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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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斯里兰卡直接投资政治风险系统性分析报告——以科伦坡港口城事件为例

伴随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却频频受挫，对外投资中的不利因素也逐步凸显，政治风险就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项因素，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斯里兰卡自2009年结束内战后，经济发展迅速。2010年-2014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达7％。极佳的地理位置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得斯里兰卡成为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之一。然而2015年1月斯里兰卡政府换届后，新政府于同年3月单方面叫停了中国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作为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次叫停事件便是政治风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很好的例证。政治风险的考量对于海外投资项目的成败至关重要，中国投资者需要绝对重视并认真应对。 　　本文首先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直接投资的现状，中印对斯直接投资的比较以及对斯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斯里兰卡市场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中印两国在斯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在对斯投资过程中，也存在斯国内政局不稳，大国势力介入等等问题，可谓机遇与风险并存。然后，以科伦坡港口城事件为案例进行分析，详细地介绍案例背景，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了由案例获得的启示，通过案例分析引出本文要探讨的政治风险问题。接下来针对影响中国对斯里兰卡直接投资政治风险进行系统性分析，对传统的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分析模式及其缺陷进行梳理，再对直接投资政治风险分别进行综合评分分析和细分评分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其实是系统性风险，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民生等等影响因素的风险整体的结论。最后，针对出现的政治风险问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以期能够改善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状况，提升投资质量。
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重大机遇识别研究——以云南海投柬埔寨投资为例

当今社会，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直接投资及其载体跨国公司的急剧发展，既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表现，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世界经济已经从以国际贸易主导的时代进入企业直接投资进行跨国经营的时代。然而，当各类投资主体享受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带来便利的同时，影响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局部地区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增加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因此，海外投资过程中的机遇识别问题也逐渐引起跨国公司管理层的重视。一般而言，机遇就是对企业发展有利的、不稳定的形式。现如今，机遇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制定战略和选择策略的重要考量。有基于此，跨国公司要想实现海外市场业务的拓展以及公司整体的持续经营，就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机遇，这样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重大机遇进行识别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以跨国公司能够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能够减少损失、获得收益。在写作过程中，本文运用到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具体的机遇识别分析，同时通过案例研究证明该模型运用在机遇识别领域的可行性。最后本文适时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并指出今后的研究展望。
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研究——以前海自贸区为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不断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各项产业基地集群建设，公用基础设施、公益基础设施等项目不论在规模还是数量都是日新月异。在此情形下，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日显突出，基于基础设施项目融资的研究，也日益成为领域内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深圳市前海自贸区地处珠江三角洲，辐射港澳，是国家“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融资问题尤为重要。 　　本文通过对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的内涵、融资模式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深圳前海自贸区作为案例分析，对其发展现状、融资模式及存在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梳理荷兰鹿特丹自由港、纽约港以及迪拜港等国际主要自由贸易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借鉴可以用于前海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分别从投资主体、融资渠道、境外资本等角度提出适合我国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的对策建议。 　　研究发现：首先，前海自贸区应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其次，前海自贸区应该从本身的情况出发，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更新观念，打破垄断，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切实为多种投融资方式提供便利的操作环境。再次，前海自贸区要从传统融资模式和新型融资模式这两个方向入手，提高融资模式的多样性。最后，前海自贸区要科学选择融资模式，增强各种类型的融资模式与不同类型的项目之间的匹配性。总而言之，前海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有效的融资将会促进自贸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云南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作用机理及其路径选择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经济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走出了封闭式的发展模式，开放性逐渐增强，坚持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内外贸的发展举世瞩目，尤其以外贸发展为最。然而，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经济下行走势，出口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主要推动力开始彰显不足。面对有着雄厚消费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国内市场，政府和贸易商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内贸，从以外贸为主向内外贸均衡发展的经济策略转型，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议题应运而生。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是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毗邻的边境省份，由于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云南省已然成为我国内地与东南亚相互连通的重要通道。在这样一个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且物产多样的西南省份，研究其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对于云南省乃至全中国的市场环境，以及同东盟国家实现互联合作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且独特的意义。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和扩大沿边开放的良好背景，云南省更要把握机会，积极推动并努力实现其内外贸的一体化发展。 　　首先，本研究整理归纳了内外贸一体化的内涵及有关贸易理论，并阐述了这些理论对于云南省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指导作用，为云南省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本研究系统地梳理了云南省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从宏观政策角度对云南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推进过程进行了详实地整理，并通过南博会、昆交会、螺蛳湾三个案例进行微观分析，以便全面把握云南省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现状。结合现状，从内外贸一体化过程涉及的政府、企业两个主体并结合市场进行问题分析。 　　再次，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选取1994-2014年云南省的贸易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①云南省内贸与外贸存在长期协整关系，②内贸对于外贸的影响作用显著，外贸对内贸的影响作用不显著，③内贸额每 　　增长1个百分点，外贸额增长4.76个百分点。结合上述分析结果，概括出云南省内贸对外贸的影响机理，具体包括：①推动经济发展；②促进贸易共赢；③精进技术水平；④优化资源配置；⑤丰富市场内容；⑥稳定市场供给等。 　　最后，针对上文分析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存在问题和实证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可能的路径选择，具体包括：政府层面的联动管理体制、完善保障机制、引导市场运行、规范行业协会、拓展支撑平台等；企业层面的转变战略观念、提高企业实力、拓展多元渠道、储备复合人才等。
缅甸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环境分析

2010年以前，由于独裁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原因，缅甸面临着被世界政治孤立、经济制裁的困境，整个社会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近几年来，随着政治民主转型和经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占据地缘政治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的缅甸成为了全球热门投资地之一。就在之前公布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缅甸将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作为优先、重点发展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给予优惠政策，希望吸引优质外资。 　　中国在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成立亚投行提供资金支持，旨在团结周边国家，提倡以交通互联带动经济互联。中国鼓励中资企业抓住时机，加大对缅甸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的建设步伐，实现经济共赢。可是目前中资企业在缅投资该领域面临着投资环境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中资企业需要关注缅甸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环境的变化，以便利用其有利要素，规避其不利风险，降低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过实地考察、调查分析等方法，对缅甸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投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了解，阐述了其潜在的投资需求，并借鉴投资环境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地分析了缅甸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环境。 　　本文首先分析了缅甸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不容乐观的发展投资现状，以及潜在的、强烈的投资需求。缅甸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发展极其薄弱，其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数量已经不能够满足人员流动、物资运输等一系列投资、贸易发展的需要。通过一个矛盾的、供不应求局面的呈现，体现了缅甸急需引进外资提升本国交通基础设施质量，实现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从而为其他领域的外资进入奠定基础，进而提升本国综合实力。 　　其次，本文在缅甸投资环境不断变化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供需不平衡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和PEST分析法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缅甸在该领域的投资环境给外来投资者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未知的挑战。国内政局频繁更迭、国际外交政治博弈、法律法规政策不连续、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信贷融资成本高、民族宗教利益纠葛、社会反华情绪增加、劳动力职业技能缺乏、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专业技术落后等等，都给潜在投资者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再次，本文以中缅铁路项目为案例，结合上一章的投资环境分析，通过中缅铁路项目搁浅进一步分析缅甸投资环境中各环境要素是如何影响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项目。 　　最后，根据上述的现状陈述、投资环境分析以及案例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对中资企业在缅投资做出一点贡献。
推动昆曼经济走廊建设促进云南对外贸易发展的分析报告

“一带一路”战略下，云南省的战略定位是发挥云南区位优势，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一带一路”战略为云南省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强化了其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特殊地位。同时GMS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因其良好的互联互通基础、安全的政治环境以及沿线国家与中国较高的经济依存度而占据特殊地位。因此，云南省需要发挥好地理区位的比较优势，利用GMS经济走廊的发展，与沿线国家发展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云南省参与GMS经济走廊建设中，昆曼经济走廊建设最富有成效，其硬件设施建设最为完善。昆曼公路是连接滇老泰的最短线路，其贯通对于促进该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中老泰经贸发展，乃至中国-东盟发展起到纽带作用。从2008年通车以来的七年多时间里，昆曼公路刺激了滇老泰的贸易合作，但同时也存在“通而不畅”等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泛亚铁路中线、中老泰铁路提上日程，倒逼机制将使昆曼公路进一步提升，以更好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在此背景下，结合云南省以及GMS国家的具体发展需求，再次研究昆曼经济走廊，具有与时俱进的意义。 　　本文采用文献查阅、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对云南省对外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发现问题，引出研究的必要性。其次，阐述昆曼经济走廊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再次，探究昆曼经济走廊对云南发展对外贸易的作用及发展潜力。从次，分析昆曼经济走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为云南省借助经济走廊发展对外贸易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当前昆曼经济走廊仅仅处于基础设施基本完成的初始阶段，在互联互通、经贸合作方面尚比较欠缺，本质上，还不是一条“经济走廊”。由此，提出完善制度构架、加强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产业升级、发展跨境物流等相关对策建议，以解决昆曼公路“通而不畅”问题，促进昆曼经济走廊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云南省对外贸易发展。
老挝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模式比较与中资企业对策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正式成立，一波新的基础设施投资热即将来临。老挝是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之一，既是东盟成员国，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成员国，这些次区域组织的一体化进程推动了老挝国内的经济增长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老挝在2016年开始实施的“八五”规划中，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战略，并为进一步吸引外资，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老挝国家内部需求和资金支持下，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的潜力巨大，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来到老挝进行交通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投资效果却受到老挝投资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投资模式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投资模式十分重要。 　　本文以老挝交通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搜集到了有关老挝交通基础设施诸如公路、铁路、航空以及水运等基础设施的情况，进而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技术这五个方面对老挝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环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研究主要投资国对老挝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现状以及投资模式，总结主要的投资模式有援助贷款、BOT、PPP以及BT+EPC，并对投资模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主要模式的适用范围，并结合老挝的实际情况和交通基础设施的特性得出现阶段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最合适的模式是 BT+EPC；然后对本次调研单位即云南建工集团所运用的BT+EPC模式——对老挝首都万象市2012年亚欧峰会配套道路改造项目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实际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并给予应对措施。最后对我国企业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提出对策建议，力图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资参考，减少企业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的风险。 　　当前是我国企业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的最佳时期，现阶段投资老挝交通基础设施的最佳模式是BT+EPC,但是投资中也存在居多风险，企业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识别风险并加以规避。
中资企业对缅甸电力行业投资的机遇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中资电力企业谋求到海外发展，寻找投资机会。经过多年的发展，伴随着缅甸经济的起飞，中资企业对缅甸电力行业的投资呈良好上升态势。当前缅甸市场总体上处于潜力无限、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期，正被许多国家视为新的投资热土。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亚投行成立、缅甸2015年大选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为中资企业“走出去”投资缅甸电力行业提供了战略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缅甸的电力供应资源丰富，却因为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发展十分缓慢。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资企业对缅甸电力行业投资的机遇。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图表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首先从政治、经济、社会、电力行业的技术、政策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缅甸的投资环境，得出在新形势下缅甸的投资环境在逐步改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结论。其次利用在缅甸实地调研的第一手数据，通过结合缅甸电力建设现状、电力需求、电力资源供应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缅甸电力行业的发展现状，重点分析了电站、变电站、输电线路的装机容量和地理分布，电力需求及电力资源供给的发展现状，并得出相关结论，即缅甸的电力系统仅覆盖缅甸中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邦，边缘地区的省邦没有发电电站、没有跨省输电线路，发展十分落后。 　　本文重点部分分析了缅甸电力行业的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资在缅电力企业当前发展现状及对外投资需求，从投资主体、投资领域、投资趋势、投资模式等方面分析了中资电力企业在缅甸电力行业的投资现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宏观总体、产业链划分的电力细分市场、不同电源结构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中资企业在缅甸的投资机遇，投资机遇可以概括为：我国国内政策的支持和缅甸国内渐好的形势为中资企业提供了鼓励平台；在发电领域和电网建设领域中资企业都有着重要的机遇；在不同的电源结构的电站投资机遇中，中资企业应量体裁衣，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机遇。 　　最后，本文对中资电力企业在缅投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旨在对未进入缅甸电力行业的中资企业提供参考和指导，同时也可对已进入的中资企业提供战略上的规划与选择。
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问题备受世界各国的瞩目，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2009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若干意见》，强调要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加快发展审计、会计这些经济鉴证行业的中介机构。中注协在《关于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意见》中提到，全行业将用五年至十年，发展一百家左右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同时，发展十家以上能够开展跨国业务的国际化会计师事务所。这些意见提升了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要求。2016年中注协发布总体工作思路，提出深入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重要批示，即“以服务国家建设和诚信建设为重心”1，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对行业发展重大问题应深入、超前研究，以加强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化为重点，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治理水平。同时，应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理、服务及协调，践行“十三五”期间行业发展规划。 　　云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10年《关于加强注册会计师行业建设服务“桥头堡”战略的意见》，提出应推动对东南亚和南亚区域的会计审计服务，此外，将云南省作为连接沟通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通道，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也对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提出迫切的要求。本文以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相关理论，从行业发展的历程以及监管现状入手，运用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等研究方法，总结出目前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多重监管、自律监管缺位、监管队伍力量薄弱、日常监管不重视，以及监管信息公开披露不完善。结合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制度的变迁，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最后提出一些思考对策，以加强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例如完善监管的制度基础、确立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独立地位、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强化日常监管及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收费监管制度。通过对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问题的具体研究，由点及面的为提高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提供参考。
平衡计分卡在我国制造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应用研究——以家电制造企业HD公司为例

制造业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行业，也是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国家实行“走出去‘和“引进来“政策，大量增加的外国投资和良好的海外发展机会使得中国制造业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已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然而，目前我国制造业总体水平较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主要依靠粗放型的生产经营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也阻碍了制造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的进程。目前我国制造企业绩效评价主要侧重于财务方面的绩效评价，短期行为较重，对核心竞争力、管理理念、知识资本、科学技术等无形资产的评价不够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制约了企业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一套合理、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有其必然性。针对国内制造企业的实际情况，鉴于平衡计分卡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将其应用到制造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中，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绩效评价水平,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最终提高中国制造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 　　本文首先介绍了写作背景和研究意义，探讨了国内外关于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并作出研究述评。其次，本文重点论述了企业绩效评价的内容和平衡计分卡的应用原理，对我国制造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第三，本文以家电制造企业——HD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该企业应用平衡计分卡的可行性，并对HD公司的财务、顾客、环境与安全、内部流程和学习与成长五个维度做出了分析。最后，按照绩效循环流程，将平衡计分卡应用到HD公司的绩效管理体系中，阐释了运用结果并提出了完善平衡计分卡的政策性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研究HD公司基于平衡计分卡的绩效管理体系,探索家电企业在面对市场国际化带来的竞争压力时，应如何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来应用平衡计分卡以提高企业的绩效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对促进家电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改革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云南跨境保险发展路径研究

在“一带一路”及云南区域发展新格局战略背景下，云南沿边金融改革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随着沿边金融改革的深入，特别是云南省对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和双边文化旅游交流交往的不断扩大，跨境保险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跨境保险保费收入也随之实现跨跃式发展。 　　云南跨境保险在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跨境保险概念界定不清晰，跨境保险市场环境待优化，双边及多边交流合作机制不健全，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不可忽略的国别风险等都是制约云南跨境保险发展的因素。创新是较好的解决途径，产品创新可以降低跨境保险产品的同质化，交易模式创新可以减少跨境保险的交易成本，服务模式创新可以促进云南跨境保险的保费收入，合作创新可以化解合作机制的不健全。本文在借鉴国际发展经验后，结合云南跨境保险发展实情，归纳出“市场倒逼”机制是最适合现阶段发展模式。 　　本文运用系统研究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分析法、博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立足于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分为分成六章进行阐述。第一章介绍了云南省跨境保险发展背景和研究意义，并进行相关文献综述；第二章对跨境保险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市场结构、服务体系、风险覆盖五个方面分析云南省跨境保险发展现状；第三章根据发展现状分析制约云南跨境保险的因素；第四章研究国内外有关跨境保险的成功经验及对云南发展的启示；第五章分析云南跨境保险创新的方向，通过博弈分析证明合作创新是寡占市场的最优选择，归纳出“共保体”模式和跨境合作模式；第六章总结前文的研究结论，结合云南跨境保险的发展实情，归纳出云南跨境保险的发展路径。
云南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新型投资、新型消费和“一带一路”被称为决定我国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云南省处于“一带一路”规划的西南三省中的重点发展省份，背负着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的重大责任，同时云南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文化底蕴，符合新型消费的要求，在新型投资中更是涉及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建设以及铁路的建设，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不论是哪一驾马车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并且云南省的银行业在整个金融市场中仍旧占有巨大比重，随着银行业的发展，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失衡问题越发突出，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假说中运用市场集中度来衡量银行业市场结构，但是从信贷供给角度，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大型银行过高的市场份额会破坏竞争关系引起效率的降低，另外随着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学的兴起，高集中度可能带来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的减少，进而提升效率，提高利润率。所以大银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不确定的。云南省多为草根经济和小微企业，中小金融机构在克服信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逆向选择问题显示出了更大的优势，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也进一步缓和了中小企业在获得贷款中的“界定现象”，正是考虑到中小企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考虑到中小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发展之间的联系，考虑到信贷过程中涉及到的大银行规模经济效益以及交易成本不确定性问题，本文重点研究云南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具体操作上用云南省四大国有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占整个地区的贷款余额的份额BS来表示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引进教育、出口、政府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以及金融深化程度作为其他控制变量集，运用云南省人均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变量Y，采用更加科学的时间序列处理方法，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操作中使用图形检验以及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中小金融机构市场份额与经济增长都是属于一阶差分平稳性数列，在克服虚假回归现象之后，再对等阶平稳的时间序列运用扩展的EG两步法，对于双变量和多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得出云南省经济增长与中小银行的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金融深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另外出口额比例ex和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fin在统计水平5％上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比较依赖出口和物质资本投资。并且反映人力资本（edu）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度(fc)的两个指标的 P值较大，说明云南省经济增长对于人力资本和政府的依赖度比较小，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了云南省中小银行的发展是云南省经济增长的成因，反之，云南省经济增长并不是中小银行发展的成因。进而得出相关结论，随着云南省银行业的不断发展，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云南省银行业利润率缩减以及不良贷款率的上升都表明云南省银行业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有些研究显示是国有银行的所有制偏向造成的，而本文研究结果表明造成云南省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原因也在于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程度不高，云南省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贷款份额来缓解云南省银行业结构失衡的情况，而不能一味的依赖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改革的促进作用。
云南沿边金融开放下跨境金融合作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货币的自由流动与全方位便捷的跨境金融合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云南作为我国最早与周边国家开展跨境金融合作的省份，跨境金融潜力巨大，金融改革开放发展迅速。云南不仅作为沿边开放的桥头堡，云南省在跨境金融合作方面率先进行尝试，近年对云南省贸易投资投入不断加大，各种类跨境金融机构发展迅速，跨境金融合作在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覆盖水平呈增长势头。《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银发〔2013〕276号）将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昆明市和云南省内沿边8个州市确立起来，不仅有利于云南省进一步发挥面向东南亚桥头堡的作用，同时有利于进一步加快跨境金融合作的发展，给全省金融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同时云南也位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上，加快跨境金融合作发展步伐，着力开展跨境开发性金融合作。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建立联系，争取对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大通道”建设的资金支持。并与周边国家建立贩假币、反洗钱合作工作机制，逐步完善跨境人民币流通管理云南模式。依托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关系，开展与周边央行之间的交流、信息交换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云南省跨境金融合作的发展而言，更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改革试验区内各州市可以借此机遇进一步加快完善跨境金融合作机制，带动沿边地州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为全省跨境金融合作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范例。 　　通过对云南省近年跨境金融合作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后发现，云南省跨境金融合作还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通过借鉴跨境金融的体系框架，从周边国家、典型金融机构的视角，结合大量调研和统计数据，对云南省沿边跨境金融合作进行了具体研究分析发现，在文章最后相应地从上述角度提出加大政策扶持和引导改善云南省跨金融合作所存在的问题、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支持云南省跨境金融合作发展等相关方面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起飞，高速发展进而是稳定增长的阶段。许多企业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成长为了跨国大企业，甚至成为了所在行业的龙头老大。在经济崛起、经济全球化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出的战略背景下，这些国内发展起来的有实力的公司将眼光投向了世界，迈出了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的步伐。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OFDI流量每年都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着，这促使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经济学者们从各种角度采用各种方法来研究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在承认其溢出效应存在的前提下影响OFDI溢出效应的因素。但大多数学者都只是把目光停留在母国的人力资本、技术差距、制度差异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母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母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学习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然而母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母国吸收OFDI逆向技术效应的影响是无形而巨大的。可以想象，一切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吸收这些技术溢出效应亦是离不开资本的支持。而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从本国的金融市场里获得金融支持的便利性，以及获得这些金融融资的成本的高低，从而影响这些企业学习吸收这些逆向技术溢出的能力。本文的研究指在补充学界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进而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希望能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本文首先借鉴前人对金融发展水平度量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确立代表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然后再采用2003-2013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我国吸收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能力的关系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对R&D、OFDI存量和FIN进行独立变量回归分析显示这三个变量对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会产生正向积极的促进作用。而这其中又属国内的研发资本存量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与我国的OFDI存量进行连乘交叉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的作用。而且对金融发展水平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线性与非线性关系的回归发现,在线性关系假设前提下的回归模型更能拟合现有的数据。这说明我国目前的金融发展水平虽然对我国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的作用还小，但由于其是一个正向的线性关系，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中国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基于对东盟的实证研究

近些年，我国的对外投资政策逐渐从侧重“引进来”转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其自身逐步变成国际上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与对外投资大国之一。在世界范围内FDI接收国的前十名中，发展中国经济体就占了5位。而我国已变成国际上排名首位的FDI接收国。中国目前迫切期望通过国际贸易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经济飞速增长。 　　东盟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之一，从2009年同我国签订了相关合作框架开始，双方跨境投资活动便逐渐频繁起来。由双方共同构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我国对外贸易开辟了通道，加速了资金的流动，同时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前景。 　　传统研究有关通过外部获取提升本国技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投资的因素。与诸多FDI相比，国内对有关OFDI技术的进步效应研究的不多，并且现在大部分是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的数据资料，而探究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方面还几乎是空白。对于东盟内部具体国别的OFDI技术反向溢出效应的差异一概而论，没有进行区分讨论。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选取东盟国家作为探究对象，探讨我国OFDI技术的升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反向技术溢出的效应对我国科技领域产生的影响。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向：我国OFDI取得东道国的何种技术溢出机制，东盟的技术溢出对国内技术发展发挥了何种作用，怎样借助于OFDI来推动科技进步。 　　在理论探究方面，本文研究了OFDI的反向技术溢出对科技发展的直接与间接两种溢出机制。直接溢出分为对研发成果和研发资源这两大主要技术资源的获取，直接对技术创新和进步有助益的研发成果和间接为企业提供优势的技术资源，使母国企业一方面克服“异国身份缺陷”；另一方面母国企业吸收的研发成果及研发要素都能反过来为母国市场服务，以提供更加优质更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及服务。间接溢出机制主要涉及研发的回馈、激励、费用分摊机制以及模仿跟随、全球价值链分工等机制。通过以上间接溢出机制，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将海外子公司的研发投入所形成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反馈回母公司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由此形成激励效应；通过海外投资，在国外设立研发分支机构，利用投资接受国政府优惠的开发扶持政策，减少研发支出以分摊研发成本；在区域位置方面更靠近科技领先者，全面把握更多的借鉴、研习高科技的机会；在全球价值链中清楚本公司所处的地位，不断累积竞争力，完成规模效应。 　　在实证研究方面，以我国对东盟国家的OFDI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所产生的科技影响来构建模型，同时利用单位根、协整、误差修正、格兰杰因果等检验方式，从实证角度分析对比东盟新成员国与老成员国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得到了如下结论：（1）我国研发存量对国内TFP（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科技发展起到正面效应；（2）老东盟成员国OFDI溢出效应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积极影响，且比新东盟成员国的影响力度大；（3）我国研发资本存量是国内科技进步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其也是其他成员国研发资本溢出的格兰杰原因，其值越大，表明推动我国技术进步的动力就越强。最后，根据上述探讨结论，由政府与公司两个角度分别给出了有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