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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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产业和其他产业融合的规模不断扩大，对旅游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也随之增长。这就促使高校从旅游管理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就业支持等方面进行优化与调整，以促进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所具有的专业知识、能力与素质能更好地满足旅游产业、旅游行业发展的新需求。 　　本文通过分析201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的相关数据，引出了影响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支撑体系建设的本源问题。结合人才供需匹配、人力资本等相关理论，探讨了我国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环境建设等方面普遍滞后产业发展的问题。本文以北京联合大学旅游管理专业为例，从毕业生就业状况数据入手，分析总结了学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建设、创新实践教学、完善就业体系、产学深化合作等方面改革的有效成果，以及学校对进一步提高旅游管理毕业生就业质量，所做的扩大学生国际化视野、提高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开发“旅游+”的综合交叉性课程等相关措施。最后，本文针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首都国际一流旅游城市建设目标，提出重视旅游人才国际化视野培养、强化学生心理素质与人文素质培养、提高专业人才就业竞争力、加强就业创业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等建议，对我国旅游管理专业发展、旅游人才培养、旅游人才就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维护和拓展研究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海外利益的概念越来越被学术界所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于海外利益相关内容的研究。海外利益是国家利益在境外的延伸和体现，与一国最基本安全和生存需求紧密联系。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对内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国际上关乎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随着全球化发展，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各国对外合作需求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提升，海外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已成为各国对外布局和对外战略的必要一环。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海外利益逐步拓展丰富，但同时出现的问题也日渐增多，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东南亚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优先地区，随着东盟的崛起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得到大幅拓展，但与之同时出现的是我国对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的保护缺乏对策。本文从理论上对当前新形势下的海外利益进行了新的剖析;从东南亚地区在中国海外利益版图中的特殊性出发，分领域阐明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利益;从外部大国博弈、东南亚国家内部变化，以及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策演变三个方面对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海外利益的变化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比较有针对性和符合实际情况的建议和措施。
“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建设研究——以对土耳其为例

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发起并领导，目标受众是他国公众，通过信息的传播和文化交流等非传统手段而开展的一系列努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在其他国家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解释并维护自己的政策，传播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希望可以助力传统外交的顺利进行并且维护本国利益。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了更好的加强国内外合作、政治互信，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大合作重点，就对我国的公共外交在稳定社会基础和提供长久保障这两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公共外交建设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公共外交的自主能动性，与基础设施建设多管齐下、多元互动，才能打造一个双向立体的互动平台。 　　而在“一带一路”战略所涉及的国家中，土耳其作为联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也是“一带一路”推进中的重要国家之一。但是对于土耳其的物质事实和观念事实来进行量化分析时，我国对土耳其公共外交的效果还一直处于漂浮不落地的状况。因此，以对土耳其为例来研究分析我国的公共外交建设，不仅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行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对我国今后对其他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建设会有所裨益。 　　本文通过对“一带一路”和公共外交的交叉联动分析，对我国公共外交建设的态势加以分析研究，以此来思考我国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所应该担当的角色，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可能会面临的挑战等。 　　通过以土耳其作为案例，分析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担任的角色以及我国对其公共外交建设现状的剖析，思考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可能会面对的挑战，提出我国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应承担的责任和应该改进的建议。 　　结合全文，本文认为，在“一带一路”进程中，公共外交与海外利益的扩展处于联动状态，应该共同进步，共同维护我国利益。而在针对公共外交的建设当中，应当明确公共外交建设的方向目标，并且注意制定长远的、可实施的公共外交战略、保证民众舆情稳定，以及根据不同国家属性制定不同战略等事项。
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现状及对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启示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新的跨国投资浪潮正在兴起。积极鼓励本国企业开展跨国投资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正在逐年上升，如何对海外直接投资利益进行有效保护便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海外投资保护体系，在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经验。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顺应了海外投资发展的新趋势，对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对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研究有利于学习美国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经验，促进我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 　　本文首先对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指出海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全球战略实施中其到的重要作用;其次，笔者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对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保护措施进行探究，指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海外直接投资利益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再次，笔者从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执行机构等方面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佐证观点，在对美国海外投资保护制度的梳理中，笔者以美国在非洲的海外投资保护为例，深入探讨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对非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利益保护的作用;最后，笔者根据全文分析得出结论，美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海外直接投资利益的保护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有效的保护了本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利益，又将海外直接投资与国家战略发展有效结合。在顺应国际投资发展趋势、应用新型金融工具以及与国家整体战略相结合等方面，值得中国借鉴学习。
BEPS背景下我国受控外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

当今资本跨国流动非常活跃，许多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税负，在低税率国家设立受控外国公司并转移国内利润，并利用延迟纳税机制逃避本国高赋税，从而造成母国税基被侵蚀。经济危机的冲击使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反避税工作。2013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行动计划》(BEPS)，行动计划共有15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定有效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于2015年10月发布，该报告从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六个构成要素为切入点为各国立法提出了最低标准建议。 　　我国的“走出去”战略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到海外发展，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首次超过资本输入，位列全球第二，其中很大部分投资流向了避税天堂以避税，严重侵蚀我国的税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迅速增长为我国的税收制度带来了挑战。为此我国在2008年生效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和其后的实施条例中引进了受控外国公司制度，但相关规定非常粗略、模糊，缺乏具体执行标准，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本文从第二章开始，以受控外国公司界定、可归属收入、豁免条款、避免双重征税这四个要素为切入点，结合BEPS第三项计划报告成果和我国受控外国公司规则存在的漏洞，分析如何制定更科学、合理的法律规定，在合理控制监管成本的基础之上，既能准确地打击利用受控外国公司避税的行为，又能保护我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积极性。本文在最后结论部分针对我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建议。
基于LDA与AHP模型的网站新闻推荐算法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信息产生，信息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大于人类可接收的上限。由于信息过载，人们能否从海量的信息中高效地筛选出所需要的信息变得至关重要。个性化推荐系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随着用户每天在互联网上浏览新闻资讯的需求与日俱增，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新闻推荐服务已经是主流趋势。其中，如何正确理解并表示用户的兴趣偏好，并使用合适的推荐方法进行推荐，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本文针对个性化新闻推荐问题，研究如何挖掘用户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个性化推荐。首先，本文提出了一种分析用户兴趣偏好的方法，将“尼尔森F形状网页浏览模型”引入到分析用户点击浏览行为的过程中，结合层次分析法对版块之间的重要性程度进行打分赋值，挖掘出用户在不同主题下的兴趣概率分布。其次，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LDA主题模型和层次分析法的文本信息推荐方法，该方法以LDA主题模型为基础，挖掘出文本和主题之间的概率分布与主题和词汇之间的概率分布，然后通过上述方法得出用户的兴趣概率分布，利用该分布与通过LDA主题模型挖掘出的用户和主题之间的概率分布相结合，从而优化文本信息推荐的效果。最后，本文以“中俄经贸合作网”为实验对象，使用其后台服务器日志数据对本文所提出的推荐方法进行测试。实验结果表明，通过与LDA主题模型推荐方法的对比实验发现本文推荐方法在准确率和多样性上具有相对的优势，在原有的推荐效果上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区域协定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以TPP原产地规则为例

区域协定设定的高标准原产地规则往往给区域内现有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重大的调整效应。本文以TPP原产地规则为例，探讨区域协定对全球价值链的挑战和影响。尽管TPP进程陷入搁浅，但其所体现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将对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TPP协议仍不失研究借鉴意义。文章通过分析TPP原产地规则的特点，及对比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发现TPP原产地规则严于亚洲地区现有的原产地规则，且在规则的实施方面更具法律约束力，对当前亚太地区已经形成的以产业内分工、中间品贸易为特点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的，文章运用GTAP模型进行模拟分析，结果显示一旦TPP协议生效将引起中国及TPP成员之间的贸易增加值调整，其中以纺织品与服装的变化幅度最大。美国退出TPP给中国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合作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中国可考虑加入TPP以整合亚太贸易框架体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RCEP等对外战略部署。从长期来看，中国还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以适应未来国际贸易升级的变化。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各国参与世界经济的两种主要方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促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商品货物贸易大国。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角色也在不断变化，伴随“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比重逐渐提升。近年来，中国出口贸易承压逐渐增大，增速减慢，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一方面是中国出口结构主要以加工型贸易为主，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也在寻求全球资源的一个优化配置。作为参与国际活动的重要途径，能否通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来带动中国出口贸易的增加、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多边和双边的经济合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更为明显。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欧盟(EU)、东盟(ASEAN)、亚太经合组织(APEC)蓬勃发展，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经济联系越加密切。在全球经济下滑，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以及国内经济“新常态”的调整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逐渐上升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放开发与合作的重大战略，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则是核心组成部分。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15年底，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OFDI存量总量约为1156.79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0.53％。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中国出口总贸易额的27.01％。因此，研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关系，对去产能、去库存等“十三五”开局之年的主要任务落实及寻求外贸增长新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据此，本文利用2004年至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等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出口额来看，即出口的“集约边际”上，中国的OFDI具有贸易促进效应;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口额所涉及的中国出口结构来看，中国的OFDI仅对中技术含量产品出口额存在较为明显的促进效应，但对低技术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并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最后，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产品种类来看，即反映出口的“广延边际”上，中国的O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并不突出。因此，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在保证OFDI对贸易增长“集约边际”促进作用的同时，应积极探索对贸易增长“广延边际”的带动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跃居世界第二名，其流量是2002年的54倍。虽然我国国有企业一直是“走出去”战略的积极执行者，但近年来在“走出去”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占比却是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6年的占比81％一直下降到2015年的50.4％。与此同时，关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受到不公平审查甚至是拒绝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在控制诸如融资约束情况、企业生产效率、企业出口经验等影响因素一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更低。 　　为了证明这一假设，本文采用来自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假设。更进一步的，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对假设背后的原因分别从母国因素、东道国因素、企业自身因素三个角度作出解释。 　　同时，本文也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使得本文可以更加清晰的阐明我国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点与遇到的问题。综上，本文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分析对于进一步规避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提高“走出去”的成功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推进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日本对外并购的特征及效果研究——以2006年之后的10年间为研究对象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广场协议”的签订，日元开始急剧升值，为了降低日元升值的压力，同时为了避免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其中，海外并购是其采用的主要投资方法之一。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外并购规模越来越大，并购企业的侧重点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正是日本为适应全球经济变化，在对外投资方面做出的战略调整的结果。 　　在漫长的并购之路上，日本经历了几次高峰和低迷时期，甚至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但随着并购经验的积累，其在战略决策上越来越清晰，形成了和自身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对外并购策略。本文将首先从新时期(2006年以后)日本跨国并购的现状入手，了解其目前在国际和国内的跨国并购中分别处于何种位置。然后将具体分析其演变过程，包括规模、地区、国别、行业等内容。同时分析与其发展、演变相关联的因素，例如双方经济发展程度、日元汇率、文化背景等。最终通过对新时期日本对外并购的考察、分析，达到为我国企业的对外并购提供一定的借鉴目的。 　　本文共分序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序论，主要概述论文的选题背景，明确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对研究思路进行整体概述，并对与日本对外并购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第二部分为正文，分为四章。 　　第一章从理论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的关系，跨国并购的主要方式。然后从全球经济和日本经济两个角度考察新时期日本对外并购的发展概况。从宏观角度了解日本跨国并购的发展现状。 　　第二章从规模、金额、区位选择、行业分布、并购方式等几个方面详细阐述日本对外并购的结构特征，主要运用数据、图表及实例，分析近年日本对外并购的特征变化，以期对日本当前的对外并购有一个准确的掌握。 　　第三章主要从日本对外并购的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两个方面分析影响新时期日本对外并购的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文化差异、供求关系、日元升值等。这其中既有促进因素，也有制约因素，分析其中的关系，并预测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四章主要对日本跨国并购后的企业进行效果及影响分析。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对外并购的积极效果和消极效果，然后从两个视角评价对外并购的影响，即可能会带来企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变化。 　　第三部分为结论部分，主要通过对日本对外并购的发展变化和效果的分析，导出本文的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不足是未能对日本对外并购后，其对国内的具体影响通过经济计量的方法统计出来，所以无法呈现一个宏观的效果。只能通过日本的专业人士的分析和案例来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有待今后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于日本对外并购带来的效果，对企业来说最明显的就是扩大了销售市场，为企业带更多的海外收益。通过一些大型企业的海外并购可以看出，海外并购带来的收益已远超日本国内市场的收益。在国内消费前景并不乐观的情况下，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海外市场的开拓当作发展策略，而海外并购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也就成了企业考虑进军方式时的优先选择。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外派回任适应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开始越来越多的到国际市场上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持续扩张全球业务，出现了大量派遣到海外工作的人员。外派回国人员由于具有广阔的国际化视野及丰富的经历，通常被视为公司的关键员工、全球业务增长的推动力量，解决好外派人员的回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大量数据显示，员工外派回任后不能很好适应国内工作及生活的事件屡见不鲜，究其原因，有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和其他因素等等，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上级的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承诺存在一定关系，但缺乏变革型领导对回任适应的直接影响研究，而实际证明变革型领导对于回任适应是很重要的。基于上述现象和文献研究背景，本研究以员工直接上级的变革型领导对其回任适应的影响机制为研究方向，引入一个中介变量，探究员工-组织匹配在变革型领导对回任适应影响过程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运用访谈法和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对109位外派回任的员工的调研，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1）变革型领导在员工外派回国后回任适应中的影响机制;2）员工组织匹配在变革型领导对回任适应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机制。 　　经过理论回顾与实证分析，最终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上级的变革型领导会对外派员工回国后回任适应存在正向影响;第二，上级的变革型领导会对员工-组织匹配产生正向影响作用;第三，员工-组织匹配对员工外派归国后的回任适应存在正向影响;第四，员工-组织匹配则对变革型领导和回任适应二者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发现，本文使得相关理论进一步充实，也对我国跨国企业的外派管理提供了相关建议。
外派管理人员逆境商数、工作压力、离职倾向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逐渐走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海外设置自己的分支机构，外派人员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随着外派劳务人员的增加，“走出去”企业的外派管理人员的数量也相应增加，而相对于一般劳务输出，外派管理人员要面临更高的工作强度，更复杂的工作环境，更大的工作压力。不仅如此，由于其特殊性，外派管理人员不仅要面对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还要面来自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等带来的不适和压力。工作压力所带来的企业员工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结果，已经成为影响企业管理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指出，逆境商数的高低能够对引起工作压力产生的压力源产生显著影响。另外，也有学者指出，逆境商数会对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工作压力等一系列因素引起的外派员工的离职给“走出去”企业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如何减少外派管理人员的流失已经成为“走出去”企业海外经营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根据前人研究，深入探索外派管理人员工作压力、逆境商数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现有研究，提出了三个假设:H1:逆境商数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H2:逆境商数与离职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H3:在工作压力与离职倾向的线性作用中，逆境商数起着调节作用。 　　本文以来自中国两个国有跨国经营公司的140名员工作为调查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并利用spss应用统计分析软件以及Amos线性结构方程软件对调查样本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了逆境商与工作压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结论，逆境商与离职倾向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工作压力与离职倾向的线性作用中，逆境商起着调节作用。 　　通过本次测量和论证，本文为今后对逆境商数作用机理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为今后企业在招聘、培训的过程和标准的改善提出了一定的指导意见。
企业国际化经营背景下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的关系——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现代企业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企业进行投资、提高投资效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但由于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公司的投资效率。为了提高公司的投资效率、降低非效率投资，企业普遍采用股权激励等方式将管理层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相结合，以缓解代理问题。国外已有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抑制非效率投资;但在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在我国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如何仍然值得探究。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国家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经营在使企业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向国外企业进行学习的同时，也使得企业的经营风险等随之增大，代理问题也显得更为突出。为了缓解代理问题，激励经理人作出更好的投资决策，国际化经营企业普遍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国际化经营对我国企业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相关文献及理论为基础，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关系、国际化经营背景对两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总结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其次，选取了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中共2409条样本数据，利用Richardson模型衡量了相应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规模，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所得数据进行了回归，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检验。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并结合相应理论基础，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与非效率投资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限制性股票比股票期权对于非效率投资的增加作用更显著;同时，国际化经营背景能够增强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这种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效率。最后，根据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并指出本文局限性。
天津自贸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和模式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跨境电子商务正在作为一种新的贸易模式，为全世界的企业和消费者搭建一个自由、开放和高效的全球贸易平台。国家也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鼓励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其中自贸区的设立就是一项重要的举措，作为在引导京津冀和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天津自贸区吸引了大量知名跨境电商企业的入驻和本土跨境电商企业的崛起。同时自贸区也在不断完善跨境电商配套基础设施并通过改革创新模式加快跨境贸易便利化。天津自贸区依托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正在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并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商市场份额。本文通过国家和天津自贸区宏观政策角度分析天津自贸区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劣势以及从微观模式角度具体分析天津自贸区跨境电商企业的特色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本文在宏观层面分析时利用SWOT模型总结天津自贸区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然后结合自贸区内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模式和典型案例提出了未来自贸区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推广“保税仓+O2O”模式、“B2B+O2O”贸易平台模式和“B2C+O2O”直营中心模式、积极利用自贸区跨境电商一体化服务平台等建议，并且提出自贸区可以结合自身区位优势和海陆空运输优势打造“互联网+”智慧物流体系、建立监管和服务一体化流程、顺应一带一路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加快国际市场布局打开北方市场国际通道、构建跨境电商产业生态体系促进产业发展，最后通过总结天津自贸区港口式跨境电商在海陆空特色运输、港口仓储管理及港口信息监管方面的特色经验为以后其他自贸区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国际航空枢纽的枢纽度测度及其对入境旅游与国际贸易的影响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航空运输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如今国际航空枢纽成为全球化的新核心，大型航空枢纽的建设可以通过促进城市间或国家间贸易往来、旅游文化交流的方式，有效地提升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影响力以及未来发展能力。其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纽带作用。我国目前正大力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除了加强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国际航空枢纽的积极建设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昆明、成都、重庆、哈尔滨、深圳、西安和乌鲁木齐七个城市都将新建国际航空枢纽。随着民航业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必将涌现出更多的世界级航空枢纽城市，这将对民航强国建设、国家经济转型等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对现阶段我国各国际航空枢纽的枢纽度水平进行测度与比较，并研究国际航空客运枢纽度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以及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有利于从发展入境旅游、国际贸易的角度对我国加强国际航空客货枢纽的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本文选取我国具有“枢纽”定位的19个机场在2015年的航空运输数据，首先，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测度各个机场的客运枢纽度和货运枢纽度，并进行地区间的对比。然后利用横截面数据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分析出国际航空客运枢纽度对入境旅游的显著正向影响，以及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度对国际贸易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后，针对我国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不足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国际航空枢纽建设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