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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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加入TPP对中国经济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充分认识到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纷纷巩固和强化现有经济合作，积极开发新的国际合作。其中，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以其高开放度、高自由化的特点，引起了亚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和参与。短短几年，迅速发展成为覆盖世界11％的人口、全球近37%的GDP总量、世界1/3的贸易总额的自贸协定。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亚洲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在2013年7月15日正式加入TPP谈判，这势必会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产生巨大的冲击。 　　本研究通过运用GTAP模型，模拟出日本加入TPP之前和之后对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具体影响。再通过对比得出：日本加入TPP之后对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将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影响幅度是在日本加入TPP之后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条件、贸易平衡、GDP和福利水平等指标恶化程度分别扩大3倍、3.5倍、5倍、1.9倍、2.8倍和2.4倍；同时，也将使中国各产业部门的产出、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和中国的贸易伙伴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减轻日本加入TPP对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应积极采取措施。从短期来看，中国加入TPP的可能性较小，应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升级与东盟和欧盟的合作，加深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对话与合作，积极深化现有自贸区的发展和开发新的有价值的自贸区。从长远来看，TPP协议的各种优惠政策利于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该深入的学习和研究TPP协议的各项制度和规定，深化制度、体制改革，积极与美国、日本和TPP其他成员国沟通，在合适的时机加入TPP协议。
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但在“走出去”过程中，企业常常面临资金、信息、保险等方面的瓶颈。政策性金融作为各国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设立的特殊金融形式，体现国家经济政策意图，通过提供境外投资贷款、海外投资保险、信息服务、信贷担保等，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在当前“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背景下，尽快提升我国政策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能力十分迫切。 　　本文选择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分析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实证论证政策性金融对企业“走出去”的贡献作用显示，我国境外投资贷款和海外投资保险都对企业“走出去”起到推动作用，但支持能力有限。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方法，从宏观经济因素、法律制度因素、经营管理因素、信贷风险因素等方面，剖析影响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能力的因素表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规模与境外投资贷款增长率有正相关关系，汇率波动率、不良贷款率与境外投资贷款增长率有负相关关系。对外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分析说明，美、日、韩的相关做法值得借鉴。针对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借鉴国际经验，本文从体制机制、经营管理、风险控制、业务扩展等方面，提出提升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能力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相关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参考，促进“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取得更大成效。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对策研究

本文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对策进行了研究。俄罗斯是连接东西南北的国家，地和资源很大，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国一直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大型经济体之一，在地区和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角度，俄罗斯吸引力比较大，所以两个国家的投资合作有大的意义。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外国，这次出访不是简简单单的出访。而是有重大的含义在里面的，总书记分别在哈萨克斯与印尼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个倡议的提出受到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主要是这两个倡议能够为沿线的周边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货币上的往来，还能够连通彼此的道路，方便了国民。目前看，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是，由于俄罗斯插手乌克兰的问题遭到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严厉制裁，使得俄罗斯的经济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国内经济苦不堪言的情况下，将眼光投向了好伙伴，好关系的中国。这一系列的行动，使得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达到了历史最好的状态。
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不断的增长从而引发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很多有意义的讨论，但大部分因为研究者很难收集到足够和可靠并且全面的信息，所以说大多数的讨论缺乏足够的事实材料。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及归纳整理，试图提供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及其影响因素的更全面的图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走出去”战略，柬埔寨政府对投资环境不断的改善，并且给予了外来投资者一些优惠政策，就是为了有效地吸引外资。近几年来，柬埔寨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到柬埔寨进行投资，有美国企业、日本企业、中国企业等，纷纷到柬埔寨进行投资，其中中国企业最多。中国企业对柬埔寨的投资有效的促进了柬埔寨经济的快速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已成为柬埔寨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在柬埔寨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论文首先介绍了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投资状况，包括投资总量及特点、行业分布等，这些重点分布在第二章；其次，在第三章重点分析了中国企业投资对柬埔寨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第三，在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因素，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来展开；第四，分析了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的保障措施；最后，提出本文的总结及展望。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区发展战略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与柬埔寨合作的不断深入，中柬双方共建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日益发展，但由于柬埔寨经济发展水平及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拥有资源有限，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尤为必要。 　　本文主要运用了SWOT分析方法，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面临的机会、威胁以及自身具有的优势、劣势四个方面出发，并对柬埔寨的相关风土人情加以考虑，从而做出该特区的发展战略决策，得出相关备选战略方案，即：服装品牌化战略、机械电子横向一体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然后，综合SWOT分析方法的分析结果及其他各方面因素，最终得出该特区应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一体化战略的结论，如此才能在综合利用柬埔寨现有资源与优势的基础上，实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繁荣发展。最后，本文还提出了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控制要点，确保上述战略稳步推进。
山东轮胎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轮胎业不断壮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轮胎生产国和出口国，而山东作为中国最大的轮胎制造省份，占据着中国轮胎近一半的产能。在价格战越演越烈的今天，山东轮胎企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库存积压、市场竞争加剧的巨大压力,“行业大洗牌”和“走出去”成为未来轮胎行业发展的方向。 　　山东省轮胎企业既有规模较大的上市轮胎企业，也有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但总体来说，山东轮胎企业于整个行业中处于第三军团,对出口的依赖性较大,随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各国不断出台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等，给山东轮胎企业的出口带来了进一步压力和阻碍，本文针对山东轮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面临的问题,深入分析其国际市场营销环境和出现问题的根源,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策略来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国际轮胎行业发展现状及中国轮胎行业现状；山东轮胎企业的特点及国际市场概况；山东轮胎企业在国际市场营销中的问题分析；山东轮胎企业国际市场营销对策。在理论的基础上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营销对策，其中对问题的分析和营销对策的研究是本文的重点。针对山东轮胎企业所处的国际市场环境，对其在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促销策略方面提出几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从而为山东轮胎企业更好的在国际市场中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SF公司高速列车营销战略研究

作为国内高速列车核心制造企业的SF公司，根据国务院“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高速铁路发展指导思想和“引进消化吸收”的技术发展思路，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并用短短几年时间取得了成功。随着铁道部的改革，铁路总公司将经营权、车辆采购权下放各铁路局，SF公司面对的目标客户将大幅增加，销售难度日益增大。在国外市场，结合中央“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建立“亚投行”等战略构想，高铁“走出去”的目标，不仅仅是SF公司内在发展的需求，也是实现国家战略的迫切需要。 　　本文以国内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SF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企业战略、企业营销战略、轨道交通装备企业营销战略等与高速列车营销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文献，运用PEST工具，分析了企业面临的宏观环境；同时，对企业内部环境及营销现状进行了细致研究，查找出了当前SF公司市场营销存在的问题；运用SWOT工具，对企业面临的机遇、挑战、优势、劣势等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STP理论为指导，对SF公司国内外市场进行了细分，明确了市场选择及市场定位，提出了差异化的市场营销战略，确定了具体的4P营销组合策略及实施保障措施，以期对SF公司国内外市场营销提供有益思路。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A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国家提出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发展思路。在此环境下，中国适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战略。在国内经济增长渐缓，国际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实现合作国家的共赢，有利于开辟新的出口市场，对经济结构调和解决产能过剩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这对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来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此同时，铁路总公司改革和转型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潜在竞争对手进入欲望强烈，预示着未来市场竞争更加复杂。 　　本文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总结了近几十年国内外对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状态，以及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企业在发展战略方面的主要战略行为和观点。然后分析了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及趋势，讨论了在新的国家环境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本文通过运用PEST分析法统筹分析了A公司外部环境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因素，同时分析了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运用SWOT分析总结出公司面临的机遇、挑战、优势、劣势，通过对影响A公司发展的因素进行定性分析，为A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A公司专业化引领、国际化经营、多元化发展、精益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的总体战略思想，并制定了周密的保障计划和保障措施。
基于JIT的P铁路运输设备公司物料需求计划系统优化研究

近年中国高铁作为国家发展重点，“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高铁外交”的热度不断升温，而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轨道交通制造企业的发展是中国高铁发展的前提和保证。P铁路运输设备公司生产制造水平目前还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特别是与先进的汽车制造业相比更是有很大差距。本文在JIT相关科学理论和管理理念的基础上结合P公司现有制造系统存在的问题，对P公司物料需求计划系统进行了优化，以提高P公司的物料计划控制能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计划。物料需求计划作为生产实施的基础如果无法做到准确，生产就无法顺利进行，生产的结果也就无法控制。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优化，首先运用JIT的拉动式生产思想，在原有物料需求计划上对不同情况进行了优化，确保计划与实际的一致性。其次，建立了计划监控平台，实现了委外制造和管理的信息化，既优化了流程又加强了物料的过程控制。最后，针对特殊物料采用JIT配送方式，实现了准时化配送。 　　文章的最后通过实例对优化后的物料需求计划系统进行验证，阐述了不同情况下采用的优化方式，并对过程的控制及物流的优化也作了相关介绍。验证了优化后的物料需求计划系统的科学性及有效性。
YC银行新疆分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

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对新疆自治区的功能定位是：发挥新疆向西开放窗口的重要作用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文化科教、商贸物流和交通枢纽中心，将新疆打造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核心区。新疆自治区在规划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连接欧洲、中亚承接国内，其金融环境的稳定直接关系到规划的顺利实施。“一带一路”为银行业在交通运输、电网、能源和旅游文化等领域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YC银行新疆分行努力担当社会责任，对国家在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给予重点关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投入了大量的信贷资源。 　　近几年，YC银行新疆分行发展迅速，信贷业务规模逐渐壮大。但是，作为一家成立不久的商业银行，其信用风险管理管理水平相比国内其他银行还处于落后状态，2015年小企业贷款资产质量较上年度明显恶化。小企业贷款逾期率由上年度的0.92％上升至2.76%、不良率由0.72%上升至1.43%、信用卡不良率1.73%，较上年度上升0.23个百分点。信用风险持续暴露。鉴于YC银行新疆分行在国家战略和自治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对其进行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在绪论中针对课题研究的时代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国外在这方面研究的情况作了介绍；其次，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相关理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以及美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介绍，然后对YC银行新疆分行的信用风险现状和管理模式进行介绍，最后运用历史数据和Credit Metrics模型对YC银行新疆分行的信用风险水平进行评价，并与国外银行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相比较得出YC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上的不足。提出完善YC银行新疆分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及对策。这些对策建议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YC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也有利于实现YC银行新疆分行的持续健康发展。
呼包鄂银榆3E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2012年10月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呼包银榆经济区发展规划》，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也将深刻改变世界经济和全球战略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呼包银榆经济区将充分发挥西部地区优势。而寻求呼包银榆经济区能源-经济-环境（ energy-economy-environment，3E）系统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最本质的要求，也是实现三省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途径。呼包银榆经济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富集区、生态功能区，西部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学者们对其3E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却很少。 　　研究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和榆林这五个重要城市为例，通过构建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收集整理2005-2014年能源、经济与环境指标数据，采用灰色系统预测模型GM（1,1）预测得到2015-2020年各指标值，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呼包鄂银榆2006-2014、2015-2020年3E系统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和榆林这五个城市各年能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纵向对比分析；第二，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和榆林这五个城市能源-经济系统、能源-环境系统、经济-环境系统和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纵向对比分析；第三，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和榆林这五个城市就能源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第四，对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银川和榆林这五个城市就能源-经济系统、能源-环境系统、经济-环境系统和能源-经济-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分析。以期通过城市间的对比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得出各市在3E系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剖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0年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值由高到低排序为包头、银川、榆林、鄂尔多斯、呼和浩特。2011-2015年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值由高到低排序为包头、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榆林、银川。2016-2020年3E系统协调发展评价值由高到低排序为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榆林、银川。
呼包鄂银榆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区域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西部地区，2012年成立了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部分地级市在内的“呼包银榆经济区”，以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源头从地区层面上构建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集群。 　　论文通过总结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评价与预测模型，构建了包含呼包鄂银榆五个城市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四个子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熵值法、Topsis法及熵值-Topsis组合评价法对呼和浩特市2002年至2013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对呼和浩特市三种方法各个子系统及整体系统的评价结果进行配对 T检验，认为熵值-Topsis法的结果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因此以熵值-Topsis法对五个城市的评价结果进行横向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的环境友好水平最高；包头市的资源节约水平最差，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鄂尔多斯市资源节约水平、社会进步水平最高，近几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相对其他城市较低；银川市的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相对较高；榆林市的环境友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水平及整体可持续水平及经济可持续水平低于其他城市；五市的可持续发展整体能力排名由高到低为“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银川、榆林”。 　　论文在对呼包鄂银榆五个城市评价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时间序列 ARIMA模型预测五个城市2014年至2020年的各个指标数值，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呼和浩特市可持续发展指数，运用熵值-Topsis法对预测的指标数据进行预评价，对比两种预测结果认为预评价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因此采用预评价结果分析预测其它四个城市2014-2020年的可持续发展状态。预测结果表明：五市2014-2020年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的预测排名由高到底为“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银川”；同时，五个城市到2020年各个子系统及整体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可达到高级可持续状态以上；并且在2014-2020年保持相对稳定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趋势，五个城市整体的协调程度则会达到高级的协调状态。
传记性特征与跨文化胜任力变化——基于海外学习的调查

从早期的改革开放，到后来进入WTO，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我国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来自全世界的机遇和挑战。在我国打开门走出去和外资企业走进来的过程中，我们在扩大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外资企业也在逐步增加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企业和我们个人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跨文化带给我们的变化，我们也开始逐步感知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历史、政治、教育、语言和经济等。在这个认识和被认识，感知与被感知的过程中，我们在合作，在交流。然而我们的文化所赋予我们的差异性也在逐步展现，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多方面，例如观念、思维方式、教育等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面对跨文化差异时，会表现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和语言。因此，跨文化胜任力在高速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企业，希望通过招聘或者合作方式能够找到合适的跨文化人才。因为在面对不同跨文化情景时，能够拥有很强的跨文化胜任力，那么对于企业间的合作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发展。 　　高校也在通过海外学习方式进行有意识的培训。与此同时，我国教育的对外开放也在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高校有了不同阶段和类型的海外留学计划。未来这些学生进入企业，对注重国际化的企业进行招聘、培训有参考价值。 　　本论文主要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跨文化胜任力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是说，针对在校期间拥有不同层次海外学历的被访者们，对其进行访谈和问卷，分析他们的差异点，在通过对比研究之后，得出一些传记性差异和跨文化胜任力的变化，从而更好地帮助这类群体提高未来的跨文化胜任力。因为作为跨文化中的重要能力，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其展现出来的跨文化胜任力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在同一群体，在其特殊差异性的不同上，也会产生跨文化胜任力强弱的不同。 　　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企业都面临着越来越缺乏跨文化人才。本文的目的是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跨文化胜任力人才以及提供培训跨文化人才的有益借鉴，减少外派失败率高的情况；也检验高校在学期间将学生派往国外交流学习，到底在学期间海外学习交流的培养是否有成效并对海外学习项目的设计更有借鉴价值；以及个人能更明确地选择海外学习计划，更好地为适应跨文化环境来培养跨文化胜任力。
高管股权激励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截止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达到7350.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7％，累计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4万亿元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以及在“一带一路”、“走出去”等战略的推动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将常态化。促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有很多，一般认为东道国市场、贸易、汇率、母国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工资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等居于主导地位。已有研究表明，高级管理层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根据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由于两权分离以及高管对风险的厌恶，高管很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为了解决此类代理问题，股权激励被认为是有效方式之一。 　　首先，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具有不同于一般投资的风险和收益特征，股权激励能否促进高级管理层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等待检验的问题。其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有所不同，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占有很大比重，甚至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加上国有企业所有权性质以及股权结构等方面的特点，股权激励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有待检验。第三，股权激励要发挥作用，良好的内外部约束机制是重要的前提条件，这些约束机制的加入是否会对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这些条件所起的影响大小是否有所不同？以上一些列关于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一开始阐述关于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并提出相关议题，然后对以往关于股权激励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关假设，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筛选了560个样本并对研究对象进行定义和度量。最后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对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当股权激励强度达到一定的极值时，反而会对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抑制作用。（2）高管股权激励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高于民营上市公司。（3）股权激励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受到来自公司内外部机制的约束，具体表现为：股权激励本身的行权约束条件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股权激励与其行权约束条件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行权约束条件对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股权结构集中的公司，高管更愿意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股权集中水平高能够加强股权激励对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促进作用；良好的外部约束机制能够促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外部机制与股权激励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上是一种互补关系；由于股权结构的显著性最强，因此本文认为大股东可以对管理层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整体上，约束机制的加入增加了经调整的拟合优度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约束机制可以增强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
动机性文化智力、领导-成员交换对外派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21世纪是公司全球化的世纪。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通过对外投资开发全球市场。近年来，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和改革进一步促进了“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的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外派人员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外派人员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满足相关利益群体的需求，加强组织的合力。 　　外派人员的绩效表现直接影响了母公司和东道国子公司的业绩，是衡量外派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现有研究对外派工作绩效的探讨较少，对其中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更是匮乏。基于以上背景，本研究围绕外派人员的工作绩效进行构思，引入跨文化适应作为中介变量，从个体因素和与其直接关联的领导因素探讨外派人员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动机性文化智力、领导-成员交换、跨文化适应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提出了相关假设。本研究以中国国际化企业和在华跨国公司的中国外派员工为研究对象，共获得216份有效问卷。运用SPSS和AMOS等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假设检验，获得以下研究结论： 　　（1）最近外派年龄、司龄、外语水平、出国经历对外派结果有影响作用。 　　（2）动机性文化智力对任务绩效、情境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工作适应有正向促进作用。 　　（3）领导-成员交换对任务绩效、情境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一般适应、互动适应、工作适应有正向促进作用。 　　（4）工作适应在动机性文化智力、领导-成员交换与任务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5）互动适应、工作适应在动机性文化智力、领导-成员交换与情境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弥补了国内现有研究领域的不足，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实践上为中国员工的外派管理提供了指导作用，帮助企业更好地达成外派目标和国际化策略。同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地补充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