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31日发表美国密歇根大学荣休教授马丁·鲍尔斯题为《拜登在美国争取团结的计划能帮助修补对华关系吗？》的文章称，

美中关系在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最后几个月里迅速恶化，这几乎不是什么新闻。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类似“我们对他们”的姿态，成功地按种族划分了美国选民。种族主义促使了美国选民严重分化的局面，但我们不应忘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一样充满种族色彩——因此，如今撕裂美国的仇外心理也给美中在全球挑战上的合作带来障碍。

中美价值观有共同点

拜登希望缓和被特朗普放大的分歧，因此他的就职演说聚焦团结。他的司法部长人选梅里克·加兰很好地概括了他的想法：“法治的本质是同案同判。不能对民主党人是一个规则，对共和党人是另一个规则；对朋友是一个规则，对敌人是另一个规则；对有权有势者是一个规则，对无权无势者是另一个规则。”

换言之，让国家团结起来意味着平等，对同类案件同等对待。这要求事实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团结所必需的共同标准。

抛开流行的谬论不谈，我们发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对这些理想都并不陌生。早在9世纪，政治家白居易就撰写了一份关于法律的政策文件《策林》。这份文件指出：“如果法律对穷人严、对富人宽，那么法律就不是平等的。如果法律施用于远离权力的人，而不施用于接近权力的人，那么法律就不是平等的……你认为如果不平等运用（法律），能说是成功运用法律吗？”(原文为：急於贱，宽於贵，则不一也；行於疏，废於亲，则不一也……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行者乎？)

加兰所说的道理与白居易几无二致。但那是帝制时期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怎么样呢？让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拜登的就职演说：“(我们必须)互相尊重。政治不必像一场熊熊大火，摧毁它所经过的一切。每一个分歧不一定成为全面战争的起因。”

这与北京的口号观点相近。北京的口号说，磋商和谈判胜过强迫让人接受协议。这个口号可以追溯到孔子。他认为，理性者磋商和谈判，而歹人试图让所有人服从他们自己的意愿。

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平等和民众幸福是政府的唯一合法目标。拜登的演讲采纳了这个理想：“我们可以让人们从事好工作。我们可以在安全的学校里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战胜这种致命病毒。我们可以让工作得到回报，重建中产阶级，让人人享有医疗服务。”

这份清单与两千多年前一篇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所列出的清单如出一辙——北京近年来将其列入政策。这篇著作说，成功的政府必须制定顺应“民心”的政策。中国政府挑出的一些句子包括：“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中国领导人列举在促进国家繁荣、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或保护民众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方面取得的成功时，喜欢引用那篇文章。就此而言，拜登的政策目标与中国是一致的。在政策目标方面，很难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任何鲜明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实现政策的手段肯定有所不同。

美应摈弃对东方成见

将这些相似之处归结为纯属偶然是错误的。任何对民众负责的现代政府都有可能采取相似的一套理念，但亲密关系更胜一筹。大体上，拜登的政治理想听起来像是杰斐逊主义的政治理想。杰斐逊图书馆有一本书，里面有对孟子著作的翻译，以及数十份中国法律和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所主张的理想与北京所推崇的那篇著作所包含的理想是相同的。

没人设想承认与中国的共同事业会消除对抗，更不用说消除真正的意见分歧，但如果谈判建立在共同尊重事实和平等的基础上，那么改善的前景可能会更好。

有些人承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它的政策更加符合国际标准，但差距依然存在。如果中国希望在加入全球经济共同体方面获得完全平等的对待，它就需要采用一套共同的标准。

美国方面，尊重平等意味着摒弃把排外成见作为外交工具的做法。

共同事业的基础存在于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当代意义。与拜登总统的就职演讲相呼应，中美双方“停止叫嚷、降低热度”是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