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短期内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难以改变,但在经贸环境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相继冲击之下,美欧、日韩等跨国企业纷纷考虑重新布局供应链的趋势,可能给我国经济长远发展造成影响甚至降低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对此,需要及早谋划,用足用好优势,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短期内拥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逐步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过程中,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参与者和贡献者,形成了其他国家难以复制和替代的优势。

1.拥有链条完整、配套完善的“集群优势”

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一批产品集中生产、专业化协作配套、产业链条成熟的产业集群。这一巨大优势使得我国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和地域优势,通过大规模的产业分工协作,形成庞大的供应能力,使大部分商品都可以实现在本地采购、本地生产。我国台湾地区经济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陆台资企业机械设备在内地采购比例达76.3%,原材料和中间品在内地采购比例达69.9%,分别比其他地区高出16.1%和23.5%[1]。世界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公司宣布关闭的机器人智能工厂,将生产重新转回我国工厂,在于我国拥有供应链完善的集群优势,能够使机器人智能工厂形成规模效应。

2.拥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效率优势”

由高度专业化分工、大规模生产协作支撑的庞大而完善的中国制造业体系,是全球最高效、最富有弹性的供应链之一。以世界电动车巨头特斯拉为例,其依托我国成熟高效的零部件供应链体系,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实现了上海工厂奠基到国产Model3车型投产。同时,依托高效而富有弹性的供应链体系,可以根据订单需求不断动态重组,在有需求的时候调整出新的产能,支撑阶段性的新需求。在此次抗疫中,我国供应链展现出强大的生产效率与弹性。为满足急剧增长的口罩需求,一些原本生产化工、电子、汽车和纺织等产品的企业通过调整生产,很快建立了口罩生产线,实现跨界生产,大幅增加了口罩生产和供应能力,缓解了口罩等防护物资短缺问题。此外,这种大规模协作形成的供应链弹性,也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旦供应链遭到破坏,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自主修复和恢复。

3.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质量优势”

尽管我国产业总体上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但很多“中国制造”产品早已成为国外一些生产商和消费者优先选择甚至无可替代的产品。如在美国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许多美国企业认为,他们根本找不到能和中国制造的质量和技术相媲美的替代品[2]。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在苹果公司的供应商中,我国公司进入名单的比例持续升高。2019年在苹果的200大核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的供应商占到40家,比2018年增加6家。在新入围核心供应商的25家企业中,有9家来自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地区,新入围数量位列第一。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在一些领域已形成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质量和技术优势。

长期看面临严峻挑战

我国作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短期内仍将是全球供应链的中枢。但从长期看,全球供应链受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呈现链条缩短、生产本地化和布局分散化等重构趋势,加之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了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步伐,这将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带来巨大冲击。目前,国内外多个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受国际形势和疫情影响,外国跨国公司正在试图调整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和布局分散化。

1.新一轮科技革命助推分散化制造模式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人工智能、3D打印、新材料等先进技术和材料的深度应用,将对全球供应链分工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使得制造业研发设计、产品生产和销售管理等全链条网络化,生产布局更加分散化、工厂规模更加小型化,交付周期大幅缩短,进而使供应链变得更短。另一方面,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智能材料与3D打印结合形成的新技术,推动制造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大规模定制生产方式,原料采购、产品加工和市场销售都将实现本地化,导致企业的供应链体系发生巨大变化。这种由数字化智能技术推动的“分散化制造”模式,将持续冲击现行“集中化制造”的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使跨国公司业务分散战略更可能实现。这可能推动在华跨国公司从中国向外转移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多元化。

2.国际经贸环境复杂严峻加速跨国企业外迁步伐

从历史看,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由成本较高的国家向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是客观规律。受这一规律影响,近年来我国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呈现出向低成本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转移的趋势。如一些纺织服装企业、电子组装企业转移到了越南印度等国家。国际经贸环境的复杂严峻加剧了这一趋势。中国美国商会(AmChamChina)针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计划,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一些在华跨国企业出于规避关税、降低成本和分散风险等考虑,纷纷将与美国相关的部分业务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势必对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造成巨大冲击。

3.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全球供应链调整趋势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疫情爆发后,国内供应链受到影响,并影响到国际市场。如在汽车行业,受我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产能不足影响,现代、丰田、日产和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多家大型汽车企业的部分生产线均被迫暂时停产。多个机构调查显示,疫情已成为跨国公司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的因素之一。尽管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可能延迟部分跨国企业从我国向外转移供应链的计划,但若疫情持续升级,将会引发全球性隔离停产以及贸易管制措施,会暂时阻断全球供应链,进而造成我国供应链第二轮甚至第三轮中断。从长期看,跨国企业通过分散生产降低成本和风险、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的趋势不可避免,如果跨国企业供应链转出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可能削弱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地位。

巩固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离不开全球供应链。我国在坚定发展自信的同时,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危机意识,着眼于全球供应链重构可能带来的持久风险,以全新的理念、开放的视野、整体的规划,加强顶层设计,用足用好优势,多措并举,进一步巩固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1.牢牢抓住“三个关键”,增强供应链控制力

按照供应链理论,核心企业、关键环节和关键技术是供应链的核心。要保持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必须着眼于关键企业的培育、关键环节的把控和关键技术的研发。

一是培育壮大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对整个供应链拥有强大的掌控力。当前,为降低供应链风险,跨国企业实施供应链多元化战略,避免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但事实上,在某些领域跨国企业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如即便是生产全球最顶尖光刻机的荷兰ASML,其镜头也必须依赖德国的光电企业蔡司,因为全球独此一家。因此,我国必须要把培育供应链中的关键企业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技术研发,培育一批比较狭窄领域的隐形冠军和世界寡头垄断企业,形成独一无二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其在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要充分发挥大型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势和场景赋能优势,鼓励大企业加强与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战略合作,扶持和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提升整个供应链的竞争力。二是识别、把控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特别是零部件、原材料等领域可以因技术优势形成对供应链较强的控制力。如日本家电、手机等企业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等领域依然保持强大优势。同样,尽管近年来一些低端服装制造环节已从我国转移到部分东南亚国家,但因技术和成本优势,纺织服装生产所需要的一些上游面料仍控制在我国手中。因此,要加快实施产业链关键环节提升扶持计划,组织行业协会或专业机构,识别我国重点产业中具有优势的关键环节,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提高产业链中关键环节的技术水平,增强供应链不可替代性。三是突破受制于人的关键技术和产品。针对我国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瓶颈,加强高科技领域研发投入,加大对高端芯片、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和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控制力,力争打破技术封锁,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的核心地位。

2.推动供应链数字化发展,打造竞争新优势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过程中,我国通过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保持领先地位。要发挥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优势,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向智能制造转变,通过重塑客户体验、按需批量生产定制产品并共享数据,快速响应需求,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进而巩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同时,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供应链中应用程度不断加深,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的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供应链协同平台,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新兴的主导力量。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平台型企业对全球供应链的整合作用,鼓励平台型企业增强全球化运作能力,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与各相关主体建立紧密联系的生态体系,提升对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掌控力。

3.精准施策稳定外资投资,厚植供应链根基

目前,我国已在一些全球领先的行业或者领域形成产业群,并成为吸引海外企业投资中国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要充分利用产业集群优势和国内市场优势,进一步吸引跨国企业到我国布局。一是充分发挥现有企业集聚优势,通过建链、补链、强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纵向合作和相关产业链之间企业的横向互动,增强产业集群粘性。如特斯拉在上海投资设厂,不仅直接带动了电动汽车行业加快发展,也增强了我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供应链的优势地位。二是顺应生产本地化趋势,推动国内企业和高校、行业协会等与在华外资企业构建多向、多边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在华外资企业本地化发展。三是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鼓励外资企业积极拓展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营销和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完善外资企业在华产业链体系,形成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系统完整布局。四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强外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授权、转让和使用的规则和机制公开、透明,营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

4.推动企业优化全球布局,增强供应链韧性

纺织服装、电子等产业部分产能的跨国转移是全球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顺应这一趋势,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布局供应链不同环节,高效配置全球资源[3],优化“中国本土+海外重点区域”的供应链布局,保持和提升优势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一方面,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加大对领先企业境外投资的支持,鼓励企业在重点区域和重点国家投资建厂,形成纺织服装、钢铁、石化和建材等优势产业的新增产能集聚,分散因某一地区突发事件引发的供应链中断导致的订单转移风险。如在此次疫情期间,联想利用其在其他国家的制造工厂,保证了供应链正常运行。同时,鼓励企业将研发和新产品生产等核心部分留在国内“母工厂”,加强基础研发投入,对海外生产基地提供技术支援、生产关键部件、高附加价值产品和试制新产品,保持技术优势地位。另一方面,鼓励企业通过并购和股权资本合作等方式,获取境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和销售渠道等优质资源,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提升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路红艳 林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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