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月28日发表俄罗斯政论家伊戈尔·卡劳洛夫题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将对俄有益》的文章称，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东西。自2021年年初起，它已不再是试点实践，而成为法律的一部分：中国民法典有专门条款是关于诚信的。

社会信用的本质是对每位公民进行的综合评价。这类似于各种宗教学说中的因果报应：做了好事加分，行为不当减分。高分者将能得到奖赏，低分者则会遇到麻烦——如在入住酒店或申请贷款时可能被拒。

社会信用体系主要倡导健康的行为方式。我们希望怎样引导自己的孩子，它大致也是这样引导公民。不抽烟、不喝酒、不沉迷电子游戏、锻炼身体、过马路走斑马线、为公益捐款——做到这些，你就会幸福。

这一创新为中国赢得重要的国际地位。如今，中国出现了一种可以和实物商品一道输出的社会文明技术。不排除近期就会有其他国家也想“过上中国式生活”。改造社会信用体系，使其适用于中国境外很简单——只需拿掉政治部分，或结合当地特色，将其换成本国政治部分即可。

俄罗斯的“美好新世界”模式多半会从中国借鉴。

首先，如前所述，社会信用体系实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项目，其基础是关于惩恶扬善的朴素易懂的道理。

其次，中国把该体系视为社会主义治理因素，旨在对市场机制进行补充和纠偏。而出于历史原因，俄罗斯对此并不陌生，且“向左转”的诉求现在也十分强烈。

对第三个论据，许多自由派也会表示同意：我国民众有点野，因而需要监护人。而实际上，温和持续地对公民施加影响，效果要好于定期打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