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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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巴基斯坦经贸合作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政治话语权也不断增强，作为开放大国，中国一直倡导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模式。近年来，我国正在深化改革，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呼声愈发强烈，由此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的样板工程和旗舰项目，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提出制定中巴经济走廊的远景规划，2014年2月中巴双方同意加速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标志着这一里程碑项目进入快车道。2015年3月28日我国三部委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中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巴经贸关系就变得尤为迫切。中巴经贸关系的发展存在挑战，但更多的是机遇，如何抓住当下的战略机遇期，巩固并加深中巴经贸合作水平，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要议题。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的大背景，首先总结了经贸合作与中巴经贸关系的相关文献，并梳理了经济走廊相关文献。然后通过中国与巴基斯坦的贸易现状与投资现状，分析得出了中巴双方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性与互竞性，对双方应加强哪一方面的合作进行了展望。之后，分析了制约影响中巴经贸合作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税务协定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现如今也进入了全新阶段。作为“一带一路”五个重点方向之一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税收协定不仅避免了对跨国纳税人的海外投资、经营劳务等征收双重征税，而且降低跨国经营风险，从而为我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因而，从税收协定角度研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 　　本文通过以我国与其他国家所签署（生效）的税收协定的总量、每年度签署（生效）的税收协定数量、出口、市场容量、经济增长率等作为自变量，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为因变量，构建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归纳出税收协定数量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得出税收协定的签署与生效在整体上是利大于弊的结论。然而，现阶段许多跨国企业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存在滥用税收协定问题，以及在税收协定实施过程中也存在问题。本文将从国家与企业角度，探讨防止滥用税收协定、促进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好的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措施。
美国服务业FDI流入量的决定因素分析

2015年美国的引资规模骤降，服务业FDI的日渐重要，使得美国服务业FDI引资规模影响因素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独辟视角，研究了各资本输出国国内因素如何影响其对美国服务业投资。对此，本文分别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首先，本文从总体规模、行业分布、区域分布等几方面直观阐释了美国服务业FDI吸引外资的情况，为后面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然后，本文选取了21个国家在2004-2014年11年间的对美国服务业FDI数据，依据引力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效应分析。结果发现各国对美国服务业FDI规模主要受其对美国制造业FDI规模、两国间服务贸易开放程度、母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显著影响，且以上三因素都对其流向美国服务业FDI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制度差异（用经济自由度表示）、劳动生产率和基础设施状况等与对其流向美国服务业FDI有一定相关关系，但影响并不显著。 　　同时，本文以中国对美国服务业投资为例进行了分析。文章发现，虽然中国对美国服务业投资不断增长，但中国对美国的服务业净投资仍然为负值；并且其行业门类分布单一，主要集中在批发贸易和信息产业。为此，本文结合引力模型的分析结果，对中国服务业FDI“走出去”，进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壁垒的种类、影响及对策研究

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国家，政府大力的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在国际市场中的位置，融入并活跃于国际市场，对外直接投资也自然而然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至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增长19％,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在过去的12个月里，中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活动进一步加码，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或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提升企业的国际地位，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还能进一步减小国内产能过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全球经济复苏及外币表现的不景气也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正当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都取得巨大进展，同时投资的领域也有所延伸，投资区域也更将广泛，投资主体也更加趋向多元化的时候，国际投资壁垒，国际保护主义给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当头一棒，重重地打在了中国企业的头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为帮助中国企业更好的应对对外投资壁垒，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环境，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对对外直接投资壁垒的研究就显得至关重要。 　　虽然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有较多研究，但是，大多数学者研究领域主要专注于中国FDI的发展动机，发展进程，发展现状，投资风险等研究课题，而较少学者会涉及到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壁垒的分析与研究。面对国际上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所设置的重重对外直接投资壁垒，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壁垒，又应该如何应对将是本次研究的主要着重点。本次研究首先简要论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并对投资壁垒做简要概述，然后通过研究中国企业主要面对哪些对外直接投资的壁垒，并分析这些投资壁垒给中国企业乃至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危害，并最终着力寻找如何应对对外投资壁垒的措施，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加自信，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的走出去。
国际资本循环新常态下中国海外投资的问题和策略研究

建国伊始，中国就已经参与国际资本循环，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循环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中国逐渐进入以海外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循环新常态阶段，而结合IDP理论对中国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海外投资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和解决。 　　因此，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国参与国际资本循环的历程，认为中国可能已经进入以扩大海外投资为主的国际资本循环新常态阶段，然后根据IDP理论对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中国在国际资本循环中确实进入了新阶段，海外直接投资变得越来越重要将是新常态。但是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面临着投资组合的结构不合理、高风险和低收益并存的问题，体现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滞后，而海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海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的产业升级衔接不畅的问题。最后提出，中国在新的投资阶段，应积极扩大海外直接投资，优化中国海外投资结构；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应注重东道国的风险防控，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新的增长极，从而将海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的产业转移和过剩产能的消化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民营外贸服务模式创新——以厦门市嘉晟集团为例

伴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和诸如“一带一路”等经贸促进政策的出台实施，民营外贸服务提供商逐渐兴起，其服务模式经历了从初始的代理报关报检，到企业内部供应链整合以提供整套的外贸服务，再到提供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外贸综合服务三个阶段。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外贸服务模式创新涉及民营中小对外贸易企业的上下游企业，着重于解决民营中小外贸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商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不顺畅的问题，为面临发展瓶颈的民营中小外贸企业提供一体化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让民营中小对外贸易企业能集中优势资源专注于自己核心业务的发展与升级，突破现有资源不足以支撑企业全面开展业务所带来的限制。 　　本文以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为线索，研究民营对外贸易服务提供商在所提供的服务模式上的转变。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论述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外贸政策。 　　（2）论述从改革开放后至今的外贸政策的转变，研究相应政策背景下的民营外贸服务提供商的服务模式，并详细介绍厦门市嘉晟集团基于供应链管理的对外贸易服务模式创新。 　　（3）论述新常态下民营外贸服务提供商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以厦门市嘉晟集团为例探讨民营外贸服务提供商为适应新常态在对外贸易服务模式创新上所做的尝试。 　　本文的目的在于研究民营外贸服务提供商在国家外贸体制改革背景下外贸服务模式的创新。以民营外贸服务提供企业厦门市嘉晟集团为例，介绍其成功的商业模式，为其它正在转型中的民营外贸服务提供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为面临发展瓶颈的民营中小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一种走出困境的可能选择。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4年流量位居全球第三，存量排名第八：这些成果说明在本世纪初中国实行“走出去”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3年中国对115个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通过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时的区位偏好，从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深入、较为完整的认识。 　　在本篇论文中，将使用八个解释变量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其中，将重点考察东道国政治环境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从东道国政府稳定性和腐败程度这两个维度进行考查。在对全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之后，还将国家细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探究中国对两大类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的具体特点。 　　全样本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去GDP大、人均收入高、中国对其出口额大、政府稳定程度低的国家（地区）进行投资，而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政府腐败程度与中国的OFDI之间关系并不显著。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结果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人均收入正相关，与通货膨胀、政府稳定性负相关；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与东道国的GDP、人均收入、中国对其出口额、基础设施建设正相关，与东道国的政府稳定性负相关。
“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

经过数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国民收入不断提高，已经进入对外投资阶段，但是我国对外投资中，间接投资比例畸高。由此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大，所以引导我国企业“走出去”逐步成为发展的重点之一。中国对外投资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各国历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基础设施被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突破口，政府应该引导我国对外投资在获得合理回报的同时，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进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对于东道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基础设施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其次，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再次，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对吸引 FDI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对于环境的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能够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其中既包括众多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也有利用基础设施的网络性，在重点区域投资以带动周边地区，实现互联互通，还有中国投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利用金融手段为“一带一路”战略弥补资金缺口，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本文选取东盟十国为样本，以改良的索罗模型为基础，验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结果证明，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又表明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缺乏“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并不适应以提高经济开放程度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政策。随后以Granger因果分析法来验证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提高与FDI流入之间的双向促进作用。二者存在双向促进关系，在不同的阶段，效果不同。低收入国家中，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提升对 FDI有较大的吸引作用，而 FDI的流入难以改变东道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高收入国家，结果相反。 　　本文旨在通过讨论 FDI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我国对外投资如何最大限度的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各国互联互通，促进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给以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与“工业4.0”背景下中德制造业合作研究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纷纷提出回归实体经济，重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2013年4月，德国正式提出“工业4.0”计划，之后美国、日本、欧盟也提出了自己的制造业发展计划。2013年底，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优势产能“走出去”，2015年5月中国正式公布“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中德之间的制造业合作势在必行。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运用产业分工合作理论、产业梯度推移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微笑曲线”理论建立中德制造业合作的理论基础。然后从工业制成品贸易、德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分析中德制造业合作现状，以及“一带一路”和“工业4.0”背景下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必要性，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机遇。此后又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衡量中德制造业合作的经济效应，对影响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差距、科技创新差距与产业内贸易水平正相关，德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指数负相关，最后对中德制造业合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能源产业国际合作战略创新——基于油气全产业链合作视角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是新时期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深层次的连通和融合的战略规划，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65个沿线国家，以国际能源合作为优先发展领域之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作为东端起点，向西划分为三大层段，即包括中亚经济带、环中亚经济带和亚欧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包括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预计未来十年内该区域内的油气储量及产量仍将持续增长，在全球油气供应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我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对深化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本文基于此宏观背景，分别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分析我国能源产业的发展。国内层面上，通过分析我国主要能源产业的生产、消费及进出口情况等，明确了我国现今的能源结构矛盾。国际层面上，以石油、天然气两大产业为例，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沿线的四大能源产区及国家在世界及我国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双方油气合作现状、呈现的特点、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等的对比分析，明确了我国未来能源国际合作的重点方向和内容，进而分别从油气产业链上中下游给出下阶段我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路线图，提出加强我国能源产业国际合作的创新模式建议等。
母国税收激励对中国ODI的影响研究

我国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提出了“走出去”战略，这使得对外直接投资（ODI）日益重要。ODI不仅能促使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以达到最优配置，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还能利用国际资源达到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等其他宏观战略目标。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ODI快速增长。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ODI迎来了第一个高峰，金额达到40亿美元。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将推动ODI作为促进全球化的发展的政策之一，中国的ODI增长加快。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或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连续12年实现增长，2014年流量是2002年的38.10倍，2002-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7.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吸引外资仅差53.8亿美元，双向投资首次接近平衡。2014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7633.7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的份额提升至3.4%，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中位居第8位，首次步入全球前10行列。 　　从国内外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与企业利润息息相关的税收是影响ODI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实践看，ODI与母国的一系列税收政策相关。因此，如何设计能减轻投资者负担、充分，鼓励我国投资者走向世界的税收激励政策，如何充分利用母国税收优惠的措施，是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讨论的焦点，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许多学者都对税收激励有深入研究，但直接研究税收激励对ODI影响的文章却并不多见，研究我国的就更不多见，本文主要从我国着手，用实证方法研究税收激励政策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最终根据实证结果分析税收激励的必要性及现有的可改进的地方。
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伴随着“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等全球战略的部署实施，我国的银行业顺应这一趋势，在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加快了国际化步伐。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银行企业应对日益加剧的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寻求新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银行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很多，本文主要研究其中的经济因素，不考虑非经济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包括新建和并购，我国银行业总体上是新建和并购并举的方式，但就目前我国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银行企业来看，只有工行的海外并购形成规模，而其他银行则仍是采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行直接海外布局，海外并购在整个行业中尚不具有普遍性。 　　本文针对国内外对国际跨国银行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理论归纳和梳理，包括引导效应论、区位优势论、地理因素论等，了解到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对被解释变量的选取通常采用的是以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数量为衡量指标。综合以上内容，本文针对我国银行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选取18个样本国的对应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两个问题：验证传统银行理论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是否对我国银行当下的FDI区位选择同样适用，以及我国银行业FDI区位选择该如何合理布局。通过研究得到：银行FDI区位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贸易引导效应作用、东道国市场机会对我国银行适用，投资引导效应目前并不适用，东道国市场准入政策的长期作用不明显，距离因素适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的FDI区位布局初步构想，对目标市场进行分析。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为例

从2014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全球经济形势也较为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多数跌幅在50％以上，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五省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区域内的关键区域，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以及能源资源等，其蕴含了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我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总体为升值，且日内波动幅度明显变大。人民币的波动必然会影响西北五省进出口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产生影响。 　　本文依据汇率对进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了西北五省进出口贸易现状，然后选择西北五省总的进口数据、总的出口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 GDP共4个变量，并进行稳定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都为一阶平稳序列。在进行协整检验后，分别建立了西北五省出口VAR模型和进口VAR模型。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对西北五省出口贸易和西北五省进口贸易都为负向冲击，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对西北五省出口贸易和西北五省进口贸易都为正向冲击。西北五省出口贸易变动方差由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解释的部分要大于由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解释的部分。西北五省进口贸易变动方差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总的来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西北省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都是负向冲击，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对西北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都为正向影响，且其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更大。另外，通过构建GARCH模型研究汇率波动幅度大小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为正向的。为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促进西北地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并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东北地区区域竞争力研究——基于修正的钻石模型

东北地区曾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区，在建国之后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近两年，东北地区的经济进入寒冬，尤其是进入2015年之后，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排名全国末位，东北地区的区域竞争力问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在这种局面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快速推进给东北地区带来了一线曙光。“一带一路”战略把东北地区定位为中国向东北亚地区开放的门户，这种定位无疑可以通过开放来推动东北地区的市场化、国际化，从而解决东北地区的各种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对比东北地区现阶段的竞争力情况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为东北地区带来的变局来探讨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区域竞争力情况。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东北地区的区域竞争力情况，从模型适用性、指标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进行考虑后，本文选择了钻石模型作为竞争力研究的框架，并在这个框架下选择了21个有代表性和覆盖性的指标作为具体评估标准。为了在研究“一带一路”战略为东北地区区域竞争力带来的变化，本文首先对东北地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包括对于东北地区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对东北地区经济情况的分析，并分析了东北地区的竞争优势和现存问题。 　　此后，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钻石模型体系下的21个指标的近16年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出了东北地区的竞争力主成分，并对钻石模型体系下的六大类要素进行竞争力贡献度排序，得到了东北地区竞争力的主要构成因素。主成分分析法的分析结果证实了本文对于东北地区现状的分析，投资和国内需求是对东北地区竞争力贡献相对明显的因素，这也解释了在投资增速放缓和国内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区域竞争力下滑的原因。 　　在明确东北地区的现状及问题，并用主成分分析法证实了东北地区的竞争力主成分后，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剖析。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东北地区的定位以及东北地区的优势，本文用21个用来描述区域竞争力的要素把东北地区的现状和“一带一路”战略下的东北地区进行了对比，根据对比得出了本文的结论：东北地区在区域竞争力方面的优势和劣势都很明显，“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东北地区的规划具有针对性，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未来东北地区如果能够顺利解决现有的问题的话，其竞争力会得到提升。最后，本文为“一带一路”战略在东北地区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可行、保护资源、保障民生、政府转型的政策建议。
出口信用保险对文化贸易的促进作用研究

文化产品的出口，不仅有增加收入、促进就业的作用，更能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同时也能增进中国的影响力，存在许多经济利益之外的意义。 　　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出口情况并不乐观。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产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情况，认为中国国内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走出去的步伐有待加快。 　　本文从经济学的实证角度和出口信贷的操作实践两个角度阐述了出口信用保险对国际文化贸易的促进作用。出口信用保险通过弥补政治风险促进企业更多地进行文化贸易。同时，有了出口信用保险的参与，出口信贷提供方有理由将出口信贷的门槛降低，缓解文化出口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