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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历经多年的发展,中国纺织业已具备了加工配套的最高水平以及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中资纺织企业的全球化方兴未艾,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进,加速了纺织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许多企业也在外向国际化的道路上获得了辉煌的成果。但是,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不仅是机遇,还有挑战:纺织行业内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用地、用工、及原料价格居高不下,纺织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外市场仍显复苏乏力,市场需求萎靡不振,加之贸易保护主义回头,各国为提振经济保护本国纺织业纷纷设立贸易壁垒,国内纺织企业利润下滑明显。作为东盟重要成员国之一的越南,凭借其区位优势、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丰富的资源和稳定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成衣制造和辅料加工企业投资建厂。在我国纺织企业积极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同时,如何识别和利用好自身优势,把握“走出去”的机遇,实施全球战略布局,应对全球化竞争挑战是摆在中国纺织企业面前的迫切问题。<br> 国际市场进入策略是企业为了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持续的增长,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分析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它包括了战略和战术目标、企业的资源分配和各项政策建立,它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指导企业国际业务的操作纲领。本文以HF纺织为例,借助国际市场进入战略的分析方法,结合战略行为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通过分析投资目的国(越南)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现状,并针对企业自身的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综合竞争优势选择越南市场的进入模式,并提出相关的市场进入策略和制定实施措施。希望能帮助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有效管控投资风险,实现协同效应。并且建议HF纺织在进行国际化的同时实施技术和产品转型升级,从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积极推动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1993年,柬埔寨《华商日报》创刊,迄今为止,已是该国历史最久、对当地华人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一份华文报纸。本文将《华商日报》作为个案展开研究,并根据个人的观察对该报进行田野考察,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对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路径进行思考。<br>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华商日报》遭遇了诸如读者减少、广告收入与发行数量难以提升、报社运营机制的束缚等困境。为了走出发展瓶颈,《华商日报》开始尝试向新媒体转型,相继开通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新媒体平台。目前,该报微信公众号平台、手机APP等新媒体业务的发展开始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深化与国内新闻界的合作,引进新闻专业人才,同时拓宽受众范围。<br> 在东南亚地区华文媒体普遍式微的大环境下,本文通过剖析《华商日报》在新媒体转型上所做的尝试和突破,以期能对其他海外华文媒体的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以及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构建和发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大格局,加强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是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为适应当代国际传播格局变化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构建中国国际传播大格局,地方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边疆省区的媒体,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而在对外传播中,渠道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传播内容确定的情况下,渠道的畅通就成为了传播效果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对外传播中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传统的传播渠道,构建新型的传播渠道,把渠道建设作为发挥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br> 吉林省作为我国边疆省区之一,地处东北亚中心区域,是中国面向东北亚国家传播的前沿和重地。本文以吉林省对外传播的渠道建设实践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传播学中关于大众传播渠道建设的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案例分析法开展调查研究,从一次建设(传播基础)和二次建设(语言文化)两方面对吉林省对外传播的现有渠道进行研究梳理,分析解决其在渠道建设中存在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内容单调、手段粗糙、效果难测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为吉林省对外传播渠道建设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我国企业的债券融资规模不断增大,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开闸,改变了资金来源稀缺的局面,短融券以其低价、快捷、高效的形式为企业灌注了新的养分,成为企业热捧的融资工具。从船舶行业来看,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与船舶海运的愈加频繁,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产业发展。国裕集团近年来积极注册发行短融券,短融券已成为其筹资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br> 然而,近年来船舶行业短融券违约数量持续上升,值得引起重视和反思。案例对象是具有行业代表性的船舶制造公司——国裕集团,其2016年到期的两期共计6亿元的短融券发生违约,严重危害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企业生存危机。对国裕集团短融券违约事件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分析,发现其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严重缺陷,致使企业暴露出严峻的信用风险,最终导致了国裕集团违约事件的发生。船舶行业违约事件保持高发态势,大多数船舶制造公司同国裕集团一样,都面临严重的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缺陷,极有可能陷入信用困境,发生短融券违约。因此,船舶行业进行科学有效的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是十分必要的。针对识别出的船舶行业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缺陷,依据整体规划,建立了完善的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关注了短融券信用风险度量,规范了信用风险管理流程,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船舶行业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建议。对包括国裕集团在内的我国船舶行业企业提升短融券信用风险管理水平、增强偿债保障能力、防范违约的发生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作用。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印尼,并在印尼国会发言中提出,中国与东盟各国应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次年3月,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称“一带一路”)建设。目前,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进程的加快,加强产能合作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推动中国与海丝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方式。而印尼是东盟创始国之一,经济发展潜力以及在东盟区域的政治影响力都十分大。在此背景下研究中国与印尼的产能合作对于中国与印尼两国的经济发展,乃至海丝路战略在东盟地区的推进都将产生促进作用。<br> 当前中国与印尼的产能合作已经展开,但是合作的力度与合作的深度都还存在上升的空间,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展示中印尼两国的合作现状及合作的上升潜力,为两国加强产能合作提供一定的建议。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国与印尼开展产能合作的基础以及产能合作行业潜力进行研究。通过对中国与印尼产能合作的现状及其分析,为产能合作潜力的研究找寻基础。并以产业国际竞争力为视角,以中国与印尼的主要行业进出口优势、国际市场竞争力等因素为出发点,对具体行业的产能合作潜力进行分析。最后基于此结论为产能合作的继续推进提出参考意见。
准确识别涉外因素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体现在法律适用上,涉外因素的识别关系着是适用我国法律还是适用外国法律来解决争议;另一方面体现在程序规范上,涉外因素的识别关系着是将争议提交我国机构还是外国机构来裁判,以及我国是否对外国判决和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问题。<br> 当今我国自由化贸易不断发展,自贸试验区不断建立,依据传统因素判定一个法律关系是否涉外逐渐暴露出了呆板僵化的缺陷。传统的涉外因素识别方法需要改造、需要加工、需要注入更多的灵活性,以适应变化发展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要求。为实现全面改革开放,响应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宏伟战略要求,突破传统涉外因素的识别限制,提供具有灵活性、开放性的涉外因素进行识别选择,就显得很有必要。<br> 本文立足于当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国情实际,以2015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经典案例“西门子案”为路径,在“1+3+7”自由贸易试验区新格局的背景下,对商事法律关系的涉外因素进行识别探究。<br> 本文先将涉外因素分为典型涉外因素与非典型涉外因素两个方面,对这两者进行了概念界定、特征分析和案例阐释,具体剖析了二者的范畴和区别。接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坚持公平正义、不违背公共政策、防止法律规避的原则下,将典型涉外因素与非典型涉外因素进行有机结合,适当突破典型涉外因素,灵活认定非典型涉外因素,从而有效判定商事法律关系的涉外属性。最后,从理论、立法、实践三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商事法律关系的涉外因素识别建议,以期在当今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为我国司法建设尤其是自贸试验区的司法建设提供符合现今国情和时代要求的新思路。
腐败祸国殃民,破坏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造成政府对社会资源的不良配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腐败导致权力发生变异,导致市场发生扭曲。东盟国家在近十几年来经济基本上一直在增长,但期间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腐败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6年全球清廉指数显示,东盟国家中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的清廉指数分别为49(排名55)、35(排名101)、35(排名101)、37(排名90)、33(排名113),可见这五个东盟国家存在着较严重的腐败现象。随着“一带一路”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将会更为紧密。“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共赢、互利互补的发展道路,为东南亚、南亚及非洲等沿线经济国家和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了国际合作,激发了国内经济发展潜力。为了强化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中国会加大对东盟的投资,东盟国家也会加大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有在充分了解东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及经济运行机制下,中国才能更好地在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和竞争中获得优势,指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然而,腐败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国内外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上,微观层面上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东盟国家的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在当前中国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理论框架”下,这一研究问题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br> 本文在世界银行2015~2016年间公布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五个东盟国家的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和万得数据库的数据的基础上,使用有序Logistic回归(也称Ologit回归)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分析,实证研究了东盟五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的腐败现象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总体上,腐败是导致东盟五国企业整体融资可得性变差的重要因素。(2)对于样本中不同行业和不同国家的企业来说,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效应趋于一致,均会降低企业融资可得性,说明腐败降低企业融资可得性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3)对于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来说,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效应存在着差异性。具体表现为:腐败是导致非上市企业(包括非上市公司、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下降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上市股份公司来说,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不显著,且在加入法律障碍和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后,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由不显著变成了正向显著,说明上市企业的融资可得性不仅对腐败具有“免疫性”,而且一定的腐败可能有助于其获得融资。(4)与腐败一样,法律障碍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也很重要,都会降低企业的融资可得性。(5)法律障碍与腐败的交互作用,除上市股份公司外,基本上都会一定程度减弱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负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腐败可以抵消一部分法律障碍对融资可得性的负作用,或者说,法律障碍的存在,增加了腐败行为的“正确性”,使得腐败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不再那么恶劣。但是,这一交互项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正向作用与腐败和法律障碍单独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负向作用之和相比,可谓是“杯水车薪”。所以,腐败与法律障碍对企业的融资可得性的影响的综合作用始终还是负的。(6)政策不确定性与腐败的交互作用基本上对企业的融资可得性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说明腐败和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可得性的影响是单独起作用的。<br> 虽然我国的基本国情与东盟国家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我国可能同东盟国家一样也存在着类似的腐败和融资问题。为了提高企业的融资可得性,除了企业需要努力改善自身经营状况(如增加销售额、提高主营业务收入占比等)外,各个国家也应该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全面扼制腐败等非法行为,为企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因此,通过本论文的研究所获得的实证证据,并结合我国与东盟五国的金融与法制发展现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严厉打击腐败行为,不断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提高经济政策的稳定性;(2)严厉打击非法经营的企业,建立完善的审计制度,加强普惠金融建设;(3)鼓励企业上市融资,债券融资,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4)合理利用外资,引入金融机构竞争机制,促进金融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及“海上丝绸之路”等新理念的提出对沿经济带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广西地处中国的西南部,与越南海陆相邻,是中国对东盟的西南海陆门户。在新形势下,各国间贸易往来活动持续迅速活跃,这对国际物流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加强物流服务能力的建设,提高两地国际物流便利化水平,为国际贸易提供良好的物流环境具有着重要意义。<br> 本文选取了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的国际物流便利化发展作为研究主体,以广西与越南的陆路通道便利化发展问题作为区域部分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物流便利化研究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文章首先就国内外学者关于国际物流便利化主题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综述,然后对广西、越南两地陆路通道物流便利化水平现状进行分析,利用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文章的理论依据,以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环境、海关环境、信息化水平等物流便利化要素作为构建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并构建评价体系,对两地物流便利化水平进行实证测评分析,同时也从实现物流便利化的几大要素的角度指出目前存在的问题。<br>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广西-越南物流基础设施落后,物流网络规划建设有待提高,加上通关手续繁琐不便,导致了货物跨境运输时间长,成本高;其中评价体系测评结果表明,物流基础设施、通关环境等是影响物流便利化的主要因素;中国物流便利化程度要高于越方,从物流便利化因素入手,能有效提高便利化程度。最后结合广西与越南物流便利化发展的需要,从政府、企业、行业等角度提出物流便利化发展针对性的实现途径及相应的对策建议。
制造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其出口一直都是中国开展双边合作的重点内容。本国经济发展角度,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制造装备走出去战略,打造中国制造金字品牌。而贸易潜力巨大的RCEP地区将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国际环境角度,美国退出TPP使RCEP热度骤升,2016年加紧了谈判进程。未来将逐步扩展框架内贸易便利化合作的范围,促进双边制造业产品贸易稳健增长。基于此,本文进行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与RCEP谈判国贸易便利化提升的研究。<br> 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与轮轴—辐条理论,研究RCEP谈判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影响的文献;其次,从出口规模、结构和市场布局探讨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RCEP谈判国的现状;再运用扩展的标准化法,选取四个一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计算贸易便利化得分。同时分析了RCEP谈判国的整体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单一指标所代表方面的发展水平;再次,选用了贸易引力模型,采用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对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RCEP谈判国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从贸易便利化角度提出了促进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政策建议。<br> 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一是进、出口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中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进口国口岸效率与海关环境、出口国海关环境与电子商务对促进中国对RCEP造业产品出口有积极作用。<br>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对RCEP谈判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整体得分及单一指标均进行了分析;二是实证中加入了各一级指标对贸易流量影响程度的分析,针对进、出口国贸易便利化的具体方向提出建议。
近年来,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越来越密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越来越迅速,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逐渐被各国所重视。<br>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统计分析以及理论与政策相结合等方法对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进行研究。首先介绍研究背景和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以及研究内容、框架、方法,然后阐明了互联互通理论依据和国内外建设经验,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贸易、投资的关系,以及国内外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经验。接着分析了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现状与成效,分别介绍了中国铁路建设现状、东盟铁路建设现状以及双边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现状,然后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成效,对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进行环境分析,提出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路径与对策措施。研究表明: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应,对贸易、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东盟各国铁路水平发展不平衡,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整体水平较低,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既面临“一带一路”战略、泛亚铁路平台和国内铁路建设综合优势等有利条件,又受到复杂政治关系、资金不足、技术标准不一等制约因素的挑战。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的有利条件更加明显,可以考虑国家战略对接、“以点带面”重点项目示范模式、以市场化运营为主导、以广西和云南为重点区域建设的发展路径,最后提出夯实政治基础、统一技术标准、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成立政府协调机构等对策措施。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日益加大,而马来西亚提出的经济走廊战略,极大地促进来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相互直接投资对中马两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时期,加大与马来西亚的双向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带动中国的市场活力,而且有助于拓展企业投资空间,优化产业结构;而马来西亚希望借助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据此,研究中马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对于分析中国关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以及两国的投资协定的谈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br> 本文先概述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双向直接投资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进而阐明本文选题的意义,并对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与马来西亚进行双向直接投资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总结,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继而详细介绍中马两国相互直接投资的发展及特点。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中国和马来西亚的相互直接投资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两国的市场规模、两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情况、名义汇率和旅游人数、留学人数作为解释变量进行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市场规模、出口情况、名义汇率和留学人数是影响中国对马来西亚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旅游人数则影响较少,而在马来西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以看出,市场规模、出口情况、名义汇率和旅游人数是主要影响因素。针对中马两国相互直接投资中所受影响因素的不同,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继续加强双方的政治合作,加强双方的高层领导交流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拓展中马产业合作空间,优化双方合作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园区的建设;重视中马两国的文化融合。
进入新世纪后,全球化贸易不断发展,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同时“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使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双边贸易基础的物流行业更是备受瞩目,相关调查表明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开展跨国战略联盟已成为一种趋势。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CBSA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整体的合作绩效还处于较低水平。相关结果证实,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CBSA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绩效评价的内容不够全面,绩效提升的策略不够明确。因此,研究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CBSA的绩效能够提高相关企业合作的成功率和绩效。<br> 本文在文献研究法的基础上,结合深入调研,分析得出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CBSA的动因是:第一,获取当地资源,为跨境物流和贸易提供支持;第二,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第三,减少经营风险,形成优势互补。然后在分析其产生绩效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其绩效的实质包括两个层面:预期的绩效和非预期的绩效。同时,据此构建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针对性的绩效提升策略。得出的结论为:注重联盟伙伴的人力资源状况、财务资源以及声誉资源,强化联盟伙伴投入的关系资源,降低市场风险,防范金融风险,积极应对自然风险,降低政治风险、合作关系风险和能力风险,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和清关成本。非预期的绩效的提升策略是提高联盟信息化的能力、联盟信息技术的安全性、联盟信息系统的兼容能力、联盟信息技术的稳定性,提高交通运输设施的利用率、仓储设施的利用率和包装及搬运设施的利用率,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增强市场力量。<br> 本文在丰富相关绩效理论的基础上,为中国与东盟物流企业CBSA的绩效提升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作为东南亚地区为数不多的内陆国家之一,老挝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湄公河自北向南贯穿老挝全境,丰富的水资源为老挝水电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优势。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为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老挝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重要国家,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非常大。水电作为老挝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之一,水电产业的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将迎来绝佳的发展时机。<br> 首先,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发展现状,并系统的梳理和归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根据老挝水电行业的整体发展环境,找出当前老挝国家电力公司发展问题产生的原因。其次,通过PEST理论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这几个方面对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以便清楚的知道公司当前所处的大环境情况;通过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分析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行业竞争情况,并在行业中选择对自己最具吸引力的竞争位置;通过SWOT理论来分析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调整自身的发展策略,力争借助“一带一路”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来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选择最合适的发展策略,进而提高老挝水电的市场竞争力。最后,在对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分析的基础之上,针对老挝国家电力公司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并且为了确保发展策略的顺利实施,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以此来提升老挝国家电力公司的经济效益、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高效率的交通设施,选择公路隧道能有效缩短时空距离,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隧道建设事业开展地如火如荼。由于隧道大量穿越软弱松散围岩且常处于浅埋偏压状态,对隧道受力变形产生不利影响。大跨度小间距隧道与普通公路隧道相比,能更好地提高交通效率、降低工程修造与维护成本。但是,大跨度小间距隧道开挖断面大、施工流程复杂,受浅埋偏压软弱松散围岩影响明显,极易引发工程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巨大损失。因此,研究浅埋偏压条件下围岩与大跨度小间距隧道相互影响机理对保障隧道施工安全尤为重要。<br> 本文依托南宁某实际工程,开展浅埋偏压对大跨度小间距隧道的施工影响研究。通过Midas GTS软件建立数值计算模型,首先研究了不同施工工法对不同工况单隧道围岩及支护结构的影响;然后模拟研究不同施工工法对平行双隧道围岩及支护结构的影响。<br> 主要研究成果与结论如下:<br> (1)在浅埋偏压围岩中修建大跨度单隧道,采用双侧壁导坑法施工,最大压应力分别比台阶法与CD法小48.5%,15.8%,围岩应力分布合理;对于围岩位移而言,采用双侧壁导坑法,地面最大沉降、拱项沉降、拱底隆起分别为-16.5mm、-24.75mm、28.32mm,比台阶法小85%左右,比CD法小60%~75%,特别适用于对围岩位移控制要求高的工程;双侧壁导坑法开挖截面较小,扰动土体程度相对来说较小,且形成闭合支护及时,引起的锚杆轴力51.1 kN,比台阶法和CD法小72.7%、71%,轴力分布呈均布状态;对弯矩分配而言,双侧壁导坑法初期支护承受了较大围岩变形,减少了二次衬砌应对围岩变形的压力,引起的弯矩最大值为6975.6 kN·m左右拱肩、左右拱腰处弯矩数值分布在1000~3500kN·m范围内,较其他两种工法小,能充分发挥二衬结构承载能力。综合来看,双侧壁导坑法较台阶法与CD法,对隧道产生的不利影响最小;<br> (2)基于双侧壁导坑法的研究,开展偏压及浅埋对隧道开挖的影响研究,通过组合埋深与坡度条件得到12种工况,得到隧道偏压的主要影响范围为0~30m;坡度大于1∶1.5时,浅埋、偏压条件对围岩变形与应力分布影响显著;随埋深的增长和坡度的减小,浅埋偏压影响逐渐变小;<br> (3)对浅埋偏压围岩中进行大跨度小间距平行隧道修建,使用双侧壁导坑法进行施工,压应力比台阶法小约31%~43%,比CD法小约8%,围岩应力分布较其他两种工法更合理;双侧壁导坑法能有效减小开挖断面,能尽早完成封闭的支护体系,竖向位移量比台阶法小50%~69.8%,比CD法小45%~65%;双侧壁导坑法引起锚杆轴力比台阶法小13.8%~22.6%,比CD法小5%~12%,有效地控制围岩位移;双侧壁导坑法初期支护轴力左右洞最大值出现在拱腰,分别是4000.8kN、5352.5kN,拱肩次之拱顶最小,且左右拱肩与左右拱腰处轴力相差较小,初期支护轴力分布合理;双侧壁导坑法二次衬砌弯矩,左右洞的拱顶弯矩较小,拱肩次之,拱腰最大,最大值为-3698.6kN·m,弯矩分配较其他两种工法合理,能有效发挥二次衬砌的抵抗围岩变形的能力;双侧壁导坑法能减少后掘进隧道对先掘进隧道由施工带来的影响,保障施工安全。综合来看,双侧壁导坑法较台阶法与CD法,对大跨度小间距平行隧道的不利影响最小;<br> (4)基于双侧壁导坑法的研究,开展在浅埋偏压小间距隧道施工工序的研究,得到先开挖浅埋侧隧道后开挖深埋侧隧道,先开挖隧道远离中间岩柱侧后开挖隧道靠近中间岩柱侧为最优工序,能有效控制施工偏压对隧道的影响,且能较好地控制围岩位移,进一步减小对大跨度小间距平行隧道的不利影响。
中国不属于资源大国,现有的资源储量无法持续支撑我国社会及经济高速的发展,开拓境外资源是保障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矿业企业未来寻求良性循环发展的必然方向。<br> 本文旨在通过对GXNF集团公司实施东南亚国际发展战略的内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GXNF集团具有资源、研发、技术、产业、品牌及区位方面的优势,同时也存在冶炼布局欠合理、境外资源开发力量不足、境外投资管理人才匮乏及资本运作能力有待提高的劣势;通过对外部环境综合分析,得出GXNF集团具有国家“走出去”政策、东南亚国家矿产潜力大及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矿产品价格下行、境外投资风险及融资难度增大的挑战。<br> 基于GXNF集团公司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综合分析结果,构建GXNF集团公司东南亚国际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模型,确定东南亚国际发展总体战略及定位,并通过地质勘查优势战略、矿山开发技术优势战略、项目资本化运作战略、优势产业合作战略及相关战略实施保障措施,获得逐步发展并最终实现东南亚国际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