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

“开放”是中央提出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从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看，推进自由贸易将化解国家安全隐患并有助于促进海外利益的拓展。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构建“体系完备、双向开放、规则引领”的开放战略。

从历史经验看，闭关锁国会引发国家安全威胁，“供给规则，引入正途”才是正确之策

一些专家提出，历史上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等中国物品的强烈需求是维持丝绸之路的根本动力，中原王朝极少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从贸易之中获利。张骞通西域主要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中国本土文化也并没有利用这条通道走出去，主要是外来文化传进来。

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常以“天下之中”自居，认为天朝无所不有，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与动力。一直没有正常的“外贸”，只接受周边国家的“朝贡”，而朝贡则“薄来厚往”，不重经济效益，商业、商人地位不高。到明清时期，对陆地边疆实行严控、海上实行海禁。

综合而言，古代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长期被禁，基本隔绝于世界市场。

有人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他们的重要诉求是“通商”，这是封闭主义带来的直接国家安全冲击。似乎这种威胁并非“内生”，而是外来因素导致。但事实上，封闭主义影响国家安全乃是一般规律。

从历史经验看，明清时期严控边疆、“片帆不得入海”，实际是在国内外存在相互贸易需求或者说“贸易潜力”的情况下筑起了一道制度上的“拦河坝”。

“贸易潜力”存在，民间贸易行为不绝，自由贸易的政策取向关乎国运，应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供给“规则”，好的规则促进贸易“潜力”成为“现实”，因而“规则也是生产力”。没有什么比持续释放贸易潜力、提升人类福祉这样的事情更能保障良好的发展环境了。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证明，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条道路，持续突破、改进我们的文化观念。“开放”不仅是我们前一阶段赶超型发展的工具，而是现代国家所须具有的特质。未来必须始终坚持现代思维、从全球化的角度去考虑中国的安全和发展问题，不断提升开放质量，最大可能地调动全球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发展自己。

从未来发展看，对外投资贸易带来国家利益拓展，也倒逼我们创建一整套理念、理论、战略及其行动能力以维护海外利益

展望未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历史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这是我们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主动推进的。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随着中国的发展，国际上有一派观点认为我们搭了全球化的“便车”，但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因此，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供给相应的公共产品，是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所绕不过的。既然如此，与其被动性承担成本，不如推动更具主动性的策略。“一带一路”倡议就是结合国内经济发展问题的处理等形成“以我为主”的综合性开放战略，但是，这背后有大量工作要做。

比如，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价值观、外交战略、军事行动能力等一整套安排。价值观方面有她的“天命观念”，外交战略也非常清晰，行动能力方面有其全球军事基地和快速反应行动能力。

从历史纵深看，美国推动自由贸易源于一种“天命”观念，就是创建“自由帝国”。美国推动贸易规则谈判有一个“由内而外的逻辑链条”：最初是解决州与州之间的贸易问题，进而拓展到国与国之间的规则体系（WTO 、TPP等），一脉相承。这种观念在推动这套体系的过程中渗透了价值标准，这也是TPP谈判的重要特征之一。

反观中国，在一些国际人士看来，我们从封闭走向开放，推动自由贸易，心急步疾，有些过度“自由”了。他们认为，中国最近20年的全球化道路是单纯追求做生意而不管“价值观”。比如，中国很多投资投向一些国际商誉较差，甚至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还有一些包袱的国家。因而，中国未来的全球化战略需要在注重做生意的同时积累更多的道义力量。

另一方面，海外利益拓展当然需要更为强大的海外行动能力。谈到这一点，不可避免就会涉及“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即崛起的大国与既有霸主竞争会导致战争冲突），也就是中美关系的处理。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解决好如何看待对方定位、战略意图的问题。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美国会从历史和类比思维看待世界局势与他国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恰恰在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有很多相似内容，如马歇尔计划、门罗主义等等。比如美国西进运动中修建了太平洋铁路，而中国现在正在推动亚欧大陆高铁计划。这些历史类比不可避免会给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人一些错觉，需要积极沟通说明、消除误解。

事实上，今天中、美之间以及中、美各自的“朋友圈”之间深度交融、难分彼此，TPP可以看做是美国主导建立的“朋友圈”，而RCEP、FTAAP等谈判是中国积极推动建立的“朋友圈”。这些“朋友圈”已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共同利益大于冲突，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能互相“屏蔽”，是一种排除性融合“Exclusive Inclusive”的状态。中美彼此仍将进一步利益交融，合意的前景是融合与良性竞争而非冲突与对抗。

发挥“体量优势”推动“规则引领”，构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自贸区战略的互动机制

随着世界经济的深度交融，全球贸易、投资规则正在重构，中国新一轮开放的现实场景面临与历史传统以及前一发展阶段都不同的内外部环境，“体系完备、双向开放、规则引领”应当成为新一轮开放战略的重要特征。

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迅速提升，要尽快形成一整套战略和理论，深刻认识“规则是深层次的生产力”，促进经济体量与实力尽快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自贸区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做中国新开放战略打出的“组合拳”。自贸区战略以“融入”为主，对接国际最新投资贸易规则；“一带一路”倡议突出“主导”，争取在双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从跟随、并进到领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只要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不但能发展壮大自己，而且可以引领世界发展潮流。

中国赋予自贸试验区“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战略任务，就是说在此过程中力求锤炼国际治理、规则方面的引领能力。这个通过深度开放增强发展新动力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对接国际规则，简化审批、优化事中事后监管，破除垄断、扩大市场准入、开放服务业，促进高端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降低金融成本，提升研发和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布局更加国际化的价值链网络，提升与世界的深度融合，培育竞争新优势。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以体量巨大的项目、融资、技术等合作为基础，进一步加强“规则意识”，注重运用“体量优势”去提升“规则引领”能力。

为此，需要积极推动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构建自贸试验区和国际经贸规则谈判的紧密互动机制。在市场准入、贸易监管、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环境与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等领域对标国际先进做法，迅速试验、加快反馈，为国家层面多边和双边国际谈判提供经验基础，助力把握开放的合适节奏、力度、路径；第二，增强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机制和力量支撑，面对“大进大出”的新局面，推进相应的跨国法律、金融、咨询等行业的发展；第三，增强自贸区、“一带一路”互动的顶层设计，建立国家层面统一协调机制，将“对接国际规则”与“增强引领能力”两大任务。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对内跨越“中低收入陷阱”，对外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发展、伟大复兴。基本的方向是明晰的，所需着力者系统、节奏、路径也。为国际社会供给好规则、注入正能量、赢得真尊敬，是中国从“庞大国家”发展为“强大国家”进而升华为“伟大国家”的必然路径！（作者：焦永利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