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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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研究

目前,海外并购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海外并购的不断壮大不仅顺应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国内趋势,同时也逐渐改变着中国国际投资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已经走过二十多个年头,从开始的零星并购开始走向世界,走上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并购之路。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对海外并购政策上的支持,企业资产缩水导致并购成本降低,这些条件为我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海外并购的法律法规,为中国企业的并购提供了巨大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因此在全球并购趋势放缓的情况下,我国的海外并购却呈现一片繁荣景象。 　　中国海外并购在金融危机之后,其并购的动因与并购行业都发生了转变,逐渐呈现多元化、理性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界,对2002-2007和2008-2013两个时间段内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并购主体、并购地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重点对当下并购活跃的互联网行业和金融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金融危机前后的对比以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并购动因对比,深刻认识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为今后在国际市场上更好的做大做强提供借鉴意义。
对国有跨国公司规制问题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跨国公司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外资来源备受国际瞩目。虽然他们不到跨国公司总数的1％,但却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对外直接投资呈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那些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国有跨国公司。 　　国有跨国公司在政治、社会、文化和收入再分配等方面有多重目标,许多国有企业出于追求公共政策目标而创建。在资本构成、企业使命、管理方式和战略目标等方面,国有跨国公司不同于一般跨国公司,政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施加影响,如监管、公共补贴、产业政策和直接股权参与等等。因此,伴随着国有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一些社会问题也应运而生,包括不公平竞争、股东间关系紧张、透明度和披露程度不够等,这些都是引发国际社会对国有跨国公司加强规制的诱因。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归纳分析法和样本分析法,将国有跨国公司与一般跨国公司进行对比,全面深刻剖析国有跨国公司的双重属性,归纳整理了现有的针对国有跨国公司不平等竞争行为的各种规制措施,旨在为国有跨国公司的规制从东道国、母国和国际社会三个角度提供可操作性建议,并结合中国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和国内外环境,为中国国有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政策建议。 　　虽然现有的相关国际管理框架还不够完善,在国际市场上实现竞争中立是一个巨大挑战,但世界各国和国际机构开始加强完善并建立有效的合作体系,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寻求规范国有企业跨国经营行为的方法和途径。中国国有企业也会在这个框架下,在遵守公平竞争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加快国际化进程。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及防范措施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通过直接、间接投资等方式走出去。在中国企业走出的过程当中,并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投资方式,同其他投资方式相比,并购具有节省基于绿地投资而给企业带来的巨大前期成本等优势,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重视和使用。然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并非一帆风顺,会遇到各种有关资金、技术、文化、政治等问题和障碍。海外并购风险的多样化、复杂性使许多中国企业并购活动失败,陷入停工,破产等窘境。因此,正确识别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各种风险,同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将风险最小化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一方面系统地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并购风险的理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的分阶段总结,在充分的理论基础和事实基础上为后文的并购风险分析做铺垫。另一方面,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将并购的理论和通过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事实总结出来的风险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当中进行分析,从而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分析具体海外并购风险,以企业的视角探寻防范并购风险的具体措施。通过理论-现状-案例-总结的思路和模式,全面分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及防范措施,对于企业具有现实和针对性的指导意义。
我国民营企业联合跨国并购战略探析

民营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近几年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扩大,我国的民营企业开始加快“走出去”的步伐,选择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但由于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资本实力、国际化经营经验、人才素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其在跨国并购一直面临较大的瓶颈。 　　为解决民营企业独自跨国并购面临的各种瓶颈,本文将竞争合作理论、战略联盟理论引入到跨国并购的研究之中,提出联合跨国并购这一概念,分析联合跨国并购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跨国并购难的问题,研究民营企业实行联合跨国并购的优势,探索民营企业可用的联合方式,并阐述了民营企业采用联合并购方式进行跨国并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提出民营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应注意的事项,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对联合跨国并购可以带来的实际效益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民营企业采用联合跨国并购主要有以下优势:可以增强企业并购竞争力、帮助企业有效选择中介机构并合理做出并购决策、解决企业融资困难问题、有利于企业跨国人才的成长、更好的进行企业并购整合。在联合模式上,民营企业可以与PE等金融机构联合、与国有企业联合、与外资企业联合、与其他民营企业联合。基于研究成果,本文从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对民营企业实施联合跨国并购提出建议,从而为民营企业联合跨国并购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法。
安哥拉商务环境研究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陆续进入安哥拉市场,然而企业对于安哥拉的商务环境知之甚少,这不仅增加了企业进入该国的风险和未知性,也给中安经贸合作蒙上了阴影,因此,对安哥拉商务环境的研究势在必行。 　　安哥拉正处于战后重建时期,引进外资的意愿强烈。该国的宏观商务环境好坏掺半,政治日趋稳定、经济基础淡薄、社会条件不佳、科技基础落后、自然资源丰富、法律体系过严;而微观商务环境亟待改善,商务活动中普遍存在办事效率不高、违约风险过大、行业政策不合理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该国商务活动的开展,对当地吸引外资的能力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 　　虽然如此,中安两国的经济合作仍有巨大空间。双方拥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在能源、科技、自然资源以及基础建设等方面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应利用在石油业、建筑业、农业、渔业等领域具有的比较优势,抓住机遇进入安哥拉市场,在该国复杂的商务环境中趋利避害,寻求可持续的发展。
社会责任风险对于我国银行项目融资决策的影响-利益相关方理论视角

利益相关方理论认为,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依赖于很多个人和团体。公司需要根据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力诉求进行利益相关方管理,而不单单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公司和某些利益相关方之间虽然不存在明确的合同关系,但是公司的持续发展却不能违背其中所包含的隐性契约。这就使得公司无法忽略社会环境责任,社会环境责任也不单单是政府的职责。 　　社会责任运动的呼声使得金融机构开始意识到自身对于整个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金融机构也开始制定金融行业内的社会环境准则,并且在贷款发放审批过程中加大了对社会环境风险的审查。我国银行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关注国际上金融机构制定的社会环境责任准则。其中《赤道原则》的影响最为广泛,虽然只是自愿承诺,不具有强制性。但是也代表了银行未来项目融资中社会环境责任评估的发展方向。 　　我国银行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国际社会对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关注使得我国银行对海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时,饱受争议。有些项目甚至遭到当地居民强烈抵制而以失败告终。其中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也不排除其他国家对于我国海外项目融资所施加的压力。但是客观而言,主要集中于项目对于人权的侵犯、环境的污染、当地居民的影响以及工人用工最低保障的问题。虽然银行并不是这些项目的直接实施方,但是由于银行对项目背后提供资金支持,使得银行饱受压力。我国银行需要在对客户授信时,对其中包含的社会环境责任风险进行评估。这样的评估过程也是对项目外部性风险进行内化的过程。 　　我国银行对于社会环境责任的关注也不单单是源于利益相关方的外部压力。银行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保证所融资项目在长期能够提供稳定的回报率。用价值投资的眼光来看,银行不能仅仅关注短期利益,需要对那些有利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通过信贷结构的调整,限制那些不利于社会环境项目的发展。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银行和社会环境的持续发展。本文在利益相关方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五大商业银行2008年到2012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绿色信贷”的信息披露程度,以及报告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走出去”策略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知识资源的迅猛增长,服务业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服务业内部出现了许多完全以知识为依托的行业即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KIBS)。这些以知识密集为特征的新兴服务业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一个国家知识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支柱产业,并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其国际化战略也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全球服务业出现新的转型、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明显滞后,整个产业的运行、管理及创新模式等都不够成熟,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都存在重大障碍,同时又面临着加入WTO后更加开放和激烈的竞争。因此,研究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策略选择有着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产生与发展做了简要概述,并对自其产生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综述,由于国际上并没有统一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定义和分类,因此本文在展开研究之前先对其进行了定义和分类。第二章以文献综述的形式,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特别是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国际化及发展模式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了重点分析。第三章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总结了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点及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第四章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走出去”的主要策略选择:新建投资、跨国并购和国际外包进行对比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讨论我国企业如何对“走出去”的这两种策略进行选择。最后就研究结果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提出了一些对策及建议。
我国电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研究

近年来,全球许多国家先后进行了电力制度改革,开放了本国电力市场,为国际电力集团跨国投资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巨大空间。中国国内,自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发电和输电网分开后,五大发电企业在有限的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在中央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下,我国主要的五大电力企业、两大电网企业以及两家电辅集团争相走出国门寻求海外盈利增长点。然而,电力产业的资本密集属性,投资的不可逆性,东道国地质环境、环保要求及电力法规条例,水电项目需要大量征地和移民安置涉及到的东道国文化宗教差异等问题,决定了海外电力投资,特别是发电产业的绿地投资,比电力企业的海外并购以及其它产业的对外投资更加复杂和高风险。分析近期报道的不同行业的对外投资的失败案例,绝大多数原因为前期调研疏忽而导致缺乏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客观认识与充分的准备。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规避投资建设及运营中可能发生的各类风险,提高我国电力企业海外投资的资产回报率,研究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便对后续海外投资提供指导很有必要。 　　本文首先分别介绍了我国电力企业“走出去”参与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内外背景以及目前的海外投资规模;接着介绍了在全球的主要投资目标地区东南亚、拉美、澳洲、欧盟等地区的投资概况、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及能源政策。之后,借鉴国际直接投资理论ESP范式,在经济环境、体制环境及政策环境三方面选取了可能影响我国电力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如货柜码头吞吐量、东道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待外资态度、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及电力市场容量等。搜集能较好代表这些因素的具体指标,分析这些因素对我国电力企业在不同地区直接投资额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可知,截止到目前,我国电力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我国同东道国地区的海关进出口总额显著相关,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增速显著相关,与东道国和我国的地理距离有弱相关性,还与我国电力企业各异的海外投资战略显著相关。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不仅仅受限于理论上的经济因素,还与企业自身的经营战略和全球布局紧密相关,是本文较为新颖的一个结论。然而,由于我国电力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时间较晚、规模还很小,因而其海外投资区位选择问题仍需继续关注和研究。最后,从国家层面、电力行业协会层面以及我国电力企业自身层面对我国电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提出了多方位的建议。
跨国餐饮企业在华本土化战略研究——以百胜餐饮集团为例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门户的逐步对外开放,众多跨国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了众多跨国企业收入及利润的最主要来源。然而,由于中西方的社会文化差异较大,从决策到研发,再到销售,跨国巨头们越来越认识到“本土化”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跨国餐饮企业更是把本土化战略当成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研究跨国企业,尤其跨国餐饮企业本土化战略具有非常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国家大力推进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跨国餐饮企业的本土化战略对中国餐饮企业“走出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本文主要针对跨国餐饮企业的本土化战略进行研究,首先,从要素配置、文化差异以及市场需求三个角度对其本土化动因进行了分析。其次,主要围绕百胜餐饮集团这样一个具有绝对代表性的、带有传奇色彩的跨国餐饮企业进行本土化战略环境分析以及具体战略实施的研究。环境分析中,采用了PEST模型以及企业资源能力分析,有助于从内外部环境了解百胜集团采取本土化战略的优劣势。本文从采购、产品、营销、经营、人员、文化等多个维度解析百胜集团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具体实施。其中,在文化本土化中,本文采用了霍夫斯塔德的“洋葱模型”,非常具有创新意义。最后,本文采用钻石模型对我国餐饮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并结合百胜集团本土化战略成功经验,对我国餐饮企业本土经营和“走出去”提供了一些建议。
哈尔滨市地方税务局国际税收发展对策研究

随着“世界地球村”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资本的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呈现愈来愈活跃的发展态势。作为综合实力排名世界第六的中国为了适应这一趋势发展变化,也在不断地加大“引进来”和“走出去”实施步伐,国际税收环境随之改变,国际税收的意义空前提升。最近几年,被誉为是亚欧大陆桥上的一颗明珠的哈尔滨市,在东北亚的中心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首个空中走廊和亚欧大陆桥的关键枢纽。因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国际税收业务日趋明显增多,国际税收收入也逐年明显上升。然而,由于哈尔滨市地方税务局在国际税收工作方面起步较晚,管理上而言相对经验不足,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面对日益增长的国际税收业务量,难以有效应对。2012年中、俄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两国双边贸易额2015年前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前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哈尔滨市作为中俄贸易的“桥头堡”,哈尔滨市政府提出服务产业项目大招商和“把哈尔滨打造成为全国对俄经贸的先行区、先导区和示范区”的发展战略,作为实施跨境税源管理的哈尔滨市地税局的国际税收工作,如何改变现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怎样充分发挥税收组织财政收入、调控宏观经济、参与及调节社会分配、促进企业平等竞争、维护国家权益、实行国家管理和监督各项经济活动的职能作用?这些已成为哈地税部门国际税收管理工作人员首要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论文笔者首先就国内外国际税收发展现状进行了陈述,总结了哈尔滨市近十年经济发展和哈尔滨市地税系统国际税收工作概况,针对哈地税国际税收工作特点和现状,指出其目前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剖析。然后,运用自己两年多来学习EMBA相关管理理论和经济知识,结合自己长期分管哈尔滨市地方税务局国际税收工作的经验,对我市地税局国际税收工作今后的总体工作思路、具体工作目标以及可行性和为实现国际税收工作发展目标所要采取的保障措施提出了个人见解。
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的影响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欧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欧的经贸合作更上一层楼。然而,2010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却为中欧经贸合作蒙上了阴影。欧债问题仍然存在并持续的恶化,规模也远大于先前,尤其是自2004年以来,欧盟经济体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可想而知,欧债危机的冲击不可避免的会波及到中欧的经贸合作,影响中欧经济的发展。 　　本文采用了历史法、文献法等相关的理论研究方法,探讨了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的影响。从欧债危机的内涵、成因及历史演进出发,研究历史,分析现在,探究出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的影响及启示。首先,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方面,包括出口欧盟的规模、产品、市场等都受到了较大冲击;欧债危机爆发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反补贴税、反倾销税及新型的碳关税等都对中欧经贸合作正常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次,在中国债务风险管理方面,欧债危机致使中国政府举债规模大幅上升、经济发展不均衡等负面影响;比较欧洲与中国在债务风险管理方面的异同;及中国应对债务风险的相关策略,包括发挥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完善国家外债的监测预警体系,制定本外币外债统一监管政策,完善支付结汇制度,改革“投注差”指标管理模式等。最后,在中国对欧盟投资方面,首先阐述了中国对欧盟投资的基本现状,包括投资总体规模较小,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呈多元化,投资地域集中在欧盟核心国家,投资领域集中在制造业、金融业、租赁业和服务业等;分析了中国对欧盟国家投资的内外部环境,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投资中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已步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中国对欧盟投资的环境有所改善等;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及欧盟国家层面上分别阐述了我国应该如何扩大对欧盟的投资。 　　在分析了欧债危机对中欧经贸合作产生的影响基础上,针对中欧经贸合作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本文也提出了相关的应对措施,包括不断深化中欧双方经贸合作;积极应对经贸摩擦;高效应对欧元贬值带来的冲击;快速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大力推动中欧科技合作等。
民间主体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常态机制研究

国家综合国力主要体现在以经济、军事和科技为代表的硬实力和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硬实力得到显著提升,而软实力却比较落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作为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现阶段,我国的文化走出去其传播主体还是以官方为重,而民间主体作为文化传播过程中最基层也最广泛的力量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以民间主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构建一个民间主体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常态机制。 　　首先,通过分析中国昆曲和韩国《江南Style》两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走出去方式的异同,探讨民间主体如何参与到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以及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两者的对比中找到影响民间主体助推文化走出去的主要因素。 　　其次,对文化走出去成功案例中的民间力量进行分析,概括出中国民间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他们作为文化走出去的传播者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最后,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依据,从受众角度分析文化以何种形式、何种渠道进行对外传播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以此为基础,从良好文化传播环境的创建、国民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升、以网络为主的文化传播平台的搭建以及激励和引导监督机制的设立四个方面入手,构建民间主体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常态机制,并对机制的可行性进行分析。
面向银行网络的VPN安全控制方案研究

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较少,国际地位相对提高,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实现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业务发展,科技先行,如何实现银行数据安全、保密的跨区域传输交互成为银行科技工作者关注的重点。目前,银行跨国机构使用的国际专线以及ISDN/PSTN线路,需经过多个国家、多家电路运营商、甚至国际海缆;若银行数据传输过程中途出现被复制、窃听、篡改等等恶意网络行为,用户信息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将会面临巨大的危险。现今的网络环境中IPSec VPN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它的安全性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本文首先综述了IPSec VPN技术理论,提出了IPSec VPN技术在银行网络数据传输领域的应用必要性,后通过具体分析 IPSec VPN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和部署方式。研究分析了 IPSec VPN的加密算法,通过实验选择适合本文设计方案的加密算法。并模拟搭建银行专线接入网的具体架构,结合上述加密算法,将VPN技术应用到仿真环境作比对测试,进一步探讨了IPSec VPN技术在该使用环境的具体效果。 　　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在于: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利用 IPSec VPN技术加强跨国银行数据安全传输的网络基础架构,实现在不增加网络架构复杂性的基础上,提高了跨国银行接入网络的安全性的目的。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日渐加深,我国在关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开始越来越鼓励企业走出去。目前,学者们多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母国的经济影响,而以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对象的研究较少。本文将重点探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首先阐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演进,总结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探讨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及测度方法,初步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并参考国外经典模型和我国实际情况,设置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自变量,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为其他自变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指标为因变量以构建面板模型。其次,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计算我国29个省区2003-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实证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每提高1％,技术进步水平将上涨0.0361%,纯技术效率将下降0.0218%,规模效率将下降0.0136%,东、中、西部地区所得结果与全国数据类似;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显著正相关;东、中、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比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分别为显著正相关、不显著和显著负相关,西部地区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比重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规模效率显著正相关。此结论对政府投资促进政策和政府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基于结构与实例的产品名汉英翻译技术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巨大,并且增长迅猛。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加深,我国每年有大量新旧产品远销海外。因此产品名称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产品名称与传统命名实体存在一些区别,不能简单的使用传统的命名实体翻译方法来翻译产品名称。为了提高翻译的准确率,本文分析了产品名称的结构特点,并且结合现有的其它机器翻译技术,提出专门针对产品名称的一套翻译方案。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结合产品名称和企业名称的结构特点对产品名称中的品牌名称进行挖掘。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挖掘算法,得到了数量较多并且精度较高的品牌名称。品牌名称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2)提出一种基于CRF的品牌名称识别方法,利用挖掘出的品牌名称和已有的产品名称标注语料,得到了精度较高的CRF模型。从而弥补产品名称中品牌名称的划分错误,进而改进分词结果,提高翻译质量。 　　(3)利用基于统计的词对齐技术从双语平行语料中获取统计词典,从双语产品名对中获取翻译模板。通过统计词典实现了对知识库之外的词单元的翻译、通过翻译模板实现了知识库之外的产品属性和核心词的翻译顺序的调整,使得翻译结果更容易让人理解。从而实现了对产品名称的初步翻译。 　　(4)提出了一种快速有效的产品名称分类方法。将产品名称划分为几百个类,这样在基本不减少细化模板数量的前提下,大大提高了模板细化的性能。结果显示,分类结果和准确率基本满足了本系统的需求。 　　(5)在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技术,利用双语产品名对进行了模板细化,模板细化对于翻译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