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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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学在印尼三语学校的发展模式探析

近些年，中国和印尼两国高级领导层频繁互访，政治互信不断加深，经贸合作走向纵深，人文交流日益密切，印尼华文教学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着。在纷乱繁杂的华文教学办学模式中，三语学校这种新模式脱颖而出，作为正规国民学校，它成为印尼中小学华文教学的最佳载体，也是华人创办学校的新趋势。 　　笔者通过对12所印尼三语学校的一线华文教师的访谈与问卷，从华文教学实施、华文教学管理、影响华文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这三方面，客观展现这些三语学校的华文教学情况，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并针对三语学校华文教学在师资、教材、教学目标、课程设置、评估制度、课堂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发展对策。希冀印尼三语学校的华文教学逐步走向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
泰国中东部地区华裔青少年汉语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一带一路”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泰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国家，需要大量能够和中国沟通和交流的人才。泰国华裔青少年有着先天的身份优势，要了解他们汉语的使用情况，对这一群体进行相关的调查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然而，仅仅调查语言使用情况是不够的，还要全面了解制约他们语言使用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能力的情况。身份认同是影响语言态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长期受泰国社会自然同化的影响，泰国的华裔青少年的华人身份认同普遍较低，再加上家庭、学校、社会三个方面的汉语环境并不是十分理想，因此他们的汉语使用情况一般。接着，笔者就汉语推广的角度，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为改善泰国华裔青少年汉语使用环境，引导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中国应对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新一轮的调整，突出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该战略对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采取该战略的直接原因是担心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构成威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调整，一方面由于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层次国际政治核心要素的变动，还有一些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对美国的触动，包括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美国内部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推动着美国政治心理的变动，促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美国的历史较短，缺乏处理霸权更替的经验，对自身霸权面临的威胁具有较强的敏感性。这易使美国的预想收益与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走向背道而驰。 　　美国是当前国际格局中的最重要一极，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在客观上能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构成了挑战。中国为应对这种挑战，首先要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不仅要明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内容、手段，更重要的是要清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各个阶段的目的）、成效，为中国对外战略的科学决策打下良好基础。其次，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构成中国的一个国际环境，我们需要准确把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不仅重新审视国际环境、周边环境，也坚定了中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决心。 　　中国的崛起面临美国施加的压力，中国的崛起与美国想保住世界霸权决心的政治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关系，所以美国现在在做的是促使中国的崛起向着有利于美国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这种崛起要基本与美国的价值观吻合，在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的领域携手前行，在与中国有分歧的领域，施加中国必须愿意配合的影响。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不惜代价，“双重标准”是美国的惯用手法。为应对美国的压力，中国需要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做出应对。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应运而生，虽然是在该战略的初期构建阶段，但已表现出巨大活力和国际影响力，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在避免大国悲剧以及对中国国情发展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开展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处于初级阶段，一方面需要加强理论层面论证，另一方面需要根据具体条件进一步构建。
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走出去”战略进入模式研究

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日益增多，国内房地产企业也在不断“走出去”，正确选择房地产企业“走出去”战略进入模式对房地产企业海外发展起重要作用。 　　论文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理清了相关概念，用投资发展路径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关于进入模式选择为本研究框架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国内房地产行业环境和趋势分析，指出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严峻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之后，对国内企业海外房地产项目投资的状况从投资主体类型、东道国国别和项目规模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国内房地产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了SWOT分析。进而，进行案例分析国内外知名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分析房地产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的种类。而后，将房地产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进行系统化分类，分析各种模式的内在特性，运用灰色局势决策的方法，得出房地产企业的倾向选择，指出影响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在特定条件下，构建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矩阵模型。选取复星地产为样本，检验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通过验证，证明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矩阵模型具有适用性，对房地产“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可提供参考。最后，对企业和政府两方面提出了保障措施和建议。 　　本研究着眼于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进入模式选择问题，梳理分析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的种类，构建特定条件下，房地产企业“走出去”进入模式选择矩阵模型。解决了以往房地产企业国际化进入模式研究不够全面性和选择科学性的问题，对国内房地产企业“走出去”有一定借鉴作用。
英语新闻报道中的隐性评价资源研究——以美媒对中国“一带一路”新闻报道为例

评价是语言学的重要基本概念，很多学者对评价进行了研究，其中，将评价应用于语篇分析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马丁，他提出的评价理论构建了完整的语篇分析模式。但是，该理论主要依赖显性词汇评价建构意义，忽视了隐性评价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隐性评价的关注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语篇和新闻语篇。新闻语篇一再强调公正客观，实则传递报道者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因此蕴含丰富的评价意义。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了《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权威报刊15篇报道，探究美媒对中国“一带一路”新闻语篇中的隐性资源，从而揭示文字背后的意识形态。本研究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评价理论，研究重心是隐性评价。隐性评价从引发策略和激发策略两方面进行探讨，其中引发策略指的是语言的概念意义所蕴含的评价意义，我们重点分析及物性中的言语过程和词汇的选择；激发策略方面，重点研究强化、反期望、隐喻。 　　通过研究，本文力求探索新闻报道中丰富的隐性评价资源的实现方式。研究结果发现对比是一种有效的激发策略，完善了White的新闻语篇评价框架。研究发现，引发策略方面，新闻报道者多使用中性转述动词和具有消极意义的词汇论述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激发策略方面，通过强化、反期望的手段加强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价；通过“一带一路”是一场交易的隐喻，把中国描述成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人。15篇新闻报道综合运用引发和激发的语言手段暗指“一带一路”是中国称霸亚洲的工具。西方媒体擅长运用不同的语言手段将其意识形态包裹在字里行间中，让读者自然而然地接受。因此，本文意图揭示新闻语篇是如何隐性表达话语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以期唤醒人们的批评意识。
ZYD研究所军贸业务管理研究

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开始按照国际法以及国际防扩散公约与友好国家开展军贸合作，多年来通过武器装备出口有效增近了国家间友谊，同时也为我国军工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保证了国内军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越发受到国际市场青睐，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5年3月16日公布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已经超越德国与法国成为世界第3大武器出口国。对于 ZYD研究所而言，开展军品出口是践行央企“走出去”战略的具体行动，也符合单位自身发展的战略方向，能够有效利用军工剩余产能，对动态保军具有重要意义。ZYD研究所是一个长期致力于国防科技及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技术研究所，近半个世纪以来紧跟国际、国内国防工业科技发展潮流，不断创新发展，增强科研实力，拓宽应用领域，初步形成了以光电整机及系统、综合电子信息系统测评、测控与航天信息应用系统、雷达探测、无人机平台及系统等多专业并存的专业体系结构，具有突出的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优势。建所以来，承担一系列大型系统工程研制项目，为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工程、预警机、航空母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为中国陆、海、空、天、网各军兵种的发展贡献了大量的高技术成果。ZYD研究所开展军品出口业务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是光电类产品配套大系统出口，产品出口到了亚洲、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没有自主开发国际市场以及配套出口地位的限制，军品出口经营呈现了萎缩的局面，具体表现为可供出口的产品种类很少、军贸收入规模小、军贸市场知名度低，这些都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 　　本文从ZYD研究所的实际出发，分析总结了ZYD研究所军品出口面临的具体问题，并对问题进行了分析总结，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提出了积极开展市场推广、构建完善营销渠道、主动研制军贸产品、积极申办出口立项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五方面解决办法。文章可为军工企业开展军贸业务提供参考，为刚刚参加到军贸工作中的从业者提供指导与借鉴。
“返程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返程投资是一个非常特定的法律概念，是指境内居民直接或间接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对境内开展的直接投资活动，即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或项目，并取得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返程投资，在形式上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但本质上，用于返程投资的资金，仍来源于境内居民实际控制的境内、境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判断境外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境内人还是境外人，基本参照上市的要求，一般是上溯至自然人或境外监管机构监管的主体或境内的国资委。在改革开放初期，“假外资”较多。“假外资”目的是为了获得国家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种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套取国家政策的“红利”；返程投资则是为了赴境外投资或融资。“假外资”与热钱的共同点在于套取国内利差，带有投机性。不同之处在于期限，“假外资”属于外商直接投资，一般周期较长，而“热钱”快进快出。另外，红筹上市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返程投资，但返程投资并不一定都是为了红筹上市。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国家对返程投资的政策，遵循了“松-紧-松”的路线图，并且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执政党政策影响较大。1978年-2005年，需要招商引资时，对返程投资的政策放松；2005年-2012年，金融危机，打击热钱，经济（特别是房地产）高速增长，对返程投资的政策收紧；2012年-至今，经济下行，需要向国外输出过剩产能，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融资时，又对返程投资的态度适当放松。可以预见，本轮经济周期过后，如果执政理念不发生根本性改变，如果不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则对返程投资的政策势必又将收紧，或者明为放松，实为收紧。返程投资的原因有多种，如内外资差别待遇、私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经济人。民营经济或者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的趋利性，均无可厚非。只要有超额的经济利益，只要有优惠政策，便无法阻挡经济人想方设法去利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从监管者角度来讲，返程投资有可能导致税收的流失、对外汇监管秩序造成破坏作用，所以，2014年7月1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以下简称“《37号文》”）实施之前，对返程投资的研究，大都站在监管者立场，对返程投资要求各部门联合行动、加强监管（打压）、严厉打击。本篇论文提倡疏导返程投资，强调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方便企业“走出去、走进来”，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当今众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需要在国家“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背景下，顺利实现过剩产能的转移，并成功实现境外的投资、融资，把境外融到的资金转移到境内，发展境内实体经济。关于返程投资的立法，尚处于部门规章的立法层级，立法位阶较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层面，对返程投资则无相关规定。本文认为，返程投资涉及市场主体资格、市场准入，而关于市场主体资格、市场准入的立法，应以法律、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不宜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 　　本文研究了返程投资的立法目的。我们无法禁止，也不能禁止返程投资，相反，立法者更需要因势利导，我们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环境，修改旧有法律、颁布新法律，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运用返程投资，服务好实体经济。对于返程投资的研究，本文有多处制度性创新，比如建议设立跨境资本流动的联合办公服务平台；建议将返程投资所投资的行业进行分类，列明返程投资的允许类、禁止类行业目录，指引境内居民的投资行为；建议改“登记制”为“申报制”、“登记制”、“禁止制”并行，以方便企业投资；建议建立视同外资制度，鼓励从境外融资；建议明确不属于返程投资的情形，指引企业的投资行为；建议对于是否认定为返程投资，实行“由当事人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鼓励对外投资；建议设立积分制度，鼓励遵守外汇管理与惩罚违反外汇管理者，等等。最后，建议国家在适当的时候，逐步放松外汇的管制，直至自由流通；而对于返程投资，尽量少限制，多鼓励、多利用。这就需要立法者有足够的魄力，毕竟，立法目的虽然在法条的前言部分可以很明确的予以规定，但在执行中，执法者大都是看法条后半部分硬性的规定。笔者期待，对返程投资的不合理限制，能够早一日终止。
文化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研究

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过程。文化是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内生要素，然而长期以来，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文化被作为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人们满足于对资源、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的量化分析，却把对经济活动主体和成效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因素放在一边，这就使得我们不能全面地去把握现实的经济活动，一些建立在简化的假定基础上的模型虽然很精美，但离现实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却相距甚远。因此，要科学的揭示国际贸易活动中出口贸易的本质和规律，有效指导我国出口贸易活动，优化出口贸易结构，就必须在传统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加强文化因素的研究，揭示出口贸易中的文化内涵，探讨文化与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阐明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文化战略。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文化界定的研究基础上，首先对文化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一番详细的解读，并提出文章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需求相似偏好理论以及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理论，为下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做铺垫；基于以上理论基础，提出国际贸易产生的文化根源是文化差异，并从文化的异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及相关产业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文化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为更好的体现文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在第四部分的实证分析中，利用我国与19个贸易伙伴2005~2014年的贸易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和面版数据分析对文化与我国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文化距离与出口贸易流量负相关的结论。在总结全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利用我国的优势文化资源提高出口商品的内在文化价值，增强出口商品贸易竞争力；通过文化交流和文化研究，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认同度，在正确认知异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差异化出口营销策略，减少贸易摩擦；借鉴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构建基于文化同质性的文化贸易网络系统，加强同系统内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为改善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和格局提供人才动力，打下产业基础。
中国对外投资基础建设领域采用PPP模式的法律思考——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

我国现阶段正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实现互利共赢，沿线有些国家基础设施需求较大，我国企业可以通过 PPP模式参与这些国家的基础建设领域的投资。PPP模式不仅可以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还可以降低各方的风险，各自发挥自身优势，互利互惠，共同促进基础设施的完成。 　　论文的第一章主要介绍了 PPP模式中的相关概念，对 PPP和相近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列举了一些组织对PPP的分类，对PPP更深入的研究。论文接着从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分析了“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领域为什么采用PPP模式进行投资。 　　第二章分析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的PPP立法，这些国家实施 PPP模式较早，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立法比较先进，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中国的立法起步较晚，现阶段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章、指导性文件为主，存在立法层级较低，主管机关混乱，法律属性不明确等问题。 　　第三章介绍了“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领域投资可能会遇到很多法律风险，PPP项目中各方的权利义务是由合同确定的，所以在拟定合同时要注意预防这些法律风险。论文梳理了 PPP项目中主要的参与方和合同，对拟定合同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其他的法律问题做了风险提示。 　　第四章主要对“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领域投资采用PPP模式的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了介绍，根据发生纠纷的不同可以选择常用的谈判、调解、诉讼、仲裁等国内法救济手段或者提交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国际法救济方式。企业可根据各种争议解决机制的特点，注意每种争议解决方式需要满足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在前四章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投资基础建设领域采用PPP模式提出了相关建议，从国内法方面国家完善我国的PPP法律制度，建立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完善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协定，企业应当树立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合同，发生纠纷及时寻求权利救济。
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应研究

中瑞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开始启动，在历经三年九轮谈判后，终于在2013年7月6日达成谈判。对于中国来讲，这是与欧洲大陆和世界经济20强国家达成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性及自身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两国经济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建立自由贸易区能够为双方带来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以经济效应的视角为出发点，通过相关经济数据指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以结论为基础提出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建议，借此希望两国未来的经贸活动能够和谐发展，进一步扩大合作范围。 　　文章通过运用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大市场理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首先对中瑞两国的贸易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并通过使用相关数据及经济指标分析了目前两国在贸易上存在的竞争性和互补性问题。其次，基于两国的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了中国和瑞士签订自贸协定的依据和意义，以及对协定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归纳出该协定较以往自由贸易协定呈现出的特点；再次，采用关税同盟理论中静态经济效应和动态经济效应的方式对中瑞自贸协定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其中，静态经济效应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动态经济效应则从规模经济效应、竞争促进效应、投资创造效应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并运用引力模型对中瑞两国预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自由贸易协定下中国和瑞士两国的整体福利水平都将得到大幅提升，两国贸易所产生的转移效应较小，远低于贸易所带来的创造效应，并且实现了明显的规模经济、竞争促进、投资创造效应。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瑞双边经贸合作水平，深化合作内容，实现互惠共赢。在此基础上对产生经济效应的成因提出个人见解，并着重分析了中瑞两国在未来的双边贸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针对两国不同的国情，分别从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和合作领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四个方面提出了可行性对策，进而促进中瑞贸易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共赢。
上海合作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作用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和建设，有利于形成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促进大中亚“和谐地区”的建设，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地段，所以，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亦可以借用此次契机深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使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安全、经济及人文等相关方面的示范性效应越来越突出。政策沟通上，上海合作组织不仅在国内政策上给予成员国的相互理解与支持，而且在国际上积极地维护成员国之间的利益。道路联通上，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地推动中亚地区乃至欧亚大陆交通运输网的整合，更好地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协调作用。贸易畅通上，上海合作组织签署的各种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推进成员国之间投资贸易合作便利化的进程。货币流通上，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间的货币合作主要体现在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货币互换、人民币和卢布的区域化等方面。与此同时，建立与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将会为成员国之间的金融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和新的动力。民心相通上，上海合作组织弘扬“上海精神”，发展文化产业，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建设，培养继承和创新传统文化的高素质人才。 　　上海合作组织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过程中将会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挑战，主要源于各成员国政治体制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未来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将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和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相互交织。为了使上海合作组织在将来更好地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需要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战略沟通，增信释疑；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适时扩大上海合作组织成员，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统一战线服务中原经济区建设作用研究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战略策略和政策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着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始终。而今，随着“和平崛起”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严峻的世界形势，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竞争更趋激烈。因此，现阶段应加强统战力量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运用。新时期，河南省委、省政府积极运用统一战线理论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中原崛起服务，为中原经济区从设立到上升为国家战略凝聚力、出谋划策。在中原经济区的设立、建设、未来发展三个阶段中，统一战线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唤起民众支持、展开舆论宣传、汇聚社会力量、获取中央支持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统一战线为中原经济区设立服务，主要表现在: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班子利用统一战线为打造中原经济区凝心聚力、宣传造势、筹划调研、布局谋篇等。2012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原经济区后，中原经济区战略规划就由构想、设立进入实质建设阶段。在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广大统战界人士继续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实地调研、广泛论证，为加快三化协调发展、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对接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积极搭桥铺路、出谋划策。今后以致将来，统一战线想更好地为中原经济区服务，需要做好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加强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吸纳各行业人才、建设经济区人才腹地、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工作。 　　诚然，中原经济区在开发建设中会遇到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统一战线在未来的发展中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经济社会领域中仍需要发挥其法宝作用。因此，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仍是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各阶层能够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的基本保障；河南省委省政府只有切实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发展，才能更好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同心同德，劲往一处使，为河南经济建设服务，为实现河南振兴梦服务。
文化强度、控制权与并购绩效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政策，为我国企业并购活动提供了政策支持。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披露了1444次并购重组事项，并购数量是2014年的3倍，共涉及交易金额15766.49亿元人民币，是2014年并购交易金额的6.8倍，平均每笔交易金额为20.14亿元人民币，是2014年平均交易金额的2倍，并购活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并购重组已然成为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或非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重要途径，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美国学者调查研究表明，70％的并购事件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80%是因为文化整合失败而未能成功。学术界对于并购面临的文化风险已取得了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学者们也从各个角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但对文化因素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强度入手，研究文化强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加入并购后的控制权与文化强度的交乘项，研究并购后的控制权对文化强度与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强势文化理论”、“控制权增效理论”等理论为支撑，对文化强度、并购后的控制权和并购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以沪深202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的研究表明：（1）文化强度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即并购方的强势文化决定了双方文化整合模式和相对地位；客观上提供了“软约束”，补充了正式制度，对内降低沟通交流成本，对外降低交易成本；并在主观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2）并购后的控制权与并购绩效呈正相关关系。控制权转移节约了双方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效率；控制权大小则决定了并购方对被并购方的影响程度。（3）控制权调节了文化强度与并购绩效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并购绩效。文化强度使被并购方主观上愿意接受并购方企业文化，并购后的控制权在客观上迫使被并购方接受并购方企业文化，减少了文化冲突，且控制权能够使并购方在文化整合中占据优势地位，打破双方在文化整合博弈中的僵局，强化和放大文化强度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购方的文化快速渗透到被并购方中，双方能够顺利实现文化整合，降低了文化整合的成本。所得结论为并购方强化自身文化强度，选择并购对象，确定适当的控制权，提高并购绩效提供了经验数据。
河南省区域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研究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河南省经历了由平衡到不平衡，由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等多个发展阶段，河南省的经济经历了量的增加到质的飞越。2015年以37010.25亿元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五位，同比增长8.3％。河南省目前的经济发展面对的是经济新常态的增速变缓、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开放发展等大趋势，以及河南省经济总体上仍然处于“增加产能”的发展时期，再加上“一带一路”战略和郑州航空港的机遇，河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考虑资源要素、产业技术、地区文化、地缘战略空间，在周边经济发展“点、线、带、区、网”地缘格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研究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分析区域对外经济联系的强度和方式，有助于发挥河南省在更大区域内的作用，为河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功能定位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首先，探讨了区域对外联系的国内外研究综述和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联系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区位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推移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区域合作理论等。其次，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区位商模型对河南省的对外经济联系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河南省相对于其他省份在产业方面存在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可以看出河南省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对的竞争力，但是也存在着高新技术产业、高成长性制造业发展不足，高载能产业比重过大、对外联系不足的问题。再次，用欧式距离模型对河南省与其他省份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与河南省呈现出竞争型关系的省份较多。然后，通过河南省对外经济联系的结果和地缘经济关系的分析结果进行匹配分析，得到河南省地缘经济关系，为河南省对外联系方向的确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提供依据。最后，我们根据文章的数据分析结果和河南省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机遇，对河南省对外经济联系和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发展提供了完善对外经济联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差异化竞争优势、依托一带一路和郑州航空港，开创开放发展新局面等建议。
福建省利用FDI的外贸效应研究

福建作为沿海省份，有着悠久的经商贸易文化，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而且是我国著名的侨乡。特别的在一带一路、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建立以及近几年随着与台湾越来月紧密的经济来往，逐步优化的商业环境和法治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则是我国实现对外开放的一条重要途径。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FDI逐渐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从研究阅读国内外的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关系存在替代性关系、互补性关系以及混合型关系，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福建省的外贸起到了怎样的效应，是替代还是互补。通过对福建省 FDI和外贸发展现状的了解发现福建省在利用 FDI的情况如何更好的促进其外贸发展，为促进福建省经济发展提供解决对策的现实依据。 　　首先，通过对相关概念如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的阐述和解释，使本文在运用相关术语时更加专业和严谨，同时给出有关 FDI的相关理论、对外贸易的相关理论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影响效应理论，使本文在论述上有理有据。 　　其次，为了更好地发挥福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找出制约福建外商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存在的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的对策建议。让福建外商直接投资更有效地促进福建外贸的发展。 　　本文运用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方法，纵向对福建省2005年至2014年的实际利用FDI金额与外贸进出口总额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建立相关模型。横向对比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四个沿海城市的实际利用FDI金额与外贸进出口总额的影响关系及其相关系数。得到福建省利用FDI对外贸具有正的促进关系结论，这为沿海省份利用FDI来促进外贸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与对外贸易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福建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其贸易效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而且与南北两端临近沿海省份相比，福建还有很大差距。在得出结论并与其他沿海省份情况的对比上为福建省利用 FDI促进外贸发展提出了福建省应改善招商环境、提高FDI的利用效率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