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家报》网站10月25日发表德国哲学家韩炳哲题为《为何亚洲的疫情治理优于欧洲？秘密在于公民精神》的文章称，首先不得不说的是，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相反，欧洲和美国目前正被第二波疫情压得喘不过气。亚洲几乎没有再暴发疫情，目前的感染数字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恰恰是这些国家表明，即使没有疫苗，我们也能成功应对疫情。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在惊诧且不解地看到欧洲民众任由病毒摆布，以及欧洲各国政府无力抗击疫情。

既然两者在感染指标方面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那么不禁要问，亚洲做了什么欧洲没做的事情？

在韩国，对接触者进行严密数字追踪的权限掌握在警方而不是卫生部门手上。追踪行为借助犯罪学特有的技术手段，以及追踪应用程序。在无法全面追踪的情况下，还会对信用卡支付和无数公共监控摄像头拍摄的图像进行分析。

那么，亚洲成功遏制疫情是否如许多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要归功于严格执行、依靠数字监控的卫生制度？

显然不是。我们知道，新冠病毒通过密切接触传播，而任何感染者自己就能列举密切接触者，无需借助数字监控。同时，我们知道，要发生链式感染，谁曾在何时何地短暂停留，谁又去了哪条街并不重要。但那又如何解释无论亚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如何，这些国家的感染指标都维持在如此之低的水平呢？中国和日本或韩国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与我们欧洲国家有何不同？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山中伸弥谈到一个难以解释的“X因素”。

在1962年德国汉堡发生特大水灾期间，时任汉堡市市政委员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曾说：“在危机中才能显露品性。”看来，欧洲在危机面前并未表现出品性。西方自由主义在疫情中更多表现出的是软弱。自由主义甚至似乎在推动公民精神的丧失。正是这种现状让我们体会到公民精神有多么重要。

青少年群体在疫情吃紧时大肆举行非法聚会，向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吐痰和咳嗽，以及人们不再信任政府，这些都是公民精神丧失的体现。矛盾的是，自愿遵守严格卫生规定的亚洲民众却拥有更大的自由。

疫情的悖论是，如果你自愿对自己施加限制，你最终会获得更大的自由。例如，那些以损害自由为由拒绝佩戴口罩的人最终反而不那么自由。

亚洲国家受自由主义的影响不深。因此，他们对个体差异不甚理解和容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看重社会责任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就一定会导致庸俗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病毒所左右。

新西兰是自由主义国家，并且两度战胜疫情。新西兰人的成功还归功于公民精神的鼓舞。相比之下，美国的灾难可以解释为特朗普在其纯粹的私欲和权欲的驱使下，瓦解了公民精神，使美国陷入分裂。他的政策让人完全感觉不到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自由主义和公民精神并非势不两立。相反，公民精神和责任感是迈入自由社会的重要前提。越是自由的社会，越是需要公民精神。疫情告诉我们什么是团结。自由社会需要一个强大的“我们”，否则就会瓦解成一个自私者的集合体，病毒也就能如鱼得水。如果我们也想在西方讨论一种医学无法解释、阻碍病毒传播的“X因素”，那就只能是公民精神、共同行动和对他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