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在于现代化营商环境的打造，附以农村信用社体系的与时俱进。从“十四五”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体系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尽快试水，尝试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而是成立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越来越多的县域经济已经意识到金融生态的重要性，乡镇一级的金融服务在“十四五”时期备受期待。

乡村振兴要补金融短板、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痛点在于缺少有活力、紧贴农户的农村金融服务。2019年底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研究报告》显示，我国31.39%的样本农户存在正规信贷需求，仅有18.38%的农户获得足额信贷。目前中国信用社、农商行的存贷比大概在60%至80%，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农村信用社总存款规模5万亿元左右计算，这些最应深耕“三农”的金融机构每年却从县域经济“抽血”至少1万亿到2万亿元；如果再考虑22万亿天量的农村商业银行存款规模，这种“抽血”效应就更值得深思了。

县域金融机构本应帮助本地农业项目四处募资、促进农业产业现代化，但是由于业绩压力作祟，现实中农商行和农信社办得越来越像农民的理财机构，为了赚“佣金”而用农民储蓄去其他银行买机构间理财产品，最终是农村资金反哺城市。

更棘手的是，涉农县域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小、利润率低、工作条件艰苦，难以吸引到优秀的金融人才，无法形成有效的县域金融法人机构的公司治理。央行公布的2020年四季度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农合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风险最高。换言之，大多数涉农金融机构兢兢业业服务“三农”，本应成为县域经济乡村振兴的正面力量，而在实践中却成金融体系的基层金融负面因素。

为了改制化险、高质量发展，各省都在将涉农中小银行重组提速，并力推农商银行上市。东南沿海的农信社改制进展较快，以江苏为例，62家法人单位全部改制农商银行，且江阴、无锡、常熟、吴江、张家港、紫金6家农商银行登陆A股市场。然而，这种改制虽然显著提升了农村信用社的治理水平，但是上市公司必然更加注重业绩、强调控制贷款风险，所以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将更加“忌讳”涉农项目风险。尤其是中西部广大地区，农商行上市更会加剧“农字头”金融机构短期内的“理财”倾向，减少对本地“三农”的支持。现代农业项目本身是重资产、重资本、长周期的，没有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乡村振兴就缺乏产业“硬核”。乡村振兴需要的不仅是涉农金融机构本身的证券化，而且是更多的农业资产证券化。

农业资产证券化意味着A股市场有更多的农业类上市公司，也意味着现有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资产收购，这必然要从根本上重铸中国乡村的信用体系，需要各级政府主动作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优质农产品的销售行情必然水涨船高，设施农业、有机农业、特色农业被越来越多的“城里”资金看好。但是，我国农村普遍在社会治理上依然缺乏公司化、法治化、清晰化的产权资产结构，源于城市的投资往往在农业投资过程中涉及很多非经营性风险，这就需要县乡两级政府积极而长期的努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的乡村投资环境。

可见，乡村振兴的一大关键，在于现代化营商环境的打造，附以农村信用社体系的与时俱进。目前，A股的涉农上市公司很多，对乡村振兴跃跃欲试的资金更多，农业投资“不差钱”，这对于处在改革关键期的农村信用社无疑是有利的。以笔者近期在宁波市的调研体会，从“十四五”金融供给侧改革角度看，农信社改制可以在法治和信用体系相对更成熟的东南沿海尽快试水，尝试打破目前省联社全面、直接管理全省所有县级农信社的模式，而是成立省、县至少二级法人结构模式，借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和运营机制，目的是平衡金融风险控制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202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