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资源包括中文学位论文和外文学位论文，中文学位论文，涵盖“一带一路”的各个学科领域。

信托业务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信托公司作为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参与方之一，为中国企业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资金保障。其规范的法律制度，灵活的产品机制，特别是其唯一拥有的能够横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实物市场的独有优势，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为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和国际投资合作带来了历史性的新契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离不开资金保障和金融服务支持。而信托行业伴随国内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已经充分验证了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截至2016年三季度末，信托公司的信托资产规模已经跨入了“18万亿元时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适逢其时，为国内信托公司提供了新的业务增长机会。建设“一带一路”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也包括与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需求，需要更加综合、灵活、创新性的金融服务。较之其他金融机构，信托具有更高的可定制性和风险隔离功能，其主动管理的功能又让信托业务能够参与到项目中去，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的同时分享项目收益。本文将分为六个部分来研究信托业务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和专长，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发挥作用并实现价值。 　　论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相关文献研究综述及采用的研究构架及方法。第二部分重点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金融需求，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与信托业务内在的逻辑联系。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信托原理与信托业务在实践中的功能、操作流程及其竞争优势，展现了信托业务的特点。第四部分进行信托与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各自优劣势的比较分析，进一步突出信托的独特功能。第五部分对信托业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从实践角度展现了信托业务在“一带一路”中的定位和作用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六部分为结论，信托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的投融资及发挥协同优势方面，都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对行业和政府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外汇风险研究

随着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开展外汇保险业务，投资配置境外资产。一方面，保险公司要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通过设立境外机构或开展外汇保险业务的方式为中国企业的境外经营提供保险服务。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基于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或为追求境外投资收益，投资境外资产以保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本文将选取我国上市保险公司为样本，运用资本市场法和面板数据模型，以保险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美元、欧元、港币兑人民币汇率波动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汇率波动对的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收益率的滞后效应，对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收益率对外汇波动的风险暴露系数。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对美元、欧元和港币兑人民币汇率都面临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但不同外币对于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的影响存在差异。在考虑汇率的滞后效应后，当期和滞后一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外汇风险暴露均为负，当期和滞后一期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外汇风险暴露方向不一致，滞后一期和滞后三期港币兑人民币汇率的外汇风险暴露均为正。
出口信用保险效率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

出口信用保险萌芽于19世纪的欧洲，以1919年英国正式设立出口信用担保局为产生标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作为全球公认的促进出口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出口信用保险对推动各国出口和对外投资、保障各国出口商和投资者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政策目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截至2016年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累计支持超过2.8万亿美元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支付赔款共94.8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出口信用保险必将在我国对外开放新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对其经营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效率进行国际比较研究，能够发现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效率水平，并解释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从而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从内部提升效率提供实现路径，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深度和广度。 　　本文运用Fried等提出的三阶段DEA模型，经过对环境变量与随机干扰等影响因素的调整，对十五个样本国家2010～2015年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排除环境因素的影响以后，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平均技术效率水平不高，国别间效率差异性较大;规模不经济是造成资源浪费、技术效率较低的原因，而不是经营管理水平的低下;在15个样本国家中，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经营效率的水平较高，但却处于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需要在发展的同时兼顾规模适度。此外，实际GDP增长率、出口总额、存款利率和成立年限等环境因素对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不同影响，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所处的外部环境较为不利，应不断提高风险控制和管理决策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航空公司的实证分析

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汇率的持续不断波动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在短期内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收入、成本等账面价值进而影响企业产品价格、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复杂，对于外向型企业而言，如何识别汇率风险并加以规避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尤为重要。从2005年以来，中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一直排名世界第二位，已成为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航空运输大国。作为典型的外向型行业，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航空公司的经营情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厘清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航空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影响企业价值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多角度阐释了本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价值。进而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例，从财务报表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市航空公司企业价值产生影响的途径及表现。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国内5家上市航空公司在2005年7月至2016年10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运用资本市场法模型来度量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和滞后三期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波动率对上市航空公司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滞后两期和滞后三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我国上市航空公司的企业价值有显著影响，并且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为正，即航空公司企业价值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增加。 　　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升短期偿债能力;积极参与海外扩张，合理布局海外投资;统筹使用结算工具，分散单一币种风险;合理配置套期保值，综合运用衍生工具;完善经营管理，协商风险管理合约，境内境外损失共担。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ODI的影响分析——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

近年来，中国深入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和建设，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疲乏之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以及走向自然引发全球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vestment，简称OFDI或ODI）规模也迅速壮大。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许多企业加大了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丝绸之路国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新热点。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和扩大就业等宏观经济方面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汇率作为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其在国际金融贸易等活动中一直执行着价格转换的职能，能够调节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主要的经济杠杆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宏观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开始研究汇率在ODI中所起的作用。研究主要从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两个角度来说明汇率与ODI之间的关系。当前，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新时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已经自2009年的0.02提高到2015年底的3.6，五年间增长179％。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也为我国资本“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汇率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的途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归纳梳理，并尝试使用数理模型进行深入分析，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在实证方面，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方法，研究人民币汇率水平、汇率波动以及汇率预期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其中在控制变量中加入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指标，以期研究更加贴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使得结论的实践意义更强。 　　研究结果发现，人民币汇率升值通过国内企业的相对财富效应和相对成本效应等途径，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汇率波动由于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而汇率预期的作用则不显著。基于本实证研究的结论，联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研究

高技术领域是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重要领域。研究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问题，对分析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市场和高端领域投资具有典型意义。本论文旨在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的现状、动因、经验和教训，为政府部门优化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本论文使用统计分析、问卷调查、企业访谈等方法进行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增长迅速，行业领域集中于信息和通信技术、汽车制造、健康与生物医药。投资方式以并购居多，投资主体多为私营企业。 　　2）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高技术领域主要出于技术获取、市场进入、产业链进入、培育创新等动机类型。 　　3）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高技术领域的经验包括:立足发展战略，选择优势领域，合理确定目标;做好资金、团队、能力、经验等各方面准备;不断提升学习意识和学习能力;积极稳妥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4）主要教训包括:对国家安全审查的应对准备不足;国有企业对泛政治化倾向的估计不足;对知识产权法律重视不够;资产估值能力短板造成溢价收购。 　　论文研究为优化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管理带来以下启示:一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对资本优化配置的基础调节作用;二是要维护好市场环境，引导企业规范有序走出去;三是提高政府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建设服务性政府。论文就优化对美国高技术领域投资管理的实现路径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二是维护良好的投资治理环境;三是提供更适合企业需求的服务;四是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加以引导。
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15年首次超过吸引外资额，表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制度质量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大部分流向了发达国家，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需进一步探究。本文对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并选取16个国家2003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质量及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而制度距离指标的回归结果显著。因此，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包括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新制度的尝试与推广，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规则制定以降低国际制度标准;同时努力宣扬中国文化，减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距离。
克拉地峡运河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建设研究——基于海洋运输成本的实证分析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放缓的常态化趋势下，外贸相关领域的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国际背景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率先提出了“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海洋运输方式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载体，而马六甲海峡作为连接中国与沿线各国海运贸易的纽带，运输能力已接近其承载的极限。寻找新的海运出口，打造克拉地峡运河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枢纽的任务迫在眉睫。本文立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背景，阐明了海运方式的发展现状及马六甲海峡困局，提出了克拉地峡运河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战略价值，一是从狭义的海洋运输成本上计算克拉地峡运河开凿之后可以带来的经济价值，二是从广义的海洋运输综合成本的角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海洋运输综合成本在促进丝路沿线代表性国家间贸易方面的显著作用。本文从国际贸易间海洋运输综合成本角度出发，论述并回答了克拉地峡运河项目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而说明克拉地峡运河的开凿对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克拉地峡运河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新枢纽的重大意义，并迸一步提出推进克拉地峡运河建设的思路与建议。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俄粮食产业合作研究

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逐渐成为粮食净进口国，粮食对外依存度不断升高，粮食安全遭遇了严峻挑战。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开展对外粮食产业合作来保障本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拓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的投资贸易合作。而俄罗斯作为重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加快实施“东进”战略，大力推进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所以，俄罗斯非常重视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以此来反击西方国家的封锁。中俄两国开展粮食产业合作，创新合作模式和规则，既有利于中俄两国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从而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打破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有利于国际粮食产业和贸易的健康发展。因此，中俄两国存在开展粮食产业合作的强烈意愿与坚实基础。 　　本文以中俄粮食产业合作为研究对象，阐释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俄开展粮食产业合作的背景，论述了当前中国粮食产业面临的困境。同时，分析了中俄粮食产业合作在资源禀赋、地缘区位、政策扶持等方面具备的优势，并从政府服务、企业经营、基础设施等角度揭示了两国粮食产业合作存在的问题。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互补指数，来研究当前中俄粮食产业的竞争力和互补性。然后以大豆为例，通过与美国等大豆出口国进行比较，分析中俄大豆产业合作的成本收益，阐述中俄大豆产业合作的竞争力，并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中俄开展粮食产业合作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俄罗斯的粮食出口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中国粮食出口的竞争力则显著下降。而中俄粮食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实证分析显示在俄罗斯种植并出口至中国的大豆在成本收益方面不仅明显优于国产大豆，而且也优于产自美国的大豆。同时，大豆出口国的农村居民人均耕地面积、经济开放程度和海关通关效率，中国的名义GDP和世界经济制度安排是显著影响中国大豆进口贸易的因素。因此，中俄开展粮食产业合作，应该创新中俄农业投资贸易的合作模式，推动双方在交通设施建设和海关通关服务方面的合作，深化两国在农业合作方面的沟通协调机制。
房地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企业在对外投资时，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房地产企业亦是如此。我国房地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同时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存在较大的海外投资风险，而房地产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研究房地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本文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针对企业规模、研发能力、国际经验、制度约束、文化距离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关系依次提出假设。在相关假设的基础上，本文以2009年～2015年房地产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的103家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logistics模型对搜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企业规模、研发能力、国际经验、制度约束、文化距离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其中:企业规模越大、文化距离越大、国际经验越丰富，企业越倾向于采取跨国并购的进入模式;研发投入越多、制度约束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采取新建投资的进入模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本文的对策建议。
欧盟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中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的浪潮中。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途径，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资源、开拓市场，开展全球化经营。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位列全球第二位，并且首次实现资本净输出，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虽然我国OFDI在数量上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跨国企业的投资绩效仍不甚理想。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没有意识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而过分关注于资源、市场等传统因素。而当代的经济环境，早已不是自然资源和人力至上，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才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础。而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让高科技产业和企业没有后顾之忧，且关系到技术的创新和知识的传播，对企业在对OFDI进行决策时都至关重要，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在OFDI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欧盟是世界上吸收FDI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中国在欧盟地区OFDI起步较晚、规模还比较小，因此中国和欧盟之间还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前景。同时欧盟又是世界上研发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欧盟将会是我国企业出于技术寻求目的走出去的重要地区。所以本文聚焦于欧盟地区，重点考察欧盟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笔者首先回顾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并进行了数据的收集整理，然后对中国对欧盟OFDI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欧盟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描述性说明。而后为了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打好理论基础，笔者分析了欧盟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影响机制。实证部分将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作为核心变量，对2007-2014年27个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回归，得到了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结论。除此之外还得到了其他因素对中国OFDI影响的结果，如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经济制度等。 　　基于上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事业尽绵薄之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跨国供应链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发出的全球化倡议。中国的全球化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融入世界，其中，经济的全球化基础最好，而且也是最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的领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跨国企业，中国企业能够成功“走出去”是决定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水平的核心指标，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强调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这与供应链中强调成员企业的合作共赢本质是相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这种诚意是对沿线各国的一种尊重和信任，对跨国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建立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基于企业国际化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和制度理论等，实证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企业国际化对跨国供应链关系建立的影响机制，剖析供应链治理在跨国供应链形成持续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系统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以及沿线国家发展环境对跨国供应链形成的外部影响。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企业国际化理论、关系契约理论和制度理论等方面展开文献研究，对跨国供应链形成的理论进行总结评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跨国供应链形成的主要问题，为系统性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其次，深入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跨国供应链形成的背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跨国供应链形成的逻辑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再次，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跨国供应链形成的基础条件、形成要素以及演进过程，提出了跨国供应链形成的内在机制及外部影响因素的综合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从跨国供应链内部形成机制出发，系统剖析了企业国际化对跨国供应链关系建立的影响，以及供应链治理在跨国供应链形成持续性的影响作用。最后，根据制度理论构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发展环境以及沿线国家与中国合作关系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外部环境因素及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对跨国供应链形成的影响。 　　本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规范分析以文献分析、逻辑推理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主要包括统计分析、面板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构建跨国供应链能够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目标的实现。国内外已有文献大多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跨国供应链，如沃尔玛、苹果公司等展开研究，尚缺乏对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如中东欧、中国等）跨国供应链的研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研究中，较多从政治学、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等宏观视角进行剖析如何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本文通过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跨国供应链形成的目标、过程、内容以及原则，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跨国供应链形成具有同步性和耦合性，跨国供应链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 　　第二，提高企业国际化深度能够促进跨国供应链关系的建立，但提高企业国际化广度则不利于跨国供应链的形成。研究发现在企业国际化对跨国供应链关系建立具有显著的影响，企业国际化深度与跨国供应链关系存在正U型函数关系，当企业国际化深度达到一定水平时，跨国供应链关系得以建立。企业国际化广度对跨国供应链关系的建立具有负向影响。企业运营能力越高，企业国际化深度对跨国供应链关系建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当企业运营能力较高时，企业采取“普遍撒网”的国际化扩张策略有利于战略供应商关系的建立，采取“重点捕鱼”的国际化扩张策略有利于战略客户关系的建立。 　　第三，供应链治理对跨国供应链形成持续性具有显著影响。战略供应商关系对企业绩效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显著，战略客户关系对企业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治理机制在战略客户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关系治理机制对治理战略客户关系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正式治理机制在战略供应商关系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正式治理机制对治理战略供应商关系具有积极作用，能够提升企业绩效。 　　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对跨国供应链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双方政治互信度、资金融通度和民心相通度对跨国供应链形成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环境对跨国供应链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其中，基础设施与物流因素、经济发展与市场因素、经济对外开放度因素对跨国供应链形成具有积极影响，但投资与贸易规则因素对跨国供应链形成具有不利影响。
全球品牌利用社交媒体内容营销提升品牌忠诚度的机制研究

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了多元化的新媒体迅速发展，传统媒体正在失去对消费者的影响力。强大的互联网宽带不断提速，可选择跳过广告的数字视频愈发流行，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等等，使得营销实践者不得不重视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使用。由于传统的内容制作和传播模式发生了巨变，所以以内容为重点的社交媒体沟通策略有助于企业加强客户关系和建立品牌声誉。相对于传统广告营销模式，基于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成本更低，同时便利性更高，因此已成为全球品牌海外营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正是考虑到中国品牌“走出去”的营销推广需求，Facebook、Twitter，以及Google等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纷纷在香港开办办事处或者成立合资公司，希望在中国取得更多广告业务。 　　对于全球品牌而言，如何才能更好的利用社交媒体，提升品牌营销沟通水平，并在世界范围内提升品牌影响力？这是中国跨国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并未证实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策略对于品牌忠诚的影响，也并未指明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作用机制。 　　由于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日趋复杂化，加之受到信息过载的影响，企业选择社交媒体内容营销战略是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的共同结果。面对中国企业全球品牌营销沟通的理论缺失与实践挑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传播学大众传播的思想引入品牌国际化研究领域，指出受众接触社交媒体品牌页/品牌公众号的动机是要满足自己对媒体内容的需求。因此，本项研究以使用与满足(U&G)理论为理论基础，引入顾客-品牌参与(consumer-brand engagement)概念，揭示了全球品牌内容营销对品牌忠诚的影响机制，并加以剖析。本文使用了“理论研究—模型构建—实证研究”的规范方法，主要探讨了五大核心问题: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理论根源、社交媒体中营销内容的分类及其价值维度、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对品牌忠诚的作用机制、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影响品牌忠诚的概念模型构建，以及概念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研究: 　　(1)解析了内容营销影响品牌忠诚的内在机制。本文结合传播学大众传播的思想，分析了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理论根源，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品牌内容营销不可忽视的是需要满足消费者对媒体内容的需求，为他们提供多元价值体验。本文将网络营销的顾客-品牌参与概念纳入分析体系，构建了“内容营销—顾客-品牌参与—品牌忠诚”的崭新理论框架，从而奠定了基于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研究品牌忠诚的理论基础。 　　(2)对社交媒体中营销内容的价值维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消费者选择媒体的动机主要有“功能”、“娱乐”、“社交”和“自我”四个方面。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联想、华为、HTC和三星品牌微信公众号内容营销策略的内容分析，探索了我国品牌基于微信平台进行内容营销的现状。研究通过对内容营销所提供的“功能性信息”、“娱乐性信息”、“社交互动”、“品牌互动”和“自我概念”的五方面价值维度分类，分析了消费者通过社交媒体与品牌互动的动机，同时也探讨企业内容营销、社交媒体策略能力和在线参与行为的联系。 　　(3)“内容营销—顾客-品牌参与—品牌忠诚”概念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联想和华为品牌社交媒体粉丝/关注者的相关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概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内容的五个价值维度:功能性信息价值、娱乐性信息价值、社交互动价值、品牌互动价值，以及自我概念价值，通过获取品牌知识、获取情感信任和参与行为的中介效应，影响品牌忠诚。“内容营销—顾客-品牌参与—品牌忠诚”的概念模型得到实证检验。
IFDI与OFDI的内在关联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的核心在于垄断优势，发达国家拥有一定程度的垄断优势是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先决条件。然而面对二战之后出现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新型跨国直接投资现象，传统的投资理论并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新型的跨国直接投资方式主要包括:逆向投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水平投资（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交叉投资（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因此，用于阐述发展中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机理的新兴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后期，邓宁提出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以及发展的IDP理论较好的解释了新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IDP理论认为:随着一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该国净对外投资额将会呈现由负到正的转变。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撑引导下，中国FDI的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净对外投资额首次出现正值。根据邓宁的IDP投资理论，中国已经达到FDI发展的第四阶段，实现净对外投资额由负向正的转变。但是IDP理论对引进外资(IFDI)与对外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本文将立足于IDP理论，通过实证分析探究IFDI与OFDI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从而在外汇、储蓄“双溢出”的时代更好的引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本文选取14个国家截面25年的时间序列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这14个发展中国家包含4个“金砖”国家和10个“新钻”国家。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5年（1990-2014）。结合“两缺口”模型、引力模型、IDP理论原有模型建立新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引入东道国特征的回归和未引入东道国特征的简单回归，明确东道国特征存在的不足点并加以改进，从而保证发展中国家OFDI健康持续发展。在变量选取上，对比分析三个模型，设定10个控制变量和一个被解释变量。以期通过线性回归来确定各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 　　实证分析表明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越高、外资进入量越大、出口规模越大、汇率越低越能够带动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市场规模越大、科技水平越高、市场关联度越广、人力资本越充裕、外贸依存度越高、国家风险指数越低越能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通过吸收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减轻“挤出效应”，不断积累自身优势，促进本国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根据回归的结果给出中国发展OFDI的相关建议。
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研究——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联酋为例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稳步启动与推进、具体贯彻与落实，由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拉开了序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众多，各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与中国贸易往来等情况不同，因此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分析我国与贸易伙伴各自的竞争优势、发掘沿线各国贸易需求从而深化经济贸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 　　本文选择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三个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联酋作为研究对象，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对中国与上述三国及其所在区域的贸易现状进行分析。文章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SITC Rev.3一位数分类数据，计算各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出口相似度指数、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强度指数，来研究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并通过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这三国的贸易的发展潜力。 　　结果表明，中国与这三国贸易总体上呈现竞争性弱、互补性强的特点。中国主要在工业制成品上有较强的贸易竞争性，其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但近年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也在逐渐显现。三国均依托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在能源资源商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贸易结构较为单一，与中国贸易的互补性主要体现为产业间互补，说明双方贸易关系还处于调节余缺、互通有无的初级合作阶段，缺乏更为紧密合作的产业内互补。因三国与中国具有很强的贸易潜力，应进一步深化能源领域合作，构建有效合作机制;重点发展基础设施领域合作，降低贸易成本;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充分挖掘合作潜力，在更大程度与范围上促进与中国的贸易，提高双方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