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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与中国贸易历史悠久。在二十世纪末,越南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正常化,并且在政治方面逐渐有了高层的互访,在两国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经济交流逐渐活跃起来,并且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2006年11月7日,越南成为WTO的第150位成员。随着越南加入WTO,越中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结构发生变化,本文着重分析了越南入世对越中贸易和投资的影响,以此来推动越中经贸关系的发展。<br> 论文首先对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越中贸易和投资发展现状进行了阐述,包括对越中相互贸易的发展、越南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两个方面;然后就越南在贸易领域的入世承诺、越南采取的其他贸易政策措施以及越南入世之后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越南入世对中国对越贸易的影响;并对越南入世对越中投资的影响方面做了分析。论文分析发现,越南入世对越中贸易的影响是中国对越出口结构发生改变、中国从越南进口额也迅速增加、越中贸易额持续稳定的增长。越南入世对越中投资的影响为:入世之后中国对越投资项目的规模增大、投资金额和数量增加、投资方向有较大的转变、投资形象逐渐改变、投资领域逐渐扩大;最后从越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日益密,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的合作,继续扩大越中双边服务贸易合作、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扩大合作范围,拓宽合作渠道,提升经贸合作层次、改变两国汇率生成机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等七个方面给出了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趋势与建议。同时,也更加有效地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对更好的认识和发展越中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蒙古国和中国都是亚洲的大陆国家,蒙古国的东面、西面和南面都与中国接壤,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邻国。中国与蒙古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贸合作以来,经过了几十年代的共同努力和发展,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到现在为止,中国已经成为了蒙古国最大的投资国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蒙古国在铜矿产品、畜牧产品等方面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市场,在产业结构上与中国也形成了互补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铜产品消耗量比较大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国内铜产品的自身采掘量比较少,铜产品在中国供不应求,所以中国长期依赖于蒙古国的铜产品进口。本文主要针对蒙古国对中国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全文的具体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回归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该书蒙古国与中国贸易的现状;第三部分分析蒙古国的铜产品及其贸易状况;第四部分详细分析蒙古国对中国的铜产品出口;第五部分为结束语,在对全文的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和企业领袖意识到了,中国仅仅作为一个生产基地,在世界舞台上的成长潜力是有限的。因此,中国政府实现了所谓的“走出去”战略,以便鼓励中国企业在国外进行投资。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出台,中国企业扩大国外投资体现于各个领域:交通,信息技术,金融行业以及汽车行业。据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的数据统计,中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金额于2000到2010之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从9亿美金增加到了650亿美金,是<br> 2000年的70倍。据中国商务部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2年,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而中国在德国的投资金额从250万增加到了5120万美金,较2003年到2011年间的数额增加了20倍。<br> 同时,中国政府和企业把德国看作一个重要的投资地。作为一个商业中心的德国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机会。投资的核心理由依据的是德国市场的规模以及其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也包括工业的高生产率和公共及私人研究体系的创新力。同时,德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鼓励投资者在德国发展,尤其是在减税和给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服务方面。由于德国基本上都进行所谓的国民待遇,因此国外企业在德国投资一般不会遇到障碍。<br> 至于中国企业如何进入德国市场,主要是通过并购和设立下属商业机构的方式。对中国企业来说,并购的主要优点在于通过并购可以取得先进的技术,销售网络以及工业品牌。中国投资者所投资的德企主要为中型企业,它们通过德国中型企业能够取得所需要的先进技术,销售网络,以及世界著名的工业品牌。而被并购的企业却可以得到资本以及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而且目前许多德国的中型企业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因此,中国企业的注入给这些中型企业带来了很好的机会。<br> 至于中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方面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投资时经验不足,对德国这样一个在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管理方面经常不适应。而且,虽然政府很欢迎中国企业对德国投资,但是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和媒体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另外一个方面是仍然蔓延的欧债危机可能在未来给国外投资者带来危险。欧债危机仍然在欧洲国家具有很大的潜在不稳定性,因此,在欧洲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慎重考虑这个方面。<br> 这篇论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中国企业应如何立足于德国进行国外投资,哪些领域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比较有价值,以及在进行投资前应该考虑到的问题和风险,如何才可以改善投资的现状并减少风险。这篇论文试图研究德国的投资环境,鼓励国外投资者在德国投资的证词和措施,并且分析一些具体的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直接投资的案例。
当前,中国和蒙古两国都是经济飞速发展的国家,蒙古与中国山水相连,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密切,蒙古国希望通过外来投资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在“引进来,走出去”策略的指引下对蒙古国的投资也越来越多,这种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得中国和蒙古的经贸往来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目前,中国是蒙古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br> 选择一个国家投资,就要先调查好这个国家的国际投资环境,本文通过对蒙古国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分析,使蒙古的投资环境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眼前。除此之外,本文还介绍了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的总的现状、规模、结构和带来的效益。<br> 对外国的投资,不同于本国的投资,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而在选择投资前,一定要分析清楚那个国家的环境条件,以降低风险,获得最大的利益。本文通过SWOT工具,来具体分析中国企业投资蒙古市场的优势、劣势、机会和风险。<br> 除了理论知识,本文还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中国神华集团在蒙古投资的相关情况,对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做了一个全方位的解析。<br> 基于上述研究分析,也针对于当前中国企业在蒙古投资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在结尾部分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建议。
国家豁免原则是国际法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家豁免制度经历了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的转变。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接受了限制豁免原则,是国家豁免原则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国家豁免包括了管辖权豁免和执行豁免。相比起管辖权领域的限制豁免被广泛接受,执行豁免制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管辖权豁免,只有少数国家采取开放的执行豁免制度。1967年,《华盛顿公约》生效,ICSID仲裁开始在国际投资舞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随着全球化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其在跨国投资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横亘在 ICSID仲裁发展面前的问题就是ICSID裁决的执行问题。在阻碍ICSID裁决顺利执行的诸多原因当中,执行豁免原则是最后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华盛顿公约》对豁免制度的规定是否合理?对 ICSID的执行应当如何适用豁免制度更为合理?本文将从四个部分对此展开论述:<br>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论题的背景、ICSID仲裁制度和执行豁免制度的概况,提出本文论题。文章将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在 ICSID仲裁中应当适用何种豁免制度。其次,对一国提出的执行豁免可以采取何种抗辩或救济措施。最后,对我国 ICSID裁决执行的豁免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br> 文章第二部分讨论在 ICSID裁决执行中应当选择绝对豁免或者限制豁免。本部分首先探讨了执行中限制豁免的法理基础,总结了国际立法、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描述了执行豁免制度从绝对豁免向限制豁免发展的历程。其次对 ICSID仲裁及其裁决的特点进行研究,通过案例探讨了执行豁免制度对ICSID裁决执行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在ICSID裁决中应当采取的豁免制度。<br> 文章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应对ICSID裁决执行中的执行豁免的两种主要抗辩。分析了豁免放弃制度和财产用于商业用途两种制度。在豁免放弃方面,主要探讨了ICSID仲裁与默示、明示放弃豁免的关系,通过ICSID仲裁放弃管辖权豁免放弃对执行豁免放弃的影响两个问题。而对于财产用于商业用途制度,主要讨论了一些豁免立法中规定财产与案件之间联系的合理性。该部分最后还分析了投资者可以采取的其他救济方式。<br> 文章第四部分对我国 ICSID裁决执行中的豁免制度进行分析。首先,列举了我国关于执行豁免和ICSID裁决执行现行法律框架。其次,对我国ICSID裁决执行应当适用限制豁免进行利弊分析。最后,对我国执行豁免立法和我国海外投资者提出建议。
中国—东盟博览会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博览会的举办之所以成功,关键是发挥了政府营销的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政府营销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成熟,特别是政府营销的实践层面研究也相对滞后,制约了政府营销能力的发挥。本文基于政府营销理论,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研究对象,积极借鉴国内外政府营销的研究成果,提出优化博览会政府营销策略的对策。<br> 首先,本文回顾了中国—博览会政府营销的背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政府营销理论,并构建了政府营销理论的框架,加深了对其目的与意义的理解。其次,论述了博览会政府营销策略的现状,从定位、环境分析、形象塑造、目标市场选择等基础策略和产品策略、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促销策略两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发现了当前博览会政府营销策略存在产品策略规划不足、价格策略激励不足、渠道策略建设不足和促销策略力度不够等几方面的实际问题,总结出营销策略思想尚未成熟、营销策略管理尚未制度化、营销策略组合不合理和营销策略制定不科学四方面原因,进一步提出博览会政府营销策略的改进对策。最后,通过优化政府营销策略的诸多措施,达到提升政府营销能力的目的,不断提高博览会的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广西的新地标。
随着各国在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不断加大,“走出去”战略指引下的中国国际工程承包商在海外市场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然而,快速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断压缩的市场空间、不断增加的项目风险和急速变化的世界格局都成为了阻碍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瓶颈。本文运用调查研究、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综合等方法构建了基于环境识别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并将此模型应用于GHCB公司的战略规划。<br> 首先,论文基于美国《工程新闻报告》(ENR)杂志近十年来公开披露的数据对当前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整体发展态势和趋势进行分析,得出宏观上企业发展的走向预测;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的国际工程承包商所处行业状态,归纳了行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br> 其次,结合多年来的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竞争经验,综合十个工程案例实际,建立适合于公司发展战略选择的市场环境因素分析模型,即“项目环境因素识别、项目环境调整应对计划、环境因素再识别和确认项目”四阶段模型,为公司项目选择提供环境因素战略分析工具。<br> 第三,以八家大中型国际工程承包商的55名管理者的调研访谈数据为依据,提炼出基于项目环境识别的大中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br> 第四,结合GHCB公司自身发展情况,应用基于项目环境识别的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核心竞争力模型,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并在核心竞争力综合诊断的基础上,结合GHCB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特别是非洲市场环境分析,通过SWOT战略分析方法,探索公司的国际工程竞争战略目标选择和实现路径。<br> 最后,为包括GHCB公司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国内大中型国际工程承包商的国际工程市场竞争战略的实施、调整与改进提出意见与建议。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我国加入WTO及国家“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内工程公司开始进入国际工程总承包市场参与海外工程项目,并取得了可喜的佳绩,实现跨越式增长。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发酵,西亚北非局势持续动荡,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急剧演变,而相关国家政策的频繁调整也不断加剧行业竞争,以及工程技术的快速革新等外部环境变化,海外工程项目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不断增加。积极地采用防范和控制风险的措施,确保海外EPC工程项目管理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以保证我国工程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地发展,是每一个海外工程项目管理人员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br> 本文在对国内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以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从EASBA糖厂项目的现状和特点出发,运用德尔菲法识别得出该项目主要有企业文化认同风险、保函风险、汇率风险、分包商管理风险、设计风险、工程质量管理风险、运输风险和合同风险等八大风险因素。结合风险发生的概率、影响程度及风险水平,对各风险因素进行评估,结果显示设计风险为极高风险,工程质量管理风险为高风险,分包商管理风险和运输风险为中风险,合同风险、保函风险、汇率风险和企业文化认同风险等为低风险。根据项目风险评估的结果,并结合其特点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运用风险转移应对设计风险、运输风险和保函风险;运用风险控制应对工程质量管理风险和分包商管理风险;运用风险承担应对企业文化认同风险、合同风险和汇率风险。通过系统的风险监控步骤和程序,对该项目的风险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控。<br> 本文以海外EPC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项目风险管理研究,对于加强我国海外EPC工程项目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本文主要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基础,以TPP对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潜在影响为主线,指出TPP是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前提下出现的,同时分析了在TPP成立之前,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进出口更加平衡、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贸易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双向投资不断增加等方面。但是双方目前的合作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除了贸易结构雷同和投资规模较小之外,一些外部因素,比如美国的干涉、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度不够等也是双方的经贸关系难以顺利开展的一些障碍。而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现状将会随着TPP的出现将会面临一系列的潜在威胁。东盟成员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越南四国已加入TPP谈判,泰国、菲律宾也已受邀,但中国至今仍被排除在TPP之外。因此,一旦TPP谈判达成,将会对中国与东盟现有的贸易结构和投资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方面包括由于TPP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和投资转移效应,缩减贸易规模、跨境直接投资流向发生转变,另一方面还会阻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削弱双方的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双方合作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同时还会对CAFTA产生较大威胁。<br> 因此,中国要站在更加理智的立场,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与东盟国家现有经贸合作,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积极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要不断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自身的强大实力做后盾,主动探索加入TPP。另外,要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双边以及多变FTA建设,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各个地区为了利益都会与相邻或具有互补优势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合作。香港与内陆之间一直有着频繁的交流往来,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等一些列的重大事件加速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近年来香港与内陆较近的广东省地区的合作密切,双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交流甚多。相比之下,其他较远与落后地区与香港交流较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广西重点发展的经济区域,地理位置上来说,是链接中国东南沿海与东盟国家的重要经济通道,区位优势明显,与香港合作具有相当大的潜力。<br> 本文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下,详细给出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香港的经贸合作相关情况。第一章中,给出了桂港合作的相关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相关的文献综述。第二章中,主要介绍了相关理论以及对文中涉及到的一些重点名词进行阐释。第三章是对现状的分析。首先,详细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香港的基本经济情况;然后,分析两地的贸易投资现状,从空间分布、产业分布上介绍桂港近年来合作现状。最后给出对于现状的评价,认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香港近年来虽然贸易合作越来越密切,贸易和投资在逐年增加,但是对于广西北部湾经济的影响还未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第四章中,通过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计算出2006年至2012年七年间香港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个地区的空间引力,分析出近年来香港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个地区的合作潜力大小与变化趋势。接下来的第五章中,建立分类指标引力模型分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各个地区与香港的空间引力大小,研究出各个地区与香港合作的比较优势。第六章中,给出桂港合作的相关领域的区域选择相关政策建议。
广西与香港之间因地缘相近,经贸往来历史悠久,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等多方面的原因,广西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发展至今,双方仍保持着较为常态的经贸关系。当前,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广西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承担着新的使命,为此,广西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香港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与广西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对广西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显得有些不足,因此,进一步对广西与香港的经贸关系展开研究,寻找到促进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切入点,具有现实意义。<br> 本文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运用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和综合优势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通过对广西与香港经贸关系发展现状的分析,总结出桂港经贸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区域经济差异和分工为基础;偏向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生产要素单向流动。在对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桂港经贸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然后运用态势分析法探讨影响桂港经贸关系的内外部环境;并从粤、赣、闽与香港经贸合作的经验中寻找启示,如加强政府合作,加强与香港现代服务业的合作,通过产业对接实现优势互补,并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通道的作用;最后根据现实情况,以综合优势理论作为依据,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首先,积极承接加工贸易产业的转移,加工贸易可作为广西的中技术产业,且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重视对战略型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再次,优化贸易结构,推进服务贸易发展,促进多元化发展。最后,通过改善软硬件环境等措施提高交易效率,实现共同发展。
自1991年中国与越南正式确立双边经贸合作关系以来,中越两国的双边贸易飞速发展,中越进出口总贸易额从1991年的3200万美元,到2013年的600亿美元,增长1000多倍。但是越南对于中国一直是贸易逆差,且每年差额都在扩大,中越贸易中的问题特别是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了不少贸易摩擦。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是否影响到中越贸易的发展,长期和短期内的影响是如何,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影响程度多大,人民币升值是否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或加速中越贸易的不平衡等等,这些问题都使得本文的研究十分必要。<br> 为了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对中越贸易收支和结构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汇率分别与贸易收支和贸易结构两方面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对汇率的分类,实际汇率的定义及其波动计算方法等进行了简单介绍,接着阐述了汇率波动影响贸易收支和结构的的理论和机制分析,作为下文的理论基础。<br> 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了人民币汇改以来的2006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四季度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越贸易季度数据,从中越贸易收支和中越贸易商品结构两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对汇率与中越贸易收支总额进行研究,另一方面选取HS国际贸易分类标准下中越贸易中不同类别商品的进出口额,分类考察与汇率的关系。首先对中越贸易收支和中越贸易结构状况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对中越贸易进行定性和直观的分析,其次通过对数据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考察人民币汇率对中越进口贸易的收支和结构的长短期关系,并分析了影响中越贸易的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br> 最后对实证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然后从促进中越贸易发展和推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两个层面提出政策和建议。一方面从人民币汇率改革视角出发,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为科学合理、更能适应我国对外贸易的需要;另一方面从中越贸易角度出发,研究人民币汇率对中越贸易的影响,促进双边贸易发展和相关贸易政策的制定、推动中越两个国家的和谐发展。
中泰两国地理接近,睦邻友好,中泰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主持下,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正式启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与泰国的高层交往十分频繁,人员往来不断增加,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社会文化交流也更加活跃。<br> 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经济走廊建立,为推进该地区经济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成员国同意建造“昆明-老挝-曼谷”公路和“昆明-缅甸-曼谷”公路。这两条线路的建设对实现中泰两国便捷的陆路交通运输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将促进中泰两国的经济交往,使两国联系日趋紧密。在选题上,本课题尚属研究空白区,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背景下的昆曼公路对中泰经济交往的影响为研究重点,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援引大湄公河次区域对昆曼公路的的推动措施以及对大量数据进行系统梳理、运算的基础上来分析昆曼公路对中泰贸易、物流、旅游和区域边境方面的影响。最后通过探索中泰两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昆曼公路合作的战略选择,提出促进中泰昆曼公路合作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式对话以来,双边进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双边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彼此贸易合作伙伴地位不断提升。但中国东盟国家整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而且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推进区域金融合作的进程缓慢。那么,在推进中国东盟贸易开放的进程中,金融发展能否受到影响?受到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问题。<br> 首先,本文梳理了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原理。其次,本文就中国东盟国家贸易开放和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先具体分析中国东盟11国的贸易开放度和贸易自由度以及中国东盟双边贸易情况。然后对中国东盟国家的货币深度、资金配置效率、银行中介规模和效率、证券中介规模和效率进行具体分析,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出中国东盟部分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东盟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而且尚未出现趋同的情况。<br> 再次,Johansen协整检验和面板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中国东盟间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并不显著。为了考察不同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的影响,模型中加入贸易开放度与人均GDP的交叉项,结果发现交叉项指标很不显著,缺乏解释力。为具体分析中国东盟间贸易开放对各国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的不同,采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规模的推动作用大于对金融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体来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东盟间贸易开放对中国、老挝和越南的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br> 最后,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影响渠道的政策建议。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西制糖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集团化的发展使得企业具备了规模优势,但同时亦面临着集团管理和国际竞争的风险。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日益完善,作为中国制糖业的主要力量—广西制糖企业如何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提高行业竞争力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br> 本论文基于广西南华糖业现状,运用战略管理基本理论和PEST、五力分析等工具,对其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竞争环境进行分析。依托 SWOT分析方法,研究广西南华糖业当前拥有的主要优势:规模效益、市场份额高和综合利用好,分析直面的主要机遇:鼓励集团规模发展、实施经济发展走出去战略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发展契机,研究存在的主要劣势:原料发展压力大和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分析面临的主要威胁:进口食糖挤压市场和替代品市场威胁。<br> 在此基础上,列举SWOT矩阵为广西南华糖业进行战略匹配与抉择,试制定未来五年发展战略,提出其应确定一体化战略为总体实施战略,并积极实施循环经济、成本领先和国际联盟等业务战略。此外,论文还针对战略的实施策划了规模扩张、综合利用、技改升级和跨国经营等具体策略,并提出了组织保障、文化保障和资源保障等支撑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