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难民政策存在反复,最初是观望。特别是欧洲“门户”的东欧和南欧,对于蜂拥而至的难民是排斥的。去年9月份德国的难民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坏。叙利亚三岁男孩艾兰浮尸海滩的照片,激起了全球对欧洲的愤慨。当然,也激活了欧盟和欧洲各国的道德情怀。
军政府未在泰王在世时完成“还政于民”进程,在政治上究竟是祸还是福现在还不好说,不过民众对国家长期处于动荡的局面也不大可能有好感,总还是希望早日走上正常与稳定的轨道,国际社会对稳定泰国更是期望有加。种种因素综合起来看,泰王离世虽给泰国政局发展带来很大变数,但再发生大规模动荡的概率并不高。
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阿富汗再次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商业影响博弈中的小卒。经过近40年的冲突,塔利班政治领导高层意识到,双方都无法赢得战争,需要通过政治协商结束暴力。需要有人向脆弱的政府做出承诺:一旦外国军事援助彻底撤离后,能够实现停火和包容性和平协议。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在2017年1月1日上任,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的专家们认为,其上任后的优先事项应该包括:应对移民挑战;对联合国进行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效应对冲突和危机。
原教旨主义者正在就2017年总统大选的两个重要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谁来代表他们?他们基于哪个平台参选?哈梅内伊最近指示前总统内贾德参加竞选,此举为原教旨主义者吸引内贾德的潜在选民创造了机会。
有组织犯罪网络向政党投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与政治人物及其中间人建立联盟。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多党制是如何偶然促成并扩展了政党、政治公众人物和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接替潘基文后,除了人员安排问题外,还需要应对三大问题以充分利用过渡期的优势。分别是:履行对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的承诺;准备沟通策略;以及倾听、咨询,再倾听。
信息战就如其在军事领域中的意义一般可影响决策者、说服及引导公众。在澳大利亚,这类威胁澳政治进程自主权的危险似乎遥不可及;然而,值得牢记的是,澳大利亚一直处在网络和信息战“初级版本”的接收端。
近期,瑞士议会放弃了引入针对外国移民限额的举措。为了能够持续进入欧盟内部市场,瑞士议会已经决定放松移民控制。但是,他们的选择没能解决双边关系的问题。目前双边关系不利于瑞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越发如此。
美国内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遭到了联盟的不公平待遇,特朗普只是代表了其中一个极端情况。欧盟不应该满足于现有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并认为这一关系会继续下去,而应该开始就自身的防御问题承担更多责任,在美国可能变得更加利己主义的情况下,建立应变能力。
近日,土耳其军队滞留伊拉克北部引发的争议让这种政策转变复杂化。土耳其无视伊总理让土军队撤离拜西加镇(Bashiqa)附近一个重火力点的要求。土军在伊拉克北部的角色是破坏稳定。土耳其现行政策会引致其原本想避免的后果:令伊朗得以进一步干预伊拉克政局。
本文试图弄清巴基斯坦地方政治秩序是如何失效和被重建的,以及非国家行为体是如何挑战该国已确立的地方秩序模式并企图让地方治理替代国家治理的。文章最后就重建巴基斯坦社会秩序提出了政策建议。
特朗普主义不适合美国。特朗普主义就应对美国面临的问题所作的论述少于分割竞选成果。它是关于利用政府使特朗普的拥护者受益。共和党需要传递一种有关经济增长与机遇的开放乐观的信息。共和党阐述的政策需要吸引新选民,而不是死守老选民。共和党需要继续支持自由市场,但也要接受社会公正。
为了避免像其前任一样出师不利,古特雷斯需要牢记几点:首先需要将工作人员安排得井井有条;高层任命至关重要;以及设法平衡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在联合国高层中代表比例的需求。除了秘书长级别的任命以外,联合国的常规录用与人员安排机制亟须改进。
很少有学者审视选举易于受到有组织犯罪干扰的底层条件。本文通过分析选举过程的漏洞讨论了这些知识空白。作者就国家和国际机构如何更好地保护民主进程中这些重要且令人垂涎的要素提供了建议。有关格鲁吉亚、马里和墨西哥的案例研究例证了这些挑战,有助于人民深刻理解防范并减轻有组织犯罪影响选举的潜在方法。
金融危机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下行与减速之时,金砖国家经济依然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形势。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经济自去年以来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率。中国与印度的发展成绩得益于经济结构的特点——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与人口红利的结合,才激发了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
未来几年,格鲁吉亚议会有望传出更务实的政治话语和治理方案,整个政府有望变得更透明、更平易近人。承认过去的成就并以其为基础,对加强格鲁吉亚稳定非常重要。这进而会帮助巩固民主,强化全国的公共机构。
鲜有理由证明美国政府应该接受所谓的“盟友”搭便车的自私行为,美国更没有理由容忍侮辱性的、具有两面派性质的行为。而现在,北约成员的所作所为正属于前一种情况,菲律宾则属于后一种。唐纳德-特朗普认为,早就应该磋商一些新的、更公平的交易。对此,并非只有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他是对的。
斯洛伐克或其他维谢格拉德集团并没有与总理菲乔怀有同样强烈的欧洲情结。分析和数据表明,该地区并非如这些国家领导人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亲近西方或欧洲。然而,对欧盟和其他泛欧机构不满或冷漠不同于渴望离开。
外交官已采取初步措施来利用该国现有的外交政策工具。这些措施包括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进经济互动,加强交流项目并升级国外的文化中心。通过艺术家进行的文化外交能够传播乌克兰的正确形象,并赢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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