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构成本世纪20年代伊始的全球特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仍在持续，震中在全球位移，其冲击程度也在发展变化之中。目前而言，对其影响的估计也只能是预测性的。但可以说，几乎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全部卷入这次浩劫，迄今300多万人确诊、20多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近百年来和平时期人所感知的最为严重的全球危机。这次疫情会产生深远、全面并具有世纪性意义的影响。世界既有的发展迹象会出现阶段性变轨或嬗变，甚至因此出现一些转折性变化，一些新的征象也会迅速地表现出来，成为百年大变局中具有标杆意义的态势。

一、全球化的终结？

姑且抛开对其概念与定义的纠结，仅就经济全球化而言，这种全球化发展确实优化了各国资源配置，深化了国际分工，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提升了人类福利，这可以说是新大陆发现后近500年来资产阶级（或资本）奔走于全球各地的重要动力。冷战结束后，随着东西方对立的结束，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特征的全球化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美国一度成为这一波全球化的引领者，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快速发展倍添全球化的活力。但与此同时，非议全球化的声音一直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随。产业外包、贫富差异、社会分化、移民问题等负面效应显现，全球化造成一些国家处于失势状态，种种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被进一步放大，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乘势勃兴，去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的声浪突起。美国更是从全球化的引领者转变为退隐角色，其意愿与能力同步下降。可以说，金融危机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的阶段。

这次疫情大流行造成停工、断航断路，全球产业链断裂，社交距离扩大，自由放任受限，国家管制力量上扬，以及全球化本身暴露出的脆弱性等，使很多人对全球化疑虑、彷徨、厌恶，甚至站到全球化的反对者一边。至少在短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将陷入瘫痪或停滞状态。严重一点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或将成为一个重大阶段性的分水岭，使曾经一度突飞猛进的全球化彻底告一段落，进入停摆状态，人们曾经十分熟悉的全球化印象成为突然逝去的记忆。世界各路战略精英从不同侧面对此均有确切的判断。基辛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不少国际政治、战略精英也认为，此次疫情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将开创一个开放度、繁荣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后新冠时代”或许是一种全球化的终结，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可谓不一而足。

二、全球化面临嬗变

尽管仍不乏有人对全球化的未来抱有相对乐观态度，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改变是非同凡响的，阶段性暂停的全球化面临节奏的调整与形式的嬗变。

首先，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难以避免。产业链是在全球化条件下自然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已从过去简单的行业、领域分工向产品间分工转换，由设计产品、研发产品、制造产品以及物流与售后等环节形成的链条向各个环节内部细分形成的链条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分工更为细密，技术更为精细，成本相对更低，由此组成的产业链的链条更长，也更为庞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因为停工、物流受阻突然造成产业链断裂，漫长的产业链使处于链条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因为一个零部件生产环节的中断从而断供，出现整体停摆局面。未来，缩短产业链或使产业链围绕国家或周边地区进行就近配置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明确地显现出来。

其次，部分企业向本土回归。疫情期间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卫生用品成为很多国家百姓保命的“战略物资”，一“罩”难求的困境暴露了很多国家产业制造体系的短板。据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2018年全球重大慢性病药物断货或供应紧张的声明为600份，2019年翻倍至1200份。一些国家甚至“震惊地发现”，欧洲80%的原料药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全球60%的扑热息敏和90%的盘尼西林都是中国生产的。而当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时，美国人了解到，有72%生产供应美国药物的设施都位于国外，其中大部分位于欧盟、印度和中国。在美国人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突出表明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所固有的风险，这会促使生产重新国产化”。特朗普政府为保证本国医药卫生安全，拟以医疗卫生用品为切入点，断开对外部的依赖。不只在医疗领域，特朗普政府实际上一直在鼓励美国海外企业回归，以振兴实体经济，摆脱过度对外依赖。这既有“去外国化”的考虑，不言而喻更有“去中国化”的意图。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后，西方鼓励回归的政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美国、日本政府已拨出专款，负担在国外的本国企业回国或转移至其他地区的搬迁成本。欧盟则放开本土采购，欧盟官员菲尔·霍根表示，此次疫情之后，欧盟将寻求“减少对贸易的依赖”。一些国家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也会同步鼓励重建或振兴医疗等关系国家民生健康的低端、低利润企业，从而保证所谓的“经济主权”或“制造业独立”。

再次，全球主义让位于区域主义。出于经济之外的政治、安全因素考虑，在一个威胁多元、利益不一、规则分歧突出的世界，虽然围绕利益、规则的全球博弈不会停息，追求大一统市场可能不再是主要大国优先的经济目标。美国从其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出发，为减少对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金融上的依赖，会加大实施脱钩或半脱钩的政策力度，并带动西方组成所谓以价值观为导向的经济伙伴体系。美国大选年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更是争着比狠，“对抗中国”似乎成为两党的一种“共同策略”，其中也不乏排挤中国的言辞。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就认为，“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他宣称：“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一个美国盟友和伙伴的统一战线来应对中国……即使美国需要在美中共同利益所在领域如气候变化、不扩散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将继续坚定推动全球化。有学者称世界可能出现以中、美各自为中心的全球化体系。在区域层面，区域合作会更加重视，以避免产业链的过度延伸，避免在突发情况下生产首尾难以相接的局面。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大国会加大区域内政策优惠，正如4月14日“东盟10+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峰会”所倡导的一样，合作抗疫、促进区域一体化、加强政策协调和畅通产业链成为共同呼声。各方会加大对本区域的投入，区域合作成为优先选项，呈现深化发展的势头。

总而言之，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全球化将出现阶段性的变轨或嬗变。冷战结束以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卷入到全球竞争与合作大潮之中，都在抢抓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利用全球化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生产成本，参与国际分工，推升社会福利，努力开放并加大内部改革使自己适应全球化的要求。但在未来，全球化的发展将会出现一些嬗变，各国会更加重视参与全球化的步调与方式选择，更加注意平衡社会与市场，更加强调竞争公平，更需要正视公私企业并存发展的世界经济微观形态。

一是社会与市场协调。全球化造成世界出现破碎和边缘地带，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分化，一些国家甚至沦为失败角色或出现一些没落行业。因而，不乏有民众形成对全球化的仇恨与厌恶情绪。因此未来全球化的发展需要扬弃市场过度的逐利性，兼顾社会发展的平衡。少数人致富可能仍难回避，但更需要兼顾多数人对基本生活维系的诉求，并形成相应的政策配套。在全球，赢者通吃、少数国家胜出的现象需要让位于让多数国家的得利与共赢，唯此才能壮大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一些国际媒体也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我们需努力消除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差距等问题，否则一些国家将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向内转”。

二是竞争公平。竞争是人类发展的主旋律。在未来全球化发展的新浪潮中，竞争需要有更加宽容、更为公平的环境，避免恶性与残酷，避免一方主导和他方追从。曾经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将更多要求公平贸易，不再愿意为发展中国家让利，不再愿意接受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化的过渡安排，或通过单方改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如变为发达国家）来提高要价。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不平等，具有自私的本性。发展中国家会更强调规则的公平，强调对不平等国际经济规则的纠偏，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会依据实力的成长，增大对规则重塑的影响力，以寻求建立稍稍有利的竞争规则。规则重构要形成新的全球共识，需要发达国家表现更大的宽容心态，否则只能是拆分现有制度框架，或者另起炉灶分道扬镳，竞争规则的公平不会一步到位，仍需要经过一个各方长期博弈的过程。

三是公私企业并存发展。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1996年中国企业仅为4家，2019年升至129家，数量超过美国（121家），首次跃居世界第一。这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世界大国转型的标志”。中国企业的成长为世界侧目，这也是入世后中国企业经风雨见世面、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加快重组与创新显示活力的表现。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也在成长，这些企业不少是公营企业。西方国家总认为国营企业享受政府政策、资金、税收和采购等优惠便利，西方私营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外国公营企业的竞争，相对本国私营企业而言，这些外国企业享有不公平的优势”。因此，西方私营企业在与之竞争中呈现劣势。这种认知迄今不断强化，西方一些政府近年来更是不时出台政策，如以所谓国家安全考虑为由打压、限制竞争对手公营企业（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中国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不可能放弃公营企业，正如西方尽管有不少公营企业也不会放弃私营企业一样。西方公营企业包括电力、邮政、铁路、保险、石油等，美国联邦政府管理的美国邮政署甚至进入世界500强。只是美国公营企业固定资产规模远不及英国和法国等，无论公营还是私营，这些企业都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形态构成。各国需要正视现实，正常对待各类性质的外国企业。差别对待甚至歧视、打压就无法重构未来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等现代经济秩序，无助于提升各国企业的竞争与发展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后，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包括医疗卫生等关系基本民生的公营企业的发展在很多国家会受到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

三、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参与全球化既取决于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取决于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威胁使中国只能一边倒向前苏联阵营，参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同时尽最大努力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联系及通过香港的桥梁作用与个别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为应对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接触加快，中国与不少发达国家建交。与此相适应，中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开启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征程，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齐头并进。由此开始，中国正式进入到参与全球化的启动阶段。中国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带设立经济特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通过“三来一补”到参与地区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不断承接外部产业转移。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也是参与区域化、全球化逐步展开的过程。从时间节点上看，中国比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早地推行改革开放，为迎接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空前发展的重大机遇提前十多年预做了准备，积蓄了能量。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分割的市场获得统一。中国迅速地抓住有利的条件实行大范围、宽领域、深层次的开放，进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阶段。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规则适应与倒逼国内改革的要求，使兼并重组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中国企业迅速成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美国与西方国家引领全球化的意愿与能力退化，中国与主要新兴经济体成为倡导全球化的主角，中国国家实力亦同步成长，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了世界经济增长30%的贡献度，成为事实上驱动新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经济一度按下暂停键。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为-6.8%，这是近40年来中国季度经济首次负增长，也是下降幅度最大的一次，而且全年经济增长也会比预期有更大幅度的下调。中国实行严格的防控措施，统合全国一盘棋综合施策，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打赢了抗击疫情的总体战和阻击战，较快地走出疫情危机，为未来经济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少在短期内，疫情大流行会迟滞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与程度。本来，世界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国际政治博弈中消极甚至冲突色彩加重。而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外部需求大幅萎缩，贸易增长持续下降，全球生产链、物流链和价值链的重建与恢复可能需要比预料的时间更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到的影响十分突出。中国领导人指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中国正在为全面复工复产而努力，当务之急是要畅通国内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在地区层面，畅通循环的工作首先在周边得以重视，在全力加强防控合作、密切与区域内各国政策协调的同时，中国政府努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政府敦促区域内各方进一步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促进投资、相互开放市场，维持必要的人流物流，稳定产业供应链，争取年内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是世界工厂，也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并较快成长为世界投资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密不可分，与全球化利害攸关。率先走出疫情阶段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步伐，对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医疗物资援助与医护人员的支持，彰显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担当，为世界其他地方抗疫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与支持。中国因疫情面临的困难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对全球化因疫情遭遇的破坏心中有数，外部市场的萎缩，陆海通道梗阻等，“护链”“补链”与“建链”的任务十分艰巨，或者可能出现一些产业、产品的市场替代，需要在发展中寻求新的定位与创新产业。中国推动疫后全球化的努力当然难以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有序地推进。在畅通国内循环的同时，优先周边畅通区域循环，并逐步畅通全球循环。

四、全球化的命运

世界整体发展史观认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联系为人类所向往，是人类生活、生产与发展的基本轨迹。新冠疫情后，全球化会有所改变，但断称会永久性地改变也只是时下的一种猜测。人们可能因传染病的威胁一时退回到本区域、本国、所居城市或乡村寻求自保，但不可能永远处于孤立、闭绝的原始状态。在灾难面前，退回一隅可以寻求自保，但也可能因为外部救助的缺失而面临灭顶之危。如粮食危机一旦出现，缺乏外部的援助与支持就可能面临人道主义灾难。更何况气候变化等种种全球性巨型挑战，如海平面的升高可能造成一些国家或城市被淹没，人类生存与发展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对此更需要全球携手共同应对。

疫情过后一切会重回原样的判断肯定也有些武断，无论范围、方式与程度，有一些改变势所必然难以回避。但改变一切的只是形式，全球化发展亦会如此。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接触、互联网金融以及全球远程同步视频等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都会扩展并深化人类交往的范围、空间与方式，这将成为未来全球化更新的契机。

那些认为疫情大流行后全球化将处于四分五裂或多中心化、碎片化发展的判断亦为时尚早。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最新发表有关的封面主题文章认为，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和自给自足的时代在呼唤，但它不会变得更富有，也不会变得更加安全。文章认为，使供应链更具弹性的作法不是将其本土化，本土化会集中风险并丧失规模经济，而是应使其多样化。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将使解决全球问题更为困难。美国威胁退出世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联合国的主张，并未得到其盟友的支持。例如，世贸组织仲裁机制因未及时补足缺位法官而停摆后，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世贸组织成员2020年5 月初正式向世贸组织提交通知，将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机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机构(MPIA),以替代目前停止运转的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对华为、中兴的打压也并未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美国为维持其在5G领域的技术主导地位，近年来经常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在全球各地对华为围追堵截极尽打压，敦促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国在内的政府拒绝使用华为技术，但并未得到盟友的支持。美国《大西洋月刊》载文认为，美国在与中国的冷战中孤立无援，或失去盟友支持。这表明，即使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美国也不可能无视现实，在任何领域画地为牢，自损利益。

显然，即使在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多边主义不但没有销声匿迹，甚至还在一些方面加快发展。任何大国都难以再度单独主宰全球化。另一方面，即使在某些层面出现“多中心化”，任何一个“中心”的参与者也不会随便成为某个大国的跟班。《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作者艾利森在《外交》双月刊发文认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美国必须接受现实，世界存在多种势力范围，并非一切归属美国”，他呼吁 “美国需要与其他大国分享全球影响力”。技术日益发展，规则需要更新，这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一个多元的世界必然出现多元的声音与各方更为自主的政策取向，全球化需要在寻求更大认同公约数的基础上前行。

鉴于中国已然成长为全球第一消费大国，而且超大规模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潜在需求还将不断扩大，这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和驱动未来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仍在期望中国成为“拯救全球化的主角”。英国《金融时报》甚至载文呼吁“中国挺起来振兴全球需求”，其前提是“中国可以通过维持经常账户赤字来显示其领导力”。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网站刊载该所研究主管巴泰勒米·库尔蒙的文章认为，“中国如今是唯一可以拯救全球化的国家”，赋予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未来的全球化将不再是过去的一种简单重复，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大与范围的延伸，而是一种高质量发展的全球化，其内涵与程度均会进一步加深。这种发展与加强全球治理的呼声相一致。

对疫情大流行后的国际合作也不乏悲观论者。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沃尔特认为：“不会改变的是世界政治的根本冲突性质。先前的灾难（包括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并未结束大国之间的竞争，也未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但是，人类今天更应该汲取历史教训，在自然灾害面前，一时的畏惧可能出于本能，但退缩与排斥、恶意与互踩并不能自保，更遑论谋求人类的共同进步。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任何政治操控都将是一种毒药，任何分裂、排挤任何一方的图谋都会与所期望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这只会造成全球化的破碎发展和互损局面。

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下，中国政府采取严格防控措施率先走出危机，为全球疫情防控争取了时间，提供了信心。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尽力为疫情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持。2020年3月26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视频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呼吁：“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全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病疾病的斗争。”中国领导人指出：“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迄今，率先走出严格疫情防控的中国，加快了复工复产的步伐，积极畅通国内循环与优先促进区域循环，为全球抗击疫情和疫情后全球经济恢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倡导者和推动者。全球化使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获得了发展经济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当然，同样也难以完全回避承受着全球化之重或遭遇其暴露的弊端。面对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环境的损耗、产业承接的代价、对中国企业的歧视以及不平等的规则，中国参与全球化须扬利抑弊。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理念符合人类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国将继续倡导并推动全球化，努力推动高质量的全球化，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一个健康安全、公平互利、协和有序的全球化添加全新的动力，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傅梦孜，本文原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的特稿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