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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为了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访问东盟时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物资的流通,物流效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物流的运营成本,从而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出口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因此对物流效率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br> 本论文以效率研究为主线,以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市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DEA研究法中的BCC模型,比较相同时间段沿线省市之间的效率,并将综合效率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影响综合效率的主要原因。然后运用MALMQUIST模型对同一个决策单元不同年份效率进行对比,动态分析决策单元的效率变化情况,并将全要素生产力指数分解成技术进步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在效率研究的基础上,将影响效率的具体因素和效率评价结果联系起来,代入到TOBIT模型中分析经济发展水平、物流资源利用率、物流专业人才、区位因素和外贸水平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市的物流效率影响。<br> 研究发现:(1)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省市中,上海、江苏、天津的物流效率是最优的,其他省市的物流效率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各因素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省市物流效率影响力从高到低依次为:物流资源利用率、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外贸水平和物流专业人才。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合作的深入,文化越来越成为支配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核心要素,在各国综合国力较量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走出国门的同时,文化也逐渐走向世界。面对当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推动红色文化走出去,统筹考虑红色文化在对外交流中的重大问题,探讨红色文化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对红色文化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br> 本文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辅以文献分析法、归纳演绎分析法、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方法、多学科综合法。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须综合考虑我国现阶段红色文化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国际文化发展大背景,在系统深入分析当前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面临的良好机遇与严峻挑战、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应对策略。<br>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是对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研究的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进行简要阐述。<br> 第二章主要阐明红色文化、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内涵或含义,对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意义进行了探讨。重点讨论了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对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改善国家形象的重要内容,抢占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br> 第三章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面临的良好机遇和严峻挑战。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既面临着世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国际开放大环境、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实现中国梦引起世界强烈关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政策支持的良好机遇;又面临着国际文化交流“西强我弱”的文化格局、红色文化对外传播在资本主义世界遭遇意识形态偏见、红色文化走出去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相比还不协调的严峻挑战。<br> 第四章主要剖析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我国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道路自开发以来,在国家软实力建设、红色旅游、红色文化产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还存在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总体偏弱、红色文化对外传播体系尚未建成、红色文化对外贸易发展刚刚起步等的问题。<br> 第五章重点讨论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对策。在认真分析我国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扩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对策体系:坚持红色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是扩大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动力,政府支持是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的保障,红色文化贸易是红色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的载体,民众参与是红色文化影响力扩大的基础,红色文化自强是红色文化影响力扩大的根本,红色文化内容是红色文化影响力扩大的关键。
随着各种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发展新能源产业成为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太阳能以其无污染、易获取、储量大的优点在众多新能源中脱颖而出。光伏发电利用光生伏原理将太阳能转为电能,光伏产业应用而生。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光伏产业已然是江西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历经风雨十年,江西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光伏产业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整体实力却差强人意,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然而选择何种模式,如何实现,需要深入的研究。<br> 光伏产业属于高技术产业,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首先,文章基于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现有研究成果,分别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产业集群治理的升级模式以及外部环境支撑三个方面论述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运行机理。其次,简单介绍了国内外光伏产业的发展现状后,详细地分析了江西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及典型光伏企业情况,总结出江西光伏产业整体呈现产业规模大、竞争力偏弱;设备依托进口、技术研发不足;集群对接弱、辐射效应小的发展特点。针对创新驱动江西光伏产业升级的重点技术领域,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提出了明确改进方向。然后,结合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机理分析和江西光伏产业现状,从产业核心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网络能力以及外部环境驱动力来提炼江西光伏产业创新升级的影响因素,以此确定创新驱动光伏产业升级的系统边界和结构。最后,选取江西某一著名光伏企业为具体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问收集数据,运用系统动力学构建江西光伏企业创新升级模式的因果关系图和SD模型,通过参数调控对江西省光伏产业创新升级的整体功能做出模拟观测,为制定具体的创新驱动光伏产业升级对策提供实证参考。仿真结果表明,创新驱动光伏产业升级的效果取决于诸多因素,尤其要特别重视人才、资金投入、政策安排对光伏产业创新升级的作用效果。<br>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文章对江西光伏产业发展升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恰逢“一带一路”和“南昌光谷”双重建设期,江西光伏产业再获新机遇,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政府要通过完善金融和人才培养等体制政策来释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调整产业政策方向扩大国内光伏市场;另外江西有待通过加快集群融合,深化产学研合作机制来促进光伏产业创新扩散,推动转型升级的步伐。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享受生活、休闲娱乐的最佳选择。《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两部政策的出台,也说明国家已经把发展旅游业提升到了战略层面,旅游市场的发展迎来了大好的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省市都着力开发本地的旅游资源,提升在旅游市场的竞争力。敦煌位于中国古代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以“莫高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前来观赏。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敦煌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名城,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br> 本论文以整合营销传播为理论基础,在研究国内外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传播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定性研究、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建构了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传播的模式,结合敦煌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的现状,为敦煌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传播设计可行性方案。<br> 本次研究,笔者将整合营销、市场营销、传播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可以加大研究的深度还可以拓宽传播学的研究范围,这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也是难点所在。通过本论文的研究,笔者希望能够为敦煌旅游目的地的营销传播寻求更合理有效的方法,提高市场竞争力,使其在科学的规划和整合中实现转型。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锚杆锚固结构在我国岩土锚固工程中得到空前广泛的应用。其发展速度之快、应用规模之大,应用量之多已跃居世界之首。但另一方面,锚杆锚固结构所处自然环境大多十分恶劣,各种腐蚀性介质及杂散电流广泛存在,同时在荷载的作用下,还存在严重的应力腐蚀。锚杆锚固结构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和长期使用条件下会逐渐老化,损伤甚至破坏,世界各地均发生过由于耐久性不足而导致锚固失效的工程实例,有学者甚至将之比喻为“定时炸弹”。可见,锚固体结构耐久性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br> 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学者对混凝土结构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验研究,深入研讨了各种实际工程中遇到的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问题。但其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钢筋混凝土结构。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作环境、受力状态与锚固体结构有着较大的差别,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研究结果不能完全直接运用于锚固结构。锚杆锚固结构耐久性研究工作意义重大,但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基础阶段,相关的实验模型、试验方法、实验数据的分析、实验成果与实际工程评估体系的结合等都还有大量问题亟需解决。<br> 在土壤及岩石环境中,影响锚固体结构耐久性的因素很多,且这些因素相互影响,表现出很强的随机性和模糊性,本文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对多因素耦合条件下锚杆锚固系统的腐蚀退化机理进行分析;对多种腐蚀介质与应力作用复合条件下锚杆锚固结构耐久性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理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评估了锚固结构的耐久性。具体的工作及成果如下:<br> ①设计符合实际受力状态的新型锚杆试件,建立考虑多因素耦合的锚杆锚固结构耐久性试验系列新方法。对锚固试件使用不同浓度的单一介质腐蚀溶液、复合介质腐蚀溶液在长期浸泡、浸烘循环、长期荷载等复合条件下进行了实验研究。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研究锚杆锚固系统在复杂因素作用下的腐蚀损伤机理,为研究锚杆体在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的腐蚀介质扩散规律提供支撑。<br> ②使用热学方法对腐蚀介质在锚固体内部扩散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比 PFC2D的热学模拟结果与理论公式结果,验证了 PFC2D热学模拟的正确性。进行了单一氯离子在水泥砂浆锚固体中扩散的 PFC2D模拟、浸烘循环的模拟、硫酸盐对氯离子在砂浆锚固体中扩散的影响模拟研究,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验证。<br> ③创新性的使用细观断裂力学理论对锚固体在长期拉应力作用下的微裂缝开展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化学反应速率理论和裂纹增长动力学知识推导了锚固体在长期拉应力作用下裂纹开展的时间效应相关参数,然后结合 PFC2D的平行黏结模型推导了如何计算时间增长减少平行黏结直径、估计黏结失效的时间。本文进行了锚固体在长期拉应力作用下的应力腐蚀裂纹模拟研究,并与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br> ④进行了考虑化学腐蚀对应力腐蚀影响的研究。实验证明,腐蚀介质进入砂浆锚固体内部,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难溶的盐类矿物,引起膨胀、开裂,导致砂浆锚固体的劣化,加速了应力腐蚀的发生。本文通过 PFC2D的热学计算模块和力学计算模块研究这种影响。在计算过程中,根据热学模块的计算结果获得氯离子浓度;再调用应力腐蚀子程序,利用氯离子浓度对混凝土裂纹扩张临界应力进行修正,模拟砂浆锚固体的开裂情况。与实验结果的对比证明这一方法比单纯考虑应力腐蚀的计算方法更加接近实际。<br> ⑤建立了“考虑热学-细观力学耦合的锚固体内部腐蚀介质扩散模拟方法”。在计算过程中,进行 PFC2D的热学模块和力学模块的耦合计算,热学模块输出氯离子浓度分布情况,力学模块根据氯离子浓度对应力腐蚀的结果进行修正;另一方面力学模块输出模型的应力、裂纹生成等信息,热学模块读取这些信息后允许模型的热学边界做出修正,生成新的热学计算的“边界条件”。通过与实验数据的对比,证明耦合计算能较好地模拟砂浆锚固体在长期拉力以及腐蚀介质复合作用下的开裂和腐蚀的情况。<br> ⑥分析了腐蚀性离子侵蚀锚固体和钢筋开始腐蚀失效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建立了基于一次二阶矩理论的半分析概率预测模型,用于计算锚固系统达到一定概率发生腐蚀破坏或者钢筋达到腐蚀失效需要的试件,与传统的确定性分析模型相比,新模型可以研究锚固体系的腐蚀失效概率关于各参数的敏感性,可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的平均值和变异系数的影响。<br> ⑦从结构层次全面分析了影响锚固体结构耐久性的各种因素及其特点,建立锚固结构耐久性评估新方法。利用层次分析和模糊数学理论,突破停留在构件层次上的锚固结构耐久性研究,从结构层次讨论锚固结构耐久性,与实际工况更为接近。<br> 本文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对多因素耦合条件下锚杆锚固结构耐久性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希望取得的研究成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与方法。
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br> 1.研究的主要内容<br> ①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br> ②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br> ③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三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br> ④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br> 2.研究的主要结论<br> 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三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br> ②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著,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三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br> ③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著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著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著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br> ④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br> 3.研究的重要观点<br> ①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br> ②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br> ③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br> ④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br> ⑤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br> 4.研究的政策建议<br> ①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br> ②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br> ③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br> ④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br> ⑤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到目前为至,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或地区在不经历城镇化的前提下能进入中等或高收入行列。2014年3月16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了三个需要特别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另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主要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西部九省市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纳入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战略;这些省市的城镇化建设将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外延伸。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西部省市集中了大量的欠发达地区,其城镇化率明显滞后于中东部地区。研究西部地区内生型城镇化制约因素及其优化机制,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br> 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①本文首先对所需的理论基础,即城市集聚、人口转移和公共品吸引力理论进行了归纳整理,然后对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人力资本积累与城镇化准关系以及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②在归纳出城镇集聚效应的内涵、产生和条件后,构建了一个内生型城镇化的理论模型,来刻画产业融合、人力资本积累和城镇化提升的内生机制;并以此为基准模型,将其扩展到西部城镇化的内生性问题的分析。③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 Model),用来实证分析西部产业发展与城镇化融合关系问题。④基于理论模型的分析,主要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西部人力资本积累与城镇化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⑤在前面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优化西部城镇化中产城融合、人力资本积累和城镇化内生性的政策组合进行了机制上的探讨。<br> 本文的主要创新与发现在于:①构建了一个综合产业、人力资本与城镇化的内生型城镇化模型,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基准。该理论模型表明,基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内生型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产城融合、人力资本积累共同推动城镇化内生地提升。②将基准模型推导到西部地区,并结合理论与计量实证,结果发现,西部地区的三次产业中,农业发展对城镇化有负向作用,即产生了“逆向城镇化”效应;但城镇化对农业发展有正向的作用;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显著的融合发展效应;服务业与城镇化之间没有融合效应。这可能和西部地区支持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招商引资”中的土地政策、户籍制度以及土地流转限制制约了其城镇化的内生性。③将理论模型和计量实证相结合,发现西部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积累却没有表现出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还不是基于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内生型城镇化。④在城镇化内生性的优化机制设计部分,本文假设地方政府以就业基础上的最大化城镇化为目标,在一个标准的实物期权模型中嵌入地租优惠和公共产品供给两种政策。模型表明,当把城市的集聚效应考虑进去时,产业越发展,企业负担的地租率就越低;而同时地方政府将会获得更多的资金,以提供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之需。模型揭示了市场“无形的手”和政策“有形的手”在城镇化中的作用,为政府和市场划出了边界。<br> 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①尊重城镇化的基本规律,变政府主导为市场主导,开启内生型城镇化模式。②尊重地区的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发展,将城镇化建立在产业发展和充分就业的基础上。③针对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逆向城镇化”问题,应该变革现在土地制度,提高农业部门经营的规模化和集约化。④重新思考现行土地财政。⑤创新有利于人力资本流动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
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地理条件、政策方针、经济背景等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同时政府也依据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制定有效的战略部署。重庆市坐落于中国西部,直辖以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同时也显露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影响到重庆市整体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当前,“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提出,给重庆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发挥战略纽带作用已经成为目前的工作重点。因此,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br> 本文对重庆市各区县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首先探讨了重庆市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呈现了当前区域经济不均衡的发展局面,接着在区域经济理论的背景下,结合重庆市各区域的特点,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通过统计方法的实证,分析了重庆市39个区县的区域经济状况,并对得到的差异结果进行合理的分析。最后基于以上的综合分析,文章对重庆市各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给出建议。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得到一定提升。近两年,国家推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再度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也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西部地区地处偏远,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障碍,这影响了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障碍因素进行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br> 在文献回顾和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我国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进行研究,研究显示当前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不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依赖程度高等。基于此,本文进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障碍因素研究。本文以解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障碍问题为出发点,通过文献回顾、专家访谈等方式识别出影响我国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37个障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提取出当中的关键障碍因素,并计算其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大小,最终确定为7类关键障碍因素,即行政管理不完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研发不足、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复杂、技术应用不充分、项目建设难度大、土地资源短缺。<br> 针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7类关键障碍因素,本文提出可以从完善行政管理、优化建设环境、加快科技研发、改善宏观环境、充分应用技术、提高建设水平、集约利用土地这几个方面着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快速、稳健的发展,从而达到西部地区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目标。<br> 本文揭示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关键障碍因素,可为交通建设企业提高未来的建设实施效率指明方向,可为政府部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政府行为选择提供参考,一定程度上为提高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形成理论支撑。然而,本文在样本数据搜集、实证分析等方面仍存在诸多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国经济在多年高速发展后,趋于放缓。产能过剩企业必须找到途径实现结构升级。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强烈的发展诉求和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企业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去“产能合作”有利于我国和沿线国家互利共赢。<br>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步入全面推进阶段。<br> 在引领企业“走出去”进行“产能合作”的过程中,银行业如何发挥金融的作用,在充分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实现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完成银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成为我国银行业应该思考的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案例的形式学习成功银行的经验,给“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涉及的18个省中唯一的内陆直辖市重庆地区的银行以借鉴。通过案例研究,提供了两条可行的新道路:一是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全面融合国内外同业服务“走出去”企业的优势;二是学习“混业”经验,充分利用协同效应向综合性金融服务提供商转型。如此,可以更好地服务重庆产能过剩企业主要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走出去,提高我国“一带一路”事业的贡献度,同时实现重庆本土银行自身的结构化转型升级。
2014年我国海外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以14.2%的同比增长率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时,由于我国海外投资存在“后发劣势”、国内产业层次较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等原因,我国海外投资过程中频繁遭遇政治风险,损失巨大。基于此,本文着重研究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问题。即本文会站在国家的位置,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角度,铺陈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措施。<br>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对比分析法和语义分析法。通过对比抓住研究对象的特性和共性,更好的认识法律概念和法律现象。通过语义分析,为笔者主张的观点提供论据。经过分析论证,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br> 第一,我国海外私人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复杂的原因,我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目前处于高发状态并且一时难以消除。不仅如此,政治风险一般因主权国家的行为而起,对普通公民来说难以抗拒,一旦遭遇该风险的冲击只意味着损失,而没有对冲的可能性。因此防范政治风险的发生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另外,政治风险的引发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法律因素。从法理上讲法律是能够解决政治、社会和法律问题的,所以法律能够对政治风险起到防范作用。国际法领域内目前已具备较完善的政治风险应对机制。在我国国内,经济类的立法技术发展的较为成熟,而且近年来国内法治建设的呼声较高,所以无论从国际角度还是从国内角度讲,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切实可行。<br> 第二,国家在其一国范围之内,是以公权力的方式存在的,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对国际投资的防范方面,因属地管辖权优先于属人管辖权,其可发挥的权力限于立法权和行政权。因此国内法领域的政治风险防范措施有健全我国海外投资法规体系、重构我国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加强对企业不规范行为的规制三方面。<br> 第三,根据国家在国际经济法领域内的主体资格,国家享有签订国际经济条约的权利、参加国际组织中的经济活动的权利、享有国家经济主权、以特殊民事主体身份参加经济活动的权利,但是对于政治风险的法律防范,其能做到的可能只包括加快商签和完善双边投资条约、积极利用多边国际投资保护公约机制、适当运用外交保护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十三五期间重要的国家战略,这为我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实现资本在全球扩张提供了良好契机。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并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企业也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走向海外。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风险,比如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等等,而能够比较综合反映这些风险的就是国家风险,于是,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国家风险就成了产学研各界关注的重要风险。在此背景下,基于国家风险视角来研究企业海外投资决策行为也就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br> 本学位论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引入国家风险概念,运用实物期权分析方法来探讨企业海外投资决策行为。文章分为七个部分:第1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框架、本文所作主要工作以及研究展望;第2章介绍了“一带一路”战略和国家风险等概念的含义,梳理了实物期权和海外投资决策相关理论基础,并且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相关评述,同时指出了本学位论文的研究重点;第3章探讨了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中的国家风险概况;第4章运用实物期权理论,在不考虑国家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分析了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中被投资企业的价值;第5章探讨了在考虑国家风险的基础上,企业海外投资决策行为;第6章在前面章节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特定国家风险事件“政府违约风险”,来分析企业海外投资决策行为;第7章对本文作出总结,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br> 本学位论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以下几点:首先,选题较为新颖。本文紧扣时代发展步伐,体现了当前我国企业大规模进行海外投资的现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先进。传统的净现值在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因素,传统的净现值已无法正确地评估企业的价值,在不确定性的国家风险面前,采用实物期权来为企业海外投资决策提供指导已显得尤为重要。最后,现实性较强。为使整篇文章脉络清晰,本文对国家风险及其评价方面的研究概况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详细地探讨了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中的国家风险,这些分析为后续研究的展开奠定了良好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严重。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城镇化水平很高但深受大城市病困扰,而鄂尔多斯、克拉玛依等一些“空城”、“鬼城”鲜有人居住。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进入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避免陷入巴西秘鲁等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底特津式的城市破产等问题值得深思。国内外经验表明城市若要繁荣发展,必须走产业和城镇化融合发展的道路,良好的产业结构是城市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城镇化也能为产业的变迁发展提供市场和要素资源,两者相辅相成。成都市是中国推进新型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先锋,也是西部经济发达的重要城市,在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背景下,其地理位置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选取成都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也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成都市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并为其他城市提供参考经验,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br> 因此,文章通过对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等相关文献的分析作为论文写作的理论支撑。然后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成都市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历程,并应用计量经济学对城镇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个指标建立VAR模型对成都市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终得出的结论为成都市城镇化发展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 Granger原因,产业高级化是城镇化发展的滞后4期 Granger原因。最后论文对成都市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互动关系的实证结论进行了进一步探析。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作为该战略构想中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使得中国海运业乃至国际海运业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近来,运输方式的集装箱化逐渐成为海洋运输的一种标志,因而准确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预测对于港口决策者规划和管理港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若一个港口的发展缺少对未来的准确预测,那么将会导致港口交通堵塞或资源闲置问题。所以,为了对我国口岸的长远发展做出合理规划并提供相应决策支持,论文研究了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时间序列的预测方法。<br> 首先,论文对港口集装箱时间序列的特征进行了分析,由于受多种因素影响,吞吐量时间序列是一个线性和非线性成分复杂交织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同时该序列表现了四大趋势性:长期性趋势、季节性趋势、循环波动性趋势、不规则性趋势,这些趋势也构成了序列的非平稳性。<br> 然后,针对所分析出的特征以及依据线性和非线性框架建模,论文选取了对季节性趋势和线性特征具有较强描述性的线性模型季节性差分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Seasonal 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SARIMA)以及具有灵活的非线性映射能力的非线性模型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ANNs)进行了组合,构成非同源的混合预测模型。然而,传统混合模型通常是建立在两种假设下:①时间序列最后预测结果是单一线性和非线性模型预测结果的加权平均;②时间序列的预测值可以通过对线性成分和非线性成分进行加法性分解而获得,论文论证了该假设的不合理性。<br> 因此,为了突破传统混合模型的假设前提的限制,论文提出了三种可选择的混合模型,可以根据吞吐量的线性和非线性成分间的关系,进行模型选取。该三种模型的建模过程分为如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基于SARIMA模型拟合出时间序列大部分线性特征。第二阶段,基于 ANNs模型拟合出时间序列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可能存在于线性预测值和原始数据间之间的残差中的线性关系。同时,论文提出了依据 SARIMA建模过程中分析出的自相关性来构造 ANNs输入层的结构,提高了预测结果的精确度,并应用于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月度时间序列进行了实验验证。<br> 最后,分析比对了七种吞吐量预测模型的实验结果,证明了提出的混合5模型对该序列具有较好的预测表现,同时通过各模型的对比分析,验证了预测方法研究中的相关理论。
重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猛,在全国经济发展大环境不甚理想的背景下,持续保持着高速发展水平,GDP增速更是领跑全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重庆的贸易发展也值得关注。重庆过去的贸易产业容易被打上“汽摩产品”的标签,可随着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丧失,重庆急需扶持新的贸易产业来支撑贸易的发展,于是笔电园项目应运而生,主打笔电类产品。为了解决这些笔电产品的出口物流问题,重庆是政府打造了“渝新欧”国际铁路。<br> 重庆地处内陆地区,交通制约阻碍了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重庆政府经过艰苦的通关谈判开通的“渝新欧”国际铁路大干线,为重庆的外贸发展提供了一条有竞争力的物流通道。“渝新欧”国际铁路为重庆带来的不仅仅是一条国际物流通道,它更多地改善了重庆的贸易环境,使得重庆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同时,“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通运营将重庆更加深入地纳入了“一带一路”战略版图,为重庆的贸易发展再添助力。本文就是在“渝新欧”国际铁路开通运营的背景下对重庆贸易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较详细研究。<br> 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通运营为基础,重点探讨了这条铁路干线开通前后的重庆贸易发展状况;再利用SWOT定量模型分析重庆贸易发展前景;最后根据重庆贸易现阶段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br> 文章的出以下几个基本结论:第一,“渝新欧”国际铁路的开通运营促进了重庆贸易产业结构的调整,贸易发展格局发生了改变;第二,通过“渝新欧”国际铁路重庆深入“一带一路”战略,迎来贸易发展良机;第三,重庆在今后的贸易发展中要采取进取型的战略发展政策,积极进取;第四,重庆当下的贸易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应当大力扶持贸易新兴产业、提升贸易产品层次,同时要继续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深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促进重庆的贸易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