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时报》网站5月12日发表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教授、柏林罗伯特·博施研究所研究员布拉马·切拉尼题为《西方媒体骇人的东方主义》的文章称，在报道任何大规模悲剧时，新闻界的一项基本规则是顾及受害者和悲痛者的感受。兼为国际媒体的西方媒体通常在国内遵守这一规则，但在报道非西方社会的灾难时却置之不理。 

对印度灾难性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就是一个适例。西方媒体中充斥着尸体的照片和在某个西方国家发生类似灾难后通常不会展示的其他画面。仅欧洲和美国就占全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的大约一半，但西方媒体并未展示这些地方的可怕场景。 

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疫情最严重时，电视摄制组闯入急诊室去报道医生和护士是多么不堪重负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媒体却向世人播放了印度医院内的此种场景，毫不关心这种侵入行为会如何影响生死攸关的决定。电视记者蜂拥进入失去至爱亲人的印度家庭，把他们的私人悲伤变成供西方人消费的公开场景。 

同样是这些媒体，在报道本国的悲伤场面时，却要谨慎得多。例如，在报道为埋葬纽约市疫情初期激增的新冠肺炎死者而挖掘万人坑时，使用的是雾气弥漫、种着一排排树木的旷野这种经过净化的图片。相比之下，印度在大流行中的经历将以柴堆焚尸这种令人不安的形象为世人铭记——西方媒体在世界各地播出了这些画面。在这种报道中，完全被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展示燃烧着的柴堆这种可怕画面是对这种在印度非常私密的事情的一次荒唐且极其无礼的入侵。 

这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在报道国外灾难时不顾及他人感受。在报道2011年福岛灾难时，与更耸人听闻的辐射泄漏相比，受害者被视为次要问题。西方的报道也充斥着文化和种族刻板形象：留下来处理事故核反应堆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核武士”、“活人献祭”和“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核忍者”。 

西方媒体对非洲采取类似态度，将非洲描绘成一个野蛮人成群、灾难无休止发生以及极少有人快乐微笑的大陆。2014至2016年席卷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最终导致11325人死亡，即两年间的死亡人数与仅3个月前美国两天最高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大致相当。 

尽管如此，西方媒体对埃博拉疫情的报道都是关于裹尸袋、传统哀悼方式和西非葬礼的。2015年普利策专题摄影奖授予一名为《纽约时报》跟踪报道收尸人并记录下西非人的苦难、死亡和绝望的自由摄影记者。 

诚然，西方媒体不应被视为铁板一块——事实上，是英美媒体占主导地位。西方媒体也不反对对国内的坏消息进行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总体模式是明确的：西方媒体对其他地方的悲剧的报道往往宣扬文化刻板形象并侵犯隐私和尊严，而这些行为在它们国内是不被接受的。 

这种双重标准具有重要影响。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媒体如何呈现新闻影响着世人的认知。正如埃博拉疫情所显示的，耸人听闻的画面和故事让我们以为，发生了一场比实际情况更严重或更广泛的可怕悲剧。在冠状病毒迅速变异并产生危险的新毒株之际，我们迫切需要关于这些问题的更负责任、更顾及他人感受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