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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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FTA优先缔结对象的选择标准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许多国家为了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始发展区域贸易合作。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在积极建立自己的FTA体系，来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中国也在加强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构建或拟建立的FTA成员国遍及欧亚、大洋洲、美洲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但至今没有完整的FTA战略体系。中国只有寻找适宜的FTA缔结对象，才能提高FTA的构建效率，加快FTA建设的进程。因此，本文对中国FTA优先缔结对象的选择标准进行研究。 　　本文总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分析中国FTA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第三部分是影响FTA建设的因素的分析，主要从地理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政策法规因素四个方面分析。第四部分是构建中国FTA优先缔结对象的选择标准体系，然后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运用前文构建的选择体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找到适合与中国缔结FTA的对象国。第五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商签FTA的贸易效应——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出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战略。在“一带一路”战略优先发展目标中，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是重点之一。中国政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包括邻近国家和地区、涵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辐射五大洲重要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是我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中长期目标。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关系、贸易关系及合作前景，挑选出6个国家作为商签双边FTA的候选国，并借助GTAP模型模拟分析中国与这些国家商签双边FTA能够产生的贸易效应。模拟结果表明，FTA的建立能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6国的贸易指标提升，社会福利上升。文章最后对模拟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并尝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双边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与日俱增，全球投资中，我国扮演的角色不再仅仅是资本输入大国，同样也是资本输出大国。作为资本输入大国，外国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作为资本输出大国，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投资。近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与资本输入国关于环保问题的争端持续上升。 　　从全球来看，环境问题也正逐渐成为新一代国际投资协定谈判中的重要议题。代表全球BIT环境条款最新发展趋势，美国2012年BIT范本强化了资本输入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规制权，加强了环保问题在双边投资中的影响。 　　因此，在开展新一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我国应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趋势。这既能充分保护我国自身环境利益，防范跨国公司的污染转移，也能够避免因环境问题与他国发生不必要的争端，影响我国企业对外投资。 　　对此，本文首先分析国际投资中环保问题产生的原因，其次研究双边投资协定中环境条款的发展趋势，尤以美国2012年BIT范本为例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双边投资协定环境条款谈判的策略，并针对我国目前已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环境条款存在的问题给出改进建议。
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证据

2013年中国提出构建一个新的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其合作倡议始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的重大演讲，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涉及商品的贸易，而今天的“一带一路”远不止于商品贸易，它致力于实现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促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将古丝绸之路赋予新的使命和生命力，从而最大程度的促进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作为推进“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之一，深化贸易合作逐渐引起沿线各国的广泛关注。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后，欧美等大国还未能重拾经济增长之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逐渐崭露头角，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国家，其对外贸易和投资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所以，面对复苏之路依旧艰难曲折的世界经济以及国内经济新常态的形势，我国应把更多的眼光放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中。那么，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国家所缺乏的贸易便利化建设便显得尤为关键。文章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互联互通、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现实背景，首先分析中国2008-2014年与沿线不同区域国家贸易合作的演变特点及格局；其次，分析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作用，以及贸易便利化的不同方面对不同区域的激励效应。从而使得贸易便利化建设需要注意的具体问题更加清晰的呈现，并尝试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绪论，说明文章的背景景与意义，对其理论依据和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最后阐述文章的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简要介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和沿线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第三部分，从中国近年来总体出口贸易情况入手，具体分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流量变化，分析中国出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依赖程度及变化趋势，并进一步地分析对不同区域的出口依赖程度，从数据中看出中国出口贸易与不同区域国家的关系。第四部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对我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根据实证结果归纳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有关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风险评估及防范

东盟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作为我国重要的战略伙伴，将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然而，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发展还不成熟，走出去时面临诸多风险，这些风险使我国的对外投资频频受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为减少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加大对东盟的投资，本文立足于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研究，构建风险防范机制。 　　本文首先介绍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基本特点，后具体分析在东盟投资的各类风险，即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并运用相关数据评估各投资风险的大小，得出新加坡的整体投资风险最小，缅甸的投资风险最大。另外，本文在搜集整理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案例的基础上，分析发现在对东盟投资过程中，我国企业遭遇的政治风险较多，社会风险相对较少。最后基于风险分析结果，从国家和企业层面提出具体的防范对策。
CEO谦卑特质与企业国际化速度：基于美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逐步付诸实施，这对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有重大意义。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企业如联想、华为、万达、美的、三一重工等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推动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快速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像联想、美的等企业一样成功走向国际化，加快国际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发挥的重要作用备受关注。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有关 CEO个人特质和企业国际化关系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和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为依据，采取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析了CEO谦卑特质和企业国际化速度之间的关系。案例研究中本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国际化进程很快的谷歌公司和美的集团，通过扎根理论方法的分析挖掘，归纳出了了中美两国 CEO谦卑特质的结构维度，并发展出以经验事实为依据的中美两国关于 CEO谦卑特质与企业国际化速度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做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实证模型，选取了192家美国上市企业2008年~2013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CEO谦卑特质对企业国际化平均速度和加速度的影响均呈U型关系，引入CEO性别和高管团队进入比率这两个变量后发现，CEO性别对CEO谦卑特质与企业国际化平均速度和加速度的U型关系有显著影响，并且谦卑的女性CEO相比男性CEO而言，会使企业国际化速度更快；高管团队进入比率对CEO谦卑特质与国际化平均速度和加速度U型关系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最后，本文针对现有结论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建议，这对企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作用和实践意义。
外交紧密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运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特色”出发，运用2006-2014年中国企业OFDI数据以探讨外交紧密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重点关注外交紧密度和若干控制变量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首先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及研究成果，依据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影响因素不同进行文献梳理；利用《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概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区位分布特征；然后揭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特殊性，包括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区位分布规律与外交布局的吻合及政府的全方位引导，重点提出外交紧密程度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机制；同时基于4个解释变量（建交时间、首脑互访、伙伴关系层级、外交冲突）构建外交紧密度指标并提出理论假说，利用实证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就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结果表明，外交紧密度对中国企业OFDI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伙伴关系层级和首脑互访并未明显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但更少的外交冲突和较长的建交时间却显著地增加企业海外投资。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仍具有强烈的资源寻求动机，但东道国的外资环境和经济增长潜力对企业OFDI区位决策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潜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截止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存量较2013年上升3个位次，排名全球第八。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主要国家，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80％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力量和主要代表，新兴市场国家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去向，以本文所研究的28个新兴市场国家为例，中国对他们整体的投资存量，从2003年的89196万美元提高到到2014年的6372644万美元，增长了71倍，其中对沙特阿拉伯的投资存量在这12年期间增长了3373倍。由此可见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直接投资方面的重视，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重大潜力。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之下，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双方之间的联系将会更加密切。 　　本文以28个新兴市场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基斯坦、越南、泰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波兰、罗马尼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匈牙利、南非、埃及、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委内瑞拉）为研究对象，设立以下10个变量：东道国GDP、地理距离、对外贸易依存度、经济自由度、公民话语权、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制度、抑制腐败。 　　在实证研究方面，选择了随机前沿模型，利用其将统计误差和技术非效率误差进行区分的特点，使用Frontier4.1软件对所选28个国家2003-201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结论： 　　第一，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问题是可行的；第二，在2003-2014的12年中，我国对28个国家的投资效率水平普遍得到了巨幅的提升，验证了投资潜力的存在；第三，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效率与东道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自由度、公民话语权和问责制、政府效率、法律制度5个因素是正相关的，与两个国家地理距离、贸易依存度、政治稳定和无动乱、监管质量、抑制腐败5个因素是负相关的；第四，仍然缺少极高投资效率的国家，投资潜力存在上升空间。 　　文中在最后针对相关结论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潜力几点建议。
边境贸易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

边境贸易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迅猛发展。边境贸易的活跃不仅改善了边民的生活水平，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巩固发展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我国的边境贸易也面临新的发展条件。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又会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新形势新背景下，如何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沿边地区经济增长，完善边境贸易政策体系，提升边境口岸服务效率，做大做强边境贸易，都将是我们需要长期积极应对的艰巨任务。本文正是基于边贸发展的现实背景，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边境贸易和地区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然后探讨了国际贸易和边境贸易的相关理论基础，随后又着重分析了中国边境贸易发展历程、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为了能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边境贸易，本文对国外的边境贸易发展类型也进行了探讨。在讨论边境贸易和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方面，本文截取了新疆，内蒙古，广西等六个沿边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方法分析了边贸出口，边贸进口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定量关系。最后，文章结合上文的研究分析对边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优化研究

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国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并向高级化发展，国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企业“走出去”；国际上,各国产业体系在全球拓展，呈现出产业转移全球化和产业升级全球化的发展新趋势。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复杂局势,我国经济兼具大国经济的复杂性、不平衡性和后发型国家的优势，在此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以下问题：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与国内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不完全适应；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过于集中、收益较低、投资成本高；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层次模糊；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不高。 　　通过定性定量分析，借鉴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结构选择的经验，本文主张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该确立“能上能下”的行业结构优化方向，明确“主次分明”和“渐进式”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优化“资源关注型”对外直接投资，夯实行业结构基础，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优化我国对外投资行业全球布局。提升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层次，适时向高附加值领域突破。
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

随着区域合作组织的兴起，香港因其高度自由化的体制等原因逐渐被边缘化。其富有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业务空间也因发达国家市场竞争加剧、内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因素受到挤压，导致市场开拓难度不断加大，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和威胁。 　　2014年我国内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虽建立在目前已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之上，但不设门槛，没有壁垒，倡导各经济体政府间共商协作。倡议在推进的过程中催生的大量跨境投资、贸易结算、货币流通、法律服务等需求对香港来说均为实现经济再次腾飞的重大契机，有利于其在后危机时代为自己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巩固国际地位。 　　本文首先简单阐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目标及目前的推进情况，其次通过指数计算分析了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据此对香港生产性服务业的优势进行了分类讨论，最后针对性的对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政策建议。
美国国会在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中的角色—兼论其对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赴美投资，然而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在赴美投资过程中由于受到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体制的困扰导致投资失败，其中国会对外资审查的干预是导致并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体制中，国会既是立法者亦是干预者，作为立法机构国会受到白宫的制约，同时又不愿意被贸易保护主义“绑架”和承担繁重的审查职责，因而将审查权力让渡出去，但是一旦分权完成之后，国会议员干预审查案件的收益又远大于成本，因为通过干预一些案件议员可以抨击另一党派的安全政策，提升自己的政治声望，获得企业支持，这就造成了部分议员总有干预审查的“冲动”。而具体到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安全审查问题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两国意识形态的固有分歧，国有企业身份的特殊性，及相关审查制度的不完善都给议员干预审查大开方便之门，这就使中国国有企业在接受安全审查时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更大的困难。为此中国需要通过与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填补相关的制度漏洞，尽量减少国会的过度干预，为国有企业营造一个健康和公正的投资环境。
印度“东向政策”的新变化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影响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从本国国际国内发展现状与发展需要角度发起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构想，其实施与构建需要通过所涉及国家的参与及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印度所处的位置和所临航线正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必经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必要考虑印度的反应。 　　由于大国战略选择、经济利益驱动、地缘位置毗邻、中国因素影响等原因，“东向政策”得以产生并作为印度一直以来的重要外交政策。在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后，这项政策表现出了新的变化，覆盖了更广的范围、延伸到更深的领域、反映出印度在追求“大国梦”路上与从前不同的积极态势。 　　同为国家战略，涉及区域又有所重叠，“东向政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必不可少地会产生竞争与交锋，尤其是“东向政策”的新变化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深刻的影响。尽管二者也存在着战略互惠，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但更多的是争端与抗衡。“东向政策”新变化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借助南海争端，扩张印度安全影响；瞄准战略利益，攫取国际油气资源；加强东盟经济联系，瓜分“海丝”市场；协调美国战略，限制“海丝”影响。文章还根据施奈德和戴辛的模型用图示的方法解释了“东向政策”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标差异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揣测了印度可能实施的政策选择，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应对“东向政策”的新变化给出了建议。
A公司国际化之路及问题研究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快四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有目共睹，中国企业的国际交往也从没停歇过。从建国初期为政治服务的对外援助到改革开放后的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从“走出去”的中国商品遍及天下再到“金融危机”下的中国资本享誉世界，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在全球经济中施展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形成和出台，是助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的企业之一，A公司的成长历程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从单一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到以国际工程承包和海外矿产资源开发为主业的国际化矿业公司，上下游产业链逐渐完善。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国际工程承包取得众多业绩，在世界有色金属行业树立了国际品牌；在海外的矿产资源投资开发更是成为国内资源类企业纷纷学习效仿的典范。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可分成五个发展阶段，从改革开放初出国门，摸着石头过河；到伴随“走出去”战略加快国际化经营，打开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从经济全球化浪潮助推企业深入发展，工程承包与资源开发业务齐头并进；再到世界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公司深入国际化发展；在以上这些发展阶段中，A公司遇到了哪些问题，又积累了哪些经验，国际竞争力又是如何从弱变强的，文章做了详细分析。当前国家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和产能合作战略为A公司接下来的国际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继往开来，A公司及其他中国企业如何在接下来的国际化进程中更好更快的发展：首先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政府服务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企业需要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打造科学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上树立企业良好形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国际化人才；创新拓展合作模式，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加强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控制，塑造以人为本，适合国际化发展的优秀企业文化。
中国大型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模式研究——以中建集团为例

当前，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方针的相继提出，我国建筑企业日益关注广阔的国际市场，更加积极地开发海外项目，在全球化经营的大军中迅速崛起。施工总承包等承揽模式仍是目前中国建筑企业参与海外项目的主要方式，为满足国际市场对高端项目的需求，中国大型建筑企业海外工程项目的经营方式逐渐从设计-招标-建造（DBB）、设计-施工（DB）等初级工程项目分包模式逐渐发展到工程项目总承包（EPC）、融投资带动工程总承包（F+EPC）、政府与企业合作经营（PPP）及建设、经营、转让（BOT）等高端业务模式，国际特许经营类项目和政府间资源合作开发类项目逐渐增多。中国大型建筑企业在海外大型项目业务领域虽有所突破，但高端业务市场开拓能力仍显不足，如何快速有效的开发国际市场成为我国建筑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研究海外项目开发模式，有助于提高我国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开发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实现更加高效的国际化经营。 　　本文对不同的海外项目开发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对我国大型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模式的研究，总结不同项目模式在实践中的实施经验，以期对我国大型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本文以我国大型建筑企业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开篇阐述研究背景、总结国内外有关海外项目开发模式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中国建筑业及其国际市场开发现状，包括我国建筑行业介绍、中国建筑企业跨国经营现状、海外项目开发现状和模式分析，结合建筑行业的特征和现状，探究我国大型建筑企业采用EPC、F+EPC等融投资带动工程总承包、PPP、BOT等项目开发模式的必要性及其影响因素。其次，以中建集团为对象，选取其海外项目开发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分析，案例包括以 EPC模式承接的布拉柴维尔体育中心项目，以融投资带动工程总承包模式承接的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项目，以PPP模式承接的阿尔及利亚港口项目和以BOT模式承接的蒙古国铁路项目，就中建集团开发海外工程项目分析总结几种承包模式的优缺点、适用范围、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并对中国大型建筑企业海外项目开发模式一些建议。最后根据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