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报称中国在中西制度比较中胜出

来源: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责任编辑:秦川 2021-01-15 16:37:11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月13日发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社会学教授于尔根·格哈茨等题为《中国在制度比较中胜出》的文章称,应对新冠危机显示了技术官僚专制的优势吗?中国的成功对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假设提出质疑。

长期以来,社会学家们一直认为,由个人自决、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福利国家等要素组成的自由社会模式是实现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理想之路。在苏联解体后,西方的胜利前进似乎势不可挡。

中国既不同又非常成功

然而,结果却不一样。正如美国、波兰匈牙利的专制发展所显示的那样,现有的自由民主国家已被证明更加不稳定、更危险。事实证明,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等现有的政体非常成功。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领域缩小了与西方社会的差距。这是指繁荣的发展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和新技术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教育部门的发展以及具有全球吸引力的城市中心的发展。

今天,分析的重点不再是西方民主模式的传播,而是自由主义社会模式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者,尤其是中国。今天,中国已跃升为制度竞争的主要参与者,因此,就连欧盟也重新激活了制度竞争的概念。

中国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即使没有西方民主,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可以实现社会公民所珍视的中心目标。

中国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制度,与早期民主秩序的制度性挑战者不同,二者是同时存在的:既不同又非常成功。近年来,中国最突出地表现出与任何自由秩序不同的作用。同时,该制度非常成功。谁在30年内使几亿人摆脱绝对贫困,它就能够标榜自己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功。

中国的制度不同于国家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机器,后两者将社会推向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中国是一个着眼于公认的共同利益导向和承诺让人们获得成功的技术官僚国家。新加坡越南也有类似的政体。

乍一看,中国显然是今年中心议题的赢家。正如美国、欧洲和中国等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之间相互比较令人印象深刻地表明,中国应对新冠大流行以及新冠危机后果的措施被证明特别有效。

欧美三心二意损失巨大

一方面这是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大流行并且控制死亡人数的问题。2020年底,在将近3.3亿人口的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接近35万;5.13亿人口的欧盟死亡人数约43万。那中国呢?总人口将近14亿,约5000人死亡。差距是巨大的,即便对中国的数字不能完全信任,这一结果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不是十分有利。

因为与中国不同,美国和欧洲的大流行此时此刻未得到任何遏制,因此2021年形势将再次出现不利于西方社会的恶化。

但是,在新冠危机期间,中国不仅在卫生政策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应对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总结也说明了一切。正是由于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设法遏制了这一大流行,尽管在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相对短暂的停顿之后就可以恢复经济和社会生活,而西方社会却因三心二意而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损失。

自去年夏天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在上升,因此专家们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有约2%的增长。相比之下,预计欧元区国家的经济2020年将萎缩约8%,美国的经济将萎缩约3.8%。在这些脆弱的数字后面隐藏着重大的社会动荡,例如贫困、债务、失业和社会不平等加剧。为了弥补经济下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这将限制未来政治的回旋余地,债留子孙并束缚他们的手脚。

社会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必须通过如何克服危机来衡量其优劣。着眼这次大流行,西方2020年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并不理想。在应对大流行及其社会后果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中国成为2020年制度竞争的合法胜利者。

西方采取错误数字战略

但这样下结论是草率的,并且忽略了必要的区别。首先,有一些证据表明,失灵的并非自由民主国家,而是自由民主国家群体中诸如美国和巴西等由专制-民粹主义政府领导的国家。引导成功战胜疫情的政策与自由民主制度并不相悖。

其次,收集有关公民行动轨迹及其接触者的信息是绕不开的。这至少会暂时侵犯个人隐私。

如同所有遇到政治目标冲突的情况一样,这里需要公开讨论如何平衡以下三个中心目标:“避免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避免造成严重经济和社会损失的封锁”和“保护信息隐私”。事实上,这样的讨论并未进行。相反,相对于国家干预,隐私很早就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但亚洲民主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追踪个人行动轨迹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三,在识别感染者后尽快对其进行隔离非常重要。“现在最好待在家里”这种几乎没有约束力的呼吁不足以防止病毒传播。

尤其是上述疏漏表明,在西方国家内部数字化进程中对危险的评估存在特有的偏颇。数据滥用无疑是一个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西欧和北美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基本上禁止国家干涉数字隐私,但同时又对私营数字巨头殖民化个人数据袖手旁观。这是一条歧途。我们既需要严格监管企业,同时也要允许国家在追求健康或打击犯罪等公共利益目标时采取行动。

当然,国家也要依法办事并受到严格监督。每花一分钱建设国家数字能力,也必须对权力滥用的监督投入一分钱。这才符合自由的权力制衡逻辑。

因此,西方抗击疫情失败不一定源于自由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而是因为政策失误和对数据数字化危险的片面认识。当然,这不会改变结果。中国政府非常乐于将其危机管理的成功归结于自身政权的制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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