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11月6日发表印度历史学家维贾伊·普拉沙德题为《手里有武器的人会允许我们的星球呼吸吗？》的文章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排放的重要报告，指出二十国集团对全球约80%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人均碳排放量最大的三个国家分别是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和美国。全世界只有芬兰、安道尔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高于美国。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召开前几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表示：“现在需要放弃空洞言论，不能再失信和不履行承诺，我们需要快速、准确地通过法律、实施计划以及提供资金，不再拖延。”然而，自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倒退、拖延频频出现。回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世界各国承诺做到两件事——扭转环境退化的趋势，承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很明显，发达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过去的殖民大国）消耗的“碳预算”远远超过它们的份额，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灾难责任不大，正在努力履行与其人口相当的基本义务。

可悲的是，COP26进程卷入了危险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博弈，这场博弈主要是美国为阻止中国科技进步而推动的。煤炭是争论的焦点，他们认为，除非中国和印度减少燃煤电厂，否则就不可能减少世界碳排放。9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他还表示，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宣言，远远领先于其他世界大国所做的任何承诺。而西方推动的辩论非但没有肯定这一承诺，反而大肆抹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并将气候灾难归咎于它们。

发达国家没有关注必要的能源转型，而是对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发展中国家进行粗暴宣传。

由于关键技术（陆上风电场、光伏太阳能电池、电池等价格下降，能源转型成本有所下降。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由于为这些技术提供关键矿物和金属的矿工(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矿工)所获工资极低，并且南方国家对这些原材料收取的税费极低，能源的价值被人为地压低了。如果支付实际成本，转型成本将更加昂贵，同时没有气候基金可依赖的南方国家必须拥有为改革付款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