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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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管理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在政策制度上的限制，两个企业不管是否存在股权关系，都不能以外币计价，也不能以外币转账。这就使得银行参与集团型公司内部资金统一管理存在一定的障碍。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外汇管理政策也逐渐放开，2005年10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推出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方式改革试点的九条政策措施，外汇局上海市分局制订了相应的试点方案实施细则。银行和企业对九条政策措施高度评价，认为其在外汇资金管理方式上实现了从兼管单个企业向监管企业集团转变，从区域分散管理向统一市场管理转变，从审批管理向信用管理的转变。而允许中外跨国公司以人民币利润购汇从事境外放款、在试点银行设立离岸账户、通过银行委托贷款进行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等措施，有利于企业拓宽外汇资金来源、提高外汇资金运营效率、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2005年10月，招商银行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同时推出国内首创的外币现金池产品，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实现对境内子公司的资金统一管理有了操作平台。专家认为，招商银行外币“现金池”产品的成功推出，架起了各地外汇资金流动的桥梁，结束了中国内地外汇资金长期分割的时代，宣告了全币种现金管理时代已经来临。作为一种全新的资金管理方式，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理论模型听起来诱惑十足，企业能否在现有的外汇管理政策下顺利的推行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全部设想，实施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对企业有什么硬性和软性的配套设施要求，国家和企业能否达成理想的“双赢”结果，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第一章是前言，包括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实施背景分析，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意义和文章研究的框架设计；第二章是和研究相关的文献理论综述，这一部分给出了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有关定义、相关的文献综述，阐明了跨国公司实施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必要性和跨国企业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可行性，并对国内外有名的跨国公司实施外汇管理的实践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给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跨国公司在我国实施外汇资金集中管理在中的障碍和问题分析，这一部分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国家外汇管理政策的推行过程进行分析、总结，结合我国对企业外汇管理的政策，分析了企业实施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政策障碍；第二部分提出了外汇资金管理对跨国公司内部的有关财务治理结构以及有关配套平台的要求；第四章是跨国公司在华实施外汇资金集中管理的建议，这一部分针对上文提出的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给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期对跨国公司在我国外汇集中管理的实施起到帮助；最后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文章的研究做一个总结。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分析与战略选择

近年来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跨国公司为加强其国际竞争地位和实行全球经营战略，在国际上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收购与兼并浪潮。各国经济不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使得跨国并购浪潮得以形成和发展，进而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参与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经营尚处初级阶段，投资规模与国外跨国公司相比还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国的跨国企业已越来越多，规模也呈扩大之势。目前，中国人民币升值的现实情况已经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资产价格将下降，也就是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购买力，这可使中国的企业能以更少的代价获得国外企业的资产。人民币汇率上升无疑将促使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这种现阶段的热点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当时日元的升值大大刺激了日本海外投资的热情，当然也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对我国企业来说，面对目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机会，应很好地把握住对外投资的良好机遇，同时也应理性地选择合适的对外投资。与此同时，虽然世界经济逐渐趋于一体化，很多国家为了保护当地的企业往往会设置较多的贸易壁垒和其他屏障，企业通过跨国经营来绕过这些障碍是较好的选择。一般来说，企业可以运用两种基本方式进行海外投资以实现跨国经营，即新建投资和并购投资。然而相比新建企业，并购效率往往较高。如何运用跨国并购理论，并结合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经营的实际来探讨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就成为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论题。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国外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兼并与收购，而以中国企业为立足点来分析其对外实施并购活动的还相对比较缺乏。另外，有些论文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基础有较多论述，而结合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在并购动因上的盲目性问题论述的不多。有鉴于此，本文从处于跨国并购起步阶段的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出发，分析了跨国并购的动因和我国企业的问题，阐释了中国企业应采取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并提出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的对策性思考。总体来说，本论文旨在阐述以下几个问题：(1)通过对国内外的背景分析说明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时机性和必要性，而跨国并购是实现跨国经营的良好手段。(2)通过对跨国并购动机的经济学原理分析和目前中国企业所遇到问题的阐述说明进行跨国并购的真正动因以及避免盲目性并购的实际问题。(3)分析为实现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真正目标在战略上的选择，包括区位与行业的方向选择。(4)通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分析指出目前两大主体，即企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绪论，阐述本论文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说明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安排，总结本论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为一般的背景分析，即论文的第二章，总结和归纳了西方有关跨国购并理论和以及目前国内外代表性研究观点，并对目前国内国外投资环境和背景进行了概括，说明了跨国并购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方式的高效性。第三部分为主要的研究部分，包括了论文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从动因分析、中国企业并购存在的盲目性问题、具体的战略选择问题，从宏观政治微观企业等各个层次，详细分析和研究了中国企业跨国购并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了一定的建议。全文三大部分体现出从一般理论到中国企业跨国购并具体实践，从企业实践中归纳找出可能发挥中国企业相对优势的跨国并购战略选择。
韩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差异比较

本论文就韩中两国的国企改革进行了对比和研究，在两国交往日益密切的前提下，此番研究具有一定时代意义。以下是论文的章节概要。第一章阐明研究课题的目的和意义。随着全球一体化，国有企业的发展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正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它已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第二章简述了韩国国有企业的历史沿革，韩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分析历史的同时也列出了在韩国企业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单独说明了韩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及实施。私有化后的国营企业在竞争体制中获得了发展。第三章主要针对中国和韩国国企的规模现状进行了对比，细述了两国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人事制度，以及公司在内部组织结构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最后单独叙述了韩国政府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第四章对经济危机以后两国新出现的问题，特别是韩国在经济危机之后的改制对中国的启示，以及怎样的改革可以避免中国国有体制中滋生的腐败问题进行了论述和研究。第五章更为详细的分析了中国和韩国在企业制度改革上面的过程和改革成果，还分析了韩国大企业(财团)——三星，现代等的经营管理之道，着重分析了韩国几大企业的财务状况。第六章，在新形势下两国大企业都各有新特点，中国大企业集团已经进入了迅速扩张时期，九十年代后期，韩国大企业也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发展跨国型企业集团。第七章进一步对比和总结了中韩两国国有企业的作用及其特征比较。阐述了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起到的作用，并结合中国企业的现状，简述了对中国企业长远发展的启示作用。
流动的女性，流动的城乡——四个文本和一种解读

“打工妹”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打工潮的来临而逐渐流行的一个词汇，如果追溯至清末民初，这一角色是由走进官府宅第的娘姨、丫鬟，到城市的工厂里上工的女工们，以及走入市民家庭的女佣等流动女性所扮演。女性、农村、城市、工作，这四个基本点在“打工妹”身上交汇。在她们的身体与心灵上铭刻了女性从乡村到城市的诸多想象和独特的经验。文学作品中农村流动女性形象便是本文研究的起点。以“流动的女性，流动的城乡作为解读《阿毛姑娘》(丁玲，1928年)，《秧歌》(张爱玲，1954年)，《哦，香雪》(铁凝，1982年)，《奔跑的火光》(方方，2001年)这四个文本的基本点。四个文本拥有“共通”的女性人物，她们都拥有一颗被“流动的城市”所召唤的心，尽管具体指向有所侧重：对于“阿毛”是五四之后“无忧男女”的幸福生活，对于月香是新中国之后平常百姓的生存，在大山里的香雪眼里是“走出去”的渴望，而对于英芝却是“身体经济学”和对“物”的占有，在她们的故事中无不体现出女性对于精神和物质的追求和欲望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选择和不可选择性的之间的矛盾却是她们无法逃循的尴尬境地。本文力图将她们的故事与她们所处的历史细节作勾连，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反复叙述农村流动女性故事中和对她们的重塑中寻找她们这一边缘群体的位置和声音，这种寻找必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叙述本身和叙述的对象。
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宏观政策选择——1985-2000年日元汇率变动经验借鉴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重大改革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内外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迫切要求。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币开始缓慢升值，但国际收支并未因此得到改善，人民币还存在长期升值的预期。持续的双顺差带来大量的外汇储备，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吸引大量国外游资进入我国，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资金过多地流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资产价格开始膨胀，经济不平衡问题加重。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经历过与我国目前相似的情况。由于日美贸易的严重失衡，美国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升值。于是自1985年日本签订“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开始持续升值，从1985年的1美元兑239日元到1995年达到1美元兑80.15日元的顶峰，之后又开始了贬值历程。日元升值并没有影响持续的贸易顺差，国际收支不平衡继续扩大，日元仍存在长期升值预期；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升值萧条”，采取了超低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却导致市场上流动性过剩，经济走入了流动性陷阱；国内过剩的流动性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化，而另一部分资金流向海外投资，导致日本国内投资潜力丧失和产业空心化。由于货币政策失效和财政政策的困境，政府难以刺激经济复苏，日本经济衰退长达10年之久。如何防止我国像日本一样走上升值衰退之路，日本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在第三、四、五章中分别从汇率升值压力来源，货币升值时期的金融自由化，和财政货币政策的运用三个角度对日本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分析和借鉴。第三章中分析了中日货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日元升值压力来源于持续的贸易顺差，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和持续的货币升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与日元升值压力的来源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如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不平衡，金融机构和个人的汇率风险增加，持续升值预期等；但是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利率政策，贸易顺差产生机理，贸易利益格局等方面。借鉴日本的经验，本文提出要缓解升值压力，首先要改善贸易的不平衡。不能依靠汇率来调整贸易顺差，中短期内，应该有选择地限制出口，增加战略性物资进口和加强谈判与政治斡旋。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还需要维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其次，严格控制热钱的进入，标本兼治，疏堵并用，防止热钱的涌入推高人民币汇率，增加汇率风险。最后，要打消长期升值预期，需要中央银行保持其经济政策的可信度，并坚定宣称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心。第四章分析了日本在日元升值时期金融自由化的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伴随着日元升值，日本实施了两次金融自由化改革，使日本一跃成为金融大国。金融自由化改革虽然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也带来了风险：日元升值和资本账户的开放导致日本资本外流严重，国外经济泡沫输入，国内投资潜力流失，内需增长因此受到潜在影响，国内产业空心化发展；由于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金融机构间的贷款竞争丧失了节制，助推资产泡沫的形成；由于利率自由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在利率平价的作用下，日元利率不断走低，最终走入“流动性陷阱”。金融自由化也一直是我国的改革目标之一，但在当前中国经济在人民币升值的威胁下，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可能会产生负面的短期后果。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金融自由化的经验和教训，警惕资本外流的潜在风险，充分利用国内投资潜力，吸引资金流向国内资金短缺的区域和行业；警惕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输入；利用公开市场和准备金率抑制流动性过剩，并继续对于流动性金融资产加强流入限制，以防止我国走入“流动性陷阱”；对金融市场进行合理监管，防止银行流动性过剩助推资产的泡沫化。第五章分析了1985．2000年日本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经验。指出日本在运用货币政策时的三次失误，导致了日本走入“流动性陷阱”，致使经济泡沫化发展。泡沫经济破灭后，由于货币政策失效，运用财政政策又存在困境，很难刺激日本经济的复苏。另外还指出，由于自身自然条件的限制，日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过多地偏向于外部均衡，是日本宏观经济政策失败的深层原因。与日本相似，因受制于国际储备的大量增长，我国央行使用货币政策比较被动，但实施财政政策还有一定的余地，且可以直接增加投资，间接减少储蓄，并顺带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该一方面坚持灵活的相机而变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冲销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旅行社拓展会展旅游策略研究

近年来，我国会展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和发展机遇。会展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对信息交流、商品展示和经贸合作的内在要求相适应的。据各种信息显示，会展业将成为下世纪全球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不但本身利润率高达30％-50％，还会产生1∶9的产业联带效应；因而，会展经济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助推器，是经济迅速腾飞的丝绸之路。我国旅行社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小、弱、散、差”的局面，“大而全、小而全”，无法产生规模效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世界顶级的旅行社进入中国市场，我国旅行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仍坚持打价格战，那么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鉴于会展业良好的市场和发展前景，旅行社可否通过拓展会展旅游来解决自身发展困境、从而创造更多的效益呢?这便是写该文的初衷。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论文研究概述、理论研究综述和基本概念界定；第二部分分析了旅行社拓展会展旅游的必要性，从会展业和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旅行社、会展业等方面进行阐述；文章第三部分介绍了国际旅行社和国内旅行社拓展会展旅游的现状，第四部分着重分析拓展会展旅游的障碍因素。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对策，并指出应厘清旅行社之间的合理分工、实现旅行社与专业会展公司之间的竞合。
江泽民外交思想研究

从1989年至2002年的十三年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实践中，江泽民作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外交思想，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放眼世界和未来，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方针和政策，开拓了中国外交理论的新境界。江泽民善于从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外交家那里汲取营养，并结合中国的外交实践进行理论创新。概括而言，江泽民外交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崇尚和平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近现代西方外交理论、马列主义外交理论和新中国外交思想四个方面。其中，邓小平外交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部分)是江泽民外交思想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江泽民的贡献就在于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并赋予新的内容。江泽民外交思想的内容比较丰富。有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作出的总体判定，有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也有关于国家统一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等。其中，江泽民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总体判定是其全部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江泽民的其他一切外交思想均缘此展开。江泽民对当今世界基本态势的总体判定是指他对当今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国际形势的总体走向以及当今世界的本质特征作出的认识和判断。其具体内容包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经济全球化观、多极化国际格局观、世界的多样性思想以及世界的相互依存观。在对当今世界整体态势作出科学判断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江泽民立足于中国外交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这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国际秩序观、新安全观、国际人权观和国际反恐观。此外，江泽民针对国家统一和中国对外关系，如政党外交、对外开放等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这些指导思想和原则(国家统一观、政党外交观、扩大开放观)是江泽民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江泽民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显著成就。十三年间，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日益为世人瞩目和赞赏。以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的跨世纪全方位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每个时代的外交总有其时代特色。不同外交家和政治家也自然具有各自不同的外交风格。江泽民外交思想是在继承前人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又不能不被打上后冷战时代的深刻烙印。相对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的“革命性”外交思维与和平与发展时代邓小平的“不出头”外交思维，后冷战时代的江泽民外交思维则呈现出鲜明的“求同求和”、“全面参与”色彩。与此同时，十三年的外交实践，也塑造出江泽民异乎前人的外交风格，这就是频繁地开展首脑外交，给外交注入感情因素；注重突出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以及外交上的更趋灵活务实。总体而言，江泽民在继承前人外交思想(主要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结合新的外交实践进行了理论创新，其外交思想取得新的突破。江泽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首次作出明确界定，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第一次将“反对霸权主义”排除在中国“三大历史任务”之外，即由过去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更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转变具有现实意义。江泽民基于对国际局势“总体和平、局部战争，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发展态势的判断，提出21世纪头20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论断，这一论断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决策依据。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新秩序的框架体系，把邓小平国际新秩序理论的内容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增添了文化与安全两个方面的全新内容。江泽民根据冷战后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并以此为指导成立了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这是江泽民对中国外交的一大重要贡献。江泽民将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和而不同”的道德伦理思想，发展为一种用以指导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关系的外交新理念。江泽民提出世界多样性的思想，主张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该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外交理念已实现从以斗争为核心向以合作为核心的转型。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认为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任何国家都无权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更无权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指手画脚。江泽民根据冷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对邓小平的不结盟战略作了适当调整，提出了伙伴关系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既不同于毛泽东的结盟战略思想，也不同于邓小平的不结盟战略思想，它突出的特点在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9·11”事件以后，江泽民又提出一系列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江泽民还提出世界的相互依存思想，强调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提出中国扩大开放的新思路——发展开放型经济，并作出“走出去”的重大决策。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同时，江泽民又强调，当代中国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去认识世界，并力求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并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重大举措。此外，江泽民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思想、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思想等都是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大发展，丰富了新中国的外交理论。
中韩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综观当代经济，以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服务贸易日益发展，成为沟通全球经济贸易活动和企业跨国生产经营的联系纽带，在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的进程中，具有特殊功能和重要的地位；服务业在一国经济贸易活动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内容，是否拥有富有竞争力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成为一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成为优胜者的关键之一；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诸多服务的不可贸易性得到突破，进而使得服务业的全球化生产性质不断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国整体国际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从而使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状况对于改善国家整体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工业化”，使得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服务业发展仍然滞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依然低下，使得在当前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国际贸易产品结构、国际直接投资行业结构都呈现出由“工业型”转向“服务型”，国际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下而日渐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逐步履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使得服务业的发展、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成为推动中国国民经济良性发展、促进中国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增强国际贸易自由化福利效应、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述：“当服务业国际竞争热度越来越高、变得更为专业复杂时，企业或国家是否具有服务业竞争优势，也将是未来重要的课题。”“国际贸易的成长造成产业分工和专业化，如各国政府不再保护和发展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各国之间的市场位阶势必会因竞争力的强弱而有更大的差异”。2007年3月19日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7号)则从国家政策层面强调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要意义。综上，现阶段对中国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已成为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中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之一。因此，根据“国际竞争力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才有意义”的论断，本文特选择地域相毗邻、人文制度环境相近、正倡导构建自由贸易区而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具有继起性的中国(发展中国家)、韩国(新兴工业化国家)、日本(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加以比较，以对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影响因素做出科学而又具有前瞻性的分析。本文第四章在第二章(文献综述)和第三章(指标构建)对国际竞争力理论、相关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前人所做的大量理论与实证分析进行梳理综合的基础上，特选取劳动生产率、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贸易出口、服务贸易进出口等四个方面的11个指标作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显示性指标，对中韩日三国服务贸易的现实和潜在(静态和动态)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中国除在劳动力密集型传统服务贸易(旅游业、批发零售餐饮业)享有明显的现实和潜在国际竞争优势外，在技术、人力资本等密集型现代(新兴)服务贸易(金融保险业、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特许服务等)上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劣势，进而使得中国在现代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总体服务业贸易中亦处于国际竞争劣势。中国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贸易国际竞争力低下，使得中国服务业和国民经济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日趋强烈、国内服务市场对外开发同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重大挑战。故必须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以为中国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应对该重大挑战提出对策性建议。由此，第五章特选服务产业发展、货物贸易发展、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与流出)、生产要素禀赋(劳动力禀赋、人力资本禀赋、科学技术禀赋)、国内服务需求和产业组织结构等6个方面10个指标作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来源性指标，对中韩日三国总体和分行业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决定性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是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两个主要因素；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FDI流入是影响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两个薄弱因素；而服务业需求、货物贸易发展对三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力度差异不大；产业组织结构定量分析极为困难，虽对其定性分析表明其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难以比较其在中韩日三国中的影响力度强弱。据此，本文断定，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影响因素存在“两强”——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两弱”——服务业发展和服务业FDI流入。因此，中国必须增强“两强”因素以发挥其“龙头”效应、改进“两弱”因素以削弱甚至消除其“木桶短板”效应，以便最大限度提高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此是因为“一个产业的任何一项关键要素出现问题都将伤害其升级的潜力”。由此，第六章通过构建四个不同的模型，对“两强、两弱”要素进行帕累托改进具有影响的因素进行分解，得出这四个要素主要的影响因素。最后，鉴于“钻石体系的每个关键要素都相互依赖，任一项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上”，“钻石体系是一个互动的体系，其内部的每个因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因素的表现”，“产业要保持既有的竞争优势或提升竞争优势，有赖于关键要素的互动、配合、强化，如此方能形成其他国家难以仿效的产业环境。国家优势上，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远比产业的片面表现更为重要。”即提升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措施应是综合、全面的，而非突出单个因素。由此，第七章基于第五章中韩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来源性因素分析以及第六章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主要影响因素和薄弱影响因素的决定因素分析，从推动服务业发展以为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奠定产业基础；加强R＆D投入和人力资本培育力度，以获取“后发优势”；稳步推进服务业吸引FDI，发挥“竞争效应”“外溢效应”“模仿效应”“关联效应”等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发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效应，发挥货物贸易出口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效应；大力推动服务业市场化进程，放开经营，培育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市场，以充分发挥“竞争效应”而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推进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化经营等六个方面，较综合、全面地提出提升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性建议。
重庆市城乡居民膳食结构与重金属摄入水平研究

污染物进入人体进而影响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日常的膳食摄入。因而，食品中污染物的残留量及其摄入水平备受世界性关注。其中，食品中重金属污染是人们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之一。但目前，我国对于地区性膳食重金属摄入水平研究还相对较少。为此，本研究在对重庆市居民膳食结构调查的基础上，采集调查区主要食物样品，测定了有害重金属含量，分析了重庆市居民的膳食结构与重金属摄入量关系。结果可为重金属污染危害的预防，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制订提供参考。采用分层多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经城乡经济排序，并按公共营养学要求，选取重庆市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做为调查点。膳食调查分别以住户和个体为单位进行。采用3日称重和记账法进行家庭住户膳食调查，采用3日24小时询问法加登记法进行个体膳食调查，与住户调查同时进行。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出每标准人每日各种食物平均消费量及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每日各类食物消费量。并采集调查区主要食物样品，测定各类食物样品中金属含量，所得结果与国家卫生标准以及食品中有害元素的允许限量进行比较。根据测定的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每人每日实际食物消费量，计算出每标准人日重金属元素的摄入量，将所得结果与ADI值(Acceptable Daily Intake，每日允许摄入量)和PTWI值(Provisional Tolerance Week Intake，暂时每周允许摄入量)进行比较。分析重庆市居民的膳食结构与重金属摄入量关系，主要研究结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按照《中国总膳食研究》调查方法，选取重庆市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共1213户居民进行了膳食调查，并分析得出重庆市居民膳食结构状况；采集和测定了12类主要食品的铅、砷、镉、汞的含量，计算出城乡标准人和不同年龄段人群重金属的日摄入量，并将所得结果与食品中有害元素的允许限量和WHO制定的ADI值、PTWI值进行比较，对重庆市居民膳食摄入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这可为重庆市居民安全、合理的膳食提供指导和依据，为政府及有关部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制订食物和营养政策，为今后的政策干预及消费导向提供科学依据。我市居民的膳食特点：食物消费以谷类为最多，其后依次为蔬菜、肉类、水果类和乳类，呈现明显的东方特征。本次调查与1992年全国调查结果相比表明：谷类和薯类的消费量有所下降，水产类基本持平，而肉类、蛋类、蔬菜、水果、豆类和乳类的摄入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摄入相对较多的粮谷类，而对蔬菜和肉类食品的摄入量相对少于城镇居民。各年龄段居民对食物的消费量以20～60岁男子组的消费量为最高，其后依次是20～60岁女子组、13～20岁男子组、13～20岁女子组、7～12岁组、>60岁组和2～6岁组。从7个年龄性别组消费的各类食物占总消费量的份额来看，饮料和水、谷类、蔬菜类、水果类所占份额较大。蛋类、乳类的日均摄入量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与其他年龄组相比，2～6岁年龄组的儿童摄入了相对较多的乳类和蛋类。首次在膳食调查中对我市城乡居民食物中有害重金属铅、砷、镉、汞的含量进行测定。各类食物中铅和镉含量超标均较严重，且表现出城镇食品较农村食品中重金属含量高的趋势。乳类、蛋类中铅含量远远超过允许限量值，豆类、谷类、薯类、水产类等食物中铅含量也有一定的超标。水果类和豆类中镉含量超标。除水果外，其他种类食物未见汞的污染。所有被测食物中，砷含量均在允许限量范围内，且含量较低。我市居民膳食中铅和镉的污染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食品卫生问题。我市标准人对重金属铅、砷、镉、汞的摄入量估算表明：铅、砷、汞的摄入量低于ADI值，镉的摄入量大大高于ADI值。同时，铅、镉的摄入量大大高于PTWI值。主要来源是谷类和蔬菜。各年龄组中，儿童对各种重金属的摄入量占ADI值的比重相对较大，鉴于此年龄组对重金属的敏感性，对此人群的膳食干预迫在眉睫。
当代伊朗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研究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北濒里海，南临波斯湾和阿曼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欧亚陆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称波斯。公元前6世纪建立古波斯帝国，曾盛极一时。公元7-18世纪逐渐衰弱，常遭异族入侵。19世纪以后逐步沦为英俄殖民地。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1979年2月王朝被推翻，同年4月1日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伊斯兰教义对伊朗当局制定经济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另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及两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伊朗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高度内向性，“进口替代”的战略倾向十分明显。当局大力推行国有化，并加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在拉夫桑贾尼执政时期，两伊战争结束，东欧发生剧变，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伊朗当局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务实的倾向更加突出，把大力恢复和发展经济摆在了首要地位。政府开始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积极吸收外国投资，经济的自由度和外向度逐渐提高。 1997年，哈塔米执政以后，除继续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经济的自由度和外向度以外，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实施经济多元化。当局以丰富的油气资源为基础，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并且利用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在钢铁冶金工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中，代表保守派势力的内贾德一举当选为伊朗总统，另外由于伊朗核问题，美伊关系以及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伊朗经济改革的步伐可能会慢下来，但是伊朗的经济改革不会停止，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外向化以及多元化仍然是伊朗经济发展战略的趋势。本论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主要阐述伊朗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背景、战略目标、战略措施以及成效和问题。第二部分，拉夫桑贾尼时期的战略调整：经济逐渐自由化。主要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来分析伊朗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原因，以及战略目标、措施和成效。第三部分，哈塔米时期的战略调整及重点：经济多元化。主要分析了哈塔米实施经济多元化的原因、突破点及重要举措。第四部分，当代伊朗经济发展战略演变的特点及未来走向。本部分对当代伊朗前三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归纳，并对其未来的发展作了预测。第五部分，中伊经贸合作的方向。本部分根据当代伊朗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特点及未来走向，简单阐述了中伊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
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差异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人类对土地利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强度不断加强，引发了大量的全球环境问题。土地利用变化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之一，加强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对于保障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条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地理学目前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重庆自1997年直辖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水土资源需求量的增大以及生存环境压力的加大，使得重庆土地利用的深度、广度以及速度较之以前都呈现出急速增加的趋势。同时，重庆幅员面积8.24万km<2>，是我国最大的直辖市，不同区域的土地资源状况，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变化程度和变化方向也呈现出显著差异。因此，研究直辖以来重庆市土地利用变化及主要驱动力的区域差异，对合理调控区域人地矛盾关系，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本文在分析了国内外土地利用变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根据1997-200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及社会经济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多种研究方法对重庆市发展程度不同的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研究。从分析不同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入手，依据土地利用动态变化模型，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速度变化，程度变化等不同侧面、角度全面分析了各区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规律；并在定性说明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的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不同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国内外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进展，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介绍重庆市及其三大经济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条件概况以及土地利用现状，并对三大区域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比较分析。第三部分，从土地利用结构，速度，程度的变化三方面分析三大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及其区域差异，并从各区域功能定位的角度分析其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第四部分，首先定性的说明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选定以社会经济指标为主的12项评价指标对三个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了各区域的主要驱动力类型。第五部分，结论。主要结论如下： 1.土地利用现状：三大经济区土地利用比重最高的都为农用地，都呈现大农业用地格局，且农用地都以耕地，林地和其它农用地为主。其次，都市区和渝西区建设用地比重较高，而三峡区未利用地比重较高。 2．1997-2005年间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都市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最强烈，综合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最快，土地利用程度提高幅度较大。具体体现在：建设用地增加，以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为主；农用地减少，其中耕地和其它农用地减少，园地和林地增加；未利用地减少，以未利用土地的减少为主；土地组合类型除耕地，林地，其它农用地外增加了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土地利用结构更趋多样化；土地利用类型中结构变化较大的是耕地，林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速度变化较快的是园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渝西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较大，综合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较快，土地利用程度有所提高。具体表现为：建设用地增加，以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为主；农用地减少，其中耕地和其它农用地减少，园地和林地增加；未利用地减少，以未利用土地的减少为主：土地利用组合类型为耕地，林地，其它农用地：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增加，优势度指数下降，土地利用向均衡发展；土地利用类型中结构变化较大的是耕地，林地，园地：速度变化较快的是园地，交通用地，林地。三峡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缓，综合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最小，土地利用程度略有提高。具体表现在：建设用地增加，水利设施用地增加约占60％；农用地增加，其中耕地和其它农用地减少，园地和林地增加；未利用地减少，以未利用土地的减少为主；土地利用组合类型为林地，耕地；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增加，土地利用趋于更为集中：土地利用类型中结构变化较大的是林地，耕地，速度变化较快的是水利设施用地，园地，交通用地。从各区功能定位来看，各区土地利用变化方向基本与其功能定位相符，但在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使得建设用地，生态用地，农业结构调整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加剧。 3．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三个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进行了定量分析：都市区以最优经济福利、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驱动力为主；渝西区以粮食安全驱动力和生存型经济福利为主；三峡区以生态安全与环境福利和生存型经济福利为主。 4．本文以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模型从不同角度对重庆市三大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通过模糊综合评判法得出各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显著差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明显不同。
城乡用地结构优化配置初探——以重庆江津市为例

城乡用地结构是指城镇行政区内城镇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比例结构，包括数量结构和空间结构，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农村居住用地的减少是必然的趋势，从定量(数量结构)、定位(空间结构)角度研究城镇、农村居民点用地发展，在城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城乡用地空间结构的调整及用地数量的优化配置可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城镇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未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文章根据江津市历年来的土地利用现状及变更调查数据，采用江津全市26个乡镇土地利用详图，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支持下，提取得到全市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数量、分布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对江津全市的城乡用地现状做充分的比较、综合分析，找出其利用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未来城乡用地结构优化的思路及采取的措施。论文的第一部分首先确定了文章中所探讨的城乡用地的范围，介绍了相关的研究背景及研究进展，第二部分则介绍了江津市土地利用及自然、社会经济概况。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江津市城乡用地的数量结构配置现状，文章从城乡用地总体结构、城镇用地数量结构、农村居民点数量结构三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人均建设用地数量分析入手，通过重庆市、渝西经济走廊、江津市三个区域的城乡用地结构的比较，得出江津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较大。接着，文章把市域内城镇分为中心城市、重点城镇、一般城镇三类，并分别对其用地总量、人均用地数量、用地比重比较分析，并利用城市地理学中城镇等级规模分布、城市首位分布理论，讨论得出江津市城镇等级规模分布比较松散，人口一万人以下的小城镇数目较多；城市首位分布明显，城镇体系发育处于极化阶段。从而得出城镇内部用地结构不尽合理，为未来土地优化配置指明了方向。最后，通过对农村居民点个数、规模、密度等统计信息的提取分析得出江津市农村居民点数量规模特点：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大，土地闲置情况严重，单个居民点占地规模小，分布零散。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讨论江津市城乡用地的空间结构配置现状，文章从城镇用地空间结构和农村用地空间结构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测算镇镇间直线距离，根据城镇空间分布分形理论，得出江津市城镇高度集中在长江河谷沿线和津福、渝东公路两条地理线上，因此这两条地理线也是江津市未来发展的中心轴线。接着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pinfo支持下的多边形绘制工具，勾绘农村居民点的轮廓线，并给每个居民点编号，将26乡镇数据提取后汇总得到全市农村居民点分布统计数据信息，采用景观生态学中的斑块分布指标如斑块密度、斑块面积标准差、距离指数、面积指数和居民点分散度等来分析三大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地域差异，得出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农村居民点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分散特征十分明显，聚居只在小规模、小范围内出现。居民点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表现在：(1)农村居民点比重以中部丘陵地区、北部沿江地区较大，南部中低山区最小，(2)农村居民点规模由北部沿江地区．中部丘陵地区-南部中低山区依次减小(3)南部中低山区居民点分布比北中部沿江、丘陵地区更加分散。论文的第五部分，则是根据城乡用地的数量结构、空间结构的分析结果，及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未来城乡用地结构优化配置的思路：未来城乡用地配置上，应依据不平衡发展战略，在确定发展极及发展轴线基础上，确定未来发展的重点城镇，新增城镇建设用地首先保证中心城市及重点城镇建设需求，实现建设用地指标分配与城镇空间结构发展的相互匹配；依据因地制宜原则，通过迁村并点、缩村腾地，异地迁移、农林综合开发等方式推进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工作，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空间结构。在此思路的引导下，未来江津市应继续扩大中心城市规模，重点扶持发展中心城市和“十字架”沿线区位条件较好的重点城镇，建立起一批人口规模在3-5万人之间的中心镇，限制规模序列末端人口较少、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城镇发展，形成点-轴-面有机结合，由中心城市-重点城镇-小城镇组成的三级城镇体系。与此同时，我们参考江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资料，结合区域自然条件、城镇村发展规划及生态退耕项目，归纳总结了以下适合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即北部沿江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土地整理模式、中心村建设模式；中部丘陵地区以“缩村腾地”方式为主，农村城镇化和中心村土地整理为副的整理模式；南部中低山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应以异地迁移和农林综合开发整理为主的整理模式。论文的第六部分是建议及讨论部分，提出了未来优化城乡用地结构的具体实施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立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挂钩试点项目区、尝试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整理指标与城镇用地指标置换。推进农村居民点的整理、规范和完善土地市场管理等等。最后，提出了文章研究中的缺陷及不足。
21世纪初期中国的伊朗战略研究

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进程加快，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在历史机遇面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需要一个充足、稳定的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市场，需要广阔的国际产品销售市场。新世纪初期中国的对外战略就是要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北隔里海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相望，素有“欧亚路桥”和“东西方空中走廊”之称。伊朗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和广泛的地区影响力，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是伊斯兰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随着里海一中亚在国际地缘政治、能源、安全等方面重要性的上升，伊朗的战略意义不断增大。伊朗在任何世界大国的全球战略中都具有重要位置。尤其在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实施对伊朗战略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回顾了中国对伊朗关系在巴列维王朝时期、霍梅尼时期、哈梅内伊时期发展的背景和现实状况，指出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一种自然发展状态，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新世纪初期中国和伊朗在经济、政治、对外政策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明显提升，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在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能源供应紧张、对国际原料市场依赖严重等问题。经历西方多年经济封锁和制裁的伊朗，在新世纪初期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和改造成为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在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十分重要。中国和伊朗经济存在很大互补性，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着相似的立场：两国开展深入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往，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两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新世纪初期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勃兴，两国文化都面临巨大挑战、肩负着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两国开展包括宗教、旅游、影视艺术等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将有力地驳斥西方文明冲突论，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国际恐怖主义猖獗、伊朗核问题不断升温的新形势下，两国应当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泛滥，防止原教旨主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渗透，有力地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全文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对伊朗关系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巴列维王朝时期、霍梅尼时期、哈梅内伊时期，深刻分析了两国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两国关系发展现状。第二部分着重阐述了我国在21世纪初期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以及新的外交政策，指出在新世纪初期实施对伊朗战略是我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部分充分论述了新世纪初期中国制定对伊朗战略所应考虑的伊朗背景，包括伊朗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伊朗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伊朗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外交对策。尤其在伊朗核问题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伊朗经受着巨大的外交考验。第四部分详细阐述了21世纪初期中国对伊朗的外交战略：就是以深化经济合作为基础，以能源开发合作为重点，实现两国经济的互利双赢；通过扩大合作领域，努力保持两国贸易快速发展，积极培育双方经济合作的新增长点；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和政治磋商，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物的对话与合作，在各层次上保持形式多样的沟通和接触；努力开展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合作，化解当前伊朗核问题紧张局势：推动两国文明之间的对话，开展宗教、旅游、影视艺术等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理解与信任。加强两国在反对恐怖主义、打击分裂势力等领域的合作，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渗透，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与稳定。第五部分结论，指出新世纪初期中国对伊朗战略顺应了世界潮流、具有原则性、灵活性、可操作性；该战略的实施不仅给中国和伊朗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安全利益，而且对中东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和地区发展甚至世界战略平衡起到重要影响作用。
重庆经济快速增长对城乡居民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经济增长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期成功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来源。体育和经济不仅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着经济发展的概貌。一般来说，体育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受经济的制约，体育活动的规模和水平，反映着经济的状况和水平。同时，体育对经济的发展又起着促进和推动作用。正确认识体育和经济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依此建立起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机制，已成为关系到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重庆经济的发展，也为了完成国家对我市“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的要求，根据全市各区县(自治县、市)的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劳动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2002年重庆市划分了三大经济区：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本文主要从重庆在西部大开发这个历史背景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利用体育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根据体育与经济的关系，采用定性分析对重庆三大经济圈在2002年至2005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城乡居民群众体育发展状况的互动进行分析，经济的发展状况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的比值、城市居民年纯收入、农民年纯收入几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城乡居民群众体育发展状况从三大经济圈近几年分别开展的群众体育活动次数、活动的主办单位、活动的参加人数、活动的性质、活动的经费来源、场地设施情况、参加群众体育活动的人员年龄情况等调查出发，分析重庆经济增长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相互作用，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如何促进经济与群众体育共同协调发展，力求为重庆城乡居民群众体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以重庆三大经济圈为研究对象是本文的创新点。全文共五个部分，通过经济增长对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得出了四点结论：(1)重庆确立三大经济圈发展模式，为重庆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利平台。(2)渝西经济走廊的建立，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为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3)重庆三大经济圈现有体育场地设施较多，但利用率不高，体育管理的相关法规制度也不健全，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众体育协调发展。(4)重庆群众体育大众化程度不高，没有充分发挥各类体育协会的作用，对体育管理专业后备人才的培养也没有明确的方向。
中国对埃及投资研究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地跨非洲和亚洲两大洲，是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最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和埃及都是发展中的地区大国，发展经济是两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物中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为当前两国开展以经贸合作为重点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埃及自1952年独立以来，先后经历了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时期、萨达特的“开放经济”时期和穆巴拉克的以西方债权国所提条件为框架的经济改革时期，虽然各届政府都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偏差，埃及的经济形势总是有点差强人意。2004年，以艾哈迈德·纳吉夫为政府总理的新内阁上台执政，实行增加投资、提高人民生活和吸引外资等多项经济改革，埃及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埃及目前推出多项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希望经济改革和吸引外资相得益彰。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入WTO后，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大了对能矿原料的需求。另一方面，国内相当一部分技术和生产趋于市场饱和，急需向外输出资本以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相当一部分资本具备了向外输出的可能性。而且，中国企业投资埃及经济建设，可以缓解埃及能源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轻工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等资金和技术的瓶颈。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产品比较符合埃及当前的生产水准和国内消费水平，中国在埃及有很大的投资空间。因此，研究中国当前业已开展并不断加深的对埃及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中国对埃及投资的背景和前提。从四个方面论述：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一体化、埃及新政府大力推行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扩大投资符合中埃两国的根本利益。第二部分，分析现阶段中国对埃及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从中国企业发展现状、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障碍因素、埃及对我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需要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等方面分析中国开展对埃及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机遇、优越的埃及投资环境、中埃经贸交往不断深化和中埃两国经贸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投资战略的理论支持等方面分析中国对埃及投资的可行性。同时也论述了埃及目前的国内经济情况、中国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的宏观政策环境和WTO中有关投资的规定。第三部分，结合中埃两国的实际情况，论述中国对埃及投资的类型主要应为资源导向型、出口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降低成本型、发挥比较优势型、产业结构导向型；投资重点领域应为：进口替代型的资源开发部门、中档加工组装型制造业、纺织与服装业、部分高技术产业以及建筑工程承包领域；投资重点区域应为：工业区、自由区、苏伊士湾西北经济特区；论文还分析对埃及的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等。第四部分，分析中国对埃及投资的企业战略。首先指出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常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接着建议中国企业对埃投资应注意的问题，然后论述宏观层面上中国对埃及投资的企业战略。第五部分，从放松管制和有效监管、为对外投资提供服务和保障等方面为中国政府在对埃及投资中的作用做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