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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借助非政府组织来改善两国关系,推动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也成为了一个有效途径。此外,由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模式具有灵活性强、运行效率高、涉及面广的特点,对缅甸地方政府执政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个援助国,在重建中国在国际舞台新角色和新形象的道路上,中国政府、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都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近年来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企业时常受到当地的反对和破坏,但是中国只有官方声音,而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声音,使得中国企业在缅甸处于不利地位,此时,云南非政府组织面向缅甸的发展就更加迫在眉睫。云南非政府组织在缅甸的发展可以减少中国企业在缅甸的投资风险,改善中国对外投资形象,加强中国正面宣传。而且国际援助通过第三方即非政府组织去执行,远远比政府和企业直接去做要有效得多。此外,国内也需要开展倡导活动,要唤起公众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意识。对此,云南非政府组织做了积极的探索。<br> 本文首先研究了云南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并结合云南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对云南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从云南非政府组织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云南非政府组织加以深入的分析。其次,为云南非政府组织更好的进入缅甸开展工作,分析了云南非政府组织面向缅甸面临的环境,发展的动因,积极影响,遇到的问题,促进其更好地在缅甸发展。此外,通过对云南省东南亚南亚经贸合作发展联合会的个案分析,重点分析了联合会与缅甸联邦企业投资协会的合作项目,总结出云南非政府组织在面向缅甸发展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方法,为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借鉴之处。最后,在分析云南非政府组织在面向缅甸发展时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指出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共同努力、相互配合,为了适应云南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需求,需要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具体回答了云南非政府组织在面向缅甸发展的对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建设型和完善型措施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充分发挥云南非政府组织在缅甸开展项目和解决相关问题的独特优势作用,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同时也要广泛借鉴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经验,拓展云南非政府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性,探索面向缅甸发展,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对策,总结经验并加以推广,由此促进云南非政府组织面向缅甸健康地发展。
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云南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2005年全年对外投资额为2072万美元,而2013年全年对外投资达到了82120.89万美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39.6倍。柬埔寨是次区域五国的重要目的投资国,截至2013年底,云南企业对其投资额累计达到41800万美元,占云南省对外投资总额的12.35%。<br> 本文首先介绍了调查报告的调查准备情况,然后分析了云南企业对柬埔寨投资的投资环境,投资现状,以及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综合提出对策建议。柬埔寨投资环境良好,适合云南企业投资。柬埔寨具有区位优势、廉价劳动力、政局相对稳定、政策相对宽松、经济自由度高、以及享受发达国家给予的多项优惠政策等优势。在拥有良好投资条件的同时,柬埔寨同样存在一些不利投资条件:政治风险,如民族问题突出、领土争端的影响、美日等国的亚洲战略升温;经济风险,如通货膨胀的风险、外债偿付的风险、金融体系的风险;企业经营风险,如行政手续复杂、行政干预过多、政府腐败行为严重等。云南企业在对柬埔寨进行投资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做好适合企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云南企业对柬埔寨投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问题包括:对柬埔寨投资环境缺乏了解;自身实力较弱,抗风险能力差;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管理问题;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问题。最后,通过国内外企业案例对比,提炼出一系列的经验供云南企业参考借鉴,并尝试提出一套可行的对策建议。研究的对策建议可为云南企业赴柬投资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意见,解决云南企业不愿进入柬埔寨投资的难题,实现滇、柬的长期合作、互利共赢。
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及对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带动了新疆工程项目的快速发展,挖掘机市场因此得到蓬勃发展,挖掘机的大量需求使得挖掘机配件销售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尤其是原厂配件的利润市场被副厂配件和假冒配件严重瓜分,在这种情况下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面临着较大的配件营销危机,需要形成适合公司发展的配件营销策略。<br> 本文以市场营销及相关理论为基础,以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配件销售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分析为依据,研究并提出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配件销售的营销方案,进而为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配件销售提出保障措施,以期对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配件销售工作的发展起到指导或参考作用。<br>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分析和实地调研结合的方法,搜寻、阅读并掌握工业品营销和配件营销的最新文献,为后续研究做理论铺垫。以4P营销理论、PEST理论、波特竞争理论等为基础,对公司配件营销进行全面定性分析。借助公司员工的便利身份,对公司配件销售的情况及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进行实地调研,为本文提供有用的一手信息资料。<br>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br> 第一,市场营销领域已得到学者广泛的探索和研究,相关理论已十分成熟。相较于其他行业而言,工业品营销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目前工业品营销中主要用到品牌营销、关系营销、差异化营销、渠道营销等。<br> 第二,本文对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挖掘机配件的营销分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营销环境分析,以该公司的内部环境和外部需求环境为基础,结合公司所在行业的宏观领域及竞争环境分析,形成完整环境分析。第二部分是营销现状分析,公司现状和公司人员管理是基本信息,借助4P理论对配件营销现状进行分析,并从中发现问题。<br> 第三,为提升公司挖掘机配件营销能力,本文以4P理论为理论支撑,结合营销环境分析结果,考虑产品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旨在解决挖掘机配件营销中存在的问题,制定营销策略。<br> 第四,为保证乌鲁木齐博腾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营销策略顺利实施,还需一些保障措施,如巩固品牌优势和形象、获取配件售后服务利润、加强公司内部管理、完善销售人员培训与激励管理机制等。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为了使亚欧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2014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内涵丰富,她的建设对新疆影响深远,尤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业已实施的“走出去”战略有直接影响。本文就如何充分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机遇、加快兵团“走出去”步伐展开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开展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为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疆地理位置特殊,是我国重要的小麦、棉花、红枣、哈密瓜等农作物的重要产区,在实现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规模化经营道路上起步较晚,发展水平低。玛纳斯县在农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社会经济在全疆相对比较发达,自2006年开始,县政府便提出加快土地流转的政策和方针,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也一直走在全疆的其前列。因此在国家连续十二年聚焦“三农”问题,乌昌石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与结构优化和“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研究玛纳斯县的土地流转问题具有更大的意义。本文主要分四部分对相关内容进行讨论:<br> 第一部分主要对农村土地流转、农民权益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介绍相关的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规模经营理论、地租理论等作为论文研究的依据和范围。<br> 第二部分描述了玛纳斯县和全国土地流转的发展状况,分别在土地流转形式、流转特点和影响土地流转的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指出玛纳斯县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全国范围内比较,新疆玛纳斯土地流转规模总体上低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对流出土地质量关注不够,破坏性流转现象依然存在。土地流转主要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和金融抵押等其他多种形式。<br> 第三部分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得出玛纳斯县土地流转的主要影响因素。最终指出了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主要在农民自身、社会经济和制度等方面。<br> 第四部分针对新疆玛纳斯县农村土地流转所存在的问题,在制度宣传、机构设置和民生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而保障土地流转能够满足农民的意愿并且得到长远的发展。并展望在尊重农民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对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行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br> 随着新疆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土地流转必然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作为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农民的土地权益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保护。所以,构建我国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机制的过程也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过程。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根本问题,党中央始终坚持把“三农”问题作为主要工作来抓。农民增收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喀什地处祖国西北,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枢纽,在新疆发展和稳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促进喀什地区人民增收,对于地区长期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深入调研和查阅大量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喀什地区农村经济和农民增收的实际情况,总结喀什地区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以期为未来喀什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引和支持。<br> 研究发现,喀什地区农民增收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收入增长速度迟缓,增收幅度小、农民收入过于依赖传统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迟缓等,针对这些主要问题,本研究第四章分别从农业生产内部以及外部展开分析,探索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心。从内部来看,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有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的弱质性、农产品供求结构不合理、农村产业化程度偏低,龙头带动型企业少、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低;从外部因素,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落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缓、农产品流通市场发育不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建设严重滞后、土地制度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局限性、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农民发展的障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是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主要原因。<br> 本研究认为,要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发展、可持续增长、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的原则来促进喀什地区农民增收。通过转变农民传统观念,提升农民的劳动技能、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名特优产品优势、引进龙头企业,打造“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强化财政扶持、落实富民惠民政策、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完善喀什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促进农民增收。
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连续12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2010年和2014年中央分别两次举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科学处理屯垦和维稳戍边、兵团和地方的关系,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李克强指出,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壮大,发挥好新形势下维稳戍边的特殊作用。自成立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挥着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用”的作用。兵团特殊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的有效措施是“三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兵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兵团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提高兵团职工生活质量等离不如何开千方百计增加职工收入、促进职工多元增收这个现实问题。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和等大背景下,深入研究探讨兵团团场职工多元增收问题,具有比较深远的现实意义。<br> 本研究通过综合运用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等方法对一六四团职工多元化增收进行研究,厘清影响该团职工增收多元化的主要因素,基于理论分析及推理得出职工增收多元化的实现途径,拓宽一六四团职工增收多元化的途径:大力开展职工素质培训工程,提高职工素质;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大农业附加值;大力发展商贸流通,营造多业并举氛围;依托基地建设带动,促职工多元增收快速发展;适当发展二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团场服务业;落实国家惠农补贴政策;加大宣传引导力度,鼓励职工积极创业。
一个国家和地区要想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迈进,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工业化这一发展阶段,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同时促进国民经济走向产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所以说,工业化是推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br> 本文分析了兵团十三师新型工业化发展历程、发展现状,总结了十三师新型工业化的特点,对十三师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判断出十三师处在新型工业化中期阶段。在分析了十三师发展新型工业化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基础上,采用SWOT矩阵分析模型,得出十三师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利用哈密资源优势,结合对口援疆机遇,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利用哈密地缘优势,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利用现有产业优势,加快产业集群,加快循环经济建设;利用资源优势和现有产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利用地缘优势,走向西开放、向周边国家开放战略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三师新型工业化道路指导思想是,坚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推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着力构建增长速度快、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广、经济效益好、产业结构协调合理、就业人员多、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基本原则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决做好环保达标排放工作;坚持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工业内部结构;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注重改善民生,提高职工群众生活质量等。发展战略是,依托哈密资源优势,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围绕现有产业和发展基础,加速培养产业集群;依托现有产业结构,大力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用好对口援疆优惠政策,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用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机遇,大力发展装备制造业;大力发展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规范企业管理制度,增强企业活力实力。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将新疆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自治区党委八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兵团党委六届十三、十四次全会(扩大)会议明确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切实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br> 兵团建工集团前身于1953年成立,2000年改制组建为兵团建工师国有独资企业集团,目前,集团下设14个子公司,一个上市公司(北新路桥集团),拥有工业与民用建筑、公路、铁路、水利水电、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2004年规范重组以来,集团立足疆内、拓展疆外、挺进海外,产值由2004年的20多亿元发展到2013年的210.7亿元,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速,在巴基斯坦、安哥拉等12个国家承建工程任务近40项,跻身于湖南、甘肃、重庆等16个省区的建筑市场。先后荣获鲁班奖、詹天佑奖等国家、省部级优质工程奖百余项。连续九年跻身《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杂志》评选的全球最大国际承包商225家之列,最新排名第138位。<br> 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国际市场及国际资源争夺愈加激烈的背景下,兵团建工集团的壮大发展对于兵团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转移兵团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劳动能力、调整产业结构、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先进技术和突破贸易壁垒等都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首先论述新疆及兵团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总体定位和发展重点,通过总结兵团建工集团国内及海外发展的现状和历史经验,旨在研究兵团建工集团基于我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下,以SWOT分析法分析兵团建工集团海外发展面临的机遇、存在的风险挑战、具备的优势与劣势,进一步明确向西发展的重要性和现实性,进一步找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契合的海外重点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从向西发展的定位,其重点区域、产业、方式的选择,向西发展的组织战略保障,向西发展的远期规划等,探讨兵团建工集团向西战略发展方向及实现途径,对兵团建工集团充分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做大做强提出对策建议。
近期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划与倡导创立“亚投行”的举措,明确地表达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图,国务院随之将人民币国际化与利率市场化提到了改革日程上,将其作为政府的重点项目去落实,本文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对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做出详细分析,做出客观理性的思考,提出有现实针对性的对策及建议。<br> 第一部分梳理国外和国内利率市场化进程,国外部分是梳理美国和日本利率化的历史进程,考察这过程其国内商业银行的应对得失,国内部分是梳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对照国外历史思考我国现处的阶段及可能产生的问题。<br> 第二部分是从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出发,分析这阶段中商业银行所面对的主要风险,其风险包括: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货款定价权风险。<br> 第三部分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我国利率变动情况下主要的商业银行面对的利率风险,数据选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及招商银行的财务数据进行模型分析,运用的分析方法是利率敏感性缺口分析理论。<br> 最后部分对利率风险、信用风险、经营风险以及货款定价权风险提出有现实意义的对策及建议,然后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及梳理。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br> 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br> 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br> 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br> 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br> 第三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三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br> 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 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 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br> 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以罗默、卢卡斯、赫尔普曼、格罗斯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建立起的内生新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发展理论结束了物质资本决定论阶段,进入到了知识资本决定论的阶段,知识资本被认为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最具战略性资源,也是区域创新能力培育与发展的根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跨国公司为保持其国际竞争优势,对知识资本国际转移的规模、态度和形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过各种渠道转移的国际知识资本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br> 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知识资本的空间分布与差异特征;其次从知识资本国际转移的实现途径、知识资本国际转移的演进规律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探究了其国际转移的运行机制;然后分别运用理论模型推导了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法检验了基于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海归人才回流)、国际技术引进渠道的知识资本国际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最后根据各渠道知识资本国际转移的影响效应贡献的大小及区域差异,提出了一些对国际知识资本合理利用和配置的对策建议。<br>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一,知识资本丰裕度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OECD组织中的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国家分布呈金字塔结构,美国处在塔尖的位置,尽管中国知识资本累积的增长较快,但与知识资本最丰富的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华知识资本国际转移较多的主要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十一个国家(地区);第二,知识资本国际转移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且呈现出知识资本国际转移更系统、规模更大、步伐更快,转移的形式由单向、直线模式向网络化扩散与共享发展,转移的态度更加开放、主动,并谋求在动态管理中创新三大发展变化趋势;第三,综合各渠道的知识资本国际转移对经济转型发展的影响效应的贡献大小来看,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贸易(进口贸易)渠道>智力回流(海归人才回流)渠道>国际技术引进>对外直接投资(ODI)渠道。此外在环渤海、长三角、华南、东北、中部、西南、西北七大区域国际知识资本对其经济转型发展的贡献效应又表现出极大的差异;第四,国内R&D研发知识资本投入是当前中国技术创新最主要的途径,本土创新努力与创新能力是高新技术产业升级的基本动力。<br> 综观全文的研究结论,本文从以下5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充分认识到知识资本在一国经济发展与竞争优势的重要性;(2)把握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的知识资本国际转移规律和发展趋势;(3)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关注进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大对高端技术产品和中间品的进口,重视智力回流的促进作用,审视国外技术引进,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和产业分布、大力推动基于R&D国际化的海外投资以提升对全球知识资本获取、整合和配置的能力;(4)加大对研发知识资本投入,制定分类支持的创新政策;(5)重视海归人才回流引致的国际知识资本对经济转型发展升级的作用。
丝绸之路从古到今首先是一条贸易之路,准确的说是一条以丝绸、茶叶、香料、毛皮等为代表的跨越欧、亚、非大陆的农产品贸易大通道。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时,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讲演,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古丝绸之路农产品贸易将迎来伟大复兴的机遇。沿线诸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农业资源禀赋各异,农产品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当前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不平衡,出口农产品遭受国际市场贸易壁垒和市场准入影响频繁,进口农产品贸易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贸易形势严峻。面对后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贸易将开辟一条新的贸易通道。开展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测度,分析影响贸易潜力因素,提出实现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对策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br> 本文以引力模型、随机前沿方法结合新新贸易理论为依据,并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的一般分析框架。按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现状与演变”、“理论推断与潜力测度”、“影响因素研究”及“实现方式与政策启示”等四方面逐步展开研究。<br> 为透彻研究1995-2014年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演变,本文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区和拓展区的区域差异。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基本已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最高水平,而进口受到本国经济影响仍处于下降通道。同时考虑到进口农产品多为资源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农产品的意义值得重新评估。<br> 为测度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本文在扩展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选择最优模型对中国与沿线各国进、出口贸易潜力进行测度,使用贸易潜力测度指数判断中国与沿线各国贸易潜力的各种状态。回归结果表明经典引力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的解释力较强,其中中国的人口规模因素对出口贸易负面影响较大,表明大国的市场消费确实阻碍了出口贸易的发生。<br> 考虑到传统引力模型的局限性,为进一步测度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本文考虑贸易非效率项与随机误差项独立设定的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自然因素决定下的农产品贸易最优前沿水平,分析贸易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效率不断上升,贸易非效率因素是造成中国与沿线各国间贸易水平和贸易潜力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重点提升对出口贸易效率偏低的印度、伊朗等国农产品贸易潜力,同时关注德国、俄罗斯等出口贸易潜力数值居前列的农产品贸易大国。另外,我国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进口贸易效率较高,而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具有提升进口贸易潜力空间。<br> 为深入寻求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各种影响因素,本文通过CES效用函数推导构建含有制度质量的引力模型,考察传统引力模型影响因素的同时,特别对政府稳定性、贸易自由度、金融自由度等16种制度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判断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庞大繁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制度质量对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影响。结果发现制度质量影响十分显著,中国农产品贸易偏好制度质量高的国度,颇有意外的是腐败控制对贸易显著负弹性。<br> 为探究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实现方式,本文借助新新贸易理论特别是贸易边际视角,利用前文随机前沿方法测度的贸易潜力,分解未来潜力实现的两种贸易边际值。结果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中,集约边际占据主要部分,扩展边际非常小。且中国与沿线国家核心区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扩展边际较显著;与沿线国家扩展区发达国家贸易,集约边际较显著。<br> 最后针对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提出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潜力实现的若干政策建议:强化出口贸易,做优进口贸易;改善制度环境,提高制度质量;降低贸易非效率因素,积极扩展农产品贸易;关注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优化潜力实现方式。
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产品贸易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一方面贸易总额迅速提高,另一方面贸易逆差额也在不断增大。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农产品的出口以某些少数国家和地区为主,农产品出口增长空间非常有限,贸易条件开始向不利的方向发展。面对当前形势,中国需要从新的定位来寻找新的目标,采用正确的策略积极开拓新兴国际农产品市场,确保实现中国农产品贸易持续稳定发展。“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的物流网络,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和贸易往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这不仅延续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奇迹,也打通了与亚欧各国的战略通道,为中国农产品贸易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br> 首先,本文基于2000-2013年的贸易数据,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总体特征、贸易结构和市场分布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概况。结果表明,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迅猛,但总体规模偏小,同时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合作不均衡,呈现出农产品的贸易种类和贸易市场高度集中等特点。<br> 其次,本文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农产品出口效率和出口贸易潜力大小,并分析了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各国(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效率较低,出口贸易潜力较大;经济规模总量和共同边界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具有促进作用,而人口规模总量、地理距离、是否为内陆国家和是否为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具有阻碍作用。<br> 再次,本文通过构建贸易效率引力模型,利用已有的农产品出口效率值分析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进口国经济开放程度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负相关;农业增加值比重与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正相关;各国物流绩效具体指标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程度大小不一;OECD虚拟变量则不具有显著性,尚不能判定加入该组织是否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的出口效率。<br> 最后,本文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指出可以通过加强政策和质量标准等方面的协调,加强双边农业合作交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体系建设,借助“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和“国际基础设施投资”的战略契机等措施来提升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贸易潜力。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频繁和紧密,伴随而来的是频频发生的国际冲突,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日益加深,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作用亦愈加深厚。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亚洲国家,地理位置毗邻,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量不断创新高。然而,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存在,中国与东盟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系列的纠纷和冲突问题。随着“中国威胁论”在世界范围内的散播,如何和周边国家妥当处理和平与发展的问题,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并在发展双边经贸联系的同时将冲突降至最低,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所在。<br> 文章采用理论研究,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研究的方法,从七个章节逐步深入论证了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对双边冲突的削减作用。首先文章从中国政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大背景入手,论述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契机,以及当前双边面临的冲突问题,并对国内外相关国际贸易影响国际冲突的理论、模型和实证三个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两国模型和三国模型,得出国际贸易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国际冲突的结论。文章的理论机理部分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国际冲突的总效应,分别从国际贸易促进国际冲突的原因和国际贸易削减国际冲突的因素进行论述。在实证模型中,采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数据做联立方程模型,使用COW4.0版本中的冲突与合作数据以及世界银行中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数据,验证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对双边冲突的削减作用。<br>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紧密程度和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受到国际因素和双边历史发展条件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冲突问题一直都存在。文章通过实证研究得出199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双边贸易对双边冲突具有削减作用。通过研究双边贸易对双边冲突的净效应,利用有效的经济手段来缓解双边的冲突,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东盟的双边经济合作,实现双边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对于中国而言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针对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和冲突的现状,文章从加强贸易开放程度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发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贸易便利条件和加强次区域间合作以推动产业内贸易发展三个方面对中国改善与东盟的经贸和政治关系提出了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