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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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求与商业银行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近年来国内经济水平突飞猛进，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也不断推出新的方法，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国内市场状况，同时促进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进度，国内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改革活动。其中影响范围最广、作用效果最显著的是“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为国内外政治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未来一个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将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理念，积极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包括我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会。从银行业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既需要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支持，也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高速增长10余年后，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与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同步，商业银行的境内利润增速回落，信贷业务风险加大，传统发展方式和盈利模式难以为继，银行将进一步开发国际市场，同时结合全球经济市场发展动态制定应对政策。探索“一带一路”建设的融资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的第一章主要阐述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以及在这个背景下的角色和任务，结合国内目前主要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分析本文的研究方向的意义。第二章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根本内容为出发点，详细分析该战略出台的原因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阐述这一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保障条件，重点阐述资金储备条件。第三章阐述“一带一路”区域性与政策性的金融格局及现状，总结政策性银行、政府基金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业务模式、优势。第四章通过分析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优势以及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因，总结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与风险防范措施。第五章以建设银行与中信银行为例，归纳总结商业银行的服务优势及特点。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通过前文所论述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在其中的地位及特点，为商业银行将业务渗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所涉及的产业当中去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通过论述和分析，指出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特点及优势，提出现阶段适合为一带一路提供的融资方式，以及为商业银行能更好的为“一带一路”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商业银行应大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打破交易货币的瓶颈，在资金流畅通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实现贸易往来；另外，商业银行未来最大的挑战与目标是如何实现对自身服务质量的提升及业务范围的扩展；为满足“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需求，商业银行还必须大胆探索以实体经济客户需求为中心、与客户共赢发展的商业运营模式；银行提供的服务是基于贸易自身的结构特点，只有更好的与贸易结构相匹配，才能有效控制银行的风险；另外加快海外机构建设，提高自身的风险控制能力也是商业银行打开国际市场的必要前提。
“一带一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基于缅甸漂港项目的研究

皎漂深水港项目，位于缅甸若开邦（印度洋西海岸）。一旦皎漂港和连接昆明的铁路、公路建成投入使用，将打通中国的西南战略大通道，使中国在途径马六甲海峡的运输线之外，首次拥有第二条能源大动脉。自该项目签署MOU的六年以来，由于缅甸政局不断变化，国际形势反复，致使项目几经波折，时至2015年底中方才中标。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内逐渐出现了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矿产资源对国外的依存度过高等一系列问题，“走出去”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认真分析总结皎漂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经验和教训，进而推广到“一带一路”战略中，以防范或减少战略实施过程中可能在沿线国家将发生的困难和挫折，本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作为践行“走出去”战略的排头兵，切实担负起实施国家“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的使命。
铁矿石价格波动与中国企业海外铁矿石投资动因和策略研究

铁矿石是钢铁工业生产成本的主要部分，其价格直接影响钢铁企业的利润。我国的铁矿石多为贫矿，储量有限，且生产成本高，不能满足国内钢铁工业的需求，故我国铁矿石长期依赖进口。近十多年来，铁矿石价格经历了从低位到高位再回到低位的剧烈波动，对我国企业海外铁矿石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分析了铁矿石价格波动情况，提出由于铁矿石市场供过于求，价格将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我国前阶段海外投资的中小矿山，因不具成本优势，将被挤出市场。但由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同时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我国铁矿石需求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考虑到国内铁矿资源的约束，为了防止铁矿石高价的再次出现，我国企业有必要科学进行铁矿石海外投资。 　　论文第三章给出了铁矿石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分析了我国企业海外铁矿投资现状和问题，并着重分析了动因。第四章分析我国企业的海外铁矿投资策略，重点分析了区位选择策略。定性分析提出最佳投资国为澳大利亚、巴西、南非和伊朗；定量分析提出最佳投资国为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另外，还分析了投资进度策略、股权并购策略和当地化策略。第五章总结全文并对政府和企业提出对策建议。
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行性研究

中国政府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审时度势，于2009年正式推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这标志着人民币经过这之前的长期酝酿，正式步入国际化进程。人民币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逐步迈向国际储备货币之列。本文正是基于人民币国际化视角，对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进行可行性研究。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应当作为一种国际清偿力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接受。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沿革中，世界上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包括英镑、美元、日元与欧元。这些货币实现国际化，离不开强大的经济实力、繁荣的国际贸易、发达开放的金融市场以及高度的币值稳定性。本文通过总结这几种国际储备货币的经验，启示人民币应在国际化进程中注重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健全本国金融市场，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国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时，应循序渐进，切不可一蹴而就。 　　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与对前人文献的研读，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非国际化政策”实施期、“非国际化政策”松动期和“国际化政策”出台期。政策转型之后的短短几年内，人民币国际化成果颇丰：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活跃，人民币直接投资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繁荣。这不仅佐证了一国货币要实现国际化需要贸易与金融的联动，同时反映出人民币已经为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准备了条件。 　　为验证一国的经济实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以及货币币值的稳定性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本文建立了面板数据模型。STATA软件的检验结果显示，就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而言，其在全球的外汇储备中所占份额与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全世界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一国货币对特别提款权的汇率波动率的标准差有显著相关关系。具体来讲，一国的国际贸易规模越大，币值越稳定，则该国货币的国际地位越高。那么，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国际贸易的充分带动，也需要注意金融开放过程中对币值稳定的有效维持。 　　眼观当下，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一带一路”的建设以及亚投行的成立，一方面能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更加明确资本项目下逐步可兑换，另一方面也使得风险可控前提下的资本项目开放的难度加大；一方面可以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创造新的投融资机会，顺畅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的路径，另一方面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风险；一方面将加强中国与区域内各国的经贸合作，激发人民币在多边领域参与贸易结算与流通的需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或受国际环境制约，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发达国家的冲击。 　　中国应当逐步满足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可行性条件，加强区域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发展健全金融市场，稳定人民币币值，完善监管以保证风险可控的资本项目开放，使人民币最终跻身于国际储备货币之列。
钢铁行业转型税收政策研究

钢铁行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制造业之母”。中国钢铁行业发展经过了数十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础产业之一。但是，当前钢铁行业存在着产能过剩等问题，亟待转型升级；而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本文通过考察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发现该行业目前存在着产能过剩严重，行业集中度低，以及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认为转型的方向包括加快产品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推进兼并重组；以及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污染排放。此外，本文通过分析钢铁行业目前在税收政策、税收要素等方面的情况，认为促进行业转型升级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国际税收协定等，而税收政策的切入点包括：利用税收政策加强企业在环保节能、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完善钢铁产品出口税则编号，制定科学合理的出口退税政策；出台鼓励技术创新的行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制订促进钢铁企业合并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税收协定的运用等。同时，中国钢铁行业的转型也可以借鉴美国“锈带复兴”、日本钢铁产业转型中相关税收政策措施。
《两岸服贸协议》后续协议出台的可能性及内容的理论探讨

两岸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岸关系的重点议题。在区域贸易安排成为潮流趋势的今天，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对提升两岸核心竞争力、力争在新一轮的全球资源整合大战中取得主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对促进两岸服务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协议的签署却引发岛内广泛争议。本文首先在对比协议内容与ECFA服务早收清单内容的基础上对协议做出客观评价，得出本次开放范围比较全面且大陆明显让利于台湾等结论；然后在此背景下分析岛内对协议存在争议的真正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台湾大选民进党上台后协议生效的前景；最后一部分则从理论角度探讨两岸后续协议签订的可能性以及台湾可能提列的要求，认为台湾可能在其支柱服务产业、银行业和电子商务等方面争取进一步开放，逐步放宽限制。
“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国际产业更新换代加速并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布局。发达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战略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则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传统国际市场展开激烈竞争；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深刻调整，新型国际分工模式初步耦合。在国内，经济发展呈现“新常态”，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境制约因素加大所形成的产业升级倒逼机制影响空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在“新业态”下陷入发展窘境。 　　2013年习主席先后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规划，这是一项以全球视野，从沿线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视角出发制定的伟大工程。旨在促进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深化市场融合程度，推动沿线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与沿线国家加强产业技术交流、创新产业合作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产业合作平台、优化产能空间布局、形成高效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本文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展开系统研究： 　　首先，使用文献演绎法对国际产业合作理论、国际分工理论、国内外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详细的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外延、机遇与挑战。接着客观分析了沿线各国家经济发展概况与产业合作现状，通过构建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潜在优势于一体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模型，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沿线各国10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以垂直一体化指数和投入产出表为基础，测度了我国41个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 　　其次，使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分析了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所带来的结构优化效应、聚集互动效应、关联扩散效应、优势互补效应、协同创新效应等诸多红利。与此同时，使用国际通用的GTAP模型，以我国与沿线国家产业合作不断深化、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为假设，实证分析了 RCEP、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建成后，对我国与相关国家各产业产出、GDP增长、出口额、贸易条件、社会福利等所带来的红利。 　　最后，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内提出了新型国际分工理论，分别进行了观念创新、理论创新、机制创新、战略创新，用以指导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合作。坚持循序渐进原则，为沿线产业合作的重点区域：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制定了产业合作规划，并为我国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沿海、中部内陆制定了产业对接规划。并使用多水平分析法，分别从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七点：一是“一带一路”战略为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二是产业合作是贯穿于“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和重要纽带；三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四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产业合作的潜力巨大；五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产业红利；六是“六大经济走廊”的产业合作，将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导；七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产业合作，必须坚持新型国际分工理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

伴随改革开放深化、分工模式演进和“走出去”战略实施，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提升，参与方式趋于多元化，业已形成涵盖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立体化参与格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至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尽管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理论日臻完善，传统经典投资理论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背后的原因。但在产品内分工逐步深化，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与重构及全球生产网络对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影响日益深远的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本文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经典文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与特点，首先尝试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分别基于国家和行业层面数据，立足东道国和母国双视角，借助价值链长度与上游度测算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来验证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缘于哪些动因的驱使。最后，结合理论分析、实证检验与案例探讨的结论，提出进一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实施，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强化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网络权力的政策建议。 　　遵循上文所述研究思路，全文共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引言。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介绍研究主体思路与篇章结构，总结所使用的方法，指出本文的创新点所在与研究不足之处。第二章是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该部分首先对国内外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熟悉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动因理论。对相关理论贡献与不足进行评价，明确本文理论分析框架构建的切入点。其次对全球生产网络相关文献进行评述，夯实理论分析基础。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检验文献进行述评，了解现有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所采用的主流方法与模型，以期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拓展研究。第三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特点。该章主要基于两种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口径对中国现有对外直接投资格局、海外投资行业分布、区域分布特点、投资主体和范围的动态变化进行系统探讨，对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与特点进行正确解读。第四章是全球生产网络视阈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新探。一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对现有海外投资的动因进行补偿性研究，尝试构建“网络权力驱动论”分析框架，基于关系视角界定“网络权力”的相关概念，分析中国企业网络权力提升对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借助对外直接投资来进一步提升网络权力的必要性。二是尝试构建“价值链延伸和升级论”分析框架，分析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的改变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探讨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实现进一步向价值链高端挺进的可行性。第五章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检验。该部分主要包括：基于“网络权力驱动论”的国家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东道国的视角）与基于“价值链延伸与升级论”的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主要基于母国视角），明确相关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各种动因（既包括传统动因，又包括新动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程度与受限因素。第六章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案例分析。该部分通过对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华为公司、中国石化等企业具体投资动因的分析，针对性地探讨了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同时，对企业对外投资动因与上文分析是否吻合进行评价。第七章是研究结论、启示与展望。此部分主要概括总结全文所得主要结论，得出相应现实启迪与政策建议。最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通过以上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基准无论选取第一目的地，还是最终目的地，均可以得出：近十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增长迅猛、对外直接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行业日益广泛、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集聚与分散并存（局部地区集聚，总体分布扩散）。但就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和流向行业而言，两种统计方式所得结果有较大出入。不同点一：按照境外第一目的地进行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亚洲。如果遵循境外最终目的地的统计原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主要流向欧洲和北美。不同点二：据境外第一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第三产业备受青睐。而按照最终目的地进行统计，结果则截然不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工业。 　　第二，在国家层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具以下特征，特征一：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的特征，即中国更倾向于对先前投资过的国家开展海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征二：具有资源寻求和市场巩固与扩大的特征。即东道国自然资源越丰裕、中国向东道国出口额越大时，中国对该国投资的倾向越明显。特征三：具有较强的制度规避与风险规避性特征。前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资源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规避特征明显。后者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非如国外学者所言，具有较强的风险容忍度，乐于投资到高风险的国家或地区。 　　第三，在行业层面，驱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动因一：中国各行业网络权力的强化。中国各行业所拥有网络权力的提升，助推有实力的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营建自己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网络权力、赢取更多话语权、提升增值能力。动因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已悄然发生改变，不再单纯从事接近最终消费者的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逐步实现由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的攀升，并且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变现已成为驱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强劲力量。动因三：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行业全球价值链国外部分长度的提升意味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日渐加强，国内生产对国外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有所增加。为了确保上游原材料的供应及下游销售渠道的畅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势必有所增加。动因四：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得相关企业已不再仅限于出口获利，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利润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
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海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研究——以南宁海关为例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以人为本”治理理念深入人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已得到国家和社会极大的关注和重视。近年来，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进出口贸易和国际往来大幅增长，海关也遭遇到了各类突发事件增多的现实考验。建立适应海关工作特点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海关危机管理能力，既是树立海关高效务实服务政府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本文采用了研究海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文献资料、南宁海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典型案例分析，对南宁海关应急管理人员和参加现场处置关员进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海关系统和南宁海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现状、应急管理机制进行研究，对海关突发事件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海关在与相关口岸执法部门、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在协同治理海关突发事件上存在的不足。 　　最后，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从政府跨部门协同和海关系统内部部门间协同，即协同治理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对海关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建立信息共享的监测预警平台、多部门联动的应急预案体系、高效统一的突发事件协同治理，及突发事件后的评估奖惩机制等方面和环节，提出符合突发事件发生发展规律和海关工作特点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是突出在缉私现场通过跨部门合作和沟通来有效处理突发事件。本文提出的突发事件处理机制为海关处理缉私现场的突发事件提供了借鉴。
江苏包罗集团南非商务会谈口译实践及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日益加剧的国际背景下，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早在十六大期间，中国政府就已经明确提出了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经济宏观战略，鼓励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和富有远见卓识与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民营企业，借助各种平台，了解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角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标志着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体现了中国企业与全球企业价值链的深度融合趋势。国际商务会谈的成功与失败直接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走出去”，在“走出去”之后能否“融得进”与“立得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中外商务会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国际商务会谈口译应运而生并不断向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在认知负荷理论的指导下，本报告记录了笔者以董事长助理兼口译的身份全程参与江苏包罗集团在南非豪登省约翰内斯堡市重工业区投资建厂的经历，重点分析了笔者在南非期间多次会谈口译工作的具体过程及相应表现，其中涉及集团公司谈判团队与南非贸工部官员、当地房地产中介法律代表以及本地原材料供应商等几方举行的几轮会谈。此外，本报告还结合会谈项目背景、铜管制造业相关专业术语、国际商务谈判、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知识，深入探讨了译前准备工作对于现场口译表现的重要性，从而得出结论：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熟练的口译技巧+充分的译前准备+全面的跨文化沟通意识=高质量的会谈口译。
中国企业海外林业投资管理分析

由于近年来国际环保主义的推行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我国开始实施森林禁伐，而国际上对于原木出口的限制，使得原本就森林资源匮乏的中国木材市场陷入了困境。为此，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出发展海外林业经济合作，投资开发海外森林资源作为扩大我国林业对外开放，寻求林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加速我国外向型林业产业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文献参考法和案例分析法总结出目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林业投资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事项及提出规避相关风险的措施，从而更好地促进和加快海外林业经济合作的步伐，解决当前木材市场的困局及给予中国林业发展成功的借鉴。
中国A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把走出去和引进来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着近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早期的努力引进来转变成为积极走出去，综合国力的提升、国民素质的提高为这一身份转变提供了源动力。 　　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许多企业开始纷纷跨出国门，搏杀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当中。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石油化工、有色金属等行业都有涉足，依靠自己过硬的技术实力和良好的服务口碑逐步扩展市场，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欧洲，中国企业在海外一步一个脚印扩展自己的业务，从低端市场走向高端市场，从劳务输出走向产业链整合。目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企业积极探寻全球资源，旨在充分整合资源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增加效益。 　　在诸多中国走出去的行业中，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在这个行业中，中国企业从早期的劳务输出、施工分包、实施援建项目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承包商、建筑投资商等。其中，A公司作为该行业中最早践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先锋队员，已经在海外市场奋斗了三十余年，公司的经营效益年年攀升，成为本行业中走出去的成功范例。 　　经历了快速发展期之后，A公司目前准备逐步调整公司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本论文通过对A公司所处的内、外环境的研究，分析出A公司在国际建筑工程承包领域内的优势和劣势，以及 A公司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中所包含的机遇和风险，进而对A公司未来的战略进行分析与解读。并且通过本文分析出A公司作为国际工程承包商近三十多年来，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原因和经验，为中国从事国际业务的企业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文的结构：第l章，导言；第2章，外部宏观环境分析及行业分析；第3章，A公司内部资源和能力分析；第4章，A公司的“走出去”战略分析；第5章，结论。
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多边合作机制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探索自主减排。为应对这一外部性问题，对比环境政策工具后不难发现：相比碳税在排放总量方面的不可控性，命令-控制机制的僵化性，碳交易市场通过设定总体排放量而确保了环境的整体性。同时，借助市场交易机制赋予了减排体自由灵活性，避免了税收名义和“一刀切”机制，因此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青睐。而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能够在扩大市场交易规模、提升市场流动性、稳定减排体市场预期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可以借助比较优势降低各方减排成本。针对自主减排产生的产业竞争失衡和潜在的碳泄漏问题，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有助于修复这一市场割裂，促进国际社会在减排行动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进而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和实施机制支持。 　　本文采用的逻辑主线为：“相关理论和概念阐述”——“国际合作实例探讨”——“制度建构分析”——“中国实践和借鉴”，正文分为九章，主要分为六个部分，详细如下： 　　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对全文的论述提供了一个背景知识简要介绍。众多科学研究表明，当前环境气候问题非常紧迫，但国际气候合作却接连遭遇困局。经济学上的外部性理论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大理论，强调通过税收或产权设置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基于总量控制和市场机制的优势，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始借助碳交易市场进行减排，这为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提供了可能。通过回顾中外学者研究，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利弊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同时，相比国外，囿于中国碳交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以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合作机制为主，而缺乏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研究，更没有从法律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的。 　　第2章和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阐述分析部分，对于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中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剖析。从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入手，在国际法、欧美法和中国法视野下对其进行讨论分析；同时对碳交易的配额、抵消机制，以及碳交易市场合作的概念和类型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实施最多的依然是单向合作机制。对于现有国际法律条约、原则和协议，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入手，分析《京都议定书》模式下多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机制的成就与不足，结合后京都时代的特点和趋势，以及“巴厘路线图”、“德班平台”和华沙气候会议决议等表明“双轨制”开始转向“单轨制”，侧重各方共同参与减排开始成为主要趋势。与《议定书》“自上而下”的模式不同，《巴黎协定》采用“自主贡献”+“自下而上”范式，是一个适用于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为国际气候合作开启了新局面。 　　第4章是本文的国际合作实例具体分析部分，首先论述了当前各方在《议定书》影响下已开展了碳交易的减排努力，为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提供基础。随后，对现有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案例进行分析，除了CDM合作机制外，着重介绍了欧盟与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的伞形对接合作，以及加州与魁北克的平行对接合作，并指出欧盟与澳大利亚的失败与澳大利亚境内的气候政策的不稳定性相关，提出规则协调性和兼容性在碳交易市场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融洽性可以通过全盘接受一方的规则，也可以通过合作协调机制，如WCI在加州与魁北克的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规则协调角色。针对欧盟的单向过渡机制，本文认为其赋予了合作各方调整期和适应期，并能在避免较大不利的情形进行及时调整，为后续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提供了“实验阶段”。 　　第5章和第6章则是本文的制度建构分析部分。结合上一部分合作案例讨论，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法律性质分析，指出单边合作体现的是一国或地区的国内法属性，而双边或多边协议可能是条约，政治合作安排或互惠承诺等。其次，基于产权理论的碳交易市场从诞生之初就表现出对制度规则的严重倚重性，提出在碳交易市场构建和跨国合作中应坚持的一些基本法律原则。公平公正法律原则从碳交易市场减排体和管理者的角度论述了同等对待、不偏袒等制度规则设计，该原则不仅是确保单个碳交易市场运作的关键，更是确保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持续进行的重要保障。然后，要注重碳交易市场构建中环境整体性和经济受益性，离开了环保的初衷，碳交易市场作为环境政策工具的初衷将丧失殆尽，而降低减排成本则是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经济驱动力。 　　随后，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中的一般性法律问题进行剖析，包括借助商事交易机制解决配额流转纠纷问题，提出强化其“弱财产权”属性有利于提升市场减排效率等；并对合同和税收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相关国际条约缺位的情形下，应关注合同条款的风险防范功能，对配额的税收则应坚持减排导向为原则。然后，对合作中的协议的性质进行分析，包括单边协议的国内法属性等。同时，针对欧盟对项目和配额市场合作的规则，以及加州对合作机制下自身规则独立性和时效性进行讨论，揭示了法律规则在实现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中的重要性。最后，对宏观层面的合作框架内容，以及微观层面的合同、抵消，以及监管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在当前国际合作机制不甚明朗的情形下，应强化规则协调来消除合作的制度障碍。 　　第7章和第8章则是本文对中国实践和借鉴的论述。《巴黎协定》开启了国际气候合作的新起点，其采用“国家自主减排+定期盘点”模式赋予了缔约方减排自主性，同时也维系了全球气候合作；采用盘点机制棘齿锁定机制推动各方不断强化自身的减排目标和措施，以推动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依据《巴黎协定》的相关条款，本文对中国提出了一些应对政策和建议：针对各方在《巴黎协定》项下减排承诺可能采取的单边减排措施引起的贸易阻碍问题，如欧盟2012年将航空业纳入ETS和美国一些“碳关税”提案等问题，中国应积极发展碳交易市场，在环境减排政策层面构建协调和合作机制，不仅有利于降低中国的减排成本、履行《巴黎协定》项下的减排承诺，而且也有助于解决因实施减排政策带来的产业竞争、贸易壁垒和碳泄漏问题。同时，减排目标的实现不能完全依赖碳交易市场，中国提出在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比例提升到20％，因此必须对国内能源进行改革，积极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对于碳交易市场的合作路径和模式，结合之前探讨合作实例分析和相关法律议题阐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温室排放依然处于上升通道之中，应坚持试点地区与全国市场并用的组合模式进行减排。通过分析几个试点的政策设计和交易规则，本研究认为深圳最有潜力作为中国对外碳交易市场合作的平台。基于中国提交给联合国的“自主减排贡献”预案，本文认为目前阶段可以允许发展中国家的CER加入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推行“一带一路”国家减排战略。长期合作而言，应在2030-2035年与潜在合作国家或地区实施互惠承诺协议；在2036年以后推行双向平行合作的国际条约以构建高层次对外合作机制。 　　第9章对整个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前景展望。无论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出发，还是降低减排成本和促进经贸利益往来，以及《巴黎协定》第六条对自主合作的支持，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将成为未来自主减排合作的趋势。基于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诺，中国应从松散合作、政治合作安排到国际条约的路径，分阶段推进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并借鉴加州与魁北克的合作模式，以及配额的“弱财产”法律属性等。随着“国家自主贡献”模式推行和《巴黎协定》对自主合作的充实，期待未来能将各国的“INDCs”作为跨国交易单元以促进国际减排合作发展，并对碳交易市场跨国合作的法律问题进行细化研究，逐步构建法制化合作通道。
基于五力模型的我国融资租赁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融资租赁是基于设备资产的资金融通。2007年以后，随着中国银监会开始批准商业银行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商务部也放宽了对内外资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限制条件，我国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租赁市场规模日益增大，大有赶超世界第一租赁大国美国的趋势。然而我国融资租赁公司业务结构单一，融资难，融资贵，专业化经营和国际经营能力差等问题暴露无遗，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融资租赁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实施，而融资租赁企业如何开展国际业务，如何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已成为一个亟需理论支持和现实指导的问题。 　　本文以中国的融资租赁公司“走出去”战略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国家融资租赁市场的视角，基于五力模型的理论框架分析各国融资租赁市场竞争状况，力图为中国融资租赁企业“走出去”提供切实可行的分析决策工具，并为不同类型租赁企业进军海外推荐切实可行的模式。本文认为对比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租赁市场竞争状况，俄罗斯、爱尔兰等国家适合中国融资租赁企业选择作为“走出去”的目标国家，而且通过案例阐述直接SPV租赁模式，战略联盟模式，海外并购模式，厂商模式都是适合租赁企业走出去的模式选择，并对不同类型租赁公司选择适宜模式提供了参考建议。最后还对租赁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控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内陆自贸区政策切入点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中国成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把握改革风险和平衡改革红利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继成立上海自贸区之后，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陆续成立，至此我国沿海自贸区战略布局基本完成。但是，中西部城市同样承担着国家发展改革的重任，因此在下一阶段我国将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相结合，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内陆自贸区。 　　本文从政策切入点角度，主要探讨了三个主要问题：即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四大自贸区的哪些经验可以在内陆自贸区政策切入点上推广、国外内陆自贸区的成功案例是否可以从中获取借鉴经验，我国内陆自贸区还能在哪些领域进行创新。 　　本文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首先，本文深入研究了沪粤津闽四大自贸区共同的政策领域和各自贸区在每个领域政策切入点，归纳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传统领域政策切入点的一般规律；其次，本文研究分析国外典型内陆自贸区的成功案例,即麦卡伦对外贸易区、香农自贸区、碧瑶市经济开发区和温尼伯自贸区的政策切入点，探寻我国内陆自贸区的可借鉴的政策领域；再次，通过到第三批自贸区申报城市之一的成都进行实地调研，从实践角度给内陆自贸区政策切入点可行建议。 　　最后，总结出对我国未来制定内陆自贸区政策切入点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探索出未来建立内陆自贸区的一般规律和可参考的重点政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