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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文章西方为何如此难以理解中国

来源:参考消息、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责任编辑:秦川 2021-03-04 10:57:20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2月24日发表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沈联涛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题为《如何与中国合作》的文章称,中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国家,即便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但令中国神秘莫测的众多因素,比如历史悠久、土地辽阔多样、人口民族众多、政治复杂以及经济庞大而充满活力,也使了解这个国家变得重要。不管是好是坏,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所有人。

中西存在历史差异

西方观察家往往绞尽脑汁解读中国。正如荷兰汉学家顾朴所说:“西方汉学存在一些根本性的认知错误。‘中国问题专家’要么假装知道与中国有关的一切知识,因此他们不能受到重视,要么——最终——承认自己在中国问题上不是科学全才,因此他们不能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

西方人如此难以理解中国,原因显而易见。首先,作为一种大陆农业文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拥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统一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

这与历史上在西方出现的地理分裂和政治竞争截然不同。西方是现代民族国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这种历史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实现某些目标比西方高效得多,比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但实现其他目标却慢得多,比如建设民主。

中国挑战传统的西方框架,采取的是长期、务实和连贯的决策方法。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决策者进行了复杂的系统思维。他们知道,系统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了能够进行持续的改革和适应性决策(这对复杂系统的稳定、运转和发展至关重要),灵活的关系原则往往要有用得多。技术有助于这一调整过程,帮助解决协调与沟通问题。例如,微信应用程序将复杂的网络和组织连接起来,从而促进了大型复杂项目的准时交付。

中国决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集体生存甚于个人利益。

表面上看,采用包含“我-我”和“我们-我们”等思维方式的二乘二矩阵,可以把中国的做法与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我-我”思维方式的代表,尤其是在前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比,集体利益居于次要地位。

但是,如果说拜登政府的新冠肺炎抗疫战略有任何暗示意义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推动美国采取“我-我们”策略——仍然强调个人权利,但着眼于集体利益(尽管它无疑将面临坚决抵制)。欧洲社会民主国家是“我-我们”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

就亚洲国家而言,它们大多属于“我们-我”一类,把集体放在首位,但仍然强调个人权利。

然而,中国对集体利益的重视程度之高,足以令这个国家被归为“我们-我们”一类。尽管如此,在中国对个人权利的要求正在日益高涨。

“极端竞争”不利中美

显然,国际融合的加深使得外部力量能够影响中国的思维,正如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样。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动态反馈回路往往被视为零和游戏。各国不仅死守常规的方法和视角,而且试图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人。

作为美中两国之间“极端竞争”的一部分,拜登计划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联盟来遏制中国,这正是他准备做的事情。这会让所有人的处境都变得更糟。毕竟,正如新冠肺炎疫情所凸显的,全球合作对于应对包括恐怖主义、移民、不平等和气候变化在内的跨国挑战至关重要。如果国家之间挑起争斗,这些挑战只会越来越大。

眼下,中国正在处理自己的问题,比如实施“双循环”战略。该战略旨在通过增加对“内循环”的依赖,来提升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弹性。但这一战略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相反,中国欢迎在应对共同挑战方面展开更多合作,只要这不意味着在其根本信仰或制度上的妥协。

当西方准备与中国合作时,制定新的全球社会契约将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这意味着改革多边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通过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这一进程可以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叙事。每个国家都可以确定自己在全球集体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中国会尽自己的职责保护全球共同利益,而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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