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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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

我国自2001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得到持续快速发展，2014年我国OFDI流量排名世界第三，年末存量居世界第八位，逐渐从外资流入国转换为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重身份。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两国之间为了促进和保护对外直接投资而签署的条约，为企业提供了不同于国家制度环境的特定的、有针对性的投资保护，因而会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区位选择。本文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53个主要的东道国2003-2013年的数据，建立Hansen面板门槛回归，将中国OFDI流量、东道国制度环境、双边投资协定BIT和其他控制变量融入统一研究框架，研究基于东道国不同制度环境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化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签署BIT有助于我国向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于本身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更大。
贸易便利化评估及其对中国出口影响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背景

当今世界，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传统贸易壁垒日趋减少，国际贸易整体环境逐步开放。此时，消除国际贸易流程中各种机制性和技术性障碍，提升对国际贸易产生综合影响的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国际贸易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一议题得到了各方广泛关注。“一带一路”为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增进与沿线各国的沟通交流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此背景下，十分有必要研究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其出口的影响效果。且资源总量有限，需要知道众多贸易便利化分项中哪些对促进贸易发展最为有效，进而可优先对这些领域增加投入。 　　本文在广泛阅读国内外现有文献基础上，构建了包涵四项一级指标和九项二级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并运用该评估体系首次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以及各分项指标水平进行了评估，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国别差异现状。进而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对这些国家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以及各分项水平对中国向该国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模型变量之外各年份的共同影响因素由引入的时间哑变量控制。实证结果证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及其各分项指标均对中国向其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各分项中海关及贸易环境指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最大。最后，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基础上对促进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提出了若干针对性建议。我国与沿线各国均应抓住一带一路发展契机，有的放矢地加强投资并深化合作，以促进区域共同繁荣。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的自然人流动分析

自然人流动是 GATS下规定的第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相比于其他的贸易模式而言，自然人流动是以服务人员的跨境流动为载体的贸易形式。人员的流动不仅带来了劳动要素的国际间转移，同时也伴随着信息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流，为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奠定了基础。正是凭借着其独特的实现方式，自然人流动虽然总量不大但却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成为各种多边和区域贸易谈判中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近年来，随着自然人流动的发展，其对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作为服务贸易的模式之一，自然人流动不仅对服务贸易的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同时，它也间接影响了货物贸易的发展。现有的关于自然人流动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法律和政策角度进行分析，相关的实证研究较少。在少数几篇关于自然人流动对我国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采用的样本数据均为截面数据，且样本总量偏小，导致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有所下降。 　　本文将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双边贸易的自然人流动进行分析。其中，理论分析部分主要是从自然人流动的动因、对东道国和母国产生的福利效应以及其影响国际贸易的内在机理三个方面，对自热人流动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为实证检验奠定理论基础。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选取中国与50个主要贸易伙伴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自然人流动的进出口效应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对不同类型的贸易伙伴而言，自然人流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对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后，进一步按照收入的不同将总体样本分为两组即发达国家组和发展中国家组，分别加以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比较。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自然人流动与我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特别是我国自然人流入较为集中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出口正效应尤为明显。具体来说，中国输出的自然人每增加10％，出口贸易总额将增加0.99%；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68%；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将增加1.22%。相比之下，自然人流动对我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则并不显著。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稳步向前，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寻求加入一个或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从2002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后，黄金十年间中国与东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不仅对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着深远意义。在2015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议定书》顺利签署下，研究 CAFTA所带来的贸易效应及发展趋势是必要的，这对中国—东盟经贸未来发展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首先，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学的基本理论，从理论角度分析了 CA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通过对该领域文献的详细整理和回顾，发现 CAFTA的成立对双方带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其次，本文从三方面对中国东盟的当今发展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日益趋好，产品之间存在相似性和重叠性。再其次，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分析中国—东盟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状况，发现中间产品贸易在双边贸易中占较大比重，对双边贸易有着明显的创造作用。而中国—东盟生产网络紧密也有助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运用了贸易引力模型定量的分析了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变动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同时存在，贸易创造效应现象更为突出，对社会具有净福利；此外，CAFTA对中间产品贸易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于传统贸易。最后，本文结合以上研究分析，提出结论并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渤海地区主要港口竞争力评价分析——基于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产业转移正愈演愈烈。港口是区域综合物流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促进区域物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我国加入到世贸组织以后，港口已经日益成为推动我国对外开放、加快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跳板。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15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以及中韩自贸区建设的推进，使得具有地缘优势的环渤海地区在对韩贸易中占尽先机。港口是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环渤海地区各港口面对着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发展机遇，港口间竞争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本文以我国环渤海区域内的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秦皇岛港、唐山港、天津港、黄骅港、烟台港、威海港、青岛港和日照港等十一个港口为具体对象，对环渤海地区港口在中韩自贸区背景下的竞争力进行评估分析。 　　本文从港口及其竞争力的基本概念出发，对港口竞争力与腹地城市、区域经济、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本文将对韩贸易条件作为港口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之一，建立了港口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环渤海港口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11个港口对韩贸易的综合竞争力水平由高到低分别是：青岛港、天津港、大连港、烟台港、唐山港、威海港、日照港、丹东港、营口港、黄骅港和秦皇岛港。本文最后提出了提升各港口对韩贸易竞争力水平和促进环渤海港口群整体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高铁发展对航空业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几十年来，我国航空业发展迅速，已成为居民出行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之一。伴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居民的消费升级以及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未来中国的航空旅客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而作为国家近年来重点发展的运输方式，自2008年以来，高速铁路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目前在建规模和运营里程都居世界第一。高铁以其运载量大、运行效率高、速度快、准点率高以及价格较低等特点，对于航空业有着很强的竞争性和替代性。结合欧洲和日本等国家的发展经验以及我国近年来的实际市场情况，航空业在中短途距离中受高铁冲击明显，航线、航班、机票价格等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在长途运输中航空业则基本未受影响。 　　本文以四横四纵高铁干线沿线城市为基础，选取了国内32对城市对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高铁对航空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出我国高铁的发展对航空的座位数和航班数影响显著，其中低于1000km的中短途航线比大于1000km的长途航线所受影响更为明显。结合近年来我国航空业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本文从加大拓展支线航线、国际航线、加强低成本航空的建设、加快空铁联运的建设以及航空业自身的建设等方面对航空业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家风险评级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大幅增加，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据悉，2015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合计共达148.2亿美元。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的出口信用风险也不容小觑，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是企业或个人参与的国际投资与贸易都需要相应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予以保障。因此，能否准确度量出口信用保险中的国家风险问题，是关乎战略进行的大事。为此，本文参考多家国内外评级机构的评级体系，站在我国的视角上，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的多个角度，建立140项评级指标，收集46200条数据，并采用主成分分析、层次分析及功效函数法，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66个国家作连续5年（2011-2015年）的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家风险评级。 　　本文在指标体系搭建时，使用大量客观数据来代表主观指标，减少主观因素对评级结果的影响。分析视角突出中国属性，注重该国政策与制度是否适应本国的发展、该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状况等，以区别于国外评级机构将该国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否与西方国家主流价值观一致作为风险考核的标准，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应用上本文针对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家风险，考核一国是否适宜外国投资与贸易，而非大公等评级机构所作的以考核国家偿债能力为中心的国家风险或主权债务风险评级。此外本文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拓宽到应用层面。希望本研究对丰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国家风险评级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全文具体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归纳总结经济学家、穆迪、大公及中信保的国家风险评级标准，找出异同，为评级体系的构建搭建基础。 　　第三章风险评级方法设计，包括框架体系、指标体系以及评估方法。 　　第四章对各主权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各国家的总评级结果、总评级各项得分以及分层指标得分和评级。 　　第五章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建议，并对全文的分析研究进行整理总结，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中国保险业海外拓展路径与效率研究

自2012年中国政府放宽保险企业投资海外的限制以来，国内保险公司涌向全球市场，保险业国际化建设在国内保险发展中成为最令人瞩目的趋势之一。保险公司一次又一次在海外买楼，刷新人们对保险公司实力的认知。通过查阅资料，本文整理出以下三种海外拓展的路径：第一种在海外设立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第二种在海外并购或者入股当地保险企业，第三种保险资金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及房地产市场。不论是像近两年阳光、平安在海外买楼还是像中国人寿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或是像安邦保险并购美国信保人寿公司，中资保险公司进军海外市场的脚步不断在加快，方式也愈加多元化，说明中资保险公司在全球配置资产的能力不断提升。随着保险监管能力的提高，保险机构境外投资管制的放开，保险企业海外拓展的势头强劲，参与国际保险市场的积极性强烈，这对于险资风险的分散，利润收益的提升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总结了我国保险公司近几年海外拓展的主要路径，并对各路径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着重以中国人寿2015年6月在新加坡设立子公司为例进行保险业海外设立子公司的SWOT分析，从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角度探讨中国人寿（新加坡）公司在新加坡的竞争力，得出了深耕新加坡市场，适应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完善公司的管理体系，将新加坡公司作为海外拓展的支点的结论。 　　随后选取15家中外资保险公司，其中中资保险公司11家，外资保险公司4家，整理计算2007、2009、2011、2013、2015年度的数据，运用数据包络模型（DEA）分析当前这15家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率，在国内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中资保险公司，相比于外资保险公司，规模效率较低、纯技术效率较高而导致总技术效率较低，结合国内事情现状分析其原因是因为在国内盲目扩张，失去了规模经济，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本文认为在国内有较大市场占有率并有较强实力的中资保险公司应该积极向海外发展，提升规模报酬，获得更多的收益。 　　本文最终得出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市场竞争加剧、政策鼓励保险国际化的大环境下，中资保险公司必然会选择进入海外市场的结论，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健全内部控制系统，提升管理效率，第二坚持专业化发展，突出保障功能，第三加强国家化人才储备，实现跨越式发展。相信在不断“走出去”的实践下，中资保险公司会在世界保险业中大放光彩。
中国出口商品知识产权风险及管理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2014年7月，中国企业小米登陆印度市场，12月已销售手机100万台，爱立信的一纸诉状却让在印度市场风生水起的小米面临在印度被禁售的命运，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及国际化的推进，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纠纷呈愈演愈烈之势，电子、电气、通信、医药等行业都是知识产权纠纷的高发地。可见，我国产品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知识产权风险问题不容忽视，对出口商品知识产权风险的有效管理也更为迫切，值得企业及有关方面的重视。 　　基于美对华“337调查”现状和特征趋势研究，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出口商品知识产权风险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又从风险来源出发，将知识产权风险具体分为12种类型，通过专家打分、风险矩阵及Borda序值评估风险重要性级别，为出口商品知识产权风险管理做好充分准备。之后，通过对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升级的研究，阐述其与知识产权风险的相互影响作用，进一步突出知识产权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最后，结合全文研究及风险评估结果，分别从损失控制（改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等）、损失融资（知识产权保险等）、内部风险抑制（信息调查与投资等）三个角度给出风险防控管理办法。
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研究——基于欧美期货交易所与亚洲合作模式演变视角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新常态面临着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要求资本市场为此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其中期货市场的作用不可或缺。从国际上看，以欧美地区为代表的国际上各大期货交易所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开展国际化战略以增强在全球期货市场的影响力。经历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期货市场已经开始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成熟。但是，这种成熟只是局部的、纵向意义上的成熟。从横向比较看，我国期货市场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差距，不论是内部的运行机制还是外部的市场环境，都不够完善，期货市场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掘，期货市场的国际化之路还很漫长。因此，学习国际经验，研究发达期货市场国际化模式演变，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有较强的借鉴指导意义。 　　本文正是基于欧美期货交易所与亚洲合作模式演变的视角，研究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重点研究为了顺应国际化趋势，我国期货交易所应采取的模式。本文首先通过企业兼并理论和微观经济学模型论述期货市场国际化的理论基础，再从欧美期货交易所面向亚洲市场合作布局的角度，探究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的模式演变；然后以洲际交易所（ICE）2014年收购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商品交易所（SMX）的事件为例，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事件研究法，通过回归建立市场模型，估算ICE的预期收益率、超常收益率AR和累积超常收益率CAR，以此度量国际化并购是否能给期货交易所带来超常回报，从定量角度分析前述国际化合作模式的长期效益；之后结合国内外期货市场发展及国际化情况，通过论述国内期货市场与欧美成熟市场的差距，对我国借鉴欧美模式的可行性条件进行分析；最后根据上述研究，提出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建议。 　　本文基于欧美期货交易所与亚洲合作模式演变的视角，研究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路径，所得结论可概括为：欧美交易所与亚洲的合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种模式演变；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可得出各合作模式能够带来正的效益影响；由于国内期货市场与欧美成熟市场的差距，我国在借鉴欧美模式时需要一定的可行性条件，以及从期货交易所的角度而言，所应采取的具体路径模式。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首先探讨期货市场国际化的角度较新，分析总结出欧美模式，为我国目前推进的期货市场国际化提供一个新思路；并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讨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与效益影响；其次，不是盲目借鉴欧美模式，而是立足国情分析了可行性条件，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不足之处在于，首先虽然国外大多数交易所完成公司化改制，但鉴于交易所本身的特殊性，与普通企业存在一些差别，本文在研究国际化模式带来的效益影响时，只能将交易所近似当作企业来研究；其次，因交易所跨国并购案例有限，本文只选取一例美国的交易所并购亚洲的交易所事件，现实情况会更复杂，可能与本文对国际化产权融合带来效益的判断有所偏差；其次，论文侧重从期货交易所的角度探讨期货市场国际化，而期货市场国际化还牵涉到期货中介机构国际化、期货投资者国际化等方面，这些领域内容仍有待后续探讨。
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预警及防范——基于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研究

当前我国对外投资速度越来越快，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为国内企业提供了众多发展机遇。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自然在对外投资中，会对沿线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然而由于沿线各国主权风险不一加上危机自身的传染性，不爆发危机的国家也可能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基于此，对国家主权债务风险进行研究显得尤其重要。考虑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相似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本文选取新兴市场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国家——金砖四国（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为研究对象，选取1989—201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首先确定影响各个国家债务风险的预警指标（包括5个宏观经济基本面指标，1个信贷指标，8个债务规模指标）并确定指标临界值，构建主权债务安全预警指标体系；采用功效系数法对研究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单独进行考量，计算各指标的单项功效系数；建立一套适合研究各国的综合衡量主权债务风险的指标，并根据功效系数法求出的主权债务安全预警指数及其趋势对所研究的各国主权债务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对危机的防范提出建议。
基于CAViaR模型的中国商品期货风险度量

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在“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的推动下迎来了全新的历史机遇，科学有效地防范大宗商品市场的风险有利于推进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进程、对提高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有重要意义。本文参考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多个期货指数，最终选取了四大典型品种——上期所沪铝、大商所豆油、郑商所郑糖以及上期所沪锌作为研究对象，参照传统CAViaR模型建立关于大宗商品期货的VaR模型，并分别运用动态分位数DQ检验以及似然比LR检验对三种CAViaR模型的精准性作回测检验，旨在研究我国商品期货品种的动态风险情况。结果表明，每个CAViaR模型的风险预测效果都非常理想，适用于商品期货品种呈现典型的“高峰厚尾”和收益率自相关现象。在综合考虑了模型便易性、稳健性和准确性后，本文认为CAViaR模型是针对我国商品期货市场风险管理实践最为适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
“沪港通”前后沪港股市溢出效应分析

自香港回归以来，我国与香港地区的经济、贸易、金融等层面合作日益频繁。由于内地股票市场特殊的上市核准制度等原因，许多内地企业选择赴港上市或是在AH股同时上市，两地股票市场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合作与联系。截至2015年末，共有89家在大陆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双重上市公司。目前香港股票市场各项交易规则和制度已经较为成熟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但在规则制度、投资主体、上市公司主体等层面与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201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正式实施。沪港通实施之前，外国投资者进入我国股票市场的主要途径是 QFII或 RQFII，在沪港通实施之后，外国投资者能够通过香港市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这对于我国股票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大陆个人投资者能够直接在香港联交所进行交易。这一政策的实施缩短了大陆证券市场与国际主要证券市场的距离，方便了大陆资金走出去进行全球配置，更为重要的是为国际资本进入我国证券市场进行交易提供了便捷。本文将研究这一政策实施前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之间的溢出效应。 　　已有关于金融领域不同市场之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学者们使用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GARCH模型、Copula函数等实证模型对成熟的资本市场不同地域之间、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之间、亦或是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不同金融子版块之间的溢出效应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对溢出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本文先总结了已有关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而分析了近年来大陆和香港地区在贸易往来活动、相互直接投资情况、两地股票市场发展状况、在港上市中资企业、香港地区离岸人民币市场等两地的联系。在具体计量模型的选择上，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选用上证综指和香港恒生指数的60分钟价格并取对数收益率，以互联互通机制实施时间为分界点，分两个子样本，对两个子样本分别运用VAR模型和DCC-GARCH模型探究两者指数收益率之间的溢出效应。 　　经过计量模型的处理并结合内地和香港各方面合作情况的分析，本文发现，互联互通机制实施后，两地之间的溢出效应有所加强，香港股票市场对内地股票市场的影响更为显著，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股票对新信息敏感度有所提高，两个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水平较实施之前有所增加。最后，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股票市场特点，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价与研究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全球第二，外汇储备达到了3万亿美元以上。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中国对外输出资本的步伐也越来越快，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出利用外资规模约200亿美元，多年来资本净流入我国的状况发生转变，我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资金相对充足、有能力和需求向国外输出资本并且在全球配置资源并获得战略利益的时代。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意味着我国将继续深化“走出去”战略，而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区域。回顾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了解不足以及风险评估不足，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计划屡屡受挫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因此，对沿线国家的国家经济风险进行评估与研究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家经济风险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然后建立了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此模型进行了有效性检验。具体来说，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介绍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对“一带一路”作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前人对国家经济风险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思路。 　　第2章中首先阐述了国家风险的概念与内涵，并由此引出国家经济风险的概念，对此概念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第3章中建立了本文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价模型。具体来说，本章中首先提出了选取评价指标的标准并且由此提取出11个评价指标，随后选取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19个国家作为样本国家，并将他们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数据的平均值用SPSS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4个主成分与它们各自的权重，从而得到了这19个国家经济风险的排名以及国家经济风险的评价模型。 　　第4章是模型的有效性检验。本章以印度尼西亚等四个国家为样本，选取这些国家1995年到2014年20年的数据带入第三章中建立的国家经济风险评价模型以验证该模型的有效性。评价结果显示，四个样本国家经济风险得分的走势变化与各国的实际经济情况均是相符的，因此也证明了本文模型的有效性。 　　第5章是本文的总结与展望。本章总结了本文整体思路，并且对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展望做出了说明。
“一带一路”战略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国家战略提出，伴随着“一带一路”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占到全世界的63％，但其经济规模仅占世界经济的29%，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近年来对中国的经济都较为依赖，在此背景之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通过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合作，不仅可以为沿线国家的发展提供新的引擎，同时对中国应对目前经济的下行趋势、释放过剩的产能来说也是十分有利的。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所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涉及到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投融资方面的密切合作，这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与此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正式成立、丝路基金首单项目的顺利开工以及一系列支持政策的颁布实施正在推动着“一带一路”战略稳步前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11月30日这一天正式将人民币纳入了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对于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货币、甚至实现完全的国际化来说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那么，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更好地利用此良机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完成国际化的英镑、美元、欧元以及日元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又有何借鉴意义？另外，除了带来机会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着哪些风险，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 　　为了深入地研究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这四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并分析了这些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借鉴意义，同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通过比较发现，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先成为区域性的货币进而再实现完全的国际化是当前较为理想的路径。其次，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尤其是结合“一带一路”中重大项目的建设来分析了如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通过研究发现，可以利用项目建设的契机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方面合作，同时通过加大与沿线国家的货币互换规模，以及发行人民币债券来满足项目融资需求等措施来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最后，分析了人民币的汇率稳定、沿线国家局势的复杂性和全球经济放缓等问题给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并对于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