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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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货共线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结构优化设计

为缓解日趋增长的交通运输压力或紧急交通运输(战备运输和灾害物资运输等)，且不断推动CRTSⅢ型无砟轨道走向海外(“高铁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大轴重列车也可能在无砟轨道上日常运营。但客/货车车辆(运行速度和轴重相差较大)交替运行在无砟轨道上，会使轨道结构系统的承载环境发生变化，各个轨道部件的动态响应明显变化，影响轨道结构的功能和寿命，对无砟轨道服役的安全性、耐久性和平顺性提出更高的标准，故有必要对客货共线下CRTSⅢ型无砟轨道进行优化。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客货共线下CRTSⅢ型无砟轨道刚度匹配研究 　　基于准静态法和动力响应分析法，对客货共线CRTSⅢ型无砟轨道部件刚度和整体刚度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不同刚度匹配条件下，分析轨道结构在静态荷载下的内力和动态荷载下的振动响应变化规律。通过引入动力参数敏感系数，对轨道结构的各参数进行量化计算，确定出各参数对部件刚度变化的敏感度，并在客货混线条件下，以轨道的综合动态响应最小为目标建立函数，确定轨道刚度匹配优化方案。 　　(2)基于极限状态法的轨道结构配筋设计 　　基于极限状态法，在列车荷载、温度荷载及基础变形荷载作用下，按照不同荷载组合方式对客货共线CRTSⅢ型无砟轨道结构进行配筋设计，并检算结构配筋率、变形、应力、裂纹宽度和承载能力。 　　(3)特殊地段上CRTSⅢ型无砟轨道结构研究 　　客货共线条件下，对岔区的道岔板结构进行设计检算，并研究探讨路桥过渡段上合理的轨道结构刚度过渡方案。 　　研究表明:在客货共线条件下，建议列车荷载下轨道整体变形控制在1.5mm以内，轨道整体刚度值取110kN/mm，轨下支点刚度值取45kN/mm;以轨道动力响应的综合特性最小为目标建立函数，比选出客货共线CRTSⅢ型无砟轨道最优刚度匹配方案是扣件刚度50kN/mm，缓冲垫层面刚度600MPa/m;客货共线CRTSⅢ型无砟轨道路桥过渡段可采用在桥梁一侧减小轨道竖向刚度(逐级变化缓冲隔离层刚度)，从第一块缓冲垫层面刚度100MPa/m，分五块板逐级过渡到600MPa/m方案最优。
苏扇产业发展规划研究

在国家经济持续呈高水平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获取的组成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对其予以了较高程度的重视，作为集历史人文、工艺美术、意蕴丰富的传统手工艺也备受消费者所关注和喜爱。进入现代尤其是近五年来，苏扇产业在政府重视、市场推动、企业创新、大师技艺之下呈稳步发展态势，产业产值有所提升、店铺作坊数量有所增加。但发展之余，也面临着制约苏扇产业更优、更好发展的问题，且国内研究偏重于苏扇历史和工艺、制扇大师等方面的探讨，缺乏对苏扇产业全面化、深入化的研究。于此，本文在实地调研、走访、发放问卷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集群、产业链、文化产业、传统手工艺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借鉴日本、法国、湖南、江西等地成功经验，建构了苏扇产业的理论框架，依据苏扇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发展条件等，提出了适合苏扇产业发展实践路子。 　　本文从产业发展战略、产业支撑体系、产业空间布局三个层次为苏扇产业建构了理论体系和发展框架，既有利于延续苏扇原有文化、工艺的同时融入现代化，又有利于苏扇产业满足消费者多方面需求，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首先，在产业发展战略上，提出了品牌拉动、人才培育、原材料管理、技术创新、创意驱动、产业集群、“走出去”等战略;其次，在产业支撑体系上，提出了企业发展联盟、产品营销平台、人才培育平台、企业融资平台、技术服务平台、创意产业基地的公共服务平台与产业理念和规划建设、产业法制化和规范化、市场运作机制、环境氛围的软环境建设;最后，在空间布局上既提出了“一个中心、两大片区、三个极点”的空间布局体系，又对文化依托型、交通依托型、旅游依托型、市场依托型、政府主导型的空间布局模式进行了改造。通过三个方面研究与探讨，推动苏扇的兼收并蓄，产业的逐步发展，从而促进苏扇产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赢得更高的竞争力水平。
两种分权模式下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研究——以江浙为例

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的分权及行政体制改革为背景，分析了“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改革下形成的两种分权模式。以江浙为例，对“江苏分权模式”与“浙江分权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阐述了江浙分权模式的演化过程及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江浙分权模式的方式及内涵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从整体表现上:“江苏分权模式”是“市管县”模式主导的，以地级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模式;而“浙江分权模式”是以“省管县”模式主导的，形成的向县分权为主的经济体制模式。 　　通过对江浙两省不同行政层面的经济比较，发现从2004年江苏省省、市、县各层面经济增速超过浙江，且县域经济水平也于2010年之后全面超过浙江。对于这个现象，从江浙的分权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多指标的比较分析，展开论述分权改革不同措施对江浙财政收支情况、市场化及开放程度、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实证分析，对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效益问题进一研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江浙的分权改革对80年代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保护与促进作用，整体上江浙各层面经济增速不相上下。90年代江浙分权模式则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江苏地级市政府在财政竞争激励作用下，对外资引进及开发区建设发挥了高等级政府的作用，而浙江则通过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此阶段整体上浙江各层面经济增速明显，优于江苏。进入2000年以后，全球化及市场化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江浙分别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路径，江苏地级市为中心的分权模式形成的“强政府”进一步推动了外资驱动下的快速城镇化建设。江苏的经济发展在累积效益下，形成了以地级市为经济中心，与县域经济良性互动与分工协作的发展态势。而浙江以县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则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走出去”之后，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浙江的民营经济主体转型瓶颈明显。江苏经济增速开始明显超过浙江，并一直保持领先。 　　从区域经济差异来看:江苏省在以地级市为中心的“市管县”模式下，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1990-200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明显。而浙江省在以向县分权的“省管县”模式下，区域经济差异则相对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江浙也都进一步深化改革措施，分权方式逐渐演变。如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放权，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减小区域经济差异。浙江也实时推出加快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分权政策，推动地级市向更高能级发展。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江浙两省及地方政府都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变革，转变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与角色，朝着现代化治理的道路前进。
河北省钢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研究

当下经济发展矛盾突出，总体上经济质量效益不高，为此国家提出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等发展方式，正在逐步落实京津冀一体化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这是中国也是河北省所面临的经济新形势。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河北省钢铁产业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供给有效性不足、“三高”、产业聚集度低等，钢铁企业发展比较困难，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不足。河北省钢铁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企业应该顺应经济发展新要求，打造绿色钢铁、拥抱互联网、“走出去”等，进而提高供给质量和有效性，获取新发展，这也是新形势下经济发展赋予河北省钢铁企业的新责任，因此履行经济新形势下的社会责任成为河北省钢铁企业获取新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加强钢铁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促进企业科学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获得新的发展，也为了为企业、政府、社会评价新形势下河北省钢铁企业的社会责任水平提供有效工具，建立新形势下河北省钢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十分必要。 　　本研究首先陈述了河北省钢铁企业发展现状;其次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三个层次分析了钢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并指出了河北省钢铁企业面临的经济新形势以及在该经济形势下履行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新趋势;再次，以河北省钢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新趋势为指导，确定了该评价体系的主要评价内容，在参考权威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后，建立了新形势下河北省钢铁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以熵权模型作为该评价体系的评价工具;最后，为了验证该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研究以河钢集团有限公司这一典型的钢铁企业为例，将其2011-2015年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据以及笔者企业访谈数据应用到本评价体系和评价模型，最后得出河钢集团有限公司2011-2015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得分，分别是0.18、0.07、0.15、0.21、0.39。经对照，这个得分趋势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指数趋势大体一致。
币值、收入与居民生活水平的关联关系统计分析——以北京、青海地区为例

“十三五”规划强调要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成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拟对币值、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进行分析与研究，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对币值、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关联关系的研究，是以北京和青海省为省市的。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首先开展了币值、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关联机制分析，并基于该机制分析，在相关概念界定、相关指标数据搜集、整理与测算的基础上，运行协整、VAR等统计方法，对币值、收入和居民生活水平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币值和收入是居民生活水平的Granger原因;在长期条件下币值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更显著;短期内北京市的币值和收入对居民生活水平均有拉动作用，青海省的币值对居民生活水平有削减作用，收入对其有拉动作用，北京的收入对居民生活水平的贡献度大于青海省对居民生活水平的贡献度;收入差异对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贡献度大于币值差异对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贡献度。 　　依据上述结论，针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文提出了如下建议:国家需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区域差异，做好币值调控政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提高居民收入，加快币值低地区的发展速度;坚持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的经济差距。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策略研究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在此背景下，国家高度重视新疆的对外开放。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了新疆作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定位，这是新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下同）逐年扩大，从1997年8691万美元到2015年的45250万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为22.62％。但是，新疆吸引外资的规模普遍偏低，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新疆外商投资还存在着投资方式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特点，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能力较弱，与新疆作为资源大省和“一带一路”核心区的战略地位极不相符。在这种形势下分析并研究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新疆在“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下提高FDI的相应策略，有利于提高新疆吸引外资能力，对促进新疆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介绍了论文的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汇总并整理，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理论构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其次，从新疆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投资方式、投资结构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FDI现状。通过整理并分析2005-2016年新疆统计年鉴中的FDI相关数据，得出结论:新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投资方式较单一、投资结构不合理、产业分布不平衡、区位分布不均衡、来源地分布较集中。再次，运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新疆FDI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关于外商投资区位因素的分析框架以及各学者在相关著中的研究成果作为筛选依据，筛选出八个因素对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这八个因素依次为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源、成本因素、人力资源、聚集效应。再结合以往文献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将这八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分析结果从政府、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策略提高新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层面的策略有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外商投资专项基金、以“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产业层面的策略是在产业园区设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外资试点、以“特色+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企业层面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企业合作、借助“互联网+”平台拓宽引资渠道。
中韩自贸区的空间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和韩国在1992年8月建交，之后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合作发展迅猛，在2016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13.9亿美元，将近建交时的42倍，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国，韩国也是中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伴随着中韩经济关系日益的紧密，为了进一步引导两国经济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货物、服务、投资等各方面的合作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中韩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涵盖了货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地方经济合作等丰富内容，标志着东北亚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韩自贸区（即中韩FTA，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中韩FTA）的建成。中韩FTA将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升级换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中韩FTA是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发达经济体联合建立的自贸区，随着自贸区内部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削除，会使各方由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分工程度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加强，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中韩两国之间贸易拓展、投资加深，降低自贸区内相关企业的生产、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两国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两国经济实现双赢，提高人民福利。综合以上，从空间经济学角度，结合时间和空间维度，对中韩FTA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全面深入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有效的措施来利用中韩FTA为两国谋福利、谋发展，具有很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中韩FTA建立的经济学解释，其中对于中韩自贸区建立的原因，包括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国家战略的需要、利用自贸区加强与其他国家联系的需要等，在此基础上，本部分介绍了中韩FTA建立的过程，及《中韩自贸协定》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基于GVC指数实证中韩FTA的空间经济效应，本部分首先通过分析东亚及东南亚的中国、韩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菲律宾、越南、泰国共7个国家或地区的GVC参与指数和GVC地位指数，进而确定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做为分析中韩自贸区的空间经济效应的基础。再以此为铺垫，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对中韩FTA的空间经济效应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具体包括:中韩两国及周边国家或地区贸易结构的改变、中韩两国及周边因产业集聚导致生产网络改变、区域内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中韩两国经济差异缩小及周边经济一体化。第三部分利用实证模型对中韩FTA的预测分析，本部分内容利用基于一般均衡模型演化而来的全球贸易模型(GTAP)对中韩FTA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将假设条件设置为双方关税降为0，其结果显示中韩两国的GDP都将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对东亚、东南亚的其他相关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在投资方面，中韩两国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会增加。另外本部分对模拟结果进行了相应的解释。第四部分首先介绍了更好的建设中韩FTA所面临的挑战，然后对于中韩两国尤其是我国如何利用中韩FTA提升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例如:增强两国政治互信，和平解决“萨德”问题;进一步重视双方市场需求，增强出口新动力;积极拓展产业贸易，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鼓励中国企业到韩国直接投资;注重发挥各委员会职能，有效解决争端。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在我国的实施研究

2013年12月，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在此次会议上，WTO成员最终就《贸易便利化协定》达成一致，它成为“巴厘一揽子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具有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我国早在2014年就完成了国内批准手续，但《贸易便利化协定》一直没有达到生效条件。直至2017年2月22日，卢旺达、乍得、阿曼和约旦四个成员提交了《协定》批准书，至此接受该协定的成员己达112个，达成了超过三分之二成员接受的生效条件，《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生效与实施对我国具有巨大的意义:一来可以减少进出口障碍，改善通关环境;二来促进了口岸建设，改善口岸的综合治理体系;三来可以提高我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规划中的“贸易畅通”的实现大有助益。正因该协定的重大作用才选定这一题目并且用四个章节对《贸易便利化协定》进行解析。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这一部分是论文正式书写前的关键步骤。选题背景和意义可以凸显出对《贸易便利化协定》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了解到我国和外国的专家学者对于《协定》生效前贸易便利化问题以及生效之后的改革措施等问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后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对于《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分析和建议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二章主要分三节，包括《协定》的涵义、产生背景和主要内容。首先对“贸易便利化”一词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列举了一些国际上对该词的定义，通过贸易便利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区别分析以及三大原则的阐述更好的了解了这一词。其次对《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产生背景做了介绍，尤其是分阶段的介绍了它的谈判历程，了解《协定》达成的不易。最后重点介绍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主要内容，因为其目的是对GATT1994的澄清和改善，因此采用了对比研究的方法将他们的内容进行的比较，更加了解了《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内容和优点。第三章是中国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的实践和障碍。在第一节，因为在《协定》生效前，我国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已经开始进行的改革，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风险管理制度、大通关制度、单一窗口制度等，但是我们要从这些成果中看到不足，所以在第二节采用调研法和数据分析法，在实践中找出我国在改革遇到的障碍，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分别是:缺乏统一完整的制度体系，制度实施不到位，信息技术有待提高以及贸易便利化制度的差异性。第四章是对《贸易便利化协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建议。如今《协定》生效，必然会对我国的贸易便利化改革产生影响，对它今后的实施就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因此本文针对改革中面临的障碍提出了一些四条建议，分别是:完善贸易便利化制度体系，增强贸易便利化执法水平，提升信息技术与能力水平，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协同发展。采用了案例分析法和数据分析法，对每条建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应对

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不断得到世人的关注。为了抑制外资涌入带来的产业冲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用国家安全制度审查来排斥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我国外资的进入，但该制度带有明显的政治因素，并一度被扭曲。为了维护国际投资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以及国内经济秩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推竞争中立原则来阻碍我国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进程。竞争中立原则倡导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而我国国有企业因为享有政府的特殊待遇，存在不中立的现象，因此竞争中立原则很可能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他国市场投资的资格性审查障碍。随着国际社会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普遍重视，我国有必要重视、研究、分析竞争中立原则，理清竞争中立原则的发展历程以及明确适用范围，评估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以期未雨绸缪，尽快制定应对竞争中立原则审查的有效对策，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奠定坚实的法律依据和营造良好的市场投资氛围。除此之外，随着美国特朗普上台宣布退出TPP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我国更应该抓住此次机遇研究制定符合中国版的竞争中立原则，以期获得国际投资规则的话语权。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关于竞争中立原则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对竞争中立原则做初步的探究，为本文的论述提供理论依据。第二部分论述了竞争中立原则的概述包括竞争中原则的源起、竞争中立原则的域外法律实践以及对该原则的评析。第三部分论述了海外投资涉及的法律关系，以及通过阐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分析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的成效以及海外投资的障碍。第四部分论述了基于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对竞争中立规则的评估涉及阐述我国国有企业的主体适格，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审查条款，国有企业补贴等内容。另外论述了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影响的双重性。包括积极影响比如为打开国外市场提供理论支持和消极影响比如成为市场准入的新门槛，威胁国有企业已有的海外投资，扩大外来竞争者劣势。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我国国有企业应对竞争中立原则审查的对策。首先为深化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提出具体措施，包括深化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国企分类管理机制，规范补贴模式及优惠政策，建立合理过渡期。其次提出国内法律规范改进措施包括增加透明度审查条款，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建立竞争评估审查制度。最后提出国际层面建议包括构建中国版竞争中立原则，争取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
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方法研究

随着我国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大跨度隧道的设计施工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和发展。铁路隧道中的三线隧道、四线隧道以及单双线隧道分叉段，多由大跨隧道组成。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高速铁路的迅速发展，山区高等级公路、铁路隧道的修建会越来越多，由于选线标准、地形地貌等因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许多的大跨隧道，也必然会穿越许多复杂的地层，尤其是断层破碎带等软弱围岩地带。但现有的技术规范中，并没有具体的设计说明，需要我们针对具体的工程做相应的计算和分析，来研究软弱围岩中大跨隧道的施工方法。 　　本文依托成兰铁路在建柿子园隧道，对两种软弱围岩大断面隧道施工方法进行了研究。通过对迂回导坑的正分析，将计算结果与监测结果对比，确定了合理的围岩参数，供大断面隧道计算使用。采用三维数值模拟手段，分别对双侧壁法和双侧墙导坑法进行了数值模拟，对两种施工方法中开挖顺序、如何分部开挖、拆除临时支撑的时机、各部之间掌子面的距离等做了相应优化分析，确定了优化的施工方案。对优化后的两种工法进行施工过程的三维数值模拟，分析了两种工法的受力特点。经过分析和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 　　(1)通过迂回导坑的数值模拟，提取位移、应力结果与监测结果做对比。确定了计算中围岩采用的参数。 　　(2)对双侧壁法进行了优化，确定了合理的开挖顺序、开挖高度等。计算得出当隧道各部开挖面距离为3.6m时，各塑性区不再贯通。当拆撑处与最后开挖面（仰拱中部开挖面）的距离为9.6m时，位移趋于收敛，即前方施工对其影响较小，可以拆除支撑。 　　(3)对双侧墙导坑法进行了优化，在允许拱部围岩产生一定变形的情况下，两部开挖拱部土体方法较好。确定了当拆撑处与4部开挖面的距离达到13.2m时，位移趋于收敛，即前方施工对其影响较小，可以拆除支撑。 　　(4)拱顶沉降位移结果表明，采用双侧壁法施工，应注意拱部土体开挖时的拱顶沉降，可以采用台阶法分两部开挖拱部土体。若采用双侧墙导坑工法，应注意拆除拱部支撑时的拱顶沉降，在拆除拱部支撑前，建议适当加强拱部初期支护。 　　(5)应力结果表明，两种工法在侧墙、仰拱位置剪应力最大。仰拱中部，双侧壁工法的最大剪应力为3.95 MPa;双侧墙导坑法的最大剪应力为1.16 MPa。双侧墙导坑法中大边墙能有效地承担拱部传来的荷载，对隧道的侧墙及仰拱部位起到了保护作用。对于地质条件复杂、构造应力较大的软岩隧道，特别是侧墙、仰拱部位变形较大的隧道，双侧墙导坑法能较好的改善结构的受力。
中国南北车合并案例研究——基于国际竞争力视角

中央企业是各行各业的龙头，是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战略部署的关键，更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而中国南北车又是我国铁路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从2000年南北车脱离原铁道部一分为二以来，双方虽业务相似，但各自为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亦愈演愈烈，已然与当初破除央企垄断、激发良性竞争的目标南辕北辙。于是，在国资委的主导下，2014年10月27日，南车和北车停牌并开始整合之路。根据《合并报告书（修订版）》，中国南北车拟通过此次合并达到提升国际化的目标。该事件受到极高的关注度，合并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堪称史无前例。关于南北车的合并能否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实现“1+1＞2”的效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本文基于此，拟通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南北车的合并案例，试图回答合并是否提升了中国南北车的国际竞争力，从哪些方面提升，以及对同行业乃至其他央企有哪些借鉴之处。 　　首先，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并购动因、竞争力（国际竞争力）、基于竞争力的并购动因三方面文献;其次，回顾了南北车“合久即分、分久又合”的历史渊源，以及合并的具体过程和市场反应;接着，本文参考了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并结合并购影响竞争力的路径，构建出了本文的评价体系，运用标杆对比法从显在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两方面作定量分析，从出口国家和输出形式两方面辅以定性分析;最后，通过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中国南北车的合并在短期内初显成效，主要体现在(1)定量分析中，显在竞争力指标变化显著，其中规模竞争力、成长竞争力、国际化竞争力三方面指标提升显著，盈利竞争力有小幅提升，营运竞争力基本无变化;潜在竞争力指标变化并不显著，其中人力与文化竞争力指标基本未变，技术与创新竞争力仅有小幅提升。(2)在定性分析中:出口国家方面，合并前的中国南北车在海外市场上竞争激烈，合作和签约国家虽多，却不稳定，缺乏长期合作机制，南北车的合并使双方减少恶性竞争，能够合力“出海”，签约国家数达到新高，动车组首次进入欧洲市场，海外经营网络进一步加快;输出形式方面，随着2015年中车在海外投资建厂、输出技术、增加动车组出口量，出口产品逐步实现了从中低端到高端的升级，出口的形式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到产品、技术、资本和服务等多种形式的组合出口。 　　由此，本文从提升国际化、增强协同性、拓展多元化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为合并后的中国中车或正朝着国际化发展、力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借鉴。
海外铁路EPC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在李克强总理大力推销中国高铁技术的形势下，我国坚实的铁路技术实力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也提高了我国铁路技术在世界上的地位。贯彻“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海外铁路工程项目已成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中的主体力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巨大的海外铁路市场需求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我国海外铁路承包规模越来越大。EPC模式也逐渐成为海外铁路项目承包的主要模式。但随着海外铁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紧张，海外铁路，特别是海外铁路EPC项目，承包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需要对海外铁路EPC项目进行风险管理研究。 　　本文是站在EPC项目承包商的角度，进行了海外铁路EPC项目的风险管理研究。首先，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回顾了风险管理理论和EPC项目风险管理的相关研究，分析了海外铁路EPC项目的主要特点，并构建了海外铁路EPC项目的风险管理框架。 　　其次，海外铁路EPC项目主要风险的分析与应对。针对海外铁路EPC项目的特点，认为其主要风险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并建立了海外铁路EPC项目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主要风险进行评价，并提出了具体的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 　　最后，结合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EPC铁路项目进行案例分析，运用前文介绍的海外铁路EPC项目的评价体系进行风险评价，进而提出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EPC铁路项目的风险应对措施，为“一带一路”形势下中国铁路走出国门提供借鉴的经验。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拥堵、排放及噪声污染、资源紧缺等问题显露，公共交通便捷和安全愈发被人们关注。安全、绿色、高效、智能的新型轨道交通已成为各国公共交通的主导方向，因此其装备制造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利于缓解人口密集、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而且积极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加快“走出去”步伐，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 　　尽管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制造技术水平大幅提升、生产贸易规模逐步扩大，但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激烈国际竞争中，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本文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显性对称比较优势(RSCA)、国际市场占有率(MS)、贸易竞争指数(TCI)和净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NXRCA)四个竞争力评价指标确定在2001-2014年期间中国及多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变化，随后采用因子分析将四个指标转化为综合竞争力指标(Z)进行评价，最后结合产业特征修正波特钻石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方法确定影响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主要因素及影响程度。 　　研究结论表明:(1)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建国后体制不断变化、制造水平不断提升。全产业链发展较充分，低成本和高技术等比较优势通过高集中度、政策支持转化为竞争优势。贸易额逐年攀升，市场不断拓展，整体产业链结团出海，未来市场机遇与挑战共存;(2)2001-2014年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提升，但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还不足。2014年竞争力与乌克兰、墨西哥、奥地利、西班牙、德国、美国、捷克存在差距;(3)对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尤为明显的是要素密集度、国内外市场需求、机电产业国际竞争力、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企业管理效果和技术创新等因素。根据上述结论，为提升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出提高要素密集度、开拓市场需求、强化产业基础、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实施创新驱动等建议。
基于在线规划的高速动车组智能驾驶算法研究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制造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高铁“走出去”的步伐正加速助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相对于人工驾驶操纵的优化，动车组自动驾驶技术能有效规避因人为操作失误带来的安全隐患，发挥高速高效的运营优势。未来在动车组自动驾驶方向的研究更符合铁路智能化的新技术潮流。目前自动驾驶技术(Automatic Train Operation，ATO)在部分地铁线上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如上海地铁10号线以及北京在建的燕房线，已经实现无人驾驶。而动车组高速高密度地追踪运行导致控制过程复杂，众多学者致力于高速动车组的驾驶操纵优化算法的研究，以同时满足安全苛求性、节能标准化、乘客舒适性以及准时正点的多目标控制要求。 　　多数的动车组的优化操纵算法的研究以追踪离线目标速度曲线为核心，缺乏对复杂线路条件的灵活适应性，而且离线优化的目标速度很难兼顾多目标控制要求，主要依靠司机的操控水平和经验。本文摆脱追踪目标速度曲线的固定模式，根据优秀司机的驾驶操纵规则以及驾驶数据建立专家知识库，通过在线学习算法进行优化，以达到多目标的控制要求。本文高速动车组的智能驾驶算法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 　　首先，分析优秀司机的驾驶操纵规律及动车组的牵引、制动特性曲线数据，建立专家经验知识库，并采用单位移多质点模型对动车组进行建模仿真。 　　然后，综合考虑线路限速、临时限速、ATP监控设备的限速值，操纵动车组不超速报警、不触发制动，实现“贴限运行”。最大限度发挥高速动车组的速度优势，缩短追踪时间间隔。建立计划运营时间的动态分配和调整策略，以达到准点的控制要求。利用经验步长最速下降法和改进随机元下降法，不断优化控制器输出，以达到减少工况切换次数，提高舒适度的目标。 　　最后，利用Simulink动态仿真工具，搭建高速动车组智能驾驶仿真平台。为方便用户操作、直观显示仿真结果，还搭建了仿真用户界面(Graphical UserInterface，GUI)。利用北京-天津南的实际线路数据，将Fuzzy PID算法作为参照，对本文提出基于精确在线规划的智能驾驶算法（Exact Online Programming Driving，简称EOPD）和基于非精确在线规划的智能驾驶算法(Inexact Online ProgrammingDriving，简称IOPD)进行验证，两种算法的控制效果符合动车组实际控制要求，符合优秀司机驾驶规律。为进一步验证算法的适应性，通过人为设置复杂限速和改变动车组模型参数进行多次仿真验证，表明EOPD算法和IOPD算法的适应性良好。
基于文化交融视域下的文化输出策略研究

世界史是一部文明的历史，更是一部文明间的历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语境下，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愈趋紧密，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形成一个整体。随着世界多极化的普及与发展，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日渐重要，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文化外交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一道担负着重任，文化输出是绵延不断的可持续发展过程，相对于目前世界多元文化融合的速度而言，中国在实践与理论方面都略显不足。本研究通过把握中国文化输出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现状，对中国文化输出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建言献策，通过加强宏观管理，多种渠道主动输出的方式优化文化输出策略，同时以“一带一路”的战略唤起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塑造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提供有效可行的理论支持，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总体性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