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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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S集团泰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当今时代,“走出去”无疑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企业在实施跨国发展的时候必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而这些文化也必然会跟企业原本的文化产生一系列的反应,或者融合或者冲突甚至对立。跨文化管理问题如何解决,已经成为困扰广大跨国经营企业的一大难题。文化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可能直接关系到跨国企业经营的成败。如何消除跨文化所带来的发展障碍,实现企业文化的融合,从而让企业能够良性地发展,已经成为很多跨国企业都在研究的课题。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对中国S集团泰国公司的跨文化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旨在找出文化差异对公司经营管理影响的具体层面,并提出跨文化管理的策略。 　　本文首先介绍了跨文化管理研究的背景以及中国 S集团泰国公司跨国经营的良好机遇,概述了研究架构,在跨文化管理相关理论的支撑下,在对中泰文化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S集团泰国公司跨文化管理现状进行了描述,通过案例分析,对S集团泰国公司跨文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分析发现,由于价值观、思维方式、沟通模式存在差异,导致泰国公司的经营目标、观念、决策模式、激励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管理问题的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理念整合、人员整合、利益整合三大方面来提升中国S集团泰国公司跨文化管理水平,减少跨文化冲突。在理念整合层面,重点是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企业文化、价值观;在人员整合层面,主要是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实施跨文化培训、加强跨文化沟通机制;在利益整合层面,主要进行激励机制和薪酬制度的调整。为确保三大整合措施的落实,中国S集团泰国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应更加重视中、泰文化差异,做好企业文化构建及宣传、贯彻工作,建立跨文化管理的协调保障机制,倡导母公司与子公司共同的价值观,以文化融合战略促进S集团泰国公司经营绩效的提升。
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竞争力提升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中国的发展重心开始由东部沿海逐步向内陆和西部欠发达地区深化。特别是在我国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下,钦州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8年,钦州港被国家正式批准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个海港保税港区,近年来,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推动广西发展的重大纲领性文件和支持政策。 　　在迎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钦州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被公认为中国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深水良港,具备辽阔腹地等优势,但更多的还是钦州及腹地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区域内存在多个竞争对手等不利因素。因此,如何抓住现有契机,在国家大力支持的背景下,利用现有特殊优惠政策,高起点、高水平、跨越式建设钦州保税港区,是本文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本文通过对钦州保税港区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的分析,在结合经典竞争战略理论的基础之上,针对分析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升钦州保税港区竞争力的主要对策。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等内容;第二部分为保税港区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相关理论介绍,通过理论阐述,能够为文章的深入分析提供依据;第三部分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发展现状分析,通过分析现状能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第四部分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发展内外部环境分析;第五部分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中国与缅甸经贸合作发展趋势分析

自1950年中缅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两国高层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合作密切。湄公河联合执法、中缅油气管道建设及中国佛牙前往缅甸巡礼等都是两国深入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两国关系在迅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和谐事件。密松水电站事件是中缅关系一个不确定性的信号。两国只有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才会达到互赢。因此,分析中缅经贸合作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与缅甸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但因缅甸对中国经贸合作相关资料的获取有限,因此,本文以中国对缅甸的经贸合作发展趋势分析为主,以缅甸对中国的经贸合作发展趋势分析为辅。 　　本文共分为六章。首先第一章介绍了本文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以及国内外中缅经贸合作的相关文献,其中国外文献综述从经贸合作相关理论与中缅经贸合作相关研究两部分来分析,国内文献综述包括中缅经贸合作现状、中缅经贸合作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和中缅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紧接着第二章列出了本文所用的中缅经贸合作相关理论,为文章后面的论述提供了理论基础。文章第三章对中缅经济概况进行了简单阐述,并比较了中缅比较优势,给文章的相关分析做基础。而后在第四章分析了中缅贸易现状,包括中缅贸易现状与存在问题、中缅投资现状及存在问题以及中缅国际经济合作现状及存在问题。第五章在前面章节的基础上指出了中缅双边经贸合作影响因素,包括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继而推出了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趋势。为了扩大中缅经贸合作,未来中缅双方有必要合作与开发更多的领域,因此,文章第六章对中缅经贸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具体对策。
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中越贸易效应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方式与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多元化,影响国际间贸易发展的因素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国际展会作为具有要素集聚功能以及溢出效应显著的国际贸易服务载体,一方面可视其为跨国服务贸易的特殊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能够对举办国和参展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起到一定改善和促进的作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越南关系源远流长而又有些微妙。1991年中越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贸易加速发展,特别是自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CAEXPO)举办至今,两国双边进出口贸易总额平均同比增长率高达30％左右。作为服务区域经贸合作的一大平台,CAEXPO对中越贸易具有怎样的作用?这是本研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计量建模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贸易中的博览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以中国—东盟博览会对中越贸易发展的效应为例,通过理论梳理、动因研究、实证分析及优化路径建议四个部分进行论证。首先,梳理国际展会相关经济理论和国际贸易产生并发展的基础理论,将“集聚经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等展会与国际贸易相关理论作为本研究的逻辑基础。其次,选取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越两国的进出口贸易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越贸易关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的归纳研究,分析得出近年来两国贸易在贸易规模、商品结构以及区际和国际贸易地位上有较大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东盟博览会通过对两国外交和通道的优化,以及对两国生产贸易各要素的集聚来推动着两国贸易发展。再次,通过运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以及赴越南和广东实地调研采访,对比分析博览会在中越贸易中的效应大小,得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中越贸易进出口的发展,但尚未完全发挥博览会的经济拉动效应这一结论。最后,从中越贸易发展的视角下,针对展会在其实际宣传及举办中的不足之处,提出各种改进及优化建议。
文化专有项在汉译英翻译中的失策分析——以英语专业本科生为例

文化除具有人类文明的共通性之外,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而文化专有项则是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集中体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文化与文化间的交际日益频繁,我国政府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众多学者对文化如何走出去进行了有益探索,并促进了翻译由语言向文化的转型。英语专业学生是潜在的文化传播群体,其翻译实践中是否具备文化传播意识对于将来中国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从文化、文化专有项和翻译三者的基本概念和关系入手,以奈达的五类文化和西班牙翻译家哈维.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为理论支撑,以英语本科学生这个潜在的跨文化交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通过调查问卷、翻译文本分析和译后反思等方法,对不同地区共计三十名英语专业学生涉及文化专有项的翻译进行分析,并将调查对象的译文交由外籍教师阅读,拟验证译文传播汉语文化的效果,查找其不足。本研究试图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学生在处理文化专有项汉译英翻译时通常采用什么策略;2、学生在通过文化专有项汉译英传播中国文化中,出现了什么问题;3、学生的译文在传播汉语文化中出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发现:1、学生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策略与艾克西拉提出的策略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只是策略选取遵循的顺序略有不同;但其策略选择稍显单一;2、学生对文化专有项翻译往往只注重词汇本身,在翻译时对文化专有项只依赖于现有词典的词汇、网络英语词汇;而忽略词汇后面的语言环境,缺乏依据语境适当选择翻译词汇和相应的变更;3、学生文化专有项翻译中语境缺失的原因:一是他们的目标读者只是授课老师而非传播文化的主体;二是缺乏足够的文化输入。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应当遵循跨文化交际的某些规律。基于研究发现,作者建议在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中应该加强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在翻译练习中积极指导,并要求学生在选择翻译用词时应该以文化传播的主体身份出发,并根据目标语读者文化背景,努力保留并传递源语文化意象。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奥斯汀的帝国叙事与帝国意识

简·奥斯汀(1775-1817)是英国18世纪著名的女性小说家,她共给世人提供了六部完整的小说。作为一位一生没有机会走出去、没有太多见识的18世纪英国女性,她孜孜不倦地在她熟知的“一寸象牙”上镌刻一个又一个以婚姻为圆心的喜剧。这些小说主要关注的都是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简·奥斯汀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小说自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热烈而深刻的喜爱;迄今为止,她的小说已被译为20多种语言,有些更是家喻户晓。 　　然而,简·奥斯汀的小说也曾遭到学者的抨击。这些学者指责她的小说只关注一个小地方的几户人家的男女婚姻问题,不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和发展,不关注当时英国的时政。但实际上,这种指责是有失偏颇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处于摄政王朝时期的背景下创作,不管作者是有意避免写进社会环境还是真的忘记描述,作品都不可避免的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本论文运用后殖民主义尤其是赛义德东方主义批评的相关理论,将文本中虚拟的帝国叙事空间和文本外真实的历史相结合,具体分析隐藏在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和意象,以及小说如何体现处于帝国话语权力中心的英国和处于帝国话语权力边缘的他者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生长在英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时期的简·奥斯汀在大英帝国的国家制度、民族文化、道德价值体系以及家庭秩序的优越性的熏陶下,具有大不列颠和殖民帝国主义的意识,因此她在作品中描写了殖民扩张政策,流露出对帝国主义的认同。只是,不同于笛福、吉卜林和康拉德,简·奥斯汀将自己对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和描绘巧妙地潜藏在一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情感细节中。
中老—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调查报告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必然趋势,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存在一系列问题,如何帮助企业解决投资困难、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境外经贸合作区”是由政府支持、企业主导搭建的平台,是对外投资领域的创新模式,近年来中央政府重视并加强与其他国家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境外投资的政策条件也越来越明朗优越,“中国—东盟投资协议”、GMS和BCIM等多项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多边合作广泛开展,进一步促进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 　　中老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是中老第一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因而本文对该项目的建设现状及发展对策的研究为未来中老企业进一步交流合作提供参考意义,同时也为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案是结合中老万象赛色塔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未来合作区的发展进行展望及对策研究。论文首先通过对合作区的建设背景、动因、合作特点及主要类型对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现状进行分析;其次考虑到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是外资进入中国的特殊模式,泰中罗勇工业园是我国第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典型项目,两者在投资东道国及建设产业定位方面与中老万象赛色塔经贸合作区具有相似性,本文对两者成功模式进行介绍,论文对中老万象赛色塔境外经贸合作区进行案例分析,同时描绘出中老万象赛色塔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及问题,对泰中罗勇工业园区、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两者成功模式经验进行借鉴;最后在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并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一是我国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产业也主要集中在拥有本国和东道国特色的产业;二是中老万象赛色塔开发区的建设存在缺乏战略合作伙伴、企业融资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三是开发区对成功模式进行借鉴,可以通过准确定位、打造完整产业链、筹建招商队伍、建立成本合理及行之有效的招商信息系统,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四是我国政府、企业、开发区层面能提供相应帮助,促进合作区的更好发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长期地保持了高速增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来驱动,他们对这种高速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了质疑。随着国内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技术进步内生性增长理论指出,生产率进步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从来源上看,技术进步主要通过国内研发投入和国际技术溢出来实现。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大幅增加,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出去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直接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之一,通过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国内技术提高和生产率进步,从而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近年,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生产率进步方面的问题在国内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而通过国家和省市层面数据实证检验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首先对文章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说明,为了让文中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表述具有一致性,对直接投资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说明。然后,从早期的技术优势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与生产率进步的关系两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紧接着对全文的研究思路进行概括,最后指出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第二章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理论分析部分,先引入贸易冰山成本建立一个基本的古诺模型,根据中国实际情况把新-新贸易理论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假设纳入模型,简化分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和生产率逆向溢出的关系。第三章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介绍,从区位分布、行业分布和各省市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三个方面进行。第四章为实证检验,首先使用国家层面的1981-2012年的宏观数据通过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然后进一步选取我国31个省市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 O 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检验,为了控制内生性,在固定效应估计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法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法作为稳健性检验。第五章是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 　　本研究表明：⑴国内研发投入是TFP的格兰杰原因,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研发投入联合是TFP的格兰杰原因。⑵脉冲响应函数显示ODI短期内对生产率进步具有促进作用,长期效果不明显,R&D投入对生产率进步具有持续性正向影响。受到来自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给定的全要素生产率第一期会有有一个正向反应,这种正向作用持续到第二期,从第三期开始直到第六期转为负向反应,然后作用逐渐消失。这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在短期对生产率进步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影响不显著;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外部冲击,在第一期会对ODI有一个显著正向刺激作用,三期过后转为反向作用,随后影响逐渐消失。综合两者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和生产率进步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⑶省市面板数据回归显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各省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获得了国际技术逆向溢出。研发支出对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大于来自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获得的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并且R&D投入是吸收ODI技术外溢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也是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途径。⑷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要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国际先进技术推动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率的进步。第二,重视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活动国内研发投入是生产率进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条件。是我国技术进步的内因。第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仍然是我国获取国际技术的重要渠道,要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三者有机结合,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不能忽视传统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的开展。
中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也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1]。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甚至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其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而且从2004-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都使得东盟地区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东盟地区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快速增长,投资项目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从国外来看,主要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有替代、互补和不确定三种关系[2]。从国内来看,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贸政策更重视“引进来”,而较少强调“走出去”;另一方面,我国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使得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规模的影响,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少,少量的研究也侧重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竞争优势、区位选择、投资模式等方面。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选取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本研究首先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对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进行梳理。从静态角度讲,介绍了蒙代尔的替代贸易理论、小岛清的互补贸易理论;从动态角度讲,介绍了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大量图表分析了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投资相对水平较低,投资总额增长较快,投资领域逐步拓宽,但也存在着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国别分布不平衡,投资经济环境不完善的问题;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贸易,贸易规模增长较快,贸易地位不断提升,贸易结构逐步优化,但也存在着由于双边产业内贸易所占比例较大而存在经济竞争激烈等问题。然后,基于面板数据,建立引力模型,运用计量分析方法,从实证方面分析我国2003-2012年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效应,结果得出我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贸易效应为正,即我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但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存在着国别差异,对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更为显著,而对老挝、柬埔寨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则较为微弱。最后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提出对东盟直接投资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在宏观层面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中观层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微观层面提升企业竞争力。政府、产业、企业三位一体共同促进我国对东盟地区的直接投资,进一步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及其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广阔的市场空间、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廉价的生产要素成本而成为跨国公司争相投资的对象。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近年来,东盟各国动荡的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吸引的世界各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不断上升。东盟其中一个重要投资伙伴国就是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大大提升。2000年,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中国部分行业也面临着市场饱和及内需不足的情况。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一些实力较强的中国企业纷纷开始跨国投资的步伐,东盟市场成了很多中国企业的首选地。从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启动到2010年的全面建成,东盟各国为中国企业投资东盟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由于部分东盟国家政局不稳,争端不断等导致中国投资东盟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不断增加,给中国的投资企业带来了各种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所以为了提高投资东盟的中国企业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本文将对东盟各国可能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进行认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理策略以降低政治风险给中国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和政治风险的相关理论及前人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分类及评估等进行了总结,奠定了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认真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概况,总结了中国投资东盟的特点及动机。然后重点分析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各种政治风险的表现形式,并且从国际因素、东道国因素及中国企业自身因素三个层面分析了引起这些政治风险的原因。本文还创造性的对政治风险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1998—2012年间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出政治风险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结论。最后针对东盟各国存在的各种政治风险从中国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政治风险的管理策略。
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

新加坡虽然只是一个城市国家,国土面积只有716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40万,可谓“小国寡民”。但是,新加坡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很高。2012年,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达2765亿美元,人均GDP高达50130美元,对外贸易总额10415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5512亿美元,进口额为4903亿美元;吸引外资总额6824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累积总额4014亿美元。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不但得益于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国民的高素质和政治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也得益于其长期坚持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在新加坡的对外开放战略中,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成为其解决资源匮乏、拓展发展腹地、获取经济利润的重要手段。如今,作为促进新加坡经济增长“这艘飞船”的三大引擎,对外贸易犹如“这艘飞船”的“发动机”,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则分别犹如飞船的“第一翅膀”与“第二翅膀”。新加坡自独立半个世纪以来所创造的一连串经济辉煌,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是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和效益,已成为我国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840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如何更好地进行海外投资,减少盲目投资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借鉴新加坡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构建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新加坡的三点启示;然后介绍了新加坡积极地、开创性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背景及指导思想,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分析了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行业分布;接着对新加坡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做法----建立工业园及政联企业为先锋进行实例分析,并从中新苏州工业园建设和淡马锡控股海外投资的实例中找出新加坡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问题及政府解决问题所采取的对策措施;紧接着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加坡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进行评估,全面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新加坡的经济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与之前的理论结合实际分析相一致,新加坡经济增长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是互补关系及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通过对中新两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情况的比较,总结新加坡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给予中国的启示。
中国与印度金融合作研究

自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到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普遍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发展中国家要想维持与扩大同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关系的空间很小,持续片面地强调与发达市场的经贸关系,导致对发达经济体的过分依赖,因此,为了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发展中国家应更加重视经贸合作的多元化。中国与印度的合作,将成为打造亚洲合作的新亮点、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4年初,美联储开始逐步退出数量放松政策,面临着金融市场的震荡和资本流动波动性的问题,可能出现投资调整和一些资本外流。若一国金融体系脆弱,就可能导致更急剧的资本外流和汇率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金融合作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必要而且紧迫的。积极开展中国与印度金融合作,不仅是南南合作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亚洲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部分,不但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金融实力,还增强地区的政治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扩大整个地区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就目前的条件看,中国与印度合作目标距离区域合作的高级形式-货币合作-尚远,中印金融合作研究这方面的还很少,本文只能作为前瞻性研究,从金融机构和宏观政策层面采取逐步递进的方式推进金融市场融合、监管合作、金融法律制度趋同,可以采取欧洲货币联盟最低协调一致的标准,逐步达成一系列协议,则是较好的方式。 　　本文结合中印实际发展情况,阐述了中印金融合作的动因,一方面,中印两国领导人互访,政治互信,为两国合作发展提供契机,同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孟中印缅走廊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两国合作的深化;其次,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于已有的合作基础,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印金融合作的现状和可行性,运用 VAR模型进行分析,为中印金融合作提供有力的依据;再次,指出了中印金融合作现存的问题和障碍,最后,为未来中印金融合作设计了发展路径。本文着重把中印金融合作放在未来整个亚洲长期经济成长的范围内进行制度性安排,从双边金融合作走向次区域合作最后到全区域的合作,并按照由易到难,从基础到高端,由局部到整体的思路,实现中印金融合作的深化。整体来看,中国与印度金融合作的宏观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同步性,为两国进一步合作带来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发现,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印金融合作更有影响力,但是中印两国在贸易一体化、金融体系存在着很多障碍,实际操作的合作机制还不够完善,要更近一步深入合作,还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印金融合作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值得期待。
中缅边境经济合作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构建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及内部逐步建立起多种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组织,并通过签订多项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推进合作的进程。区域合作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而区域旅游合作作为区域经济合作中最易实现和推进的部分,以其产业的联动性,外向性和国际性成为了区域合作中重要的着力点。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旅游合作的进程逐步加快,尤其是参与国际性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日益深化,加之我国沿边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云南广阔的沿边地区从原来的区位经济死角转为了对外开放前沿。据此,本文聚焦云南省沿边开放的重点地区----中缅边境的瑞丽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畹町边境经济合作区,立足中缅边境,以两个边境合作区为突破口,突出边境的地缘优势、人缘优势、旅游资源互补优势以及口岸的辐射带动效应,探讨中缅边境区域旅游合作的模式与路径。 　　本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章的绪论,主要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界定了研究对象的概念及区域范围；第二部分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以及国内外研究的现状；第三部分通过对收集的资料及文献的梳理,深入归纳了目前中缅边境区域旅游合作的优势条件以及所面临的困境,并结合边境经济合作区以及中缅边境旅游合作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缅边境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现状；第四部分在梳理国内现有合作模式的基础上,依据区域的特点和发展阶段,从空间结构与合作主体两个视角切入,探讨该区域空间结构模式以及合作主体模式的构建；第五部分着重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详细阐述了促进区域旅游合作所应选择的路径；第六部分则是对全文的总结,列出本文的结论及不足之处并对未来进行展望。
基于因子聚类分析的企业绩效评价研究——以云南省上市公司为例

自1990年12月我国股市正式营业,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市公司作为众多企业的优秀集合,往往充当着企业所处行业风向标作用,因此其经营效益的优劣不仅关系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甚至对整个资本市场和产业结构也会产生外部效应。由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上市公司绩效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不仅能为企业经营者提供一个富有价值的企业发展思路,还能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决策提供相应的参考,同时也能为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推波助澜。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由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较之东部地区相对落后和闭塞,金融市场也较为落后,上市公司基本面临着必须十月怀胎,以一年一个的脚步迈入资本市场的大门。截至2013年9月底,云南省共上市企业28家,其中有三家被作为“退市风险警示”处理。虽然绿大地于2014年3月已成功摘帽,但是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历经两次带帽和摘帽的情形,企业的运营情况并不稳定。此外,云南上市企业多分布在有色金属等传统行业,主要依赖于本地自有资源,针对国家大力扶持的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的涉足较少。较之于东部沿海地带,云南上市公司数量很少,发展规模也不大,资本积累的总量和速度均很滞后,严重束缚了云南本省经济发展的步伐。对云南省上市企业绩效进行分析评价,不仅可以帮助其发现相关问题,还可以为有着强烈意愿进入资本市场并进行着相应准备的云南其他企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帮助它们不断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等,由此带动企业的不断发展,这无疑对云南本省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特别是发改委于2013年1月正式发布的有关云南省桥头堡总体规划战略后,机遇与挑战并存,走出去战略将是云南省上市公司未来时间里必须思考并加以践行的一个重要发展路径,由此上市公司深刻、系统地认识自身的绩效情况更显必要。 　　本文在对国内外的企业绩效评价理论进行了分析比较后,借助SPSS20.0统计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和Q型系统聚类法从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以及风险水平六个方面的18指标对27家云南省上市公司绩效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希望借此可以为企业经营者、政府部门、投资者以及有其他企业管理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最后,对整个实证过程进行总结,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给出了相关建议,并对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予以说明。
从文化翻译看华语电影文化信息翻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化交流不断的扩大和深入。电影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文化和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华语电影也正因为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因此,华语电影在“走出去”的策略下,其字幕英译就显得尤为重要,也随之受到翻译界的强烈关注和重视。就外国观众而言,最难理解的是华语电影中的文化信息;就译者而言,最难传递给外国观众的也是文化信息的意义,所以,文化信息的翻译是华语电影英译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近几十年来,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已成为语言学家和翻译研究者探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众多的研究中,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最为著名。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实质上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实践应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并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的提出,标志着翻译研究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对翻译实践,尤其是文化信息的翻译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选取参加奥斯卡金像奖评选的几部华语影片作为研究对象,以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为理论指导,探讨华语电影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和传递。根据文化翻译观,文化信息可分成三个层次:表层文化(物质文化)、中层文化(制度习俗文化)和深层文化(心理文化)。基于此,本文从中西方的制度习俗,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华语电影中不同层次的文化信息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目的在于处理好两种语言所承载的不同文化信息,从而使译文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