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再论汉语成语英译——以《围城》成语英译为例

在救亡图存时代,中国翻译流动的主流方向是外汉翻译。外汉翻译为重塑中国文化自我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文化他者,尤其是西方文化他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超越“西方文化引进来”,成为中国民族复兴时代的主流,汉外翻译必将取代外汉翻译形成新的主要翻译流动方向。正如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所揭示的那样,翻译还不是一项全人类共享的人文主义事业,民族复兴时代的中国汉外翻译必然有不同于救亡图存时代中国外汉翻译的新诉求。 　　民族复兴时代中国翻译的主流方向是汉外翻译,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更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乘坐中国文化的翅膀飞翔。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汉外翻译实际上是翻译中国文化,从而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汉语成语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直接反应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其翻译质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至关重要。因此,汉语成语英译的再探索就成为必要。 　　既然是对汉语成语英译的再探索,既有的汉语成语英译探索就是本论文的起点。通过文献综述,既有的汉语成语英译技巧包括直译、意译、直意结合和死译,既有的汉语成语英译文化策略包括归化和异化。显然,既有的汉语成语英译技巧多元并立,既有的汉语成语英译文化策略二元对立。译者该如何在多元技巧和二元对立的文化策略间选择?学者们对此研究甚少。理论盲点必然带来盲目实践。 　　译者在处理《围城》中汉语成语英译时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技巧和文化策略。译者的选择是理论自觉的选择还是天赋自发的选择,论者对译者“黑匣子”内部的活动不得而知。但其翻译产品,即《围城》英译本中成语翻译的充分性是可以进行分析的。从译本中选出的汉语成语翻译来看,无论译者做何种技巧选择与文化策略选择,其大多数翻译在传达中国文化方面尚不太充分。《围城》中汉语成语英译之不足也给理论探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在多元技巧和二元对立文化策略中要有理性的选择,才能更好地传达原滋原味的汉语文化。 　　在既有理论及其实践检验基础上,论者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汉语成语翻译的异化翻译策略及直译加解释翻译技巧。如果上述文化策略和技巧让译文晦涩难懂,达不到传播中国文化之目的,译者再退而求其次,采用归化策略和意译技巧。毕竟,文化是在文字和意义的有机组合中,形神兼备地翻译汉语成语是最佳选择,当形神不可兼得时,唯有选择“神”而放弃“形”,因为挑战读者认知能力的翻译难以达到传播中国文化之目的。 　　最后,笔者在理论指导下重译了《围城》中的部分汉语成语,读者可以在对比阅读中做出汉语成语翻译优劣之评判。
我国跨国公司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给人的感觉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尽管从政治版图上看国与国之间的界限仍旧是十分清楚,但经济版图早已交织在一起,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正在愈演愈烈。 　　我国在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经济上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为紧密,对外贸易也更加频繁。在外国的跨国公司进驻中国的同时,我国本土的跨国公司也在积极地走出去,比如,海尔、联想、中兴等等一大批企业出现在国际市场,与他们同台竞争。我国跨国公司要外派员工到海外子公司,同时公司内部也会有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员工。无论是派往他国的员工还是招进来的外籍员工都会遇到文化差异的问题。如果员工无法很好地适应这种差异,将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效率和热情,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 　　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探讨的就是如何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从而帮助企业更好地整合人力资源,稳定高效地开展经营活动。 　　本文先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切入,回顾了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接着对中国跨国公司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分析。分析从我国文化特点和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历史入手,进而发现了我国跨国公司在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最后以H公司为例,介绍了H公司的发展概况并对H公司的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H公司所采用的相关措施与本文所提对策有诸多相似之处,并在近年来的跨国经营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进一步证明了论文所提对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创新源在开放式创新中的应用研究——基于思科的案例研究

自从2003年美国学者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在其学术专著《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提出开放式创新这一创新模型开始,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开放式创新过程中,开放式创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关注。开放式创新理论鼓励企业走出去,从企业外部寻求创新源和知识。开放式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都证实:开放式创新能够整合内外部的创新源。 　　本文基于技术创新、开放式创新、创新源和创新绩效等相关理论的研究,探究开放式创新源的多样化能否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主要采用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剖析的技术创新的两种模型和创新过程,对开放式创新的形成、特点、优势进行了分析,同时也梳理了常见的开放式创新源,并对研究了创新源多样化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其提出创新资源多样化对创新绩效有着直接促进作用这一假设。通过对思科这样一家在开放式创新做的比较成功的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资源多样化利用的案例进行研究,分析了思科如何利用内部创新资源、企业并购、外部风险投资、开放社区和用户的五大块创新资源进行开放式创新的过程和方法,通过数据的比较和分析来验证创新源多样化和创新绩效的关系。
目的论视角下纪录片字幕翻译的原则与策略——以纪录片《梁思成与林徽因》为例

在文化交融的时代大背景以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中西方影视作品的相互译介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打开了一扇窗户,其中,纪录片以其真实性和艺术性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但是,中国纪录片字幕翻译水平良莠不齐,影响了纪录片在外国的接受程度。纪录片字幕的翻译是外国读者能否领悟和欣赏中国纪录片的重中之重。 　　纪录片作为一种交际行为,其目的是为向观众传达相关信息,达到交际或教育的目的。纪录片字幕的翻译正是为了向处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中的目标观众传达信息,它是译者与原文作者、译文读者间的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这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卡特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和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提出的一种翻译观——目的论不谋而合。 　　本文旨在用目的论理论框架指导下,以央视优秀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为翻译案例,从目的论三大法则(目的法则,语内连贯和语际连贯)出发,根据纪录片字幕及其翻译特点,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纪录片字幕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主权财富基金监管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主权财富基金因其独有的“主权性”而区别于一般投资基金,通常表现为由一国政府直接设立或管理,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的海外投资表现引人注目,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部分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行为对投资国的经济复苏都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大量投资行为而来的是对主权财富基金本身规制问题的担忧与疑虑。 　　本文采用了比较分析法、案例实证法、文献参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监管与国际约束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国内监管又可分为基金设立的母国监管与基金投资的东道国审查;国际层面则可通过双边条约、国际组织的指导原则、现存的多边协定等对主权财富基金加以约束。对基金设立母国而言,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时不同的资金来源、领导部门、法律主体性质以及监管法律的不同决定了基金保留了多少“主权属性”,过多的主权属性可能是导致基金海外投资受阻的主要原因。对基金投资的东道国而言,在需求并依赖主权财富基金所提供的长期稳定投资的同时,仍不免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而设立针对主权财富基金的审查机制。然而,一个行之有效的审查机制应当避免被认为是投资保护主义的工具。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自2007年成立以来,尚未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其进行有效监管。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海外投资实践中频遭审查阻拦,而作为投资东道国接受他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时却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审查机制。如果我国能够借鉴挪威、新加坡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法律规制,设计完善的监管制度,就可以对内增加本国基金的透明度获取更高的国际公信力,对外采用更为合理的审查机制,在保证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进一步利用他国投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我国海外能源投资法律保障设计之探索

近年来,随着我国能源政策向“走出去”战略作出转变,我国的能源投资者已不再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选择加快开拓海外能源市场的步伐。但由于海外能源投资活动所涉能源领域极具敏感性,投资者在东道国往往会遭遇更为复杂而特殊的风险。在应对这些风险并减少投资损失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因素的较量与平衡,但是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法律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才能真正给予我国海外能源投资以长期而全面的保护。 　　笔者以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我国海外能源投资法律保障制度的设计进行了探索。对于多边国际条约保障制度,笔者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了各国际条约在海外能源投资领域的适用问题,同时还采用了比较分析法对有关国际条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在国际法层面上,另一大协调机制——双边投资条约可以给予投资者以更为具体而周详的法律保障。对此,笔者以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为基础,分阶段地探讨了该制度对东道国的权力限制与责任承担问题,并对今后条约的订立与修改作出了一些完善设计。此外,海外能源投资活动也离不开国内专项法律制度的保障。我国目前的国内法保障还处于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的立法层面上,笔者在对这些法律规范进行梳理与归纳后,认为应当尽快做好相关法规位阶的升级工作,同时还对国内相关制度对外衔接的问题提出了些微的见解。
泰国汉语教学“本土化”研究：教材、教师与交际

泰国是近年来海外“汉语热”的典型代表。汉语教育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教材”和“教师”这两个瓶颈,用“本土化”来解决泰国汉语教育的这两个瓶颈问题是研究与实践方向。 　　运用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的理论分析汉泰差异,找出泰国学生在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上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以此作为泰国教材“本土化”编写的参考。语言本体知识学习的同时还要注意语用知识的获得。中泰文化差异比较能够帮助减少跨文化交际障碍。汉语教师志愿者是跨文化交际的先行者,志愿者的“本土化”适应关系到教学,所以了解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非常重要。泰国本土教师的培养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实际教学活动中本土教师与志愿者教师实现良性互动可以带来许多益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小区域互助机制”,促进教师成长并把一线教师作为“本土化”推动力,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把“一线教师”作为主力,配合中泰学者理论研究,加上中泰政府之间的互相合作,找到泰国汉语教育的“本土化”对策。为其他国家汉语教育事业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借鉴模式。
国家利益拓展背景下的海上通道安全研究

海上通道是濒海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战争时期,海上通道是各国向战区输送军队、武器装备和各种补给的生命线,因此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对维持军队持续作战能力乃至夺取作战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平时期,海上通道是各国间进行人员交流和国际贸易往来的重要保障,承载着为国家发展输送各类战略资源的重任。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部海上通道争夺的历史,或称“海权”争夺的历史。海上通道安全与否,决定一个国家的安全程度和国际话语权,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是个海陆复合型国家,海疆广阔,历史上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华文明远播世界各地。郑和下西洋、鉴真东渡等壮举就是中国通过海上通道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最好证明。然而,自近代以后,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衰、有国无防、有海无防,更不用说保障远洋战略通道安全了。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受到“反共”意识形态的驱使,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对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在中国东南沿海构筑了一道“岛链包围圈”,几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内陆国”。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不仅需要利用海上通道发展对外交往,而且随着国家利益的不断拓展,更需确保海上通道的安全。然而,中国的海上通道处处受到掣肘:台湾海峡受两岸问题的影响,南海及其岛屿面临周边国家抢夺,马六甲海峡被美国所监控,黑海海峡由“北约”国家说了算,亚丁湾海盗猖獗……主权海域、国际公海和远洋海域,对于中国来说,几乎每一条通道上都面临着不同成度的安全危机。走向海洋、经略海洋已成为当前国家利益拓展的迫切需要,是国家利益拓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的海上通道安全既受到美国的保护又面临其潜在的威胁,同时面对国际海洋法规和“安全困境”的制约。中国应在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加强海上力量建设,精心布局海上通道战略,切实保障关键性通道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落实“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用合作和共赢的理念向世界传递理性的信号,在条件成熟后推动构建更加安全合理的海洋新秩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国家海上通道的安全,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又可以最大限度的维持世界的和平。
完善我国企业“走出去”政府管理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建设服务型政府涵盖很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在对外经贸发展中则体现为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地深入和我国经济总体实力不断地增强,我国“走出去”企业增长迅猛。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200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4.6％。其中,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再创新高,达到746.5亿美元,是2002年流量的27倍。截至2011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4247.8亿美元,是2002年存量的14倍。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我国政府、学者等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 　　本文从政府对“走出去”企业的管理与服务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涵义、历史发展过程,现状、特点进行研究,并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动因分析,找出“走出去”企业面临的机会制约因素以及政府推动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找出进一步完善“走出去”企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方案和对策。
重庆市韩资企业的投资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SWOT分析的角度

根据韩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2012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2.0％,2013年为2.8％,10年后会降到1％左右的水平。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未来韩国经济前途不太乐观。因此,为了未来韩国经济的光明得找一个“新增长动力”。目前,中国是韩国低增长的主要突破口。 　　从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规模不断增长,2013年贸易额已超过2,500亿美元,跟1992年的64亿美元相比,增加了39倍。中国已成为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实际上,中国在韩国海外出口贸易上占25％以上的比重,主要是韩国年间经常收支的顺差大部分都来自中国。不过,从贸易规模来看,2012年为准,重庆与韩国之间的交易规模仅为11.7亿美元,在中韩贸易上的比重仅为0.47％。从投资方面来看,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韩企对中国投资2012年累计统计”,对东南部投资额为303.9亿美元,在韩企对整个中国投资的比率上占82.4％,对东北三省投资额为45.51亿美元,占12.3％,对中部投资额为14.45亿美元,占3.9％,对西部投资额为5.17亿美元,占1.4％。主要是,根据2012年韩国贸易馆发布的统计资料,韩企对重庆投资额为2亿6,645万美元,在韩企对整个中国投资的比率上仅占0.72％。就是说,在韩国经济上,重庆市占的比重相当少。而且,韩企比欧洲、美国、日本等其他跨国企业,开拓重庆市场比较慢。一般来讲,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方式为“贸易→技术合作→大规模投资”(跨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三部曲)。主要是进入21世纪之后,韩企刚进入重庆市场时,欧洲、美国、日本企业已开始进行“三部曲”的高潮阶段。就是说,他们已进入大规模投资阶段。反面,韩国企业是“贸易-技术合作”的前阶段都还没进行。所以韩企对重庆投资时,还没形成与重庆政府、客户紧密的协力关系,也不够了解重庆市场环境,结果韩企在重庆市场上难以得出优势。 　　因此,为了“重庆与韩国的贸易振兴”、“韩企对重庆的投资增加”,本文进行“重庆市投资环境 SWOT分析,通过此分析得出重庆市的各个投资环境因素。根据SWOT分析,论述“韩企对重庆投资对策”,以强项为基础,把握机会的SO对策,通过把握机会弥补弱项的WO对策,以强项为基础,避免威胁的ST对策,通过克服弱项,避免威胁的WT对策等,以四项对策为主进行考察。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生产国际化的格局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生产资本在国际范围内频繁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作为生产资本国际流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发展迅速。截至2011年底,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24万亿美元,为1982年(280亿美元)的44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模式——对外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仍然没有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受挫,国际资本流动量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逆势上扬,大量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开拓国际市场。“危中求机”促使大量企业加大“走出去”的步伐,企业面对许多艰难的抉择。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要进行两个重要的战略决策。一是区位选择的决策,二是进入模式选择的决策。这两个重要决策不仅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率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企业FDI进入模式的选择作为这两个重要决策之一,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重点和热点,而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种最主要的模式,本文为了突出重点,仅选择这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分析。本文首先在全面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研究方面的各种相关文献,并进行了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描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现状,分析了影响进入模式选择的各种因素,提出一系列假设,并利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对主要的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在得出实证结论的基础上,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选择科学合理的进入模式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我国建筑承包商国际核心竞争力研究

按照国家―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我国建筑承包商经过多年的积极海外拓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近几年来,无论是参与国际市场投标的企业数量还是所签的合同额都迅速提升,业务规模持续扩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跨国企业。在变化的国际竞争市场环境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工程承包商必须更加谨慎地拓展海外事业,看清形势,努力让自身更加稳健地在国际市场上扎根壮大。然而,走出去容易,站稳较难,如何保持并培育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显得尤为重要。 　　论文首先阐述了选题背景,国际承包商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培育和提高我国建筑承包商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综述,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工程承包商的竞争力问题。论文从整体上分析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入国际225强的承包商在营业额、市场区域和业务领域等方面的现状,并与国际顶级承包商的对应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国际工程承包商竞争的优势和主要存在的问题。随后,运用文献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找出核心竞争力各要素,对要素进行整理和归类,并利用解释结构模型对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层级划分,对培育和提升我国建筑承包商竞争力提供依据。最后,通过国际顶尖承包商的成功发展路径,结合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素理论和我国承包商的差距所在,提出提高我国建筑承包商国际竞争力的建议及对策。
非国际储备货币汇率风险管理问题研究——以老挝、缅甸和泰国货币的美元汇率为例

自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受到次贷、欧债危机等事件的影响,失去了之前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金砖四国”也由于外部环境恶化和内部结构失衡等问题,发展速度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平稳增长阶段;与原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放缓相比,东南亚和南美洲的国家却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无穷潜力成为了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追逐的焦点,各国的领导人也争相出访这些国家,它们从之前“无人问津”的经济小国变成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国也十分重视同东南亚国家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随着中国面向东南亚战略的逐步推进,中国实体和金融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业务不断拓展,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间贸易和投资的数量必然会迅猛增长。中国的实体和金融企业不可避免会增加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持有量。然而,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发行的货币都是非国际储备货币。如何对这些外币资产进行良好的管理也成为了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面对上述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存在的问题,本文以老挝、缅甸和泰国为例,研究探讨了非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风险管理问题,希望能够对我国面向东南亚经营的企业有所帮助。要对非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首先必须了解这些国家的外汇制度和外汇市场。在研究老、缅、泰三国的外汇制度和外汇市场时,本文采用了IMF汇率制度分类和RR自然分类法相结合的方式并且查阅了2004至2013年IMF驻三国观察员所写的研究报告对三国的外汇制度和外汇市场进行了系统而准确的描述。然后,本文调查了解了中国的企业(包括实体和金融企业)在老、缅、泰三国开展的业务,并针对这些业务分析了汇率风险所在。接下来,本文根据老、缅、泰三国的外汇市场状况,选取了合适的汇率对三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通过前文分析和实证的结论,本文提出了实体和金融企业解决非国际储备货币汇率风险管理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中印贸易潜力及发展趋势研究

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使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他们作为亚洲地区的重要国家,也逐渐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加强两国间的经贸合作不仅会使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水平顺利提升,对整个世界经济复苏也将产生积极影响。自从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印双方的合作领域空前扩展,双边贸易也增长迅速。2010年时,中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印度也已成为中国海外工程承包和投资的重要市场。 　　虽然中印双边贸易发展潜力较大,可是一直摩擦不断,严重影响了双边贸易持续健康的发展,故本文主要以中印贸易为中心进行研究。首先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印贸易的历史轨迹为出发点,分析研究了中印贸易的现状与中印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接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中印双边贸易的发展潜力,提出促进中印贸易相关政策与建议,以推动中印双边贸易持续健康地发展。 　　具体来说,本文在第一章绪论中介绍了中印贸易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并对整篇论文的结构框架进行了概括。本文在第二章中对贸易的基本理论做了简单论述,分别介绍了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和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等,并将相关的贸易理论思想贯穿于整篇文章之中。本文在第三章中对中印贸易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论述了中印贸易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发展历程,接着从中印贸易结合度、竞争性分析和互补性分析等方面对中印双边贸易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得出中印贸易的依赖程度呈非对称性的特点;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发生改变,使中印贸易竞争性逐步减弱;中印在众多领域存在贸易互补性,可是双方并未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中印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突出、贸易保护主义严重以及中印之间政治互信度低等。第五章则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印贸易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主要集中于互补性较强的农产品领域、燃料及矿产品领域、运输服务领域、旅游服务领域等,并对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提高服务贸易、增进两国了解、加强两国的互补性贸易、扩大两国产业内贸易发展、拓宽在印度投资的途径与形式、实现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和差别化、建立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等。 　　本文相信,中国和印度在众多产品上都具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双边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只要两国能清楚认识双边贸易的现状,解决好双边贸易问题,那么中国和印度的双边贸易就能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税收筹划研究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经济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其中跨国公司的作用不容小觑。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配置、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分工的细化、先进管理方式的发展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跨国公司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在我国日益增加;我国“走出去”企业的数量也飞速增长,我国跨国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竞争。跨国公司使用税收筹划手段,能够降低自身税负,是达到公司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手段,也能使自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跨国公司的税收策略遍及公司的整个运行过程之中,其中优秀的投资决策税收筹划方案更是跨国公司成功的起点。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起始便是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因此,跨国公司格外重视投资决策的税收筹划。 　　本文首先结合国内外关于税收筹划的文献,对税收筹划及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概念进行阐述,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特征和原则进行了详细分析,并且对跨国公司税收筹划的内外在基础进行研究。其中使用的SWOT分析方法对筹划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得出跨国公司的税收策略与公司的长远战略时相符合的,跨国公司完全具备条件、也能过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来降低公司税负。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通过前三章的理论铺垫,第四章主要研究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税收筹划,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展开:各国税收政策的利用、世界上避税地的利用、公司组织形式的利用和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最后,结合案例对投资决策的税收策略进行了实证分析,指明跨国公司税收筹划时可以借鉴方法和需要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