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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以大幅提升,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企业加紧走出去的步伐,与此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开始认识到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性。不管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都开始加紧全球布局,参与到跨国并购的行列中,从而为其扩大市场份额,降低海外投资成本提供更加快捷的途径。但是并购的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存在着多种风险,尤其是财务风险,贯穿并购全程,甚至决定着并购的成败与否,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导致整个并购的失败。加之由于现有的对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并购动因、并购绩效等方面,而对其中的风险尤其是对其财务风险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主要通过对商业银行跨国并购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各种财务风险进行分析,以期完善该部分理论,同时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海外并购活动提出一些相关的切实有效的建议。<br> 本文首先从对当今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入手,然后引入对银行跨国并购这一问题的探究。接下来对与银行跨国并购相关的理论进行简单介绍,比如风险管理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等。然后对近些年我银行业进行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特点进行描述,在对银行并购理论及我国银行业并购历程及现状特点进行解释说明的前提下,指出了现阶段我国商业跨国并购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财务风险,并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紧接着选取了中国民生跨国并购美国联合银行的案例,对其并购锁涉及的财务风险进行具体的分析,从中总结出失败的教训及值得借鉴之处,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同时结合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以及国际上的发展形势,指出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在进行海外并购时需要注意的与财务风险相关的问题,并站在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上,提出了一些应对商业银行海外并购财务风险的措施,比如宏观上加强国家政策支持、建立健全相关法规以及保持信息渠道的通畅;微观上选好并购目标,抓住并购时机等。<br> 本文主要采用了规范研究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大量阅读,将国内外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与经济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知识加以结合,并站在财务这一视角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存在的风险进行综合剖析,提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应当注意的问题以及可采取的风险防控措施。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逐步提高,金融业也在逐渐迈出走出去的步伐。作为金融业中的重要一份子,银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竞争环境,金融风险随之加大。可以说,建立健全一套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并确保其执行力度,从而增强银行业的抵御风险能力显得愈发重要。<br> 具体到农村商业银行来说,其作为我国农村地区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在促进农业提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等各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商业银行存在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等问题,尽管看似成因非常复杂,但不可避免地包含内部控制这一根本性、实质性的因素,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各类因素则是间接通过内部控制这一内因产生影响。金融机构风险与地区甚至国家金融风险密不可分,因此对金融机构强化监督管理、强化内部控制已经在世界各国达成一致。本篇论文专门针对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展开研究,试图揭示目前其内部控制方面尚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构建起行之有效的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br> 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及国外研究综述、论文的研究内容及主要创新点。第二部分是内部控制相关规范与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基本分析。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要素及框架、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特殊性分析及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探析,从而为研究 GT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问题做铺垫。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本文选取了山东 GT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案例,在 GT农村商业银行既有内部控制框架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对GT农村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的访谈收获,指出其内部控制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通过两个事例的具体分析说明其内部控制乏力的严重后果,最后有针对性地对其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优化。第五部分是农村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趋势分析。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进入21世纪,对外直接投资(OFDI)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如火如荼,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走势机理,对于丰富国际投资理论,诊断相关国家的对外投资,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以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外直接投资为经验资料,研究制度因素对OFDI的具体影响。<br> 理论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因素、法律制度因素和经济制度因素)能对OFDI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先描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制度因素对OFDI影响的基础研究并给出本研究中制度的定义,而后阐述了当前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接投资的特点。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就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提出基本假设,并依据理论假设选定模型变量。截取2003-2014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直接投资和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指标的相关数据,在原始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研究制度因素对OFDI的影响。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通过检验后再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和结果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直接投资倾向于政治风险比较高、法律水平比较高和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因为东道国政治制度水平低,对资源、市场的保护程度就低,中国企业进入门槛也低,更能通过寻租获得既得利益。法律、经济制度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于拥有更自由的经营环境,更规范的法律制度,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因而,中国企业更愿意向这些国家投资。在文章的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br>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理论与政策寓意。在理论上,进一步证实了邓宁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投资贸易互补理论以及马库森的知识-资本模型。在实践层面,为发展中国家制定对外投资的区位政策与措施,为相关投资企业制定和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就中国而言,如何稳妥推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投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参考。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使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的多方讨论及对其投资风险的担忧。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中投公司)作为众所瞩目的主要投资机构,一举一动都牵扯世界的神经。然而,比起相对更加成熟的挪威、新加坡而言,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仍面临众多风险,其投资策略及风险管理措施应进一步研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研究。<br> 首先,本文介绍了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现状以及现行的投资策略,并对以上情况进行分析研究。<br> 其次,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策略可以做出的调整以及相对应的风险管理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对“一带一路”所涉及到的周边重点国家的特殊经济政治环境进行研究,对我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相对应的调整,并对我国所面临的新风险进行分析,以便进一步提出防范建议。<br> 再者,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利用对外投资风险矩阵,一共选取了七个变量来进行风险衡量,侧重于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并结合VAR方法进行调整,做出调整前后的风险矩阵图。在数据的选取上,使用美国、加拿大、英国、中国香港、俄罗斯、新加坡六者的数据,既包括欧美国家,也加入“一带一路”的两个沿线国家,综合考量分析风险的是否可接受性。并对处于风险不确定的国家进行原因分析,进行总结。<br> 最后,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结合我国国情,针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在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新风险,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与风险规避建议。
2015年我国将“一带一路”战略提升为国家级顶层战略,不仅可以加强我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更有助于带动西部及南部的发展以平衡我国总体发展水平。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但却区域差异显著,不仅各地区在区位、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上都处于不同的发展起点上,而且在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为进一步研究金融差异对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优化整体资源配置,实现整体经济水平的平衡发展,本文选取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以期促进我国各地经济的平衡发展。<br> 本文的内容具体安排如下:第1章为绪论,指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并整理、归纳了相关的文献,描述本文的基本框架,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指出本文创新之处与不足;第2章基于金融效率的内涵,选取相应的评价指标对金融效率水平进行总体上的评价,并利用DEA方法对我国区域金融效率进行测度,从整体上、分省、分年分析我国区域金融效率的差异;第3章对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讨论了非线性分析的结果;第4章讨论了我国区域金融效率水平的差异,并分析了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产生差异的原因;第5章综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br> 基于现代金融经济研究方法的发展,本文采用更能反映现实状态的非线性分析方法,主要的结论是:我国多数省份金融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不处于DEA有效状态,各省金融效率水平存在差异,且区域金融效率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组内差异,即区域内部的差异;我国区域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非线性关系,较低的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而当金融效率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则具有促进作用。相应的政策建议有:优化金融资源布局、提高金融资源转化效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体系与环境等。
自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就开始针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进行经济布局,希望通过改变各大区域的竞争格局、三大产业的工作划分、国际净出口总额以及资源运用等来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古往今来,城市经济发展在我国乃至全球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金融又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城市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要素在国际间传播流通的过程就是金融集聚形成的过程,金融集聚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可能逐渐成熟起来,金融集聚的中心城市才会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来显著地影响效应。金融集聚为集聚地区及周边城市带来金融交易的增长、投资的繁荣和产业的扩张,并通过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来促进资源在全市甚至全国的配置,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因此,一个城市的金融业集聚水平与发育程度影响着该城市在全国和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br> 首先,本文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关于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综述以及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其次,采用确定的衡量指标计算得出的Moran’s I指数衡量中国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的全局空间相关性;与此同时,结合Lisa图分析和冷热点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金融集聚水平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情况进行分析。再次,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效应分解方法研究金融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得区域内溢出效应、区域间溢出效应及总体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相关对策建议。<br> 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经济增长理论,为我国城市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政策做出参考,为缩小城市经济增长差距、促进我国城市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以2003-2014年中国对“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经验事实为依据,来探究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影响。<br>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并且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量就在飞速的增长。在《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我们可以看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1231亿美元,相比上年增长略超14%,连续三年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3位,并且有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97万家,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地区)。中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军突起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且尝试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制度差异是其中的新点和热点。但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对中国的OFDI的影响究竟如何,现有研究文献的观点莫衷一是,既有认为制度差异抑制了中国的 OFDI,又有认为制度差异对中国的OFDI是产生促进作用的。因而,亟待更多的研究加以廓清。另一方面,自从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2015年,我国跨国企业对相关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了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数量同比增长18.2%。基于以上两点,展开本文的研究,探讨制度差异在中国对“一路”国家OFDI中的影响。<br> 本文在绪论部分对该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及不足之处进行梳理,然后整理出国内外的文献综述,为论文的开展指明方向。在制度差异对OFDI影响的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制度差异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给出本文衡量制度差异的三个方面,即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和文化制度差异,然后主要介绍了支持本文研究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成本费用理论,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差异对OFDI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br>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以中国对“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基于引力模型通过广义最小二乘法展开计量研究,旨在探讨东道国与中国的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的一般规律,实现了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创新。在引力模型中,以政治制度差异、经济制度差异和文化制度差异为解释变量,并引入7个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在对“一路”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正式制度差异即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会促进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而非正式制度差异即文化制度差异则会抑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然后基于计量回归结果,针对每个变量的情况进行总结分析。<br> 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从宏观政府方面和微观企业两大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政策信息是国家为落实好政策的实施,而发布的相关文件或是国家领导人出访、讲话等传递出的政策性信息。政策信息的提出对“一带一路”概念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概念板主要涉及了工业、材料、公共事业、可选消费、能源与金融6个行业,而政策信息的提出对概念公司和各个行业的影响及影响程度,是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事热点,因为这个战略构想关乎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关乎着人民的福祉,所以本文以“一带一路”概念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政策信息的提出对相关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并检验希勒模型是否成立,以及探索样本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因素,根据实证结果为政府、市场、投资者投资提供参考性建议。本文以“一带一路”概念公司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如下:<br> 本文首先以58家概念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时间为政策信息发布前后的20天内,研究政策信息的提出对相关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并检验希勒模型是否成立。然后研究了“一带一路”相关公司股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以58家相关公司为样本,以上文计算出的累积超额收益率为因变量,分别从宏观市场、行业、公司特征三方面选取自变量指标,建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影响概念公司股价波动的因素,更清楚的验证政策信息是影响股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验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引导上市公司以及投资者进行政策选择与认识。以此探讨中国政策的影响力度,也为政府、市场、投资者提供参考性建议。<br> 本文的目的是检验希勒模型在我国是否成立,通过研究来丰富国内对股价波动的理论研究。并且研究政策信息不仅可以探索国家政策信息的影响力度,检验政策效应是否存在,也会引导投资者更好的把握政策制定合理的投资策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新时期构建国际合作与发展新模式的重大战略举措,印度洋是其重点建设区域之一。印度作为印度洋沿岸第一海上强国,其海洋战略以独霸印度洋为宗旨。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展开,印度海洋战略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所产生的影响必将不容小觑。本文以地缘政治学为视角,旨在深入探析印度海洋战略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可能影响,并据此提出具体应对举措。<br>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概述地缘政治学中的几大基本理论。在国家发展大战略中,陆权、海权孰重孰轻向来是学术探讨的重点,对于中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大国”,在国家战略中均衡陆海、协调发展已成为重中之重。第二部分,探析印度海洋战略对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消极影响。印度海洋战略将对我国海上航运安全造成威胁,并使南海局势复杂化。其海上扩张则干扰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和平外交,并制约中国海权向印度洋发展。第三部分,探析印度海洋战略客观上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带来的机遇。印度扩张性的海洋战略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满,为域外和平力量进入并形成新的国际制衡提供了较好的国际环境。印度海洋战略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从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面临的大国压力。印度国力不足以支撑起海洋战略,在维护海洋安全方面中印之间存在较大的合作空间。第四部分,提出我国针对印度海洋战略应采取的对策。首先,科学发展海上力量,打造一支具备足够战略威慑力和远洋护航能力的现代化海军。其次,加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缅甸皎漂港等海外战略支点的建设,以此打通我国的印度洋出海通道,从而充分发挥我国的“倚陆向海”地缘优势。再次,利用我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优势地位,积极主动构筑由我国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安全合作机制。最后,加强与印度的全方位合作,积极争取印度与中国一起共同建设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和东盟是亚太地区两支重要国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上具有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后冷战时代”以来,国际格局的骤变不仅改变了国家间力量的对比,也引发了人们对安全观念新的思考。时值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展开之际,重新审视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安全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人的安全”观为视角,通过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安全困境分析,剖析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地区合作问题。<br>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概述“人的安全”概念和理论。“人的安全”理论兴起于后冷战时代,是对以往“国家”安全视角基础上的反思。从而弥补了安全主体“人”的安全问题的研究。第二部分,剖析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安全范式及其困境。“集体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三种范式曾对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它们的“国家”为中心安全视角,已不再适应当代需要而凸显发展困境。第三部分,探讨“人的安全”范式在中国-东盟地区合作中的确立问题。只有围绕“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个核心,厘清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才能凸显中国-东盟地区合作中以“人”为中心的主体立场。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东盟建立“人的安全”观的路径选择问题。通过“人的安全”观,探讨中国—东盟更好的合作发展路径。
新媒体技术是教育现代化、信息化中的一种重要教学手段,是一种教育技术,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已不足以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新时期教学的需要,利用新媒体技术作用凸显,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率,还能直观的传播体育知识,展示教学内容和要求,家校合力,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重视中学体育教育的发展,关乎下一代身体素质的提高和培养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教师是知识和学习方式的直接传播者,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提高教师再学习能力,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将专业知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播,使学生乐于接受和学习。<br> 本文针对武汉光谷实验中学体育教学的现状,尝试深入了解中学体育教育与新媒体技术的融合情况,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新媒体时代下中学体育教学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⑴新媒体技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在体育教学中已经基本普及,将给教育带来深远的变化影响。⑵学生对新媒体背景下体育教学的参与热情远高于传统形式下的课堂。⑶新媒体背景下的体育教学对教师业务能力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⑷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给学校的体育教学环境带来了变化,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⑸新颖的体育教学模式能培养学生顽强的体育拼搏精神,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⑹在中学体育教学中新媒体设备能基本满足当前需要,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需建立一个长期的设备和技术引进计划,对体育教师进行持续性的培训和有效的考核机制,以促进提升教学水平,满足教学需要。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体育教学改革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和特点,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进行师生角色互换,不断优化教学环节及资源,发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全面落实体育教学目标的改革,促进中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根据上述发现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随着社会信息化发展,相关技术不断提高,新媒体技术运用在体育教学中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因此需要建立良好氛围,普及新媒体教育技术;根据现有条件,加大资金投入,完善新媒体技术教学手段所需硬件和软件;根据体育教学的特殊性,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转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促进新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加强师资建设,有计划的组织教师队伍进行培训;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优化管理机制。
福建省具有独特的对台优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自贸区的功能定位于对接台湾,创建两岸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拓展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辐射周边地区。自贸区出台的公共政策是促进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推动力,自贸区则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实验区。根据福建自贸区功能定位,促进营商环境的政策、投资贸易政策、金融政策、财税政策是对自贸区建设最具影响的政策。福建自贸区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现行政策是否有效,二是是否需要进一步推出新的政策。福建自贸区目前出台的营商环境政策、投资贸易政策、金融政策和财税政策,对自贸区的建设已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政策的最终效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同时世界上一些比较成功的自贸区的建设经验值得重视和学习,尤其是新加坡、香港、鹿特丹和迪拜这些自贸区,在营商环境政策、投资贸易自由化政策、财税激励政策、金融政策方面有其突出的优势,是福建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借鉴对象,对福建自贸区建设的公共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迪。<br> 笔者根据福建自贸区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其功能定位,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福建自贸区在营商环境政策、投资贸易自由化政策、财税激励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以期能够通过更为完善的公共政策促进福建自贸区的繁荣发展和其功能定位的实现。
船舶航行安全一直是船舶运输业关注的重要问题,虽然世界各航运国家在船舶航行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海上交通事故却还时有发生,并造成了严重后果。近年来,随着船舶运输业和航海科技的迅猛发展,船舶向大型化、高速化、专业化发展,海上船舶的通航密度也日益增大。在船舶运输业不断提高运输效率的同时,也对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和海洋清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船舶运输安全管理,需要对船舶航行的风险状况进行定量评估,以便对船舶航行过程中的风险进行事前的预测,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近年来,国内已有众多的专家、学者针对不同的应用背景,对船舶海上航行安全风险评估进行研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评估所采用的模型(或是模型参数)一般适用于特定的应用背景。本文针对中远集团《海上船舶安全风险评估系统》项目建设的需要,针对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研究,从航线途经的港口和不同海区的划分出发,研究适用的船舶航行安全风险评估方法。本文应用过程理论在对海上风险进行识别的基础上,建立了船舶港口水域和海区航行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应用船舶港口水域航行安全主成分分析与复相关系数分析相结合的赋权方法,建立了多港口批量船舶航行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在港口数量较少时,建立了基于欧式距离的港口水域船舶航行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对于船舶在航线上不同海区航行时,由于海上部分航行或环境信息难以获取或无量化标准,主要依据有经验船员的主观判断,为此应用船舶航行熵权赋权方法,分别建立了基于模糊航行熵权的模糊综合评估模型和基于模糊熵权的模糊petri网模型,并根据项目一期建设的需要,选取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路进行所经海区的划分,以台湾海峡海区为例进行船舶航行安全风险评估的验证。通过对比各模型风险评估结果,验证模型的适用性。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与实现,将增加我国管辖水域的船舶交通流量,也对保障海上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人机凭借安全、快速等优势逐渐成为海事部门进行船舶交通监管和海上搜寻救助的新工具。无人机的应用,弥补了传统海事巡航装备在海上应急处置中的不足,提高了海上应急搜救及海事监管效率。无人机航拍图像海上目标定位系统的实现解决了海上目标定位问题,但系统要实际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针对航拍图像海上目标定位系统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航拍视频图像、GPS与姿态传感器采集频率不一致,以及因海上环境因素干扰造成的采集数据缺失、异常等问题进行研究,以解决系统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总结并归纳了国内外学者在无人机航拍应用、目标定位技术及航拍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根据航拍图像海上目标定位系统需求,对目标定位数据同步、异常原因及数据处理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提出适合于系统的时间同步点插值数据同步算法和模糊控制自适应卡尔曼滤波数据处理算法,并对算法进行有效性仿真验证。最后,应用研究成果对航拍图像海上目标“一键”定位软件进行补充完善。<br> 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模型经仿真验证表明:根据海上应用环境,由时间同步点插值数据同步算法和模糊控制自适应卡尔曼滤波数据处理算法处理后的GPS与AHRS姿态数据可以满足航拍图像海上目标定位的需求。其中,通过以GPS数据更新时刻作为同步时刻对AHRS进行同步插值处理后,既可以实现两种数据之间的同步,又避免了同步时间点AHRS姿态无数据的问题。模糊控制自适应卡尔曼滤波作为航拍图像数据处理方法,在对数据进行误差优化处理的同时,通过算法预测值可以解决数据缺失时造成无法定位的问题,提高系统定位的可靠性。本文运用Visual C++对系统软件进行完善,将数据同步和数据处理编写入系统软件中,并进行相应的测试,最后提出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以及后期拓展的展望。
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简称“工业4.0”),世界各国都在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进入战略转型期,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发展“大数据经济”,“互联网+”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新兴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进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抉择,我国各地区都在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而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路径,对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结合实际,以山东省上市公司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就这一问题展开研究。<br> 本文在总结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例,建立指标体系,对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介绍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利用基于DEA-Malmquist非参数生产率指数模型对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并找出其中问题。进而又根据本文对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提出路径分析的理论假设,并采用相关性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对假设进行验证,从而找出了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径,并计算出了其路径系数。最后根据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了促进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