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12月24日发表题为《五股强大力量将对疫情后世界产生影响》的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走向未来的进程。有五股本来就在发挥作用的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间得到进一步加强，它们将在今后五年甚至更远的未来继续对世界产生影响。

首先是技术。计算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将继续重塑人们的生活和经济。如今，宽带通信连同Zoom及类似的视频会议软件使大批人员居家办公成为可能。

到2025年，这种办公场所从办公室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趋势很可能会部分、甚至大部分发生逆转，但不会完全逆转，人们将能够(并被允许)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办公。不可避免的是，这不仅将包括身居母国的工作者，还将包括身在国外、通常工资较低的工作者。其结果很可能是所谓的“虚拟移民”出现爆炸式增长。

第二是不平等。许多薪水较高的办公室职员能够居家办公，其他大多数人则不能。在西方国家，许多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都属于少数族群。与此同时，许多本来就有权势的成功人士变得更加成功。

到2025年，疫情期间加剧的不平等程度很可能不会降低。使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各种力量太过强大。人们最多能期待出现些许改善。这反过来意味着，近些年兴起的民粹主义政治将继续在2025年塑造政治格局。

第三是债务。过去40年，几乎所有地方的债务总额都在增长。每当危机中断私营部门的借贷能力时，各国政府就会出来填补空缺。这种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过，在新冠疫情期间再次出现。

新冠疫情显著增加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借贷。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总债务与全球产出之比已从2019年底本就很高的321%，跃升至2020年6月底的362%。如此巨大且突然的跃升此前从未在和平时期出现过。

第四是去全球化。一个合乎情理的推断是，未来国际交流将不会消亡，但它很可能变得更加区域化和虚拟化。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贸易增速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超过全球产出增速，而是与全球产出增速大体保持一致。贸易放缓的原因包括机会枯竭、全球贸易自由化缺位以及保护主义抬头。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趋势。

新冠危机还强化了区域主义，尤其是在亚洲。近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东盟十国及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最后是政治紧张。自由民主的可信度下降，同时民粹主义在西方核心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崛起。虽然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胜选代表着民粹主义遭受挫败，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获得的大量选票表明民粹主义并未消失。然而，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动向或许是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这种对峙正在迫使各国选边站。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一分化。

那么，2025年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幸运的话，各经济体将在很大程度上从疫情中复苏。但大多数人会比原本没有疫情时更穷。维持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维护和平向来都不是容易的事，而在一个民粹主义和大国冲突的时代，实现这些目标将更加困难。世界正处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新冠疫情突出了这种动荡，但疫情并非始作俑者。特朗普败选给了世界喘息的空间，但挑战依然巨大。到2025年，许多挑战将依旧存在，而且很可能更难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