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不是美国最好或最可靠的盟友,但支持与沙特保持联系的呼声依旧很高。正如奥巴马总统今年年初所说的那样,两国关系过去“很复杂”。现在仍然很复杂。
英国已舍弃了其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即其与欧盟的密切联系。如此一来,英国今后可能会更像一个新兴市场,政治风险、货币波动以及不确定的未来将成为新常态。长期投资和民间支出可能也会因此受影响。
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也是极端组织在伊拉克占领的最后一座主要城市据点,拔除极端组织在伊拉克钉下的这颗钉子,对伊拉克意义重大。成功收复摩苏尔将成为伊全面打击境内极端恐怖组织的里程碑。伊拉克民众无不期待通过此次围剿极端组织的战役,真正将伊拉克人民团结起来,凝聚伊拉克中央政府的领导力,以推动伊拉克国内其他问题的政治解决。
目前,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双边关系已降至双方共同探讨渔民问题以及为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议(ETCA)设定最后期限。但是,无论是ETCA还是渔民问题,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两国政府领导人相继执政后,从前任政府手中继承了这些棘手问题,他们很可能会将这些问题遗留给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应对。
印度总理莫迪的“东向政策”正慢慢向远东扩张,并将太平洋区域视为其重要的利益区域。莫迪对该区域所采取的政策具有尝试性,却也体现出其正在认真寻求真正长久的伙伴关系。面对太平洋区域的诸多选择,莫迪需要从战略角度进行应对。
10月2日,哥伦比亚公投结果显示,多数参选的哥伦比亚人不同意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FARC)于8月24日达成的和平协议。哥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组织间的冲突持续了半个世纪,已造成至少22万人丧生,600至800万人流离失所,加剧了哥伦比亚的不平等并阻碍了该国发展。
由华尔街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催生了金砖国家峰会。很显然,这意味着西方主导的原有秩序已经不合时宜,需要新的机制来应对全球挑战,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在此新形势下,金砖国家抱团承担更大责任,是大势所趋。
近日以色列媒体的一篇报道令人猜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反对派领导人赫佐格再次有望就该国两个主要政党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达成协议。这样一份协议会让赫佐格领导的犹太复国运动联盟(或者其中的主要政党工党)进入执政联盟,从而获得部长席位,同时这也会壮大议会基础,提升现政府的国际声誉。
佐科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时的政治实力并不雄厚,然而两年内,他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赢得了行政和国会的控制权。
在双边关系发展的背景下,印度和俄罗斯在10月15日开始的果阿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一项意义深远的网络安全协议。在莫斯科的坚持下,协议的内容不太可能公开。熟悉协议的官员表示,协议是“开放式的”,为两国在打击网络犯罪,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10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议会辩论中呼吁在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叙利亚问题举行抗议活动。他的说法另有深意。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可怜的姿态,反映出英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有限选择。
9月2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9月底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但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乐观,对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超过3/4,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质疑者们将金砖国家的增速进行了纵向比较,却忽略了横向比较。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复苏脆弱的大背景下,金砖国家的表现仍旧算是比较突出的。
金砖国家机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自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金融风险不断积聚,金砖国家也或多或少遭遇了困难和挑战,不少西方国家因而贬低金砖机制,宣称“金砖褪色了”或“金砖破碎了”。这种说法源自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担忧。
欧盟的难民政策存在反复,最初是观望。特别是欧洲“门户”的东欧和南欧,对于蜂拥而至的难民是排斥的。去年9月份德国的难民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坏。叙利亚三岁男孩艾兰浮尸海滩的照片,激起了全球对欧洲的愤慨。当然,也激活了欧盟和欧洲各国的道德情怀。
军政府未在泰王在世时完成“还政于民”进程,在政治上究竟是祸还是福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民众对国家长期处于动荡的局面也不大可能有好感,总还是希望早日走上正常与稳定的轨道,国际社会对稳定泰国更是期望有加。种种因素综合起来看,泰王离世虽给泰国政局发展带来很大变数,但再发生大规模动荡的概率并不高。
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阿富汗再次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商业影响博弈中的小卒。经过近40年的冲突,塔利班政治领导高层意识到,双方都无法赢得战争,需要通过政治协商结束暴力。需要有人向脆弱的政府做出承诺:一旦外国军事援助彻底撤离后,能够实现停火和包容性和平协议。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在2017年1月1日上任,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其上任后的优先事项应该包括:应对移民挑战;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应对冲突和危机。
原教旨主义者正在就2017年总统大选的两个重要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谁来代表他们?他们基于哪个平台参选?哈梅内伊最近指示前总统内贾德参加竞选,此举为原教旨主义者吸引内贾德的潜在选民创造了机会。
有组织犯罪网络向政党投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与政治人物及其中间人建立联盟。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多党制是如何偶然促成并扩展了政党、政治公众人物和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接替潘基文后,除了人员安排问题外,还需要应对三大问题以充分利用过渡期的优势。分别是:履行对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承诺;准备沟通策略;以及倾听、咨询,再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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