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显著放缓+高通货膨胀”组合，是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必然面临的挑战。对于及时控制疫情、主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国，也需要未雨绸缪。

先说说通货膨胀。客观说，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直到今天依然还幻想着后疫情时代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这与一些经济学家对美联储关于通货膨胀的提醒，形成鲜明对比。加上巴西、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通胀水平接连“爆表”，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风险化解，还得等到2022年。

再说说经济增速。全球复苏的步伐突然减速，恐怕更是出乎美联储的预料。常识性的经济规律一直在起作用，只不过美联储的目光只盯着美国当权者和富人的需求：为了对抗全球性的疫情，各国都被迫祭出经济刺激计划，而这些“超常规”印刷的钞票和政府财政赤字，只是暂时性维持住了经济没有“断崖式下跌”。其红利和财富却大多流向权贵资本家，加剧全球的贫富差距；全球的大多数人在疫情中实际收入下降，如果他们都因此没有了消费能力，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怎么可能持续呢？

当然，站在世界大多数经济体的角度，这一轮全球经济滞胀并非灾难性的，也不宜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进行类比。但站在美国的角度，欧美财经媒体频繁回顾70年代的能源危机以及之后长达十多年的股票和债券市场熊市，更多是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美国10月的CPI 季调后同比增速6.2%，远超预期的5.9%和上月的5.4%，是1990年以来最高增幅；核心CPI季调后同比为4.6%，达30年来历史最高；加上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也在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国债收益率则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似乎一切都在按照40年前的剧本在推演：投资机构担忧美元资产在2022年“股债双杀”。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不只是美国。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土耳其为首的诸多发展中经济体遭遇全球滞胀预期打击，正在经历“股债汇三杀”。汇率从9月底的1美元兑8土耳其里拉，短短一个半月就突破1美元兑12土耳其里拉的水平，十年国债收益率已然高企超20%。未来一旦外汇储备耗尽，政府岂不需要呼吁国民拿出黄金共渡难关？

土耳其面临的国家金融风险，虽然有其地缘政治的特殊因素，但这在G20国家中绝非个例。南非、俄罗斯、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的通货膨胀率都已超过5%，个别国家甚至超过10%，这也让这些新兴国家的中央银行把基准利率不断提高到近20年的最高水平。

全球性的通货膨胀预警，终于让越来越多的美联储官员承认，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22日，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拜登的连任提名，也让市场猜测他的第二个任期将“由鸽转鹰”，加速美元的货币政策收缩进程。其实，美联储并非只有“鹰”与“鸽”两种选择，它可以采取结构性宽松态度，一方面继续政治正确地购买美国国债和开发性金融债券；另一方面，加速提高名义基准利率，以维持美元实际利率尽快走出负利率阴影，进而对抗通胀。

可见，一旦认清通胀风险，美联储明年必然加快加息步伐，美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很可能将面临类似上世纪70年代全球滞胀的背景，新兴市场国家则面临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资本回流美国的风险，需要IMF时刻准备四处救火。当然，不同于70年代的是，这一次滞胀的主要诱因还是短期的新冠疫情，而不是深刻持续的能源危机，毕竟今天的美国有能力通过释放本国能源储备和产能，防止全球原油价格失控。

对于中国，虽然在2021年下半年似乎也面临滞胀的风险，但背后的逻辑跟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后疫情经济复苏减速，主要原因是对房地产泡沫风险的去杠杆，以及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企业环保成本的上升。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则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输入型通胀，表征就是由制造业成本PPI向居民消费CPI传导的过程。

好在今年对中国CPI影响颇大的“猪周期”处于历史低位，猪肉价格低迷极大减缓了对CPI的冲击。通过笔者近期对生猪产业的调研，猪肉价格由于产业自身因素导致的价格低迷将至少持续到2022年二季度，甚至是三季度，农业部门有充足时间进行逆周期调节，将“猪周期”熨平，以防止明年的通胀水平失控。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重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将是2022年最大的潜在系统性风险，其中很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伙伴国家，也是中国未来外贸增长的潜力地区。因此，如何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宗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带动贸易、贸易带动金融货币合作、寻求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协助相关国家顺利度过后疫情时代的短期滞胀，实现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赢。这既是2022年中国经济的挑战，更是机遇。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甬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文章来源于《环球时报》202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