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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资本的流动中,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br> 作为新兴市场的突出代表,中国的海外投资不断发展,目前己经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几乎覆盖了各个产业。<br> 目前,中国企业的投资目的地首选东亚和东南亚,其次是北美洲和西欧地区。然而,在后危机时代,西欧北美的经济发展疲软,投资环境恶化,中国高度依赖传统欧美市场的风险已经显现。因此,中国应该实施多元化的投资战略,把拉丁美洲、东欧地区和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纳入到中国的发展战略中。<br> 本文基于国家投资指数指标体系,从投资收益、投资风险和流动性三个方面,考察以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为东道国的中国海外投资。站在微观投资者的角度,比较这些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优势,为中国的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同时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br> 研究显示,三国优势各不相同,如果企业偏好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市场和项目方面的因素,尽量规避国家转移与支付风险,可以考虑在俄罗斯投资;如果企业偏好生产要素方面的吸引力,并意在规避政治和经济风险,可以考虑在巴西投资;如果企业对收益和风险因素不敏感,注重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可以考虑在南非投资。
在世界经济的重大转折中,对外直接投资也发生了许多格局性变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进行对外投资,在我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海外并购已经成为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模式。目前,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在其对外投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具有相当规模的金融支持体系,作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需要探索推动这一金融体系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以新的金融制度框架保证该体系的可持续发展。<br> 本文在分析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的基础上,运用金融发展理论,扩大了对支持对外直接投资金融体系的研究范围,摆脱了以传统的机构观点审视该金融体系的束缚,而以功能观点重新定位,辨别和扩充这一金融体系的市场主体。因此,本文认为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体系是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协调发展产生出的一种金融形态,在此金融支持体系的框架内,不同的金融中介机构、各种金融市场都是实现特定金融基本功能的载体。在这个体系框架内,不仅有相关的政策性银行,还有相关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这是一个金融功能的竞争性配置导致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和成长的过程,它要求以金融重构的视角研究金融支持体系,以金融多元化战略优化这一金融体系的结构,从而需要通过补充商业性市场主体和市场化运作等方式实现其结构优化,进而推动金融支持体系更加科学化、制度化,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沿着这一思路探讨政策性银行、创业投资基金、收购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开发性金融体系市场主体在支持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功能作用,分析其在全球市场条件下金融业务互动的可行性。在后危机时代,作为商业性市场主体的股权投资基金(PE)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以并购方式逐步介入产业资本的运营领地,进一步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多元化倾向。<br> 本文重点研究了股权投资基金在支持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功能和运作模式。股权投资基金的支持模式是以资本为纽带,与企业建立更稳固、更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这一模式力求使得股权投资基金与受资企业成为中外经济合作领域中的主导力量,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创新工具,其主要功能正在逐渐演化为并购基金。股权投资基金作为参与跨国并购的新兴主体,已经在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股权投资基金的支持模式是为实现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目标,增强“走出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投融资形式,它是与一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只有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和竞争,进而实现协调发展,才能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具有更强的功能和更高的效率。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正在促进着金融业的发展。
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经济与贸易获得腾飞式发展。继2009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在进出口贸易取得连连硕果的同时,中国也频频卷入国际贸易摩擦。我国在国际贸易领域实力不断增强,此时,反观中国在国际资本舞台的表现,虽然愈发活跃,但仍有巨大潜力待发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外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可谓翘楚,外资的源源流入也促进了经济社会生产力提升;对外投资方面,近10年随着中国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加上中央“走出去”政策的鼓励,我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步伐也突飞猛进。<br> 然而,靓丽表现之后,在世界经济从危机中缓缓复苏的背景下,中国亟需重新调整经济结构,与国际法律法规接轨,参与乃至产生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影响。这些方方面面的要求和不足,需要我们针对各个领域做科学的思考分析。本文从中国与欧盟间资本流动的研究为出发点,希望找到双边投资协定这一法律规制对资本流动的刺激/制约效果。<br> 为了研究这一对关系,本文实证部分使用中国同欧盟各国间2004-2012年间FDI数据作为因变量,对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与欧盟间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希望藉此对中国刚开始与欧盟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略作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许多经济主体通过跨国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这些经济活动在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组织运作所产生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全球化,社会责任问题也开始逐渐被众多国家和组织所关注。随着社会责任实践的深入发展,一些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各类倡议和标准,并以此来呼吁和鼓励跨国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促成企业及其利益相关方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当前,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已经成为评价企业综合绩效的重要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在帮助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海外投资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一些涉及环境、员工等社会责任相关问题也曝露出来,受到了国际社会所施加的压力,对企业声誉甚至国家形象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br> 本文力图从对外投资和社会责任理论出发,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倡议和实践,透过具体案例,分析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和做法、面临的问题,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增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文章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对外投资和社会责任理论的相关理论,为文章后续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重点介绍国际社会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倡议和实践,包括重要国际组织的倡议、发达国家的要求以及跨国公司的行为实践;第四部分重点研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包括面临的问题、现有实践、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等,并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展开分析,以明确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后续政策建议做准备;在第五部分中,结合前面四部分的分析,对中国社会责任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社会责任的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区”战略和“走出去”战略同为近年来中国提出的国家战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究竟怎么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中国企业应该怎么应对,已经成为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br> 对于FTA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本文归纳出三大影响机制:FTA投资条款的直接影响机制、静态影响机制和动态影响机制。投资条款对中国企业FDI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对于静态影响机制本文从中国处于特定FTA区域内部和区域外部两个视角出发来考察FTA对中国企业不同动机和类型FDI的影响。动态影响是长期的和动态的,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加剧效应、经济增长效应、环境改善效应等四个方面。<br>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做了实证分析,建立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吸引力矩阵模型。该模型以样本国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个数为横轴,以各国的营商环境排名为纵轴,根据各国落入的区域,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佳区位选择。最后,在此基础上本文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政府洽商FTA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在国际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较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以签署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为代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推进。中国积极参与到区域贸易协作过程中,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中国-东盟全面紧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CAFTA)、《中国-香港关于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安排》(以下简称CEPA)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ECFA)等主要FTA协议。东盟、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家,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贸关系发展,提升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打造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br> 本文对中国与东盟、内地与香港、大陆与台湾地区自签署双边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来的经贸关系发展现状,分析经济一体化合作协议对双边经贸的促进作用。主要分析了自协议签署以来到2012年的相关进出口贸易额数据,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等数据,以及双边贸易额在中国整体贸易额所占的比重等相关数据,以期对中国与周边地区国家的货物贸易发展现状有一个整体的认识。<br> 在对贸易额发展变化的分析基础上,本文通过对FTA相关原产地证书发放数量以及涉及贸易额相关数据,来获得中国对FTA的利用率现状。关于中国与东盟的FTA利用率,主要用到CAFTA原产地证书出口贸易额在中国对东盟出口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关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的FTA利用率,主要用到香港工业贸易署签发的申领CEPA原产地证书数据,测度中国企业在进口贸易过程中对CEPA的FTA利用率数据。关于大陆与台湾的地区的FTA利用率,由于ECFA相关数据较少,本文主要分析了2011年以来的相关数据。<br> 本文通过对FTA利用率的测度,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分析影响中国企业对FTA利用率的因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影响FTA利用率的主要原因包括企业对FTA的认知程度、FTA申领的实际操作流程、中国的对外贸易产业结构等因素。最后,针对本文的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提高企业对FTA的认知程度,完善FTA原产地证书的申领程序和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等相关政策建议。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是指在2010年6月29日由海基会和海协会领导人签订的合作协议。协议按程度分为早期收获清单和全面开放。早期收获清单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该清单规定,大陆对539项原产于台湾的产品实施降关税政策,台湾则对267项原产于大陆的产品实施降关税政策,列入该清单的合计800多项产品在3年之内实现零关税。ECFA的签订是两岸经贸合作的重大探索,随着时间推移对两岸经济产生的影响正逐渐显现。<br> 本研究运用文献分析法与比较研究法等分析方法,检视ECFA自2011年签署至2013年在早收清单方面的执行绩效,并探讨ECFA早期收获清单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为何。本研究的目的在于:1.探讨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起源、内容与影响。2.检视 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执行情况。3.研究如何降低冲击、提升产业竞争力,并藉由签订ECFA的契机,进而取得世界贸易舞台。4.评析两岸经贸发展未来趋势,并针对个别产业在两岸未来的经贸往来中,如何能更加深化合作关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5.总结并提出ECFA框架下两岸经贸合作的未来展望。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和加深,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企业兼并也成为一种潮流和必要的趋势。伴随当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及市场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各国竞争的加剧,跨国并购活动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第五次企业并购的大浪潮。对中国企业而言,跨国并购面临着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双重差异的影响和挑战。<br> 持续多年的跨国公司并购浪潮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跨国并购改变了世界产业发展格局。进入新世纪以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大型企业正在国际化,而且发展势头迅猛。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一百亿美元,通过并购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50%。中国网通、中海油、中石油纷纷在2005年“走出去”,拉动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跨国并购时代。然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遭遇重重障碍,相对于欧美国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市场特点和国家经济环境固有的差异,主要问题在于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备,产业和行业分布不合理,并购的支付手段和融资手段单一以及地域分布局限性大,不利于我国企业技术和产品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br> 本文致力于对中国跨国并购真实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探索,运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中外企业并购绩效、特征差异的情况。针对现实生活中主并国与受并国的各自优势不同,在一般规模的基础上分离开并购双方的传统比较优势(即成本优势)与品牌优势,并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其对跨国并购的发生方向的影响。跨国并购的经济学分析拟建立在古诺模型及其产品差异化变体的基础上,利用动态谈判博弈简要分析和预测并购双方的利润分配的影响因素及其对于并购可能性的影响,并且将分析运用到中国的现实当中,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是否应注重品牌培育,同时按照市场形态慎重选择“走出去”还是“引进来”的战略提出自己的建议,以谋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对中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下进行跨国企业并购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2004年中国对外资零售商实施全面开发,此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巨头开始疯狂开拓中国市场,对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带来挑战;近几年,我国零售企业遭遇国内电商的强力冲击,传统零售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具备有利条件的前提下,我国零售业是否该主动出击,实施“走出去”战略,如何进行跨国经营,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本文开始对中国零售业国际化进行探讨。<br> 首先,本文从发展状况、主要问题、发展趋势三方面分析中国零售业的现状,让读者对我国零售业的现状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本文分析了我国零售业国际化的动因,认为内、外因中有诸多有利条件支持我国零售业“走出去”;接着,本文开始探讨我国零售业跨国经营的模式,分别从市场选择、进入方式、业态选择、公司战略四个方面入手;然后,本文对我国零售业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苏宁公司做了一个案例分析,并且做了一个简易的实证研究;最后,本文对推进我国零售业国际化,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几点建议。
中国和南非虽是处于不同大洲,社会经济文化业有诸多不同,但是两国都属于“金砖国家”,发展迅速,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水平类似,且都有不断发展的趋势,所以两国在发展服务贸易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相互借鉴。<br> 本文首先回顾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文献,既总结归纳了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对竞争指标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了梳理。接着本文计算了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指标,对比分析了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发现两国服务贸易整体水平较低,拥有竞争优势的部门主要集中于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但两国在某些高端服务贸易领域,也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最后本文根据“钻石模型”,并借鉴了已有的实证研究模型基础上,分别对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两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受不同的因素影响,而且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不明显,而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程度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依次减弱。而南非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程度和人力资本对南非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正面的促进作。综合之前的分析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的服务贸易市场开放程度较低,服务贸易集中于低端服务贸易,而海外投资又着重开拓东道国市场所致。<br> 中国和南非在服务贸易领域可以相互借鉴,综合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若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加大中国的开放程度直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同时,还要加快培养专业的服务贸易人才,以不断优化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最后,建议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海外投资,利用国外的投资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中俄两国作为相邻大国,两国不论是在国际舞台上还是在区域合作上都有着紧密的协作,双方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尽管近年来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两国贸易额也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起点较低,两国的贸易规模并不算大,可以说两国的经贸合作远远落后于政治合作,两国贸易无论是在贸易总额上还是在贸易商品的广度上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br> 随着中俄贸易的发展,关于两国贸易商品结构的研究也逐步受到人们关注。一国的贸易商品结构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特点、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俄两国在贸易商品结构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应该调整两国的贸易政策,优化两国贸易商品结构,促进两国的贸易往来,这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br> 本论文对中俄贸易商品结构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介绍了研究目的和意义、回顾相关文献、分析研究现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以及不足。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二、三、四、五章,从两国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特点、结构指数分析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对中俄贸易商品结构进行分析,总结中俄贸易商品结构特点,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章,研究了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流量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及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实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对外投资主体、投资分布及投资方式都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点,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以往关于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多在于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较晚,已有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空间。<br> 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实践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案例,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阶段分析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其次,结合了相关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原理、动因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验证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关系。在论文的写作中,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年鉴检索、文献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模型等方法收集分析数据。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1章导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综述、本文所涉及的概念以及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部分即第2章,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现状、阶段进程和特点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第三部分即第3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原理进行了分析,包括理论基础和特点、传导路径以及所面临的潜在问题;第四部分即第4章,结合我国1990-2012年的实际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益进行实证分析,根据检验结果,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第五部分即第5章,总结本文研究的成果,给出相关政策建议。<br>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我国研发支出和专利授权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对外直接投资相较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更为明显的技术促进作用。并基于上述研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完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督和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加强研发投入及人才培养;企业自身完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身管理制度。最后提出了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的改进方向。
在30多年来的经贸往来中,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关系逐步加深,两岸间的投资、贸易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贸易和投资陷入了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困境。虽然两岸各自的对外贸易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同时,这也为两岸携手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本文首先在文献综述中回顾了两岸学者对于两岸经贸合作研究的现状,发现两岸学者对两岸经贸关系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两岸之间的贸易和相互的投资,而本文试图从两岸携手“走出去”这一全新的角度开展探索式的研究,目的在于为深化、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提供一种思路和建议。本文第二章从提高国家竞争力及全球战略角度来分析两岸联手“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章以两岸现有的企业合作为案例分析了两岸海外合作存在的问题;第四章分别从大陆、台湾及海外市场三个角度分析两岸重点合作的领域,包括农业、光伏产业、石油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并分析这些领域在海外市场进行合作的空间及可能性;第五章提出了两岸进行海外合作的思路和建议;最后一章作为结语,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提出了写作存在的不足、障碍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国民经济的升级和投资自由化趋势的增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服务业跨国公司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在中国重返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心也逐渐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变,对中国服务企业而言,选择何种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已经成为影响其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因素,因此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对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本文以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为中心,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的类型、特征、影响因素等内容进行详细的梳理。再结合中国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实践,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影响中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内在规律,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兴起的机遇,实现中国经济的又一次腾飞。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很多美国公司的市值降低,对于希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遇,我国企业将有机会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近年来,的确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试着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在美国进行直接投资,但是几乎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美国并购失败,或者在并购过程中遇到强大的阻碍。<br> 本文主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我国企业赴美并购投资的风险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首先从跨国并购的理论概述出发,介绍了我国企业对美并购投资的发展历程。然后根据美国特殊的市场环境,详细介绍美国反垄断调查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及对中国企业并购投资的影响。重点将并购风险分为交易风险、目标公司风险、所有权风险和战略风险,并且指出通过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来将并购交易中的各类风险最小化。最后在对华为收购3com和吉利收购沃尔沃两个案例的分析中,总结并购交易进程中最小化风险的具体做法,为企业赴美并购投资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