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英国）发表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曹辛题为《一周世界舆论聚焦：在反对形式主义中实现有效复工》的文章称，进入3月以来，中国国内湖北以外地区的疫情得到了相当的改善和控制，多地感染人群的数据连日来出现回落甚至零增长。同时，上周的另一条新闻也引起广泛关注，那就是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除抗击疫情外，恢复生产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内容。但实际上，几周以前中央就开始呼吁除湖北以外的各地分阶段恢复生产，然而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实际效果并不显著。毫无疑问，不在根本上解决对当前疫情现实的认识和判断问题，复工在实际上是难以有效执行的。
显然，中国现在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政策选择：要不除湖北以外地区立即复工，并作为一项不可更改的政策宣布并落实下去，同时注意加强防疫；要不把新冠病毒彻底解决后再复工。而后者显然不切实际，因为那是14亿人口的中国所难以承受的。那种“既要”如何如何，“又要”如何如何的思维习惯，在当前背景下是做不到的，它不仅在认识论上陷入不分主次轻重的均衡论，实际操作上也必然找不到重点，最后就使得恢复生产这一当前至关重要的政策变成了形式主义。因此，当前必须在反对形式主义中拿出决断，实现有效复工；在复工中解决当前所有问题。
当前形式主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上的均衡论；二是实际工作中的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就是不负责任。
就前者而言，当前在是否应复工问题上，首先表现为一个认识上的纠葛，实际上就是均衡论的问题。均衡论在当前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承认湖北以外地方复工的必要性，并要求复工；另一方面又要求不能再有任何新的被感染者，把杜绝出现新的被感染者当作头等大事。即如上所述的：“既要”如何如何，“又要”如何如何。而这必然导致工作中不分主次轻重，在执行过程中没有重点，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什么也得不到。因为在当前世界性疫情泛滥、没有有效疫苗和药物的现实下，中国武汉以外地区彻底消除感染的可能几乎是零。如果在这个背景下，又没有一心复工和恢复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下列苦果：社会经济受到重创；相当数量的民众将因为疫情，进入因疫致贫的新状态，更不要说实现当前中国强调的全面脱贫目标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也将更加困难，最后，防疫和经济两个目标全部丢失。这就是当前在思想上奉行均衡论的逻辑结果，而且绝不可能有任何例外。因此，均衡论是当前最大的形式主义。
反之，如果在加强防疫的前提下，全力把重点放在武汉以外地区复工和其它经济活动上，则必然是另一番天地。届时，中国国内的经济损失会相对小的多，民众也不至于进入新的因疫致贫状态，社会也不会有大的、全局性的动荡，而且既有的经济力量除了可以继续增加国家实力和改善民生，还可以更从容地对抗疫情。在国际上，站在历史的视野上，如果中国能够很快进入全民恢复经济的状态，中国仍然能够保持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世界领先的发展速度。特别是，考虑到当前疫情对欧美和亚洲各国必然带来的消极影响，只要中国能维持发展势头，同时为当前这场国际性的抗疫斗争做出积极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必然会有所提升，国际环境也必将好于现在。当下国际上持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在亚洲地区。
几位资深外国媒体人士和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告诉笔者，有人说：“眼看着中国疫情的拐点就在前方，一旦率先走出阴霾，中国制造或许有机会担当起大国重任，紧急填补各国在很多细分产业上的缺口。”中国将又一次拯救世界。
上述人士表示：“全世界都知道现在中国不是东亚病夫，只有部分中国人才以为自己是病夫。实际上现在中国是全世界经济的最大希望。”
他们还说：（湖北以外）病死率1%是很低的数字，完全可以抓紧恢复生产，同时注意防疫就是，有病治病。
上述资深外国媒体人士和防疫专家的观察，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上和笔者的上述判断类似——都是在世界疫情泛滥的背景下，在中国马上进入经济恢复阶段的前提下判断事情的，而且前景一目了然。
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湖北以外地区的复工或者其他经济活动中，的确有相当依据。那种因为疫情还存在，就在复工问题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仅从统计数据来看，截止到3月6日为止，去除情况特殊的湖北省，中国的广袤地区自武汉封城以来共有13143人被确诊，死亡人数为114人，病死率仅为8.6‰。在这种基本态势下，只要在这些地区加强防疫，尤其是在工作场所加强各种防疫措施和戒备，是完全可以实现复工并恢复其他经济活动的。反过来看，在疫情泛滥的其他任何国家，无论是致死率数字高于还是低于中国，都没有一个国家停止经济活动来抗疫。同延误复工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后果相比，中国当下应该在不放松防疫的前提下立即复工，恢复相关的经济活动。
当然，复工后可能还会有反复。WHO人士向笔者介绍：根据传染病学的原理，复工和恢复其他经济活动后，随着人流的增加，会有一个疫情传播的小高潮，“这很正常，治病就是，生产别停下来”。可在上述均衡论那里，这又会成为政治问题，于是又赶紧把复工停下来，转为防疫第一。可是这一反复，一年过去了，今年的经济目标就无法实现了。因此在复工的问题上，眼下一定要坚定目标和决心。当前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只有在复工中才能解决，而绝不可能在单纯防疫中解决。
至于当前形式主义的第二种表现，即在复工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不负责任，其实质就是：口头拥护第一，是否落实第二；政治紧跟第一，结果如何另说，是标准的把责任推卸给上级乃至中央的甩锅行为，也是近年来形式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单就此次复工问题而言，根本原因还是上述均衡论的问题没有解决，导致下面敢于半公开地搞形式主义，以走过场方式应付上级和中央。因此，不从根子上解决上述认识问题，就不能消除如此恶劣的形式主义，真正实现有效复工，恢复经济生产。
恢复生产的关键：GDP考核与保重点地区
当前在复工、恢复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必须在认识上坚决明确湖北以外地区恢复生产的工作重点转移。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中国目前除湖北以外省份，当前已取得抗疫初步胜利，应立即转入全面恢复生产和经济活动，同时防疫不能丢。而无独有偶的是，疫情迅速蔓延的国外也是这样评估的。在德国疫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柏林3月6日更新的“国际疫情风险地区名单”中，中国只有湖北省（含武汉）名列其中，其他地区均不在“风险地区名单”中。因此在即将结束的此轮疫情拐点之后，在实际操作中可将湖北以外地区有限疫情的性质和对社会的破坏性视同为流感，进行正常防疫和治疗即可，而将全力投入企业生产和经济活动。
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能否有效复工有两个关键点：这就是GDP的考核和保重点地区。
就GDP考核来说，可以要求各省和各计划单列市，毫无例外地向中央提出今年剩余时间内当地GDP增产产值的保底数字，并作为地方官员今年的工作和考核任务予以保证和落实。非如此，无法使恢复生产轮到实处，无法实现有效复工，继而也无法造成今年合理的经济增长。这种做法看上去有点“一刀切”，但这是中国的现实，必要的过程和要求，还是要走的，也必须有要求。唯有如此，才能让复工变成真正的实际运作，并实现经济的增长，否则任务必然落空。
第二是保经济发达的重点地区的经济产值。事实上，即便在没有疫情的以往时间里，偌大的中国的经济产值也主要是由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的产值来保证的，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的江苏、浙江、上海，和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这两大板块，还包括山东等地。在今年这样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仍然要靠这些地方去支撑，因此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央政府不仅要给其明确的GDP增长任务，还需要给予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支持。非如此，一旦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任务不能完成，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任务必然无法完成，可能陷入深重的萧条。
此外，中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当前环境下，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在就业和纳税方面，央企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工和近日新出现的“输入性疫情”的关系。多年来，中国在海外定居、发展的华侨越来越多，当下疫情正值国际蔓延的高潮，他们中回国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些人在回国前被感染很正常，关键在于必须有所管理，准确掌握其真实健康状况，而不是将这一新情况和复工联系起来而限制复工。事实上，国外的“输入性疫情”比国内的输入疫情反而相对好管理，因为毕竟人数相对有限。一是可以减少国外疫情高峰的某个时间段、某个高疫情地区国际人员航班的数量；二是严格要求每个人填写健康状况，在入境地即可进行身体检查，有问题立即隔离和治疗；第三就是近日北京公安机关对从意大利回国的八位浙江华侨那样的处理方式，这些华侨在明知自己身体有疾病的情况下不申报，客观上蓄意传播疫情给他人，北京警方依法进行了严厉处理。这一做法可以向各地广为告知并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