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丝路北京9月8日电（记者丁雅雯、董道勇、张超）在今年疫情重创全球经济，贸易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物流、人员流动一度“停摆”的情况下，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走”出了一道漂亮的曲线。数据显示，我国服务贸易单月出口增幅已“由负转正”，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出席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业内大咖”表示，我国服务贸易已进入提速发展阶段。服务贸易作为贸易的新业态，对监管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做大”服务贸易“蛋糕”，我国应加快推进改革和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

我国服务贸易“提速”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说，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巨大。2019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3.9%，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部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随着我国开放力度的加大，制度性改革不断突破，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进，人才资本优势的显现，我国服务贸易将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樊世杰表示，2012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年均增速7.8%，高于全球增速3.7个百分点。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以计算机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27.3%提升至2019年的34.7%，今年上半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总额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7%，比去年同期提升了9.6个百分点。

在制度型改革方面，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了金融业对外资的全部股比限制。2020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落实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的限制。

“我国持续探索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优化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宏观环境，有利的推动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说。

提速发展还需制度改革“加码”

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制度改革，但依然存在“开放不足”“限制过多”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对外开放不足，对内管制过度”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原因。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加速开放，在一些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也存在着“大门开小门不开”“准入不准营”等问题。这反映出来对服务业的规矩的改革相对的滞后，也因此限制了服务业开放的进程和效果。

他指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要处理好开放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做好风险防控是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应该是有机统一，协调推进。以封闭和保护来发展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应以开放促进服务业竞争力的增强，以竞争力的增强来提升我们防范风险的能力。”隆国强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为，与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和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要求相比，现阶段中国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和发展环境存在一些短版和差距。主要表现在利用法制化方式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的措施相对较少，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等。

“即使有了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没有数据的自由流动，服务贸易也不会得到爆发式的增长。因此，加大改革的力度，为我国家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数字化转型创造条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说。

“改革开放”+“参与规则制定”推动服务贸易高水平发展

业内专家指出，我国一方面，应更大力度的推进改革开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张军扩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服务贸易便利化将重点推动四方面的改革：第一，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力度。第二，完善外资准入前和后的国民待遇制度。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全面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第三，强化服务业高水平开放的法治保障。更多运用法制化方式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和服务贸易便利化，加快全面清理修改外商投资法不符合的法律法规文件。第四，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世界银行集团亚太区高级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指出，中国可以在区域和全球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服务业自由化。比如，中国可以扩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双边协定所涵盖的服务部门的范围。

王炳南表示，将推进自贸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开放平台的建设，加快推进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制度创新的举措，在北京等地，全面的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加快建设数字文化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基地，深入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持续的推进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创造更加公平开放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在国际合作方面，王炳南表示，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与各成员一起探讨服务领域的新议题、新规则，共同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