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12月13日发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题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国内外挑战》的文章称，40年来，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率，但这种众所周知的高增长正在走向终结，其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全球因素。在分析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前景时，有三个挑战尤其引人注目：从劳动力过剩社会转变为劳动力稀缺社会，主要增长动力从投资转向创新，以及中国的全球地位从正在崛起的大国变为真正的大国。

迅速老龄化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内挑战。到2049年，中国的65岁以上人口将从今天的2亿增加到4亿，而总人口将略有下降。在这一群体中，增长最快的将是85岁及以上的人口：从现在的不到5000万增加到2049年的超过1.5亿。中国的城乡差别令养老挑战更加复杂。

应对老龄化问题首先是一个生活质量问题，但同时也有经济影响。中国的劳动力将减少，但减少的幅度及其影响仍有待观察。随着劳动力减少，5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将急剧增加。保证这一群体和65-85岁相对年轻的老年人的健康和活力，是中国延缓劳动力大幅减少的最大希望。改善农村教育也至关重要，因为未来大约一半的劳动力将在农村上学。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足将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解决的第二个国内问题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创新能力不足。随着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依靠创新和生产率增长。

随着投资回报下降，成功的国家自然会更多地依赖创新作为增长动力。中国为创新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研发，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技术劳动力队伍。但就优秀企业、高价值专利和生产率增长而言，产出却没有那么可观。

中国应当关注创新基础：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资本、大学、自由贸易和对研发的全面补贴，而不是针对特定技术的补贴。强大的创新基础加上雄心勃勃的减排和环保目标，将帮助中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技术领导者。

中国实现其社会经济目标的能力，还有赖于国际环境和经济秩序。中国受益于全球化，但全球秩序的某些方面已经过时，需要改革。

世界贸易组织不具备解决知识产权保护、投资限制、跨境数据流动和补贴等现代贸易问题的能力。世界主要经济体无法就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达成一致，因为美国不想增加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决策权重，尽管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和西方出资者通过各自不同的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这些项目之间相互竞争。

要想使世界经济顺利运转，就必须加强这些提供重要全球公共物品的经济机构。这需要中国和美国，乃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作出实际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