战进行评估。
除医学意义之外,医院既是文化也是技术的产物,并深深植根于其历史背景。在一场于马尼拉举行的智能医疗设施专家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前瞻性”设施所需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
由于民众与农村的传统联系减少与失地现象的普遍性,太平洋城市地区涉及土地问题的紧张、争端和暴力事件日益增多。此外,太平洋岛屿国家的“新中国人”移民日益受到本地人的敌视,这有可能重新引发岛民和中国移民的冲突。
虽然秘鲁历届政府都将改善民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施政纲要之一,但秘鲁政府公共支出财力有限,巨大的资金缺口需要社会资本力量来解决。本文重点研究秘鲁政府联合融资(CO-FINANCED)类特许经营项目运行机制,并以亚马逊航道特许经营项目为例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较快,参与“一带一路”、“两廊一圈”建设,加上税率低、当地具备充裕劳动力、劳工成本低,又可以规避关税壁垒等,发展潜力巨大,诸多商家“搬家搬厂”到越南,基础建设项目多,建筑市场活跃。海外项目与国内项目有较大差别,本文通过台塑河静钢铁全厂铁路运输系统EPC总承包工程的项目管理实践经验,为如何做好越南EPC总承包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提供指导。
本文旨在研究影响力评估的趋势、政策和问题,并提出在韩国政府开发援助(ODA)评估体系中引入影响力评估的政策意义。本文强调了用引入影响力评估来改善成效管理并提高韩国政府发展援助的有效性。
在印度,爆炸性的城市人口增长也给城市管理部门带来了深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道德困境。印度的城市人口规模仅次于中国且仍在增长。因此,中印两国面临着相似的城市挑战亟需解决。
中企在印度的投资规模快速扩张,但投资规模整体仍偏小,与双方的经济体量及经贸合作水平并不相称。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中国投资印度的顺序可按照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三步走”。应当看到,中国投资印度的前景广阔,但在投资合作的过程中仍需克服部分挑战,一些不确定因素也会对投资合作造成干扰。
中欧班列开行释放了亚欧陆路物流和贸易通道的潜能,降低贸易通道单一化风险,增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但中欧班列在货源集聚、运行方式、服务质量、运行成本、运作效率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为发展中欧班列,未来需进一步优化运输组织,整合货物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减少财政补贴,以便提高物流综合效益,打造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绿色环保的全程物流服务平台。
非正式工人占城市就业的50-80%,占南半球非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25-50%。然而,他们大多被排除在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公共空间和公共采购合同之外。本文研究了城市对非正式自雇佣工人及其生活活动采取的不同措施。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即将开启“新五年”,而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国家地理分布以及合作开展情况,以“一带一路”的多种表述为关键词,搜索样本中的2018年1月至3月期间,与“一带一路”倡议紧密相关的报道样本549篇,并对此展开舆情分析。
近日,由CCG撰写的《世界智能制造发展报告》中英文版在2018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发布,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发布报告,德国前总统、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武尔夫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对报告给予高度赞扬。
近年来,对外承包工程市场变化很快,少数引领市场趋势的大型承包集团可能称霸“江湖”。群雄逐鹿,风生水起,顺者“吃肉”,逆者“喝汤”。倘若不甘落入“食物链”或“价值链”的底端,就应密切关注并把握对外承包工程市场的动态和发展趋势。根据十多年来的服务经验和对市场动态的考察,笔者做出如下研判,希望对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有所启示和助益。
城市应该意识到并重视起非正式工人的贡献。如果城市想要提高经济产出,那么就要将非正式工人纳入城市治理、规划和金融的正式流程和机构中。本文主要探讨三种非正式工人——家庭工人、街头小贩和拾荒者,重点介绍了包容性城市和非正式工人组织成功合作所产生的包容性政策和实践的几个案例。
中国企业“走出去”从事海外工程建设时,有的企业驻外机构为了追求业绩而刻意“规划项目”,不能很好地从驻地所在国的长远利益出发;有的企业为追求项目效益,招聘过大比例的中方工人以加快工程进度,用工的属地化程度不高。这些都是我们在项目所在地不够“接地气”的表现。笔者结合中国交建海外业务实践经验,由“硬联通”与“软联通”的关系谈如何在项目所在地更加“接地气”。
十九大对于我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转化的分析,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促进充分发展的同时,必须把解决不平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必须“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探讨了政策整合对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程的作用。本文提出一个优先协调和利用管理、保障措施、税务和补贴等协调工具的机制,并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调整从资源投入到实现成果过程中的部门职责。作者还提出促进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创新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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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歙县:土楼晒秋
首批俄罗斯免签旅客入境
重庆中亚班列去程今年前8月发送货值近6亿元
构筑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