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包括中企在内跨国企业的影响逐渐中长期化。这一年多来，海外中企应对疫情影响的有效做法，正对鼓励跨国公司优化并扩大跨区域分工的传统理论提出“挑战”。这种“挑战”虽然目前还力度有限，但其影响值得深思。

具体来说，西藏某“走出去”企业反馈，出于应对疫情考虑，该公司拟加强对国外本地员工的培训教育，希望在跨境人员流动困难的情况下让当地员工发挥更大作用。无独有偶，不局限于员工本地化，西电集团的思考似乎更深一步，其认为企业采用本地团队、开发本地市场、融入本地生态的模式将会越来越受重视，该企业不断完善企业的海外布局，不断推动国际化和属地化。从“走出去”中企的上述做法可以看到，在疫情导致跨境人员、物资流动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多用当地人，尽量增加本地化采购量，尽量多面向本地市场是跨国务实而安全的选择。这类做法实际上进一步助推了产业链的区域化甚至本地化。这种做法很显然和鼓励跨国公司基于要素禀赋、收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大跨区域分工的传统理论背道而驰。在疫情发生之前，占上风的上述传统理论鼓励跨国公司不断细分功能、不断拆分功能，将生产、研发、销售、采购、服务等功能分别布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且以整个产业链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众多，每个环节都获得较大的收益为荣。

疫情发生之后，海外中企在经营实践中开始一定程度上背离上述传统理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鼓励扩大跨区域分工的理论对分工链条过长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考虑不足，对疫情等重大灾难带来的冲击考虑不足，过度看重扩大跨区域分工带来的价值洼地效益。

在全球范围内疫情影响中长期化的情况下，怎样看待上述跨国公司抗疫实践和传统理论背离带来的影响？首先，跨国公司的跨区域分工和寻找更优区位的动机、行为，不会因为疫情等重大灾难的冲击而消失。在市场机制推动下，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寻求更优区位和优化跨区域分工，是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一种本能。其次，疫情的各种影响明显限制了跨国公司扩大跨区域分工的能力，限制了跨国公司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跨国公司跨区域分工的发展速度会受到影响，跨区域分工链条的延长和扩展也会受到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的区域化甚至本地化成为次优选择，现阶段增加本地用工、增加本地采购和销售，更加深度融入本地经济圈的选择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第三，从产业链区域化、本地化和跨国公司被迫增加不少防疫支出来看，不管是主动还是不情愿，跨国公司都为安全和稳定投入了更多的成本。在当下和今后，基于安全稳定的考量和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将共同影响跨国公司的跨区域布局。对传统跨国公司分工理论的改进和突破机会，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