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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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ID管辖权探究——以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政府投资仲裁案为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延展。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走出去”政策，国内企业积极走出国门开展对外投资，在扩大对外贸易额度的同时，对外投资的方式也由单一的间接投资向直接投资转变。毋庸置疑，海外投资环境与我国国内环境在各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例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民俗风情等，这些都容易诱发东道国与我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端。投资争端的产生大大减损了我国企业的海外利益，从而降低了它们走出国门的积极性。 　　为了妥善解决这些投资争端，获得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结果，投资者倾向于将争端提交给第三方的争议解决机构，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之一。本文以中国平安集团和其子公司平安寿险（以下简称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政府投资仲裁一案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案例、比较、综合和注释的研究方法，阐述并分析了ICSID仲裁庭行使管辖权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本文共有五部分，首先是案情回顾和争议焦点的归纳；接着主要阐述了条约的有效性问题，具体包括条约的生效与失效、条约的解释方法、条约的适用；然后主要分析了 ICSID行使管辖权的主观要件，即争端双方当事人同意将争端提交中心仲裁的合意，文中具体分析了同意的形式和同意的范围；再次是投资争端适格的认定，具体包括投资的判定标准和投资争端存在的判断标准；最后主要阐述了本案对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启示。 　　只有明晰以上问题，我们才能判断ICSID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虽然中国平安向比利时政府索赔未果，但是其勇于维权的精神应该给予肯定。本案在我国海外投资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为我国企业今后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海外投资利益。
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中的“异”“归”之辩——基于《活着》英译本翻译伦理学三维评析

随着中国日益加快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确定了“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也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当前的学术趋向过多的注重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更多的倾向于异化策略在中国当代小说翻译中的应用。反而忽略了目的语读者接受这一更为重要的条件。中国当代文学的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选择便成为了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本文以MichealBerry所翻译的我国著名作家余华代表作《活着》为例，从翻译伦理角度出发，从译者、读者反馈以及目的语文本进行了三维分析。从译者所秉承的翻译思想出发，对比分析了译者对于本文中涉及文化以及语言差异表达的处理，并结合了目的语读者的反馈对其译作进行评估。本文最终得出了结论：鉴于当前的形势，译者应秉承为目的语读者负责的伦理，在处理文本中一些使用异化翻译策略会阻碍目的语读者理解或引起歧义的内容时，应倾向于使用归化策略以满足译作可读性的需求，进而更好的使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西方得以传播。
《马桥词典》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论研究

在翻译发展的历史中，译者的地位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胡庚申教授提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论”，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众所周知，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并且中国文学迫切想走出，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对译作的成功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依据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中心论的理论，构建研究译者中心论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模型。首先，简要介绍作品及译者蓝诗玲的翻译观。然后，分析译者中心论表现为：翻译伦理上的译者责任和翻译过程中的生态翻译策略。 　　《马桥词典》的原作和译作在国内外都是相对较好的文学作品。首先，译者蓝诗玲具有较高的翻译素质，谙熟中国文学和历史。有人称她和葛浩文是英语翻译界的“双子座”，而这也契合译者中心论对译者地位的重视。其次，《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方言的小说，翻译难度较高，但其译本在英语世界得到了认可。通过对译本的分析，一方面，可以让西方国家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方言文化、中国农村乃至中国；另一方面，可以总结译作的成功经验，对中国译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论表现为:在翻译伦理上,译者需对整个翻译活动或翻译实践肩负其应尽的责任；在微观层面上，坚持译者蓝诗玲所提的“忠实性再创造”翻译原则，把握好原语生态和目的语生态的平衡点，积极寻找类似去文化、解释和替代等生态翻译策略。
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以S院校为例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十二五”以来，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布局的展开，中国各产业、行业及相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发生着一系列的改变，而随着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的形成，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任务，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教师是提高高等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绩效管理直接影响教师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关系到人才战略目标实现与否的重要途径。 　　高职院校主要以培养生产第一线的高级技能型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特殊的办学定位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及相配套的管理体系。S院校是辽北建校最早的市属专科院校，目前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绩效管理方面相对滞后，影响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平及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因此笔者研究这一问题，目的旨在为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提供可操作性、实用性、前瞻性的蓝本。 　　本文以S院校为例，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分析了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的现状，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改善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的方法。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教师绩效管理中主要存在绩效计划缺乏内在统一性、绩效评价体系缺乏高职特色、反馈和申诉机制缺失、激励力度不够及手段单一等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受传统办学思维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去行政化不完全等等。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二级学院及教师绩效计划制定的参与度、优化具有高职特色的教师绩效评价体系、完善高职院校教师绩效反馈和申诉机制、发挥高职院校绩效管理在激励中的作用等对策。
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国际直接投资亦大量涌入我国，国际资本的流动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互相交流的常态。我国自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吸引外资、产业调整、区域竞争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使得中国近些年来在吸引外资的数量上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由于2008年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国际直接投资对于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带来的消极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对于新兴经济体更是受到严重冲击。当下，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带来新机遇。作为双向的全球化新时代的开放战略，不仅仅是“走出去”，“引进来”更需要大家的持续关注,而进行高质量的“引进来”将会更好的促进外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效应。本文在系统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关系的基础上，将引起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作为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要素的冲击。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现有的研究中没有系统的考虑影响经济增长的全部要素，以及没有深入分析要素之间的互相影响。因此，本文把我国经济增长要素作为研究的着眼点，进一步深入剖析国际直接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首先，本文系统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反馈机制，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效应进行宏观分析；其次深入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方差分解来说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国际直接投资进行单位变动时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冲击效应，分析得出当下我国应积极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这既是全球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支撑我国经济增长和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通过分析结论，提出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增强本国经济发展动力，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增强本国对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政策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支持。税收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在帮助对外投资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应对海外投资风险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等海外投资战略的提出和落实，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税收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配合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我国政府在所得税制的完善、税收协定的签订以及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服务等方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税收政策做出了许多完善，但还存在许多漏洞和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 　　为提出促进我国ODI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本文首先从税收政策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理论分析入手，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及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理论，并着重介绍了税收原则理论，分析了税收政策对ODI的影响机制和几种税收政策工具的效用。接下来，在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加以介绍，明确我国ODI目前发展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对我国ODI相关税收政策进行了梳理，并分析总结我国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面税收政策的不足之处。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的第四部分对税收政策对ODI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税收理论选取税收优惠指数、税收协定累计执行数作为解释税收政策的解释变量，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理论选取了GDP、汇率、利率作为其他解释变量，通过SPSS先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协定年度累计执行数、税收优惠指数都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成正向相关，并且影响显著。为了在完全消除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一步验证回归分析的结果，又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对回归分析结果加以检验，分析结果进一步证明了税收政策对OD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通过税收协定的签谈、税收优惠的执行等等税收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继而，从各种税收政策类别对几个主要国家ODI税收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对我国的经验借鉴。最后结合我国“走出去”战略发展目标，借鉴国际经验，从税收激励政策、税收协定的签谈、税收管理和服务、国际税收合作四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ODI税收政策的思路性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的税收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及实施可以为我国及其沿线各国带来新的契机，而对此项工作进行税收支持是该战略实施的助推力。因此，主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税收问题研究中，力求消除双重征税，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降低税收风险，深化我国的税制改革，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从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沿线国家打造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为我国及沿线国家的发展夯实基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的定位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财税改革也将成为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推动力。改革的新定位，不仅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成为公共财政建设的主要支柱，还将以此作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突破口，加快解决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实现税收公平、提速税收立法进程。“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展开离不开税收方面的政策支持，税收问题又作为财税改革的重点工作，可见税收问题的研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引进来”和“走出去”两部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跨境贸易投资，良好的税收政策和高水平的税收服务与征管对于我国企业的“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影响，有助于企业的运营成本的降低、利润的提高。借助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协定的签订，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护。但是我国关于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税收政策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带来一些障碍，这些不足迫切需要改进，加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税收问题的完善以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法、查阅文献法以及对比分析法，从“一带一路”战略的税收问题研究入手，阐述“一带一路”战略税收问题研究的意义、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税收的现状与问题，分析出在跨境贸易投资的所得税、增值税出口退免税、关税的税收政策，国际税收协定的签订及执行情况，涉外税收服务与征管方面，国际税收征管合作方面存在问题。借国际上促进投资贸易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与建议，关于完善税收政策的建议有：完善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抵免制度，完善亏损弥补与结转机制，健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设置出口退税率，严格出口退税资料的审核，完善关税税率结构，调整关税政策冲破贸易壁垒；关于提升税收协定作用的建议：加大税收协定的谈签力度，加强对居民身份、常设机构、所得来源的判定；关于优化涉外纳税服务与征管的建议：优化对“一带一路”战略相关企业的服务，加强出口退税的征管，严厉打击出口骗税行为，优化涉外纳税申报；关于加强国际税收征管合作的建议：加强国际税务合作，加快搭建国际信息沟通平台，合作建立国别税收信息中心。
论对外经济交往中我国公民权益的保护——以外国排华事件为视角

对外经济交往中我国公民的权益保护，主要是人身和财产权益的保护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必须要提高重视程度。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与海外的安全威胁因素同时存在、“走出去”策略的实施与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我国公民的权益维护问题、国际法的人本化趋向与我国政府奉行的“外交为民”的理念，这些都共同促进了我国政府对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维护方面的发展。然而就如何解决好和切实保障好外国政府和民间排华背景下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问题，是我国政府所面临的巨大难题。 　　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问题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其提出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和“以人为本”为执政理念，若能解决好和切实保障好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问题，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本文以对外经济交往中我国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问题为研究主题，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其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概述相关的理论和法律依据，对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主要是从人身损害风险和财产损害风险两个方面来介绍外国政府和民间排华背景下，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的现状。第三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外国政府和民间排华背景下，我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成因分析。第四部分主要是针对第三部分而阐述了解决外国政府和民间排华背景下，中国公民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权益保护问题的对策建议和有效途径。
近现代西藏货币法律制度嬗递研究

1951年5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与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宣告了西藏和平解放。是年9月，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拉萨。西藏已然和平解放，但是面对西藏纷繁复杂的币制、落后的金融体系、特殊的藏印贸易，如何因时制宜的选择、创制、变革货币制度，以保障西藏社会稳定、协调好同少数民族关系是中央人民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经慎重决策，最终决定采取过渡性的币制，原有藏币、卢比、银元等货币继续流通，暂不推行人民币。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废止藏币，人民币始与银元混合流通。1962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颁布《西藏自治区金银管理和禁止外币、银元暂行管理办法》，规定人民币为唯一法定通货，禁止印度卢比、银元等流通，西藏币制最终确立。 　　今时举国推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加速，如何同印度等南亚国家扩大经贸、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领域合作，应对美国“Indo-Asia-Pacific”的战略挑战，这一过程中维护好我国总体国家安全，则是我国政府今时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从充满中印博弈的西藏近代货币法律制度的历史演变汲取经验无疑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此外，近代中国的金融法律制度现代化程度极低，内地“钱银并行”，钱尚有“钱法”，然银锭和外国银币却是呈自由流通的放任状态。所以，本文研究除了对当时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颁行的有关西藏货币流通管理的法律资源进行必要挖掘与研究外，对民间流通所形成的“普遍与必要确信之共同习惯”，也视作相关的法律渊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启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以《民法通则》的修订为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而各专家版草案都将习惯纳入为民法的渊源，而少数民族的风俗则需要被予以充分考量，实际上学者杨立新版草案第19条已经明确提出了“权利之行使应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从西藏近代币制的演变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党和国家尊重西藏少数民族货币流通风俗对人民币最终在西藏平稳流通无疑有着巨大裨益。希望本文从西藏历史上币制的演变的研究，对民法典中民族风俗问题也能略尽绵薄之力。
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研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家门去旅游，这是基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转变，而私家车的普及和车辆的旅行功能让自驾游成为新兴的出游方式，不断增加的中国出境游客也开始尝试个性化的自驾游方式，更加自由、灵活、便捷地深度体验异域风情。在旅游现象日益常态化、散客化、品质化的趋势下，旅游者对于公共服务的相关需求也与日俱增。国内外对于跨境旅游、自驾游和公共服务都开展了很多研究，但专门针对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的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围绕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进行研究，对于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的理论和实践有一定意义。 　　本文整理了国内外关于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建设；实证研究中，探讨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建设对策。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从理论层面界定了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的内容，分析了旅游者需求和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建设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二是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现状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归纳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现状，对存在问题进行原因分析；三是昆曼公路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建设研究，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考虑，并提出跨境自驾游公共服务建设的具体对策。
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上市公司动态面板数据

资源型企业是以资源占有优势为其核心竞争力，具有对资源依赖性大、地理性强、负外部性、产品附加值低、资产专用性强等特点，是依靠资源消耗实现成长的企业。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国政府在2001年推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屡创新高离不开资源型企业的贡献。至2015年末，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237.3亿美元,占比14％，若加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存量，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则超过了50%。 　　在中国资源型企业走向国际化的大潮中，有若干成功案例的同时也不乏失败案例，这表明我国不同的资源型企业“走出去”的绩效存在显著差异。经搜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目前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并不多，研究其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的文献更少，已有的研究多数是把资源型企业与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笼统地置于一块研究，并未加以区分，单独针对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仍是需要关注的焦点。因此，本文选用中国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我国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所得结论对我国资源型企业跨国经营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内外有关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了解了企业国际化理论的发展、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企业绩效的定义及其评价标准；其次，介绍了资源型企业的定义与特点、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的动因、特征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接着进行实证研究模型构建，提出研究假设，选取了研究关系的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及控制变量，由于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经营是持续性生产活动，当期的企业绩效可能会受到历史绩效与当期国际化程度等变量的共同影响，故选择包含时间序列与截面序列的面板数据初步构建出本文的动态面板模型，确保历史绩效因素也被考虑其中；最后，选取我国40家连续9年有海外经营收入的资源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各公司年报中摘录各项数据，运用系统GMM法对动态面板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估计，有效控制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确保回归结果比传统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最终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资源型企业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我国资源型企业在走出去初期建立资源开采基地和开拓海外市场等大规模投资会导致成本大于收益，绩效随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而降低，当国际化程度超过某一临界值后，企业的海外经营将会步入盈利阶段。该结论对我国资源型企业海外经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跨国经营初期绩效会下降属于正常现象，随着投资与经验的不断累积，企业绩效终会随国际化程度的加深而上升。
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评价研究——以昆曼经济走廊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旨在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创建一个完整的运输和基础设施网络，深化中国与中亚、南亚、中东、东欧和西欧等60多个国家的一体化发展。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根据“一带一路”的规划，陆地上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全面支撑，以主要经济贸易园区作为合作基础，一起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经济合作走廊，以期通过推进经济走廊建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优化整合亚欧大陆的资源禀赋，打造纵横汇通的亚欧大物流和大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从线到片、以点到面的全方位发展。因此，经济走廊建设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工程，而经济走廊的物流竞争力是其发展的基础并决定了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如果在物流方面没有竞争力，经济走廊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目前对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只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缺乏具体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对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的研究更是空白。基于此，本文运用ANP-物元可拓模型综合评价方法，将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对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整理关于经济走廊发展的相关文献，从而对其发展历程、实践历程以及研究前沿有所了解并通过分析中国跨境经济走廊发展的现状总结得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次，结合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依据，基于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考虑到中国跨境经济走廊发展的实际情况，初步选取用于评价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的指标体系，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和信度分析对初步选取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得到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评价的最终指标体系；最后，以昆曼经济走廊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和物元可拓模型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分别对昆曼经济走廊和传统通道的物流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昆曼经济走廊的物流竞争力目前处在初级水平，亟待改进。然而，通过对昆曼经济走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若仅考虑东南亚范围的跨境区域物流竞争力，昆曼经济走廊在物流时间方面具有比较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同时本文还构建了物流竞争力提升模型，为改善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规划了路径，提出了建议，从而促进跨境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通过整理国内外关于物流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目前虽然关于物流竞争力评价的研究较为丰富，但针对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评价的相关研究却是十分稀缺。本研究基于跨境经济走廊发展的视角，选取昆曼经济走廊和传统通道作为研究对象，从物流成本、物流时间、便利化程度、基础设施以及基本条件五方面着手，分别评价它们的物流竞争力，并将评价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对于跨境经济走廊的快速发展有较强的参考性。 　　第二，指标体系的设计。现有文献中关于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几乎没有。本文结合前人们站在其他视角对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通过咨询专家意见并进行信度分析后制定出科学的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使跨境经济走廊物流竞争力的评价更具可靠性。
辐射中心背景下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现状评价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发展成果引人注目。2013年9月至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自此，“一带一路”便逐渐上升为一项带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转变世界现有经济增长模式、重构世界现有地理版图等重大意义的国家战略。云南省委、省政府于2015年8月12日出台《关于加快建设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即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融服务中心和人文交流中心。肩负对外开放新使命的瑞丽，地处云南省德宏州，199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瑞丽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这是现在瑞丽乃至云南省在辐射中心背景下谋求发展的重大举措。 　　本文的研究落脚点在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首先，本文在研究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再以边境经济合作区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为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文本在分析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基于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最后，本文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对策及建议。 　　本文依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十二五”发展规划、学者对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现状指标体系构建的优秀学术成果和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客观情况通过8项二级指标、40项三级指标全面反映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出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发展现状在以下10项指标上尚需改进。分别是开发模式下的园区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情况，融资模式下的融资模式多样化和融资渠道多元化和融资机构多选化，法治化建设下的边境治安维护水平，行政审批效率，产业发展下的科技创新力度和产业转型升级进展和园区企业实力及发展规模，绿色发展下的低碳循环经济实施情况。本文最后一章分别针对这十项指标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建议。
柬埔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调研分析报告

随着党中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一带一路”将作为三大空间战略之首，予以着力推进。与此同时，中国组织并成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以加快完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柬埔寨在“一带一路”中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其基础设施竞争能力指数较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历史原因，柬埔寨绝大多数的交通基础设施都被摧毁，整个国家亟待发展。柬埔寨当局政府采取多种鼓励措施吸纳外国资金投入到本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当中，但在总体水平上仍然比较落后。基于中柬两国长期以来的外交友好关系以及日益加深的贸易往来，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关注到在柬埔寨的交通基础建设投资项目。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其项目金额巨大，在项目投资模式的选择上也应尤为慎重。在此背景下，如何对柬埔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进行科学合理的选择成为中国政府及中国企业对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关注点，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调查研究报告重点研究柬埔寨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模式，交通基础设施限定为公路、港口、机场等设施。借助于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提供的良好境外实习机会，在柬埔寨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收集到了丰富的一手信息，其中包括柬埔寨投资环境的情况，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及其投资模式的运用。本调查报告首先结合世界各国在柬埔寨投资现状、投资模式进行了一系列分析陈述，其中中国和日本作为对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中投资模式最有特点的两大投资国，对其进行了重点研究，通过简单的案例对两国所采用的投资模式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现阶段在柬埔寨进行投资时所主要采用的投资模式。其次对柬埔寨的投资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采用“专家评分法”对柬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环境评估，从投资环境角度说明了柬埔寨的投资环境更适合何种投资模式。最后，结合当下的国内外发展形势，从投资方式的创新、投资平台的完善、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和加大对柬埔寨技术援助的力度等方面，对投资机制的建设和投资柬埔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选择提出对策及建议，以期有助于中国企业在柬埔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事业的开展。
云南省面向南亚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的机遇与能力建设研究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特征，其中世界区域合作更是经历着蓬勃发展的时期。在此背景下，跨境高等教育已被深刻地融入其中，由此带来的教育国际化也成为合作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教育加快了走向国际化的步伐，与发达国家国际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教育资源和办学经验不断丰富，为向外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市场空间、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教育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是中国连系东南亚、南亚两大经济区的重要区域，具有连接中国、东南亚和南亚三大核心市场，沟通太平洋、印度洋的地缘区域优势。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有力推进，云南已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区域全面开放的主要基地。加强云南省与南亚教育的开放合作，既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也是实施国门大学振兴行动计划，提升云南省沿边高等院校国际化发展水平，实现高等教育“走出去”发展战略，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合作的重要途径。 　　首先，论文对云南高校近几年来开展跨境高等教育合作总体情况进行简要分析，重点从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的现状、政策方向、主要成绩、问题和四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层次地分析，同时对云南高校实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合作的未来形势进行了阐述。然后，对南亚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对外开展跨境高等教育总体形势及需求进行有重点地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也对云南省面向南亚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的优势、机遇、挑战及未来的行动计划进行了阐述。最后，对云南省面向南亚如何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及相关能力建设进行了详细了阐述，并提出云南省面向南亚开展跨境高等教育的相关建议与对策。 　　因此，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高校应抓住南亚国家，发展跨境高等教育的机遇，充分利用云南省“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和教育优势，面向南亚实施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寻求发展跨境高等教育合作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