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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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保护伞条款的解释问题研究——以ICSID仲裁案为中心

国际双边投资条约（Internationa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中，保护伞条款常常出现。保护伞条款的主要内容是，规定缔约一方应遵守其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所作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承诺（specific commitments）。保护伞条款所产生的作用是，将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合同争议上升为条约争议。这一条款的解释对外国投资者、东道国甚至投资母国的利益影响巨大，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庭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致使其效力以及适用范围等解释问题称为学术界与国家间争论的热点之一。我国所签订的许多双边投资条约中也规定了保护伞条款,因此有必要对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保护伞条款的解释问题进行探讨，加之，尽管现如今 ICSID的仲裁垄断地位已被打破，但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最主要作用，其仲裁经验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所以仍以相关ICSID仲裁案作为保护伞条款解释研究的中心。 　　目前国外对保护伞条款解释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持支持该条款的态度，普遍认为应该上升契约义务为条约义务。而国内针对保护伞条款解释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起初都以限缩解释与扩大解释两大类进行分类论说，结论多是我国应该拒绝签订该条款。由于El Paso案裁决的做出，近年国内发展出一种折衷式的分类，出现限缩解释、扩大解释和合理限缩解释三种分类论说的形式，也有一些限制该条款的研究成果发表。除零星文章外，国内对于该条款的态度都是限制或拒绝签订。实际上，这种两分法、三分法的论说形式，都有对案例一刀切的问题，属于从结果分类后找原因的研究方式，对条款的判断稍显武断，对不同案件的不同处理可能更接近公正。本文认为对该条款的判定不是简单的肯定、否定或折衷的选择，而应该从裁决的过程入手，研究不同案例中解释方法的共性，以及解释方法是否合理有据，并且得到正确使用，从而使保护伞条款在今后的案例中得到更加合理可行的解释，促进该条款解释的可预见性发展，并通过分析当前解释不相一致的原因，最终为我国保护投资者，防止陷入被申诉麻烦，以及应诉辩驳做出浅薄的作用。 　　总的说来，本文分别从VCLT与实践中确立的解释方法和该条款解释的具体方面进行分析，包括以文本解释方法认为该条款通常具有上升效力；以目的解释方法认为主权国家不止有保护投资者的目的，对适用范围进行主权合同与商事合同的区分符合条款目的；以有效解释方法认为部分裁决结果属于对解释方法的误用。最终支持我国在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过程中，积极签订 BIT中的保护伞条款，但应区分两种相对方国家，规定不同的限制内容。
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与防范研究

近年来，我国海外承包工程业务取得突飞猛进的成长，在国家“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政策的引领下，海外承包工程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海外承包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在看到机遇的同时，我国海外承包工程也面临众多风险。在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所面临的风险中，不确定性最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成为了项目海外承包商进行投标决策必须重视的因素之一。因此站在中国海外承包商的立场对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价与防范进行研究格外重要。由于政治风险对于项目的不利影响与风险受体特性有很大关系，所以，在对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进行评价与制定防范措施时加入风险受体自身特性——脆弱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论文根据脆弱性理论，从威胁与脆弱性两个维度建立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并从降低风险受体脆弱性的角度制定政治风险防范措施。 　　论文首先通过研究脆弱性理论与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特点，并根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采用文献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方法，建立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然后，确立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度量模型，并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并将模型应用于肯尼亚某公路项目政治风险评价中。对比未考虑脆弱性的政治风险评价结果，发现在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中加入脆弱性指标可以更加客观地站在承包商的角度评价政治风险。 　　最后，论文从降低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脆弱性入手，分三个方面提出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的防范措施。 　　论文根据脆弱性理论，从威胁与脆弱性两个维度建立海外承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风险评价中忽视风险受体自身属性的缺陷，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地站在中国海外承包商的角度评价海外承包工程政治风险，使风险评价结果更加有利于中国海外承包商进行决策。
我国天然气消费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19世纪的主要能源是煤炭，20世纪石油取而代之，21世纪则是天然气的世纪。目前，世界天然气年均消费增长率达到23.7％，预计2030年以前，天然气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化石能源。众所周知，我国能源行业现在面临三重挑战：需求增长太快带来的供需矛盾、节能减排问题以及参与国际合作的态度。而作为优质、高效、清洁的新型能源和重要的化工原料，天然气是解决三重压力的非常现实的选择。然而，我国的天然气资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仅占5%左右，且存在着消费分布不均匀、天然气供需市场不均衡以及天然气消费需求结构不合理、价格偏离市场机制等诸多问题。 　　在此背景下，本文首先对我国天然气生产、消费、进口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现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泰尔系数方法对我国三大区域的天然气消费进行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国家“西气东输”、“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针对各地区的经济政策的不断出台以及全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权重的泰尔系数与以城镇人口为权重的泰尔系数在2004年以后呈明显的下滑趋势，我国天然气消费的总体区域差异越来越小并且区域天然气消费与城镇人口的增加相似性程度更高，具有更高的匹配性；两种权重下三大地区的泰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说明三大地区内部的天然气消费差异在不断缩小；从1997年—2013年，我国天然气消费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不断缩小，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占绝对优势，故我国天然气消费的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而地区内差异又主要来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在区域差异的分析基础上，本文又运用1997年—2013年全国30个省份包括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模型定量的研究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区域天然气消费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得出以下结论：地区人均GDP的提高、城镇人口的增长、管网的修建、替代能源价格的提高能够拉动全国天然气的消费。其中人均GDP的提高能够显著拉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未成为拉动天然气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人口规模因素对三大区域影响都很显著；管道设施建设水平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都存在显著性影响，但中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对管道长度不敏感；只有中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富于替代能源价格弹性；第二产业产值的提高显著的抑制东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而显著的提高西部地区的天然气消费，但对中部地区和全国的天然气消费无重要影响；东部和西部则富于气候弹性，极端的气候会带来城市燃气的增加。
面向物流总成本的运输决策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欧关系得到快速发展，其中物流活动是经济发展、贸易顺利进行的保证。对于中国企业自身，学习欧洲先进的物流管理理念，对亚欧大陆桥上物流活动的开展十分重要。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剧，运输活动的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运输决策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越来越多。而物流总成本常常被作为运输决策评价或优化的主要参数，为企业的物流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因此，通过亚欧大陆桥上运输活动的成本分析并做出合适的决策，对贸易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结合宏观和微观视角，提出了一个具有两阶段物流成本计算决策模型来进行物流运输决策，并在多式联运环境下拓展该模型。重点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 　　①利用层次分析法初步分析物流环境。在考虑经济性、时效性、安全性和环境几个方面，进行初步的宏观决策分析，排除不合理的备选方案。 　　②构建物流总成本模型。构建微观的物流成本计算，将时间和环境转化为成本进行考虑，把物流成本分为5大类，探究其中关系并求解。 　　③建立多式联运环境下衍化的总成本模型，探究多产品下多式联运决策方案，利用遗传算法进行求解。 　　④通过实际案例进行物流运输决策分析，在层次分析法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通过对产品单位价值、运输费率的敏感性分析，探究了渝新欧铁路对产品本身的要求和适性，并利用遗传算法，对企业直接纱、膨体纱、电子布主要三类产品进行了物流运输决策的求解，得出合适的运输方式或联运方式。 　　研究结果证明层次分析法可以作为物流运输决策的初步判断，从而排除一些初期的备选方案，在此之上进行再具体的成本计算，从而使更准确和经济的研究成为可能；也表明该模型可以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衍化，实现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案例的结果表明，“渝新欧”铁路更适合运送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对于交货期有着严格要求的产品，对于具有该类型产品的企业来说是十分值得考虑的物流资源。
重庆市渝北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近些年，我国一直提出要建设成制造业强国，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国制造业2025》规划纲要。而技能人才是保障《中国制造2025》重要的关键点，在帮助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原有的中国制造模式已不再适合国家的发展，整个国家都在一个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的阶段。全国各地的技能人才队伍缺口巨大，且对技能人才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城市的重庆同样面临着相同的情况，渝北区作为重庆市2013年开始建设五大功能区的都市功能拓展区，面领着建设重庆高新技术制造业的重要任务。因此，渝北区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会带来长时间的技能人才的用工严峻，整个渝北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将面临巨大挑战。 　　本文通过对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的数据，对渝北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渝北区技能人才、职校学生调查得出相应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上述相应问题进行深层次原因的探讨。例如，技能人才短缺制约渝北区产业经济发展；技能人才结构不合理制约产业经济发展；职校学生思想观念偏差，造成技能人才供应紧缺、素质不高；技能人才的社会认同感低，影响技能人才健康发展。 　　为有效治理渝北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根据重庆市经济发展方向，结合渝北区相关政策文件，同时借鉴德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建设技能人才的成功经验。在以稳定存量、吸引增量、减少流量的目标下。以加强政府主导作用，为技能人才队伍良好发展保驾护航；加强本区企业管理建设，建立结构合理、稳定的技能人才队伍；打造高质量的本区特色职校平台，为本区提供高素质的职校学生；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等对策建议，从而保证渝北区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技能人才队伍，为渝北区社会经济良好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WTO《信息技术协定》研究

《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是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在新加坡召开的部长会议通过的《关于信息技术产品贸易的部长宣言》中达成的一个诸边协定。我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3年成为该协定的一员。自此，我国的IT产业便面临着“走出去”战略的机遇与严重的挑战。2015年12月，世贸组织第十届部长会议在肯尼亚内罗毕达成了《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对《信息技术协定》做了产品范围等的修改。由于这一新的修订，使我国在国际法转为国内法的运用中还缺乏相应的机制应对与战略更新，因此有必要从《信息技术协定》的发展历程、各国实施该协定的问题与该协定运作中出现的问题等视角进行研究，以此促进我国信息技术产业战略性升级和转型。 　　本文首先通过考察美国，日本在具体实施《信息技术协定》制定该国具体的国内法，信息技术产业战略，信息技术产业状况进行分析，两国在信息技术产业上的发展路径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同时，回顾《信息技术协定》诞生历程，发展状况，内容评析，发现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争议解决，附件条文解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分析。其次从《信息技术协定》最新发展——《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的提出缘由，扩围谈判的成果等方面揭示扩围谈判达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整个《信息技术协定》的发展史与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中采取的对外策略和国内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针息息相关。最后，在我国应对《信息技术协定》扩围的法律问题进行国际的借鉴与国内的相应政策的调整上，提出应对该扩围的基本原则与法律立场，有针对性的修改我国相关的国内立法和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便我国提高我国信息技术产品的智能化与为“中国制造2025”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信息技术协定》的演变史，也是一部国际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史，更是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奋斗史。本文尝试着从《信息技术协定》着手，从国际法角度提出我国应对扩围谈判达成的问题的立场，以便我国在信息技术产业战略中，采取必要的政策扶持国内信息技术产业。
我国转让定价税收管理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部分跨国集团利用各国税制的差异、征管的漏洞，以及国际税收规则的滞后和不足，通过侵蚀各国税基的形式，不断转移利润、隐匿收入到没有或者少量经济实质发生的低税或者免税国（地区），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2012年，二十国集团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研究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得到各国领导人签字通过。之后的 G20峰会上，打击国际逃避税都被各国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全世界兴起了反避税的浪潮。世界各国持续深化国际间合作，积极参与BEPS行动项目，加大转让定价、国际税收征管互助体系等领域的合作力度，对跨国集团全球避税行为零容忍。近年来，我国不断在政治、经济、税收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制定新的国际税收规则，树立税收强国的理念，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但我们仍应意识到，目前我国转让定价管理尚待完善，特别是对国内外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管理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组织结构上，本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阐述了研究的背景、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对转让定价基本概念、关联企业认定标准、取得的成果以及我国反避税防控体系等做简要介绍。第三章从外商投资、“走出去”、内关联企业等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企业转让定价现状，为本文优化转让定价管理研究奠定基础。第四章列举典型转让定价避税案例进行分析，使我们对普遍存在的转让定价行为有更深刻的把握。第五章对美、英、印度、巴西等国转让定价管理进行比较研究，并进一步分析新国际税收规则体系下转让定价的发展趋势。第六章从制度环境、国际合作、人才组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提出如何完善我国转让定价管理的对策建议。
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园区产业共建研究

长江经济带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国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务院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有关指导意见中指出，支持和鼓励开展产业园区战略合作，建立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推动产业协同合作、联动发展。重庆在“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实施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区县与沿江省市开展园区共建和“产业飞地”战略合作试点。开展园区产业共建是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是重庆市打造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战略支撑与长江经济带西部中心枢纽的重要抓手，加强园区产业共建机制及实施路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对产业转移的相关概念与国内外学者对产业园区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首先借助相关统计资料就重庆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采用SWOT分析法，对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园区产业共建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深入剖析；最后，在对国内外园区产业发展的典型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园区产业的对策进行了探讨。本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重庆近年来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工业集群式发展道路较快，形成“6+1”支柱产业体系，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在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装备制造业、化工产业、纺织服装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七大产业领域存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开展园区产业共建应围绕七大产业，通过建立区域互动合作机制，构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推进通关一体化，提升航运物流能力，加强金融合作等，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促进园区产业共建与产业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在巴基斯坦的经济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而得到重视。同时，一般来讲，外商投资成为东道国资本形成、贸易刺激、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种动力来源，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尤其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如巴基斯坦）的研究显示了不一致的结果，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更依赖于东道国的国内情况。 　　本项研究采用了六个实证模型，即利用经济增长、进口、出口、资本形成、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率来分析FDI对巴基斯坦经济的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影响。这些研究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估计。研究也涉及到格兰杰因果关系、预测误差方差分解（FEV）和脉冲响应函数（IRF）方法。 　　研究发现，包含在模型中的变量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D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存在的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及 VECM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 FDI驱动型增长和增长导致FDI的假设。同时，发现经济增长水平在其固有价值方面对于冲击很敏感。研究还发现，FDI和出口的互补意味着FDI存量增加有助于出口， FDI将为巴基斯坦进入国际市场方面提供更多的机会。总的来看，FDI本身就具有基于投资、利润和税收的一系列政府政策功能。因此，通过出口导向、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水平可以预判 FDI在巴基斯坦未来的发展方向。此外，中国经济走廊（CPEC）有望通过恢复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来增加FDI在巴基斯坦的流入。然而， FDI对人力资本和农业生产力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意味着FDI在巴基斯坦技能提高、投资密集方向方面缺乏先决条件来获取溢出收益。
农业国际投资规则演进及中国的应对策略研究

2008年粮食危机之后掀起的跨国农业投资热潮给全球粮食安全、减贫及农村发展等领域带来了复杂的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影响。在发达国家和民间团体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加快制定农业领域的国际规则来约束和管理农业国际投资行为。中国目前正处于对外投资加速发展阶段，对国际投资规则的体系和机理不熟悉，相关规则制定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中国声音，导致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农业投资遭遇更多更复杂的阻力，既面临经济和法律风险，也承受负面的社会舆论和道德压力。深入分析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价值取向、法理依据和技术体系，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谈判磋商进程，妥善维护中国发展空间和环境，对促进中国现阶段和未来更好地开展对外农业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国际农业投资规则演进及其应对策略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国际政治学、经济学、国际法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利益等理论为基础，引入双层博弈、Logistic等模型方法，解析了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构成体系及其发展趋势，探讨了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磋商与谈判过程，继而在分析中国对外农业投资特征与投资意愿、中国农业国际投资环境与规则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农业投资规则制定的具体策略与途径。本文深入研究了国际农业投资规则体系构成、利益博弈与中国应对策略，是对中国外交由问题导向向话语权导向的直接响应，也是对既有研究侧重关注农业“走出去”的一种发展，同时还可为发展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参考。 　　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 　　①解析了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构成体系及其演变趋势。研究表明，国际农业投资规则体系分为四个层面，包括构成国际规则体系基础的各国法律制度、双边涉农投资条约和协定、区域层面涉农国际投资法规、多边涉农投资国际规则。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外部投资需求迫切，跨国投资引发全球农业资源和市场利益重新分配，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国际农业投资规则日趋复杂和严格，呈现条款法制化、覆盖全面化、投资自由化等趋势，这些规则对农业国际投资行为产生了十分直接和关键的影响。 　　②以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和多边农业投资规则谈判进程为例，探讨了国际农业投资规则的磋商与形成过程。研究表明，农业投资国际规则通常遵循酝酿、授权、磋商、批准、实施等一系列程序，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各方博弈的焦点，各方国内及国外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与合作，通过多方参与的双层博弈以实现更多收益。中国现已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方，中国在参与规则制定中的立场复杂，既需考虑吸引外资，同时又要考虑保护国内农业产业免受冲击，维护基本经营制度和农业竞争力，还要积极争取对外投资的利益和空间，寻求有利的国际投资环境。 　　③分析了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特征、投资意愿与投资环境。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发展迅速，全方位对外投资格局初步形成，但目前投资情况差异较大，行业发展参差不齐，对外农业投资水平和效益仍需进一步提升。对中国企业开展农业国际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农业企业、非央企类企业、成立时间较晚的企业等投资意愿较强，而是否龙头企业、企业注册类型、企业规模、境外企业类别对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典型案例分析表明，能够主动适应国际规则的中国企业在外运营良好，而不少企业遭受较大的规则困境。 　　④探讨了中国参与农业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利益目标和实现途径。为维护中国对外农业投资利益和环境，中国政府应当更积极、更高效地参与相关国际农业投资规则谈判， 特别是按照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发展规律，灵活运用双层博弈方法，努力扩大与对方博弈的获胜集合，在合理空间内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并引导企业规范海外农业投资经营，加强对企业的投资指导和服务保障。通过对中国企业运用规则开展对外农业投资的战略分析，当前国际投资约束加大、标准提高，中国企业适应国际规则开展投资能力较弱，总体上应采取扭转型策略，以扭转劣势、抓住机遇为基本出发点，加强优势、控制风险，从而提升农业对外投资水平。
我国常见粉蚧类害虫双基因条形码鉴定技术研究

粉蚧属半翅目Hemiptera、粉蚧科Pseudococcidae，是一类重要的世界性检疫性害虫。粉蚧类害虫种类繁多，已知种类2000余种；且体形微小、形态多样、寄主范围广、隐蔽性强，极易随国际贸易活动传播扩散，给农林业生产带来了巨大威胁。通常，口岸截获的粉蚧多为若虫或残体，加之隐存种/复合种的存在和较小的近缘种间差异，严重影响了基于形态学特征的粉蚧类害虫识别鉴定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本研究以线粒体COI基因和核糖体28S rRNA为靶标，研究探讨了双基因DNA条形码在粉蚧鉴定中的作用，评价了该技术对重大潜在入侵害虫大洋臀纹粉蚧的鉴定有效性；同时，针对重大检疫性害虫木薯绵粉蚧研发出了其种特异性检测鉴定技术体系。具体研究结果如下： 　　（1）粉蚧类昆虫全基因组DNA提取方法的评价研究。以雌性成虫、卵、各龄期若虫等为对象，分析比较了8种DNA提取方法，明确了SDS法最适于粉蚧类害虫高龄若虫和雌成虫DNA提取，DeBarro法适于卵和低龄若虫DNA提取，有效解决了粉蚧类害虫体表蜡质较厚，DNA得率不高的难题。 　　（2）双基因条形码技术在我国常见粉蚧鉴定中的应用。以来自国外11个种群、国内93个种群的9属22种粉蚧461个个体为对象，以COI基因5’端和28S基因D2-D3区段为靶标，通过碱基序列测定和分析，以及种内种间遗传距离计算，并同时整合数据库中高质量的相关种的靶标序列，分别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22种粉蚧的COI基因5’端序列具有48个单倍型，而28S基因D2-D3序列则具有33个单倍型。当以COI基因5’端序列为靶标时，22种粉蚧的种内遗传距离为0.0000~0.0160，平均为0.0034；种间遗传距离均大于2％，为0.0220~0.1780，平均为0.0921；种间遗传距离是种内遗传距离的27.1倍；且种内遗传距离与种间遗传距离之间不存在重叠区域。在基于COI-5’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中，各物种均具有独立的进化分支。当以28S基因D2-D3区段为靶标时，部分属内十分保守，种内遗传距离与种间遗传距离之间存在重叠现象，不能对部分近缘种进行有效区分；而属间变异相对较大。同时，研究还显示，大洋臀纹粉蚧和柑橘臀纹粉蚧可能存在隐存种或复合种；而粉蚧属可能存在多起源现象。进而表明，COI基因较28S基因更适合于种间的物种鉴定；而COI基因和28S基因的联合应用，有利于提高DNA条形码技术对粉蚧类害虫的鉴定能力，实现对粉蚧类害虫的准确识别与鉴定。 　　（3）DNA条形码技术对近缘种粉蚧-重大潜在入侵害虫大洋臀纹粉蚧和土著种柑橘臀纹粉蚧的鉴定有效性研究。以旅检截获的36头大洋臀纹粉蚧为对象、其近缘种柑橘臀纹粉蚧为参照，序列分析表明，当分别以 COI基因5’端和3’端序列为靶标时，截获大洋臀纹粉蚧的碱基序列与数据库中靶标种的序列相似性分别为100%和99~100%，而与近缘种柑橘臀纹粉蚧的相似性分别为97~98%和96~98%；且大洋臀纹粉蚧和柑橘臀纹粉蚧分别存在5个和12个稳定的物种特异性鉴别位点；系统发育分析显示，截获的大洋臀纹粉蚧均与数据库中的靶标种聚为一支。当以28S基因D2-D3区段序列为靶标时，臀纹粉蚧属各物种间高度保守，无法区分大洋臀纹粉蚧与其近缘种柑橘臀纹粉蚧；种间遗传距离仅为0.004。此外，进一步的物种识别软件评价结果显示，基于COI基因5’端和3’端序列的鉴定结果完全正确，而基于28S基因D2-D3区段序列的鉴定结果却存在45.2~61.9%的模糊鉴定。表明，基于COI基因5’端和3’端的DNA条形码技术完全可用于大洋臀纹粉蚧的准确鉴定及检测监测，对有效阻截其入侵和进一步扩散蔓延意义重大。 　　（4）重大潜在入侵害虫木薯绵粉蚧的快速PCR检测技术研究。基于测序获得的COI基因5’端序列，设计木薯绵粉蚧的种特异性SS-COI引物1对(PMSSZW-1F/PMSSZW-1R)，其扩增片段大小为353 bp；以我国口岸经常截获的扶桑绵粉蚧等8种粉蚧为参照，研究验证该引物对的种特异性，以及检测灵敏性和检测阈值。结果显示，该引物对只对木薯绵粉蚧具有扩增能力，对我国口岸经常截获的其他8种粉蚧不具扩增效果；同时，对不同虫态、龄期、成虫残体以及来自不同寄主植物的木薯绵粉蚧亦具良好的扩增效果，其最低检出阈值为135.22±10.41 pg/μL(相当于1/20480头雌性成虫)。木薯绵粉蚧的种特异性快速检测技术具有快速、可靠、准确、灵敏的特点，能大大提高口岸检验检疫效率，该技术体系的建立为木薯绵粉蚧的检测、监测与有效阻截提供了技术支撑，对保障我国木薯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围绕粉蚧科昆虫种类多、体形小、存在多型、多态，对农林业生产威胁巨大，却难以快速准确识别的问题，研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粉蚧科双基因DNA条形码鉴定技术体系。而重大潜在入侵物种木薯绵粉蚧种特异性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与建立，及其与双基因条形码技术等分子鉴定手段的联合应用，必将在检疫性粉蚧类害虫的检测监测和风险预警中发挥巨大作用，并为“一带一路”区域农业绿色生产与健康发展，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①时期，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新的形势，形成了农业新常态。这对今后国家的农业政策和发展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与2015年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当中，都讲到“今后中国农业需要的是全球战略，必须掌握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主动权，占据农业国际竞争的制高点②。”这就要求我们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和“一带一路”战略背景的推动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了农业“走出去”最主要的形式。但目前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缺乏传统经验的支撑，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战略和服务等方面也都存在不足，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过程中，遇到了多重困难和问题。此外，种种外部服务条件的滞后也制约了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金融支持方面的不到位。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支持作为服务条件的重要环节之一对我国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项周期长、风险高的国际经济活动，作为金融服务主体之一的商业性金融投入的积极性和力度有限，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建立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政策性金融作为一种可以体现国家经济政策发展意志的特殊金融形式，它可以通过提供出口信贷、信贷担保、境外保险等业务为国家支持的产业领域提供支持，促进本国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从而为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便利条件。 　　本文以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线，在分析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了我国有必要加强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作用，进而以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例，建立实证模型论证了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作用。最后在借鉴国外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政策性金融进一步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期最大限度地弥补我国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不足，使农业“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实施，从而推动农业对外经济的发展。 　　本文的创新点：以研究较少的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服务为出发点，选取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两大政策性金融机构，以不同的回归方法分析了政策性金融对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从各个角度对政策性金融支持我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建议。
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涉及的主要省份视角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将充分依靠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实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目标。通过研究“一带一路”主要省份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能够更好地了解我国“一带一路”主要省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现状及吸收能力的程度，为“一带一路”省份通过进口贸易实现国内技术提高提供了建议。 　　本文以“一带一路”主要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角度，参考相关文献，对“一带一路”主要省份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是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研究文献综述，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文献、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计算的文献、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文献以及吸收能力的文献。第三部分是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首先介绍了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的相关概念；其次论述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和吸收能力的理论背景；最后阐述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途径和传导机制。第四部分是“一带一路”主要省份进口贸易的现状及技术溢出影响要素的现状。其中选取的技术溢出影响要素主要是基于吸收能力的视角。第五部分是我国“一带一路”主要省份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对策建议，该部分内容主要是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在创新方面，本文主要对研究视角和吸收能力指标进行了创新。首先，本文将“一带一路”涉及主要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符合时代背景，为我国实现“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参考性。其次，已有文献中很少将金融市场变量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本文将金融市场变量作为衡量吸收能力的指标，分析其对于技术溢出的影响，具有创新性。
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防范研究——以DJ公司印度电建EPC项目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市场上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如今，国际工程承包不止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增长点，还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关键部分。对于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应当具备发现风险并快速决断的能力，并重视风险防范工作。本文在充分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DJ公司印度电建EPC项目为案例，针对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本身的特点，深入分析其项目风险的种类及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最终提出强化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风险防范的措施。 　　本文首先对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综合分析了国际工程承包项目的管理模式、风险种类和管理过程，其中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管理过程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在此框架下，本文结合实际案例，对DJ公司印度电建EPC项目的风险识别和应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项目的外部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社会文化风险、自然环境风险等，内部风险主要包括技术风险、合同风险、资金风险、管理风险等。然后，本文从合同培训、风险管控、成本控制、应急处理、法律维护等方面对项目风险应对经验进行分析，并从事前调研、合同管理、成本管理、分包管理、索赔管理等方面总结了风险应对教训。最终，本文总结提出了选择战略目标市场、构建风险管理系统、加强风险内部控制、建立风险应急机制、运用风险转移手段等五个方面的国际工程承包项目风险防范建议，旨在为中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提出经验借鉴。
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实现“走出去”——以万达并购AMC为例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纵深发展，文化产业逐渐兴起，成为拉动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转型的新动力。由于文化产业本身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收益周期短、吸附就业能力强、经济外溢效益高等特点，各国政府对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我国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以促进文化产业更好的“走出去”，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开始通过跨国并购等对外投资活动走出国门。 　　本文主要对万达集团并购美国第二大影院运营商 AMC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方面，万达一直走在前列，此次并购 AMC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起民营企业并购案。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归纳和案例分析两种研究方法，通过案例梳理、动因总结、风险分析、绩效对比以及措施归纳等方式对万达并购 AMC的成功因素进行了讨论。最后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的现状，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几点建议，希望对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有所帮助。 　　论文主体共有六个部分。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本文主要介绍了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走出去”的相关概念，同时对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的研究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归纳。 　　第三章，本文介绍了我国文化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并购的发展状况，以进一步了解研究现状。 　　第四章，本文对万达并购 AMC这一案例进行了讨论。其中，第三节是本章的重点。本章第一节对万达集团和美国 AMC公司的历史、业务等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第二节，从万达的角度对并购动机进行了分析。第三节，重点分析了万达并购 AMC面临的文化、市场、债务、融资方面的风险。第四节通过对比并购前后的营收数据对万达并购AMC的并购绩效进行了讨论。 　　在第四章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详细分析了万达并购AMC的成功因素。外部因素主要表现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如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机遇等。内部因素方面，除万达自身强大的品牌及实力优势外，万达在并购前、中、后三个环节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并购前的充分准备，并购中的灵活策略，并购后的积极整合，这些都为万达成功并购 AMC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盈利打下了基础。 　　最后一章是结论与启示。结合第五章的成功因素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外部因素为万达成功并购 AMC提供了有利条件，内部因素是决定万达是否并购成功的关键因素。然后，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宏观上，国家应发挥调控职能，加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拓宽跨国并购融资渠道，为文化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微观上，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挖掘自身比较优势，谨慎选择并购目标做好并购调研，重视文化风险，加强对并购后的企业整合。通过国家和企业两方面的协同努力，共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