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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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为缓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以及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主要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策略选择与风险防范等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次，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影响因素，并且归纳总结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接着，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入手，在区位选择、投资进入方式选择、跨文化管理等三个重要方面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应该采取的策略；再次，本文研究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容易遭遇的风险类型，并提出了应对这些风险的有效措施；最后，通过对联想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以进一步佐证作者的观点，并且综合全文的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采取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论述中结合了大量案例分析。本文还认真研究了我国政府以及企业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最新动向，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建议，力图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顺利发展提供一些更具现实意义的理论指导。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逐年增长，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的限制，外资的进入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以中外合作、中外合资经营为主，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以外商独资经营投资的金额和数量不断上升，到了本世纪初，独资企业无论是在新增投资会额还是在新增数量上都超过了合资企业，成为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原来成立的合资企业外方也通过增资扩股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外商还通过跨国并购直接成立独资公司或取得对企业的控制权。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独资化”趋势。中国引进FDI呈现的独资化趋势不仅给参与经营的微观经济主体以及关联企业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且也在宏观上对中国引资目的和引资的外溢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本文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出发，按照“制度变迁理论一中国引进FDI的制度变迁——中国FDI变迁的特征——变迁原因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分析思路，从分析制度变迁入手，指出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强制供给性制度变迁，并分析了FDI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两个特征——引资政策的“渐进式”模式和引资方式的“独资化”趋势，外资政策的变迁决定了引资方式的变迁，但引资方式的变迁又诱发了对新制度的需求，产生了需求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谈判结构的减少与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从谈判结构的角度看，中外合资时代与外商独资时代面临着不同的谈判结构，合资时代是一种三维的谈判结构，涉及到跨国公司、国内企业、政府这三方面，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各种冲突。中外合资企业的内部冲突及双方对控制权的争夺带来了合资企业的不稳定性，而交易成本的降低与交易效率的提高必然引起投资方式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的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总体说来是利大于弊，但FDI的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造成许多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如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减少中国税收收入、侵吞中方合资者利益、国有资产流失、加剧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平衡等负面影响。针对引进FDI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论文提出应对策略：一是政府的角度来看，要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性化外资政策；创造内、外资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二是从企业的角度而言，要提高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注重培育和保护自己的品牌；组建内资企业联盟，整合产业链；走出去、实现FDI的双向发展等对策性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 ①体系框架创新。本文试图从理论到实践上构架一个研究中国引进FDI的新体系，在介绍和评价国内外FDI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引进FDI，通过对我国引进FDI制度变迁的特征分析，揭示了我国引进FDI制度变迁的原因，并分析了FDI变迁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应对策略。这种框架结构体现了研究的综合性和实用性。 ②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方面，增进了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演变全貌和规律的认识。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引进外资政策的制度变迁，从区域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这三方面指出了我国外资政策的“渐进式”演进模式的特点。 ③从动态研究视角，将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划分为中外合资时代和外商独资时代，指出中国引进FDI呈现了“独资化”趋势，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谈判结构与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变迁的原因。 ④在分析我国FDI政策变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加入WTO的实际，提出了今后我国外资政策调整的目标应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中性化外资政策，对于我国外资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与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分析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交替更新以及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曾经历过不同的阶段：管制贸易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混合贸易战略等。当前我国的外贸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即内外失衡同时并存。就国内经济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己初步建立，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经济高增长背后存在严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问题，例如，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面临巨大压力，环境和资源逐渐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因素；就外部经济而言，国际收支出现持续扩大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外贸依存度逐步提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条件逐步恶化，对外贸易摩擦急剧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不断融合，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传统的外贸发展战略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框架下对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与时俱进地提出建立适应现实需要的新的外贸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明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的着眼点和立足点，为政府科学干预对外贸易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理论说明，这对于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宏观经济内外均衡框架下对我国外贸发展战略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是对国际经济学内外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发展经济学外贸发展战略理论三者的有机结合。本文运用了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践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横向对比分析与纵向对比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在深入理解了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理论、内外均衡目标与外贸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回顾和输理了发展经济学的外贸发展观和发展中国家外贸发展战略实践演变的基础上，对我国内外均衡状况和传统外贸发展战略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从“供给约束型”到“需求约束型”的转变，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导向战略在我国的长期盛行；然而，出口的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传统的出口导向战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是间接和有限的，长期的出口扩张引发和扩大了社会和经济的内外失衡。为此，我们应该超越旧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选择并构建“开放型内外均衡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模式，这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开放型内外均衡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更加适应于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以内外均衡理论作为其重要的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是立足于大国经济，强调内外结合和供需结合，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构建途径中，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树立新的外贸发展开放理念；加强国内市场建设，以内为本，以外为辅；强调进口和出口并重，努力保持进出口总体平衡；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科学的外贸发展绩效综合评价体系，推动外贸从数量增长为主向以质取胜转变；推进贸易方式和市场多元化，大力促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优化和加工贸易转化升级，支持具有白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继续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进一步深化自身的发展能力，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适应经济全球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促进金融体系的开放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增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效性。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逻辑思想和研究视角上，也就是说，本文将国际经济学的内外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外贸发展战略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将外贸发展战略视为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政策协调的内生变量，然后从内外均衡目标与外贸发展战略的关系上来研究我国外贸发展战略问题，并最终提出“开放型内外均衡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模式应是我国在新的国内、国际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与传统的外贸发展战略模式不同，“开放型内外均衡导向的外贸发展战略”可以说是对传统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观的超越。
东营市经济国际化战略研究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河口三角洲之一，具有开放发展的良好区位、资源与环境条件，目前正处在初始开发阶段，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新经济区。东营市作为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区和黄河经济带的交汇处，具有对外开放发展、对内辐射带动的区位优势。对东营经济国际化战略研究是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要求：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要求；是目前认识水平的要求；通过研究，进一步提高认识、改变观念；寻求东营市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途径；明确经济国际化、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内涵，澄清经济国际化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以及经济国际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深入研究东营市经济国际化战略制定时对“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了目前东营市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现状，以及农牧渔业产业化经营尚未形成，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工业无支柱性产业，多层次生产协作少，产品研发能力低，未形成区域优势产业群；商业和服务行业缺乏有实力的企业，市场开拓能力差；有利于经济国际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没有形成；经济国际化战略实施过程中没有结合本地特色等主要存在的问题。在深入调查东营市实际情况，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经济国际化战略研究对于东营市这个东部沿海城市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近几年，随全国各地经济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这项工作更显得迫在眉睫。但是，每个地区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简单的学习外地经验或照搬照抄他人的东西，是与事无补的，使用不当还会起到反面的效应。本文认为，东营市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变全市经济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和对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认识；东营市经济国际化战略首先应建立一批本地区优势产业；制定切实可行的走出去战略；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构筑经济国际化平台；发挥胜利油田的优势促进东营区域经济走向国际化，大力实施“油地双赢”的务实战略；加强环境建设，稳固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基础。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带来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本课题拟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东营市经济国际化的现状，制定适合东营市经济发展的经济国际化战略方针，寻求东营市经济国际化战略发展的途径，创造良好的有利于引进和输出的经济环境，使东营市经济快速、高效，可持续发展以及为市政府制定东营市发展规划提供理论和科学依据。
离岸公司法律监管制度研究

经济全球化推进了投资领域国际化进程。离岸公司近年来以其独特的优势活跃在国际投资领域，备受投资者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关注。目前全世界已经有数十万家离岸公司，世界各国普遍接纳离岸公司到本国投资或开展业务。但是，离岸公司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成为非法侵吞企业资产的工具、资本外逃的中转站、避税天堂等。因此，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有效监管离岸公司已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问题，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量外资通过离岸公司进入我国，同时，我国的很多企业也通过设立离岸公司进行境外投资。然而，我国对离岸公司的相关监管法律法规却相当不完善，甚至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空白。离岸公司的迅猛发展现状和滞后的法律监管造成了我国国有资产流失、资本外逃、税收流失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应立足于离岸公司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借鉴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监管经验，尽早建立及完善我国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本文以离岸公司法律监管制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金融、税收、外汇等领域针对离岸公司的规定，结合与我国相关的离岸公司的发展现状及相关立法，提出建立及完善我国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的若干建议。本文约三万四千字，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对离岸公司的概述。首先剖析了离岸公司的定义及特征，深入探讨了离岸公司吸引投资者的几大优势，指出离岸公司法律监管问题的特殊性，进而分析因法律监管不力给相关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章阐述了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笔者探讨了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在金融、税收及外汇等领域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从其监管效果和局限性两个视角分析这些法律监管制度对于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第三章专门分析了与我国相关的离岸公司的发展概况及国内相关法律监管现状。首先介绍了与我国相关的离岸公司的表现形式及其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着重从外商投资法和境外投资法两个角度分析国内相关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第四章对建立及完善我国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议。笔者在探究中国概念离岸公司返程投资的原因之后，分析了统一内外资立法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而针对离岸公司导致的问题提出完善相关经济法律制度的具体建议；针对我国企业利用离岸公司进行海外投资的现状，提出改革海外投资审批体制、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及保险制度、区分海外投资形式进行外汇监管、积极引导并鼓励境内投资者正常海外投资的建议；同时还指出我国应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对离岸公司的法律监管制度。
中韩经济外交与中韩合作

从近年各国外交实践来看，经济外交是国家最主要而最经常的外交活动，是世界各国外交战略实施面临的普遍性的课题。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外交是全球化经济时代各国实现经济利益护持和扩展、确保其地缘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中国也开始了具有本国特点的全面而多方位的经济外交。中韩两国所处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两国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善、互补互利的经济状况、中韩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外交的“外溢效应”，使中韩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基于中韩开展经济外交的必要性分析，提出了密切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加快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首脑外交与经济外交相结合、通过国际组织、会议或条约合作四大中韩开展经济外交的可行性方略。基于中韩合作地缘政治以及地缘经济的动因分析，经济外交将定位为协调中韩关系的基础的外交手段。在不断改善和发展的中韩关系中，经济外交的开展将对两国全面合作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长远来看经济合作依赖性更强，政治合作更具长久性、前瞻性、地区安全形势将得到改善。研究中韩经济外交及合作走向对于促进中韩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及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地缘战略

地缘战略是根据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地区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的一种国际关系分析方法，同时也是一国制定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略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工具。地缘战略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地缘战略思想，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麦会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杜黑将军的“空权论”，霍斯豪夫等的生存空间论，但总体上都是将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对立起来，把世界强国崛起的历史简单归纳为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我国的东亚地缘战略采用的是与传统的地缘思想截然不同的“海陆和合论”，该理论有力的证明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会对东亚地区的海洋国家或者陆地国家造成任何威胁，相反，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带动东亚地区的发展，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同样可以用地缘战略方法分析中国的对策，制定中国的东亚地缘战略。曾创造了“东亚奇迹”的东亚各国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发展的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制定相应的地缘战略。为研究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缘战略，引进微观经济学中变量的概念，包括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内生变量包括现阶段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基本情况，外生变量包括时代背景，东亚地区的国际环境，中国同东亚相关国家的关系和美国因素等。在考虑到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中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有的地缘战略，主要包括经济战略，政治安全战略，文化战略三个方面。经济战略包括拓展广阔的地缘经济空间；积极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维护中国地缘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战略包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建有利于中国地缘安全的东亚区域安全机制；加深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为祖国统一创造有利的地缘环境；妥善解决与中国相关的东亚热点问题，创造和平、和谐的周边外交环境。文化战略包括在东亚地区积极开展战略性文化交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开展文化领域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为建成“东亚共同体”创造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在大力开展文化外交的同时，提高开展文化贸易的能力；在开展文化交流的同时维护我国文化安全。
中日间的经济外交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东北亚的合作离不开核心国的中同经济合作。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传统的合作和文化交往。从经济上说，两国优势各异，互补性很强，因此不仅中日两国政府积极开展着形式不同，层次不同的经济外交，而且中日两国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也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经济交往。次区域经济合作也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山东省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和对外经贸大省，与日本在自然资源、劳动力供给、产业结构、贸易市场等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相互之间合作空间广阔。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山东与日韩的经贸合作有了较大发展，但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本论文首先综述了中日的经济外交战略，并分析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的中同经济外交战略及经济关系，建构起中日经济外交的相关理论框架，接着概述了山东的经济发展战略，从理论上寻求山东经济发展与日本经济外交目标存在的交汇点，山东经济发展与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的相吻合之处。文章重点是以理论为指导，具体研究中日在山东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情况。在分析山东与日本经济合作的比较优势前提下，具体考察了中日在山东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包括贸易、投资与援助等。最后提出利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山东经济的建议，包括抓住机遇，承接日资产业转移，大力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企业为主体推动经济合作。
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是世界各国必争的战略制高点，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全面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高新技术企业直接面对实力雄厚的国外高新技术跨国公司，竞争形势非常严峻。鉴于当前这种严峻形势，摒除阻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助于全面提高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本文基于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背景，展开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首先，分析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因，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包括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产业规模状况、进出口状况、市场状况、融资及风险防范状况、利用外资状况、海外投资状况。然后，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包括环境制约因素、规模制约因素、风险投资制约因素、创新体系制约因素、人才制约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对策，提出我国政府应采取的政策，并提出人才培养与激励对策、海外投资战略对策、规模化发展途径与方法、风险投资建设对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对策等。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模式探析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其前身——“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发展而来的地区性政府间合作组织。这种转变使该组织的组织形态完成了从松散到紧密，合作形式从低级到高级，合作内容从单一到多元的全面提升。转型之后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各种合作机制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取得的实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成就遮盖不了问题。在内部和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该组织在其发展道路上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因此，寻求一条适合上海合作组织自身情况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就成了一项摆在各成员国面前的课题。第一部分论述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模式。该部分旨在对“上海五国”和上海合作组织的组织类型、运行机制及合作内容等问题加以描述并进行分析。第二部分论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当前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文中认为该组织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强调成员国合作过程中的主权完整性、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间关系以及开放性等。第三部分论述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制约因素。文中提出这种制约因素及来自组织内部，同时外部因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第四部分对上海合作组织今后的发展模式做出了一些探讨。该组织应该在加强身份建构的前提下着力构建自身的安全合作模式和经贸合作模式。
构筑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投资法律机制研究

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投资的发展日趋自由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国际投资中，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已凸现出来。发展中国家已由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身份转为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的双重身份。中国作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亦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开始积极地向外投资。本文首先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及其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国际投资法律规范，其次分析了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相互投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为促进我国与中亚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急需建立起我国与中亚国家相互投资的法律保障机制，即从国际法层面完善现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共同投资规则；从国内法层面完善我国与中亚各国国内的投资法。
普京政府的中亚政策述评

中亚因其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地缘经济利益等因素而在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亚还是俄独联体政策的重点实施区域，俄力图把中亚经营成强国战略的支撑和基础。普京就任总统后辩证地扬弃和发展了叶利钦后期俄国家对外战略构想，把含中亚地区在内的独联体地区看作是俄外交绝对优先的方向。普京中亚政策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为普京实施积极主动的中亚政策提供了保证，美欧对中亚的渗透及对俄传统利益的不断侵蚀，加之中亚各国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都对俄中亚政策形成产生了影响。普京中亚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努力推动地区一体化建设，加强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关系，积极推动能源经贸合作，借助社会文化交流密切民间交往，灵活应对西方国家策动的颜色革命，力图巩固俄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普京政府的中亚政策对维护中亚地区安全与稳定，巩固俄在中亚的主导地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将对中国产生双重的影响。同时有利于遏制美欧在欧亚大陆腹地的扩张，客观上有助于该地区新均势的出现。普京的中亚政策凸现坚守国家利益而又务实灵活的外交风范，其中贯穿了非零和博弈的思想，具有浓郁的经济外交色彩。
冷战后中国对东盟开展经济外交的必要性及实践创新研究

走和平发展道路，把和睦周边作为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这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所作出的战略选择。从地缘政治来看，中国是世界上陆海邻国最多、周边安全环境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而东南亚则是中国陆海邻国中最多的地区，因而成为中国周边环境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对东盟国家开展睦邻外交具有极为重要意义。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引以为豪的是，我们拥有上千年的传统友谊和贸易往来的悠久历史。但东盟成立近40年来，中国一东盟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受冷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及文化、历史、宗教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双方曾一度猜疑、对立，后来逐渐和解、合作。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一东盟开启了对话合作进程，揭开了双边关系崭新的一页。十五年来，双方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不断深化在各领域的合作。中国与东盟拥有18亿人口，市场空间极为广阔。双方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贸易商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强，又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双边合作潜力巨大。所以说对东盟国家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就成为我国睦邻外交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冷战后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理论分析，阐述了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必要性。通过对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回顾和分析，综合概括了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实践创新。通过对当前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中存在的制约和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开展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政策建议。本文在结构和内容上分四大部分，是这样安排的：引言部分主要说明当前国内外对经济外交的研究现状以及我国国内对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的研究现状，对论文选题意义、论文的研究方法、需要突破的难点以及论文创新之处作了一定的概括和总结。第一部分首先根据中外专家学者的言论和著述总结概括出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类型；其次，系统分析了冷战后中国大力开展经济外交的原因和基本原则，为后面几部分的写作打下了基本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冷战后中国对东盟开展经济外交的现实必要性。冷战后中国对东盟开展经济外交是营造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是消除“中国经济威胁论”的需要：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地缘经济需要；是钳制台湾“南进战略”，打击“台独”势力拓展东南亚“国际空间图谋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现代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取得的成就以及实践创新。对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一是1991年-1996年，初级形式合作期间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外交；二是1997年-2000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东盟的经济外交；三是2001年至今，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过程中的经济外交。对经济外交的实践创新在以下6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方法上的创新：以政治外交优化经贸合作环境，提高经贸合作层次；二是机制上的创新：双方的经济合作克服了随意性，有一套完整的国际机制作保障；三是途径上的创新：采取先易后难，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的途径推进合作；四是载体上的创新：筹办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搭建经济外交平台；五是模式上的创新：兴建大型工业园区，探索经济外交的新模式；六是目标上的创新：构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第四部分对当前中国对东盟经济外交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加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外交的政策建议。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自由贸易区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国家之间的竞争渐渐发展为区域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而东亚作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地区，却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一方面不利于东亚各国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利于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东亚国家开始酝酿成立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提高自身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但由于东亚地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因此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非常缓慢。与此同时，中韩两国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两国国内加快区域内制度性合作的呼声不断出现。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间的贸易一直保持着很强劲的增长势头，双边贸易额由建交时的50.3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的1343.1亿美元。近几年韩国对华投资也不断增加，1992——2005年，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金额由1.2亿美元增至51.7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1％增至8.6％。目前韩国己成为中国仅次于日本、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也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2005年6月17曰，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2005中韩经济合作论坛”就《中韩经贸投资合作现状与前景》发表的演讲中明确表达了中国愿意推动中韩贸易区建设进程。中韩经贸关系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由于中韩不仅在地理上是近邻，历史文化传统相近，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也具有一致性，同时中韩两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及不断提高的国际地位也推动了中韩经贸关系的快速健康发展。在双边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且双方都面临着来自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自然就成为了两国的共同意愿。然而，虽然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两国也有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意愿，但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中韩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两国间存在许多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见，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但这些制约因素是可以通过中韩两国的共同努力来避免的，因此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中韩两国地处东亚，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势必会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产生影响，这其中包括积极和消极两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中韩自由贸易区可以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促成东亚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早日形成；从消极的方面来说，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对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形成共同的贸易壁垒，并且可能会加剧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国与国之间对话和谈判的难度。但总体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东亚地区的积极影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对东亚经济一体化来说还是利大于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尤其要重点解决阻碍中韩经贸关系发展的相关问题，如中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韩贸易摩擦等，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成，才符合中韩两国的根本利益，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双赢。本文第一章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韩自由贸易区研究的理论框架，这是本文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章概述了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并且分析了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给中韩两国带来的利益；第三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分析了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得出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是必要的且可行的这一结论；第四章研究的是中韩自由贸易区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系，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第五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为中国在促进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提供了对策建议。
乡下人进城：中西部农民向沿海都市迁移的文学想象

乡下人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限的土地上富余的农村劳力从欠发达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向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都市迁移，形成了滚滚潮流。通过文学想象来关注他们与所进入的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其生命价值的体现与受挫，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本文以2000—2005年以来《人民文学》等国内11种主要文学期刊中明确提到那些来自中西部地区农民进城的篇目为研究对象，集中讨论的就是关于中西部乡下人迁移的文学想象。论文分三个部分论述：一、考察中西部农民进城动因。无论是逃“穷”、逃“罪”，寻求爱的附丽，他们都把城市作为唯一的选择，他们都有一个“城市情结”。城市情结是所有的乡下人的心理战场，尤其是从中西部这个欠发达地区走出去的人。二、中西部农民进城后的生命展示。他们的生命展示，往往是一个自然生命。他们的身体、爱与性、被挤压的生存空间中的暴力挣扎，往往成了生命展示的主要场域。这个生命场域中有的还带有鲜明的地域标志，小说中的人物鲜明地烙着乡土印记。三、通过他们进城后对乡土的三种态度：逃离、游走、守望，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心理斗争战场。进城的脚步永远无法阻挡，我们与其拒绝还不如融合，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进城的经验里或许我们能找到好的融进城市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