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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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传统安全背景下海外华侨的权益保障研究

海外华侨因其具有“海外关系”的特性[1]，成为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及祖国统一的重要推动力量。[2]在恐怖主义袭击、跨国走私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日益严峻的现况下，海外华侨权益受损害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保障华侨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但目前我国对海外华侨权益保障在理论研究、法制和实践层面都存有不少问题，难以满足其保障需求。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广，海外华侨的群体人数必然会快速增长，如何保障其权利和利益显得愈发重要。本文基于此研究海外华侨权益保障的现状及问题，并提出建议。 　　文章分为四章。第一章对相关概念、理论进行概述。先界定海外华侨、归侨、侨眷、外籍华人、海外中国公民的概念。然后阐述海外华侨权益保障的内容。 　　第二章介绍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分析了海外华侨面临的具体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然后主要论述海外华侨权益保障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的现状，即领事保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保护较少被使用以及护侨难度变大也可以理解为特征。 　　第三章从理论、法制和实践这三方面重点展开论述海外华侨权益保障的问题:一是理论研究缺乏，二是华侨权益保护法律依据不足，三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重点论述了法制层面存在的“立法形式存有争议、现有法律规定不完善、配套国内法规缺失以及领事条约签订少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未批准”的具体问题。 　　第四章针对问题提出完善海外华侨权益保障的具体建议。一要加强对海外华侨权益保障的理论研究。二要在选择一般的立法形式下完善国内现有的相关法律，推动领事保护和外交保护立法工作，加快签订双边领事保护协定工作等。三要加大涉外法律宣传教育力度并加强海外华侨相关数据的统计工作，完善华侨权益保障工作。
广西蓖麻蚕（木薯蚕）产业发展研究

蓖麻蚕原产于印度，1955年引入我国后成为继桑蚕、柞蚕之后的形成产业的泌丝昆虫。本研究系统回顾了广西蓖麻蚕产业60年的发展历程，概述了我国蓖麻蚕产业在品种选育、应用技术、综合利用、基因工程方面的进展和取得的突出成效，应用竞争优势理论和农业产业化理论，全面研究和分析了产业发展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存在问题，综合对比分析广西桑蚕产业和印度蓖麻蚕产业发展成就背后的主要原因，确定了广西的蓖麻蚕产业为木薯产业的关联产业，得出了蓖麻蚕产业要持续稳定发展，应综合利用蚕蛹和茧丝，拉动国内市场对蚕蛹和蓖麻蚕丝的消费，摆脱小而分散的经营模式，推广良种+良法，实施“互联网+蚕业”工程，应用互联网技术提高蚕业科技推广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走集约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模式。论文还提出在国家实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广西蓖麻蚕产业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借势联合木薯产业“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东盟国家、非洲国家丰富的木薯资源优势和广西在蓖麻蚕饲养开发的成功经验，发挥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通过品种和技术输出，合作推进木薯+蓖麻蚕高效种养试验示范，加快蚕蛹的开发和利用，形成木薯淀粉+高蛋白蓖麻蚕新型复合有机食品和蚕蛹蛋白粉等高附加值产品，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全面提升广西蓖麻蚕的产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推动木薯和蓖麻蚕产业共同发展的参考建议。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融资问题研究

南宁市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东临粤港澳、背靠大西南，是北部湾经济区的枢纽城市、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南宁市的经济与人口都在快速发展，为缓解南宁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越来越突出的城市拥堵问题，适应南宁市发展的需要，南宁市政府于2002年起，就开始了南宁轨道交通建设的研究和准备工作。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交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是城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其由于建设投资巨大、后期运营成本也很高，同时又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项目建设必须通过地方政府来主导。根据世界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来看，轨道交通建设一直都以政府直接投资和提供补贴为主，这给予地方政府财政上很大的压力，后期持续的运营补贴更是让政府财政无法摆脱这个负担。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逐渐出现了新的融资模式，为轨道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可操作性的实例。 　　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从2008年起即开始了南宁轨道交通建设的第一轮规划，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第二轮规划并获得了国务院及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第一轮规划项目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并顺利推进中，第二轮规划项目目前也在逐步开工建设并全速推进。本文拟先通过对轨道交通涉及的公共产品理论知识、项目融资模式理论进行研究，然后将涉及的理论运用到南宁轨道交通集团第一轮规划和第二轮规划的融资模式当中去分析，并结合南宁市经济人口发展状况及南宁市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发展趋势分析。以“保障需求、控制风险、成本最低、模式最活”为原则，对未来南宁轨道交通集团开展的第三轮规划所进行的融资模式提供参考建议。
中外运天津分公司在巴基斯坦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分析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推进，传统的物流企业已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物流企业给客户提供更全面、系统化服务的物流业转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企业走向巴基斯坦则成了必然。 　　本文以中外运天津分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在巴基斯坦发展的外部战略环境，分析机遇以及挑战，给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在综述一带一路发展以及我国对外运输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一带一路政策以及中巴经济走廊对中外运天津分公司发展的影响，并对企业在巴基斯坦发展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进行分析，综合企业的运营情况，最后得出中外运应当在企业综合能力及运营水平方面进行加强，注重人才培养及企业文化建设，重视物流信息系统建设、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等建议。 　　本文在视角及内容方面有所创新，从中外运天津分公司的视角出发，对巴基斯坦的宏观及行业环境进行了分析，对企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并且丰富了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所处外部战略环境的分析，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当然，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分析难免有错漏不周之处，留待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研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振兴西部战略的不断推进，处于东盟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华南经济圈交汇处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圈迎来了良好的历史发展机遇。经济圈内的相关企业国际业务量明显增多，在国际贸易的驱动下为北部湾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做出了突出贡献。物流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泉”，提升企业国际物流服务水平，降低国际物流成本可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TDABC)是目前较为先进且认可度不断得到提高的物流成本管理方法，与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有较好的切合点，这一方法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各项物流作业的实际成本消耗情况，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文章以供应链物流成本管理相关理论为依据，阐述了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的物流成本核算模型以及成本核算评价体系。在分析了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发展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在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方面的适用性和在大宗商品国际物流领域应用的可行性做出说明。在案例中，以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方式的改进为目的进行方案设计，介绍了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在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评价体系中的总体构建步骤，运用时间驱动作业成本法对总资源消耗进行分解，分析了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合同对接部门、海运部门、卸船部门、库场部门以及陆运部门的资源消耗况，通过分析结果找到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控制的薄弱环节。最后以分析结果为依据，提出了改进海运部门物流作业模式，提高海运产能利用率、合理安排港口卸船物流资源、为各部门发展预留产能等提升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效益的策略。 　　文章以改进宏海集团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方式为导向，在收集分析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向宏海集团的领导员工了解集团物流成本管理现状，并对宏海集团大宗商品物流各环节的数据进行采集，通过大宗商品国际物流成本管理模型的构建为宏海集团提高国际物流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提供方法参考。
G公司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国际化培训研究

随着习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从政策的层面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向，倡导国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更多的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当中。在我国经济总体增长趋势放缓，进入发展的“新常态”，产业结构面临不断升级调整。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国内的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建筑企业作为走出国门的一支重要力量，所创造的营业额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国内企业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国内建筑施工企业在加大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具备综合素质的国际型施工管理人才的短缺是其面临的最大的阻碍。因此，在不断开拓海外市场的G公司，如何培养符合其自身发展，满足其走出去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是摆在G公司当前的棘手问题。 　　本文首先通过企业培训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建立企业培训管理的理论体系，在此理论的支持下归纳分析G公司当前对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情况;其次，通过理论资料的研究、G公司内部资料的分析，借鉴G公司所构建的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胜任力模型进行对比研究;再次，以胜任力模型为基础，从培训需求分析、培训计划制定、培训内容的选择、培训实施方式等各方面对G公司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培训体系提出改进意见;最后，通过培训效果评估对改进后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反馈，并根据评估反馈的内容对改进方案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并为培训体系的改进提出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借此希望为G公司在对国际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的国际化培训体系构建和完善方面提供思路和参考，发现当前培训体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最终为G公司的国际项目的顺利实施解决人员短缺的实质问题。
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运营分析

广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是建在中国西部地区的首个国际合作产业园区、中外政府合作共建的第三个产业园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总体开发建设及运营主体，在“两国双园”国际合作新模式，中国东盟自贸区及“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品牌推广及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企业利用移动互联网新媒体微信公众平台助力企业宣传，为园区的建设、招商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本论文对该公司微信公众号运营现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找出当前运营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并运用“口碑营销”理论解读增强微信公众号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充分汲取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口碑锻造的经验，提出内容运营、语言革新、互动交流、矩阵建设、“O2O”服务新模式等改进建议，旨在为中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尤其是产业园区国企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提供参考。运营分析
老挝贸易便利化研究——基于老挝中国贸易视角

老挝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一个内陆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源不断得为国外市场提供初级产品并需要从国外进口本国无法生产的技术密集性工业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中国作为最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形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出口，而国内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原材料和高新技术等则靠国外进口。2015年老挝正式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老双方建立起友好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老挝与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合作更为密切。国际经贸合作不仅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贸易地位和贸易结构等方面，还体现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的便利化程度，贸易便利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交易总额以及提高交易效率。 　　因此，笔者在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将老挝和中国的贸易便利情况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老挝提高贸易便利化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明确贸易便利化的定义，接着对前人关于贸易便利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从模型研究、测评体系研究、经济效益研究以及关于老挝贸易便利化研究等方面进行分类总结，进行简单评述。然后对老挝和中国贸易便利化进行定性对比分析，分析主要涉及老挝和中国的国际贸易概况、物流运输情况、海关情况和贸易便利化所面临的相关问题。通过分析结果，本文认为中国在海关建设和口岸建设上的大力投资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中国的贸易便利化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口岸建设失调、政策透明度低、海关环境复杂、高技术人才缺失等问题。相较于中国，老挝在贸易便利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更为严峻。老挝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电子商务、效率低下的政府管理以及高腐败政府等都给贸易便利化建设道路上设置了门槛。笔者参照wilson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试评估体系，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建立贸易便利化评估体系，计算出中国与老挝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其分析结果显示出总体上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高于老挝，老挝方面在规制环境和海关环境上的表现更优于其在电子商务以及口岸建设上的表现;而中国方面，贸易便利化效率最高的部分表现在口岸建设上。最后本文通过对老挝在贸易便利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性的改进建议。
广西北部湾港口物流整合研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打造中南西南战略新支点进程的日益深化，广西北部湾的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三大港口迎来了再次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机遇。广西北部湾港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缘优势，逐渐发展成为为中国面向东盟，走向世界的通道。对于北部湾港整合的经验与不足，加快北部湾港的融合，充分发挥港口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基础上，以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三港物流整合为研究目标，分析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通过分析三个港口物流发展的现状，结合现状分析了三港物流进行整合的原因;并借鉴国内外典型的港口物流整合模式的经验，在北部湾港口物流整合中提供了指导意义，并结合广西北部湾港口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以及目前所面临的机遇，概述了钦北防三港物流进行整合的可行性;通过分析目前港口整合成效，发现整合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旨在将广西北部湾港打造成为面向东盟的重要出海通道，辐射西南、中南地区以及服务“一带一路”的区域性的国际物流中心。
基于SWMM模型的南宁市地表径流及非点源污染精细化模拟研究

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我国城市不透水面积比例在不断地增长，由此引起城市内河流域内涝、黑臭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南宁作为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城市，近年来发展迅速，同样面临着径流污染加剧的痛点问题。2015年，南宁成为16个首批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之一，由此对南宁市进行地表径流及非点源污染的总体计量及空间特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150m网格为基本单元，对南宁市区地表径流及非点源污染进行精细化建模研究，分3种情景化的低影响开发模式对试点区域进行了改造模拟，主要结论包括: 　　通过分析年径流产量发现，2015年市区径流总量为3.37亿立方米，相比2009年的1.86亿立方米有很大增长，空间径流分布向市区东北方向偏移。非点源污染物中SS和COD产量均有增长，TN和TP则相反。COD产量从2009年的1.858万吨增加到了2015年的1.868万吨，SS从3.880万吨增加到了4.583万吨，TN从0.254万吨减少到了0.228万吨，TP从0.073万吨减少到了0.060万吨。年径流产量在空间分布上出现高污染区域转移的现象。研究发现造成径流量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不透水面的变化，COD和SS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是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TN和TP变化的主导因素是工业用地、其它建筑用地和绿地。对特征区域的分析发现绿地能有效影响径流及非点源污染，在不同设计降水下径流峰值均出现了30分钟的推迟，污染物的峰值也有了一定的推迟。 　　对南宁高强度改造区H进行低影响开发情景模式改造模拟发现，最大径流（情景1）及污染物（情景2）去除模式下径流及SS的削减分别达到了21.04％和66.37％，成本最优模式（情景3）下径流及SS的削减分别为13.74％和46.71％。从单位投资回报考虑，情景3单位成本径流和SS削减率分别增加了0.17（％/千万元）和0.89（％/千万元），即情景3模式要优于情景1、2。由此提出建议，在进行“海绵城市”改造时需要从单位成本投资所带来的效益变化出发，多目标的进行管理设计方案的确定。
中国面向东盟的新媒体外交研究——基于中国-东盟主题社交媒体的案例分析

随着中国与东盟交往的日益密切，双方将携手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面向东盟的新媒体外交也将促进双方合作发展。新媒体外交作为国家公共外交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播影响力上较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外交而言，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外交主体的多元化让普通民众能积极参与到外交活动中，极大地壮大了国家外交力量;外交方式的多样化让国家声音能拥有更多新媒体渠道进行传播;外交内容的“软”化让受众能浏览到更多具有创意价值的外交内容，易于接受与认同;外交对象的分众化则让外交活动根据不同受众特点传播相应内容，获得精准化的传播效果。因此，新媒体外交拉近了中国与东盟国家民众彼此间的距离，让中国与东盟双边合作如虎添翼。 　　本文先从定义、发展现状和特点概述新媒体外交，厘清新媒体时代外交活动的变化和特征。其次，笔者对在当下中国面向东盟的新媒体外交中承担重要作用的中国—东盟主题新媒体进行现状分析和重点案例研究:第一，从传播主体角度对中国—东盟主题社交媒体中主要的新媒体账号进行梳理分类，并就内容和特点作简要介绍;第二，以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新媒体作为重点案例进行分析，从媒体定位、人才架构、渠道管理、微信平台建设及微信内容分析四个层面剖析其运营状况。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中国面向东盟的新媒体外交现存问题，并提出三点应对策略:以当代中国价值观和中国文化为传播基点、打造具有新媒体传播力的对外传播内容和构建适应新媒体的对外传播渠道模式。
在邕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定量研究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来华留学生规模也越来越大。在新形势下，如何提升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能力和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广西与东南亚国家相邻，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开展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桥梁和纽带。本文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广西几所高校留学生中华文化的认同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1)留学生文化认同是一个由二阶一因子一阶三因子构成的层级结构，其中二阶一因子指的是留学生文化认同，一阶三因子指的是认知、情感和行为;(2)目前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的认同水平较高，但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并不均衡;(3)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存在明显的性别、年龄差异;(4)华裔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高于非华裔留学生;(5)211院校的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高于普通院校留学生;(6)以体验外国文化为目的的留学生对中华文化有较高的认同;(7)来华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汉语水平、来华时间存在正相关;(8)尽管受个体背景变量的影响，来华留学生在中华文化认同中都有较高的情感得分。 　　对所得结论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创造性地提出促进来华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策略:(1)根据留学生的个体背景变量，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2)加大中华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度;(3)加强沟通，寻求理解，消除误解;(4)引导学生深入社区，帮助其融入中国社会;(5)最根本的还是借鉴优秀文化，提高本国文化吸引力。
对泰汉语教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以泰国PST学校为例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泰关系也更加密切，双方加强了全方位的交流。在交流中，如何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信任？如何减少摩擦？国际理解教育就显得举足轻重。本论文以泰国武泰他尼府PST中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在对泰汉语教学中如何实施国际理解教育。首先，笔者对该校的初、高中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运用Excel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国际理解教育认识、国际理解态度情况以及该校的国际理解教育现状。其次，笔者根据调查的结果，探讨在对泰汉语教学中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思路和方法。其中，笔者着重讨论了在对泰汉语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应如何培养泰国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还有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应如何融入国际意识和全球视野，贯彻国际理解思想，让泰国学生拥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学会用正确的国际理解态度去欣赏、尊重和理解其他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然后，笔者在学生中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国际理解教学实践，并设计第二次问卷对实验成果进行验收。最后，笔者对一些教学案例进行分析，从案例实施情况中反思总结。希望笔者的研究可以为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提供参考，期冀中泰两国通过国际理解教育可以实现相互发展、共同繁荣，真正的实现“中泰一家亲”。
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配置、重构，提升了外贸、制造、外包、投资等行业的全球化水平，让当今全球经济发展日趋呈现出“产业集聚和全球分布”的特色。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的构想，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和共鸣。广西属于“一带一路”战略陆路与海路通道的连接带及交汇处，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的重要门户，也是我国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带。越南作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与广西因为地域、人文、风俗等方面的相似性，两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悠久。 　　然而，作为处在市场机制及经济体制发展初期的地区或国家，产业集群的发展较为缓慢，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驱动下，这些产业集群亟需积极的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才可以更好的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防止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或被区域锁定。因此，如何构建出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相关理论，解释当前不同区域和国家间产业集群之间相互作用及共同发展的现象;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形成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什么，网络结构与各个机制之间是怎么作用的;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是如何动态发展演变的，如何根据各个动态过程制定产业政策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国内外产业经济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 　　基于此，本文借鉴国际上前沿的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以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对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理论机理、形成动因、发展运行机制、动态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及创新如下: 　　一、从形成背景、动因、结构特征及发展机制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理论研究框架 　　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水平、特别是发展到了成熟阶段，都难以避免集群本身因为“地理”特点引起的锁定效应，以及相伴而来的风险和衰退。此外，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集群内部存在的知识“缺口”等“结构洞”是产业集群之间产生跨国合作网络的主要动因。产业集群之间的跨国合作网络主要由企业、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中介机构、金融机构等要素构成，其网络结构特征可以分为整体特征、个体特征和关系特征等，同时，知识创新和技术扩散，是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主要运行机制。 　　二、通过LQ系数、EG指数结合普查数据、投入产出表对广西与越南的装备制造业集群进行了识别与分析 　　通过对广西14个地级市及越南进行集群识别可以得出，目前广西已经形成了以南宁、柳州、桂林、北海为中心的15个装备制造业集群，主要以汽车制造业集群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集群为主。与之相比，越南已经形成了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同时汽车制造业也初现了集群的端倪，集聚水平逐年加深。此外，经由对比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可知，双方装备制造业集群合作前景广阔，由于广西与越南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双方合作历史悠久，且凭借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深入发展的契机，双方集群存在坚实的合作基础。 　　三、基于集群内外锁定及网络形成关系模型，分析了产业集群跨国合作网络的形成动因及发展机制 　　主要是对广西与越南的装备制造业集群合作网络的形成机制做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的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形成动因的模型，分析集群的内部锁定和集群的外部锁定对集群跨国合作网络的个体特征和关系特征的影响，进而得出由于集群内外锁定构建的跨国合作网络，有力的推进了整体集群的发展。同时，相对于集群的内部锁定来说，集群的外部锁定更显著的影响广西和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之间的跨国合作网络。此外，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间合作网络个体特征可以促进集群间的技术扩散及知识流动，从而推动整体集群的发展。从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关系特征来看，资源共享对技术扩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均显著正相关。 　　四、通过构建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垂直-水平-层级多重网络演变发展模型，利用MATLAB进行计算机编程仿真模拟，分析跨国合作网络动态演变过程及各阶段的政策含义 　　通过MATLAB进行编程仿真模拟，得出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在演进发展过程中伴随着水平联结、垂直联结及层级联结三个演变阶段。垂直联结最初作为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分工的一种原始“稳态”，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生了水平关系的耦合，两者的关系继续耦合，错综复杂地形成层级结构的“稳态”。也即是发展到成熟阶段，集群之间网络内部不具有中心程度过高的企业，集聚系数较为均衡，这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由于中心节点离开集群网络而引起整体竞争力的大幅度降低，提升了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的鲁棒性。 　　本文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广西与越南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研究产业集群的跨国合作网络形成及发展问题。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探讨全球生产网络及“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产业集群外部网络的形成及变化机理，丰富了产业集群理论，对发展和完善我国产业集群跨区域合作理论做了贡献，并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确切把握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各个发展阶段状况，根据具体阶段制定针对性的对策措施提供参考;同时，利用MATLAB对产业集群之间跨国合作网络的仿真模拟，提出相应的演变模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产业集群数据方面难以获取的限制，为日后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边境地区双向开放的空间效应研究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效应一直是区域科学的中心话题，边境地区也一直是研究经济一体化的天然实验室。但是，作为对外开放的第二扇“窗户”，我国边境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低，远距离、高分割、低密度的经济地理特征明显，是地理位置的前沿而经济发展不“前沿”。针对边境地区的外围处境，新经济地理学为这种空间结构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认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不平衡扩大了地区经济差异，沿海地区的开放先导性是使之成为经济活动集中区而其他地区为外围的重要原因。然而，开放不仅具有不平衡性的特质，还具有方向性，包括国际开放和国内开放。故而，边境地区的边缘化至少是双向开放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将边境地区的开发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推动我国区际化和国际化的深化协调发展，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空间效应研究将成为世界边境地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此，与已有强调国际开放作用和将聚焦范围集中在核心区的研究不同，本文突出开放的多层级方向和国际开放的不对称，并结合中国边境经济特征，探讨当边境地区由原来的国际开放不足和国内开放主导向国际和国内的双向开放并行发展之后，不同程度与层级的开放对边境地区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带来什么新的冲击？是否会凸显边境地区作为国内外市场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或是进一步被边缘化？ 　　围绕这一主题，在对已有理论和文献研究基础上，结合边境特征，本文提出边境双向开放空间效用的理论框架，进一步，通过对边境地区的双向开放模式和经济结构分析，定量化两个现实特征，并以此特征为基础，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和两个实证检验展开研究。具体而言: 　　首先，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结合边境区情，从理论层面揭示边境双向开放空间效应机制。边境地区的双向开放通过生活成本效应、国际市场接近效应、国内市场接近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市场拥挤效应和竞争效应影响边境地区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各个效应之间存在多重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 　　其次，通过对双向开放含义与发展模式分析，结合我国区域发展政策的调整，可将我国的双向开放分为国际化、区际化和区内化的“三化”不足期、沿海国际化先行期、区际化主导期、国际化改革期以及“三化”协调深化期，边境地区直至1992年沿边开放政策的提出，才逐步走向国际化进程，衍生于国家区际化主导期。进一步，通过对边境地区的经济结构分析发现，边境地区的国际化、区际化和区内化程度都在提高，但是，国际开放程度滞后且落后于沿海地区、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聚优势不强和工资水平不高的空间特征明显，此客观现实特征是本文立意的基础。 　　再次，在边境地区的国际开放程度不高和要素集聚不强两个现实特征基础上，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的两区域模型，区别边境地区(B)和沿海地区(C)的开放水平差异，构建一个两国三区域、两部门（农业和制造业）以及两要素（农民和工人）的B-C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揭示边境双向开放的空间效应。发现:1）国际贸易自由度与区际贸易自由度与边境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存在U型关系;边境区内贸易自由度与实际工资是非线性的递增关系。2）国际贸易自由度提高对国内两地区的工资差异存在先扩大后缩小再扩大和先缩小再扩大的两种可能性影响，具体扩大或缩小的转向是受到边境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当边境地区的国际贸易自由度不足沿海地区时，区际贸易自由度提高不利于边境地区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易造成国内经济活动愈发的分割，强化核心—边缘结构;区内开放提高有助于提高边境地区的相对工资优势，进而缩小区域差距。3）双向开放通过改变经济系统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对大小，进而影响企业和工人的区位再决策，导致产业（工人）的空间布局存在稳定的、不稳定的、对称的和非对称的多重均衡解。特别是存在一个边境突破点，当其他条件不变，而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超过这个值时，边境地区将成为绝对的发展制造业的核心区;当国际开放不足沿海地区时，存在一个核心突破点，若区际开放水平超过此值，沿海地区将成对绝对的核心区，边境地区成为发展农业的外围区。 　　进而，在理论框架和模型基础上，选用西南边境省区的云南和广西为案例，考虑边境地缘特征，将国际开放分成与东盟国家的开放和与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开放两个维度，并展开两个实证分析，包括产业（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实证结果发现:1）区际开放对边境地区工业产生分散的空间效应，不利于边境地区工业集聚。区内开放与工业集聚存在U型关系，即，在前一阶段，区内贸易成本的下降更多造成经济要素的外流，边境地区吸引工业集聚的吸引力降低;在后一阶段，区内贸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能提高边境地区的吸引力，进而提高产业集聚水平。两个维度的国际开放的产业集聚效应不显著。2）与东盟的国际开放、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国际开放、区际开放和区内开放与边境地区实际工资存在U型关系。但是，考察期内，与东盟的国际开放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后一阶段，具有正向的工资效应;对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较低水平的国际开放的影响处于U型曲线的前一阶段，不利于边境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负向的工资效应。3）产业集聚对边境地区的国际开放相对工资效应具有门槛作用。若产业集聚度低于门槛值时，与东盟的国际开放提高产生抑制边境地区相对工资提高的负效应，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开放提高产生促进边境相对工资提升的正效应;若产业集聚度高于门槛值，则受到的国际开放的负效应不显著或不存在，正效应得到强化。区际开放和区内开放对地区工资差异影响并没有明显受到边境产业集聚水平的门槛约束，整体表现出区际开放的提高降低边境相对工资水平的负向作用和区内开放的提高提升相对工资水平的正向作用。 　　此外，在实证研究中，还考虑边境地区的两个地理区位因素——邻边（国家边界）和邻核（核心市场）的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发现邻边与工业集聚效应和工资效应负相关，邻核度与工业集聚效应具有倒U型关系，与工资效应存在U型关系。 　　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围绕边境地区的内生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提出要把握好边境地区双向开放的层级型，即区内是基础，区际是关键，国际是平衡，以及要通过引导边境地区的产业集聚，调节地区发展与区域协调的矛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