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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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跨境电商企业的海外购物业务竞争战略研究——以天猫国际为例

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转方式调结构的过渡期，中国政府正努力深化经济改革，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驱动力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更加注重长期平衡的发展。中国政府出台了各项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成立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及人民币的全球化，设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调周边贸易的共同进步。这些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同时也为跨境电商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对外贸易行业发展速度逐渐变缓，直至遭遇瓶颈，面临严峻的转型升级形势。国家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使跨境电商行业成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新途径。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海外购物业务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在自由贸易区成立后，国家出台了利于跨境网购行业发展的政策。跨境网购企业的增多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就迫使跨境电商企业，结合海外购物行业特征与企业自身发展特点，制定出适合企业的竞争战略以赢得更大的市场。 　　本文共有六个章节，第一章对本文的研究背景、方法与意义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对跨境电商、海外购物与竞争战略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三章主要通过PEST分析跨境电商行业的经营环境、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海外购物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环境;第四章主要通过访谈、问卷及海外网购实践来调研天猫国际的消费者体验，并利用SWOT分析法明确天猫国际的竞争力水平，然后根据调研和分析结果对海外购物企业面临的语言问题、支付安全问题、物流问题、报关问题等进行概括分析;第五章根据竞争环境与天猫国际的竞争案例分析，提出了竞争战略。其中，面向消费者，推行低成本领先战略、品牌战略与服务战略;面向企业内部，开展企业文化战略、企业人才战略;面向企业外部，实施改善支付系统、完善供应链及物流系统、形成战略联盟等措施。最后，对我国开展跨境网购的企业及制定相关政策的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从而帮助我国电商企业的战略制定与实施。
中国高铁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

随着高速铁路成为人们越来越熟知和喜爱的出行方式，作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代表的我国高铁在最近两年也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开始参与国际竞争。从2004年引入高铁技术以来，我国高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本文首先总结了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高铁发展的概况和各自体系的特征，也总结了我国高铁发展的历程。其次以SWOT分析为主框架，嵌入PEST模型，分析了我国高铁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最后本文从企业实体的角度定义高铁产业，以高铁企业为评价研究的对象，构建了一个由竞争力结果、现实竞争能力和潜在竞争能力三个部分组成的衡量我国高铁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分别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体现高铁产业核心竞争力的环节——车辆制造企业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对我国高铁企业的竞争力状况做了初步研究，旨在为我国高铁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本文针对我国高铁产业发展及参与国际竞争过程中的劣势和威胁，提出提高我国高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也总结出对我国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先进制造业走向海外市场的启示。
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化竞争战略研究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走出去”成为了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要实现企业国际化，品牌国际化是关键。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由于市场经济起步晚，国际化的程度仍然较低，品牌国际化的进程尚处于发展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旨在探索出适合我国企业的品牌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和策略。本文在结合品牌国际化理论和差异化理论的基础上，将差异化战略运用到品牌的国际化中，构建了品牌国际化进程中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分析框架。接着，本文回顾了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历史，并对其近况及问题进行剖析，研究了制约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发展的因素，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了品牌国际化进程中采取差异化战略的必要性。理论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为验证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本文又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成功因素进行提炼，从品牌战略、品牌传播、品牌运营等角度给出了我国企业品牌国际竞争差异化战略的提升途径和策略及详细的操作方法。
新国际分工背景下纺织服装业产业转移研究——以南通市为对象

新国际分工和“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业向国内外转移是实现我国纺织强国之路的关键路径和有效方式。本文选择在我国纺织服装业中具有代表地位的纺织服装重镇南通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分析和实地调研两种方式，全面、深入、具体、有针对性地分析该地区纺织服装业在国际及我国纺织服装业整体大环境下向国内外转移出去的现状与特征，总结出一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纺织服装业产业转移中的南通模式，探索出促进南通纺织服装业产业转移出去的对策，也为我国其他地方纺织产业转移提供借鉴。本文最后以南通企业国内抱团转移的典型地区河南太康县为案例，研究两地间发生的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和效应等内容，以及结合南通纺织服装业海外转移现状和“一带一路”外部环境，分析了南通纺织服装业向海外转移的未来趋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古都空间形态初探

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神秘而丰富的历史遗产资源，在公元前后到16世纪初的古代时期，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王朝政权，他们建立的都城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代表着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在历史的发展中，许多古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遭到了或多或少的破坏。基于许多国家缺乏经济、技术条件以及对历史遗产保护缺乏重视等情况，国际上一直致力于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遗产保护的思路、对策、方法也不断提升更新。随着泛亚铁路的建设以及国家“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研究在国内外更具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探寻这片神秘土地上王朝的文化根源以及历史变迁特点，各古都的空间形态特征，并总结提取区域内古都的总体特征。 　　大区域视角下的城市历史古都研究需要注重分类分段，从自然、民族、文化、历史背景延伸到城市空间形态，注重历史变迁下的同一时期都城的相互作用与不同时期都城的前后关联。由于区域范围较大，研究意图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主要流域入手，划分为几大流域研究古代时期古城空间形态，进而梳理比较不同流域国家早期城市的空间形态特征，研究这些城市的历史发展变化并对比各个早期都城的异同，总结提取各城市选址、平面布局、主要功能空间分布以及宫殿和宗教建筑的特点及其内部成因。
中国高铁承包商国际化的进程策略

高速铁路作为面向未来的资源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交通方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包含美国、俄罗斯、法国、巴西、墨西哥等在内的国家都对高铁建设表达出强烈的意愿。本文创新性地以高铁行业为研究背景，丰富了国际化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也将为我国高铁承包商开拓国际高铁市场，提供科学的国际化进程策略分析和战略支持。 　　本研究以此为背景，从双元组织行为的视角研究中国高铁承包商走出国门的国际化策略。本研究的样本为在中国大陆上市的高铁行业相关承包商，包括土建承包商、建设承包商、材料设备供应商和运营管理企业等等。本研究运用了企业国际化和双元组织理论，通过Eviews软件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探讨企业探索行为和开发行为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实证回归分析得出:(1)中国高铁承包商加强探索行为有助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假说1得到验证）;(2)中国高铁承包商越注重开发行为，国际化程度就越低（假说2得到验证）。最后通过案例分析再次验证假说模型，指出中国高铁相关建设企业作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牵头企业更应该加强探索行为，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坚定不移的跟随国家“走出去”战略。而对于一些较小的高铁建设相关承包商，应该加强开发行为，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经验，为将来“走出去”做好准备。大型中国高铁承包商应采取项目承揽等较高水平的国际化进程策略，中小型中国高铁承包商可采取跟随大型高铁承包商脚步以产品出口等较低水平的国际化进程策略。 　　本研究贡献如下:(1)建立中国高铁行业，双元组织视角下的国际化进程研究模型;(2)为已经实施或即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中国高铁承包商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提供了策略建议。
我国高铁承包商的国际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研究

国内政策的大力支持和我国高铁技术的成熟，促使我国高铁承包商走出国门，努力开拓国际高铁市场。探究我国高铁承包商的目标市场和进入模式选择情况，分析相关因素对二者的影响，对我国承包商的国际化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分别用多元线性回归、二项逻辑回归实证分析了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问题，并以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究相关假设的有效性。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包括: 　　(1)市场选择部分。对中国高铁承包商而言，目标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该国被选择的概率成反比，假设1获得支持;文化距离对市场选择显著负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制度距离对目标国选择概率显著负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贸易联系对目标国选择概率显著正相关，假设4得到验证。 　　(2)进入模式部分。首先提出了适合工程行业的进入模式分类，包括投资模式和合同模式。对中国高铁承包商而言，从统计样本数据来看，多数承包商采用了投资模式进入国际市场。企业国际化程度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正相关，假设5获得支持;文化距离对投资模式的选择负相关，与原假设6一致;贸易联系对投资模式的选择正相关，假设8得到验证;制度距离在回归中并不显著，因此假设7并未得到验证。 　　(3)个案研究。选取中国土木工程集团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和全样本数据，本研究结果支持H1、H2、H4、H5、H8的结论。 　　本研究主要贡献:(1)对工程行业进入模式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属地化水平是进入模式的内涵之一;(2)以中国高铁承包商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不同因素对其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的影响，丰富了国际化理论，并为承包商“走出去”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社会建构论的中医西传路径研究——以中医养生学在英国的传播历史为例

目的: 　　中医西传问题是近年国内中医学界新兴的课题，在当前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医兼具人文与医学科学等多重属性，构成了中华文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最佳载体。其中中医养生学和西方现代健康管理理念契合，同时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最易为西方人接受，也是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目标“走出去”的重要突破口。中医西传问题在本质上是一种异质科学知识体系在西方的接受问题。基于这种基本认知，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视阈重新评述中医养生学西传英国的路径选择和变迁，解析中医科学知识体系的接受之路和建构因素，从而为破解中医西传问题提供思考，更好的展示输出我国文化软实力，让世界人民分享中华智慧文明成果。 　　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资料分析法、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重点阐述每个历史时期中医西传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法的特征和变化，进而对其每个阶段的突出特征作出评价，弄清中医西传的传播特点，总结规律，实现总体进程描述和个案分析相互印证。 　　结果: 　　中医在西方的传播程度越来越高，但总体接受形势不容乐观。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讲，不存在一种单向度的“客观实在”的文明传递的可能。包括中医在内的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时，互动的社会建构因素表现的非常突出。欧洲对东方的认知深刻影响了中医西传的变迁。 　　明清时期，在来华传教士的传播下，欧洲人对中医有了初步的了解，接受度较高的主要是脉学和针灸，并被西方医学接纳。欧洲传教士力图将中医中药纳入西方医学的模式中予以理解，并向欧洲人予以介绍。这一时期中西方均处于强盛时期，在医学范式上也都处于自然医学阶段，大都依赖于草药的使用，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时期中西方医学的交流是平等的，但实际上，中医西传一开始就存在被误读或者按照西方模式解读的问题。在18世纪之后，随着东方学的奠定，包括中医在内的东方科学都开始被视为是异类的。这种对中国科学的认识，在其后深刻影响了中医的传播。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西方的视野里从古老的文明国家，转变成为落后停滞的帝国，被赋予妖魔化的形象，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英国人对中医的认识。中医被描述为理论紊乱、骗人的圈套。但同时，像伊博恩等在华西方医学学者，则开启了中药学的现代化研究，从西方药理学和现代植物学的角度对中药作鉴定和分析。伊博恩等人对中国药物的研究力图将中医药物纳入西医的范式之中。这本身即体现了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医的建构作用。 　　1971年尼克松访华后，欧美等国掀起了“中医热”、“针灸热”。但在1999年，随着媒体关于“中药肾病”污名化报道的增多，中医由媒体的“宠儿”转变为了批判的对象。 　　总结来看，当代中医西传英国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医被建构为“有魔力的”、古老的智慧，使得中医被东方化。二是中医在汉学层面的引介，一方面扩大了中医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使得中医被历史化为“东方文明遗迹”，从根本上并不利于中医西传。三是中医针灸被西方化建构，脱离了中医的传统理论基础。四是中医立法问题一再陷入困顿，历经十几年的努力，至今未见突破。从笔者进行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情况看，中医在英国的总体接受程度不高，英国人对中医疗效的感知并不明显。中医被认为缺乏科学根据是中医西传主要的阻碍因素，宗教因素的影响极小。 　　结论: 　　从中医西传英国的历程来看，中医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医学技术被纳入英国社会，而是在不断的社会建构中曲折前行。主要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的启示:一是传播过程没有自身的话语权，中医的范式竞争力始终不强。二是中医不是作为一个有益的知识价值体系被认知，中医的知识价值始终被西医范式所“过滤”。三是中医始终面临着西医群体的利益冲突，中医研究团体的作用有待发挥。四是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医西传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 　　以此来看，范式认同是中医西传的根本之途，应该推动中医建立现代化的科学范式，实现与西方医学的范式融合，同时促进中医养生学与西方健康管理的范式融合。同时，在现实战略层面，应从寻求中医立法的突破、充分彰显中医针灸的疗效、推广符合现代西方回归自然的潮流的中医养生等途径着手，形成推进中医西传的合力。在大国崛起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都远非近代中国所能比拟的了。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也随着中国的崛起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中西方正在日益平等的地位上进行文化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加上官方与民间的合力推广，作为民族瑰宝的中医，海外传播之路前景坦荡、未来光明。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二度翻译”——《云锦》节选英译实践报告

编译作为一种实用翻译方法，已广泛应用于新闻、广告、旅游、文学等领域。而编译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新闻层面，如《新闻编译中意识形态的翻译转换探索》《“再叙事”视阈下的英汉新闻编译》《新闻编译中的名物化改动与意识形态转换》《对外新闻编译的忠实与叛逆》等，却很少延伸至文学领域，而笔者所选《云锦》恰为文学编译文本，有助于笔者在该领域初探一二。 　　过去要求字词一一对等的翻译标准往往以弱化翻译目的、牺牲译文效果为代价，使译者无法灵活自由地进行语符转换。相比而言，编译拒绝亦步亦趋的信息拷贝，更注重语符转换过程中所实现的交际功能和效果，其产出的译文必定不受原文的形式规约，文学编译更是如此。通过编译，译者不仅可规避或弱化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所遇到的“文化缺省”现象，还可根据不同的受众需求灵活调整原文内容，放大及突出受众兴趣点，删减以弱化原文加以详述而与翻译目的相悖的内容，而这正与《云锦》节选的翻译要求不谋而合。 　　为更好地开展《云锦》节选编译实践，笔者选取由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汉斯·弗米尔(Hans-Josef Vermeer)、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等组成的功能翻译学派所呈现的中心思想为理论架构。该学派从本质上对翻译活动进行了革新，认识到翻译是通过搭建语言桥让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受众实现无障碍交流。莱斯认为，理想模式下，译文与原文在形式内容及交际功能等维度实现对等，而基于现实考虑，交际功能的可实现性应优于对等值的追求。汉斯·弗米尔继承和发展了莱斯的翻译思想，在其目的论中指出，翻译功能及翻译实践的意义均以译文受众为中心，而非原文受众，译者应根据翻译要求对原文进行甄选加工，提取译入语受众所感兴趣的背景信息。功能翻译理论与《云锦》节选英译实践的思路相吻合，使该编译实践多了份理论自信。 　　综上，笔者以功能翻译理论为架构，以自译的《云锦》节选为参考文本，试探讨“二度翻译”——编译的可行性。本英译实践报告分为项目简述、理论框架、译前准备、编译过程、译例分析、编译心得等。笔者望借该英译实践为编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云锦的传播与推广，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当前外交战略调整的关系研究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一轮调整，也导致我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2010年美国强势介入我国南海地区的领土主权争端和我国渔船在东海钓鱼岛海域作业时被日本海上保安厅强行扣留以来，我国的外交工作在外部环境的压力下开启了新的战略调整。2012年底，我国进行了领导人的换届，新的领导集体以全新的姿态直面我国面临的内外部挑战，并推动我国外交战略调整向更加深入的领域前进。 　　2013年下半年，我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对外访问时正式提出了合作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提议，并成为我国政府的正式外交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响应，成为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少有的大规模对外经济合作计划，是我国经济外交工作的一大创举。毫无疑问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提出是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战略调整的产物，是我国深入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产物，也是近年来国际力量格局调整的结果，并将继续推动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外交战略调整。但是，我国当前的外交战略和工作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 　　本文对“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当前进行的外交战略调整的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通过对我国近年来所处的外交和战略环境的论述，来展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外部环境，并显示我国外交工作在“一带一路”提出和推进时所发挥的作用。接下来本文将讨论我国外交战略调整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相互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国内外的各种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投资经验能力的不足与国内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困难认识的不足，都是我国外交工作长期以来所忽视的，也是我国当前外交战略调整所需要格外注意的。最终，本文将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两年多来取得的成绩进行经验总结，并从中寻找适合我国当前外交战略调整的路径，提出对我国当前外交战略调整有益的几点看法。应该说明的是，我国的外交工作已经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但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下依然要进行一定的调整，甚至要经历某种程度的凤凰涅槃，最终形成有本国特色的世界大国外交风格。
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研究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获得不断提高，其国际地位也跟随着上升。中国在当今的世界舞台发挥着更多的积极作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国际事务处理中都关注中国的表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该战略的提出不仅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相一致，而且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美好前景，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国勇于承担大国责任，愿意在国际舞台发挥大国的积极作用，展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良好的大国风范。 　　论文从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着手，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做了理论的阐述，再对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做了介绍，并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讲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意义，然后分析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是广东经济大省地位突出、地理位置优越、文化特点突出方面，并指出其短板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粗放的制造业带来问题。最后对广东优势和短板的认识基础上，利用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发扬优势、弥补短板，在以“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纲要的愿景规划下，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及广东现实情况，提出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三大对策:一是以法治建设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动“一带一路”国家共赢发展，三是以文化交流营造“一带一路”建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主要从维护社会公正、增加政府透明度、保持政府廉洁性三个方面进行操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程主要从增强自身实体经济建设，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强化大项目的带动效应，鼓励优秀企业参与项目建设，推动产业升级调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推动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合作发展特色旅游经济这些方面进行操作;在文化交流方面则主要从增强区域间文化交流与发展和加强高校区域间学术合作与交流这两方面进行操作。
我国基建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管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战略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发展的新常态，经济结构面临深刻调整。一方面，国内基建市场供需趋向饱和，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失去了之前的庞大市场需求量的支撑，巨大的基建行业产能亟需转移和释放。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路并不通畅，当今世界经济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基建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政府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理念，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即“一带一路”战略）等重要文件。“一带一路”战略是推进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基建企业是参与战略建设的重要主体，“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基建企业对外投资及法律风险管控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挑战。但近年来，我国基建企业对外投资法律风险频发，效率低下，探求我国基建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法律风险频发的原因，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依赖、立法失位和权利依附，也有微观层面的企业家法律风险意识的淡薄、法务部门的边缘化、企业法律风险辨别模式和预警系统的不完善等，着眼未来，为提高我国基建企业对外投资效益，管控法律风险，我国需在政府统筹下构建法律风险管控政策平台，并由基建企业参与落实法律风险管控内部平台的建设，以期实现对外投资的又好又快发展。
WTO法律体系中贸易与环境问题研究——兼论中国的应对措施

该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贸易与环境的关系.该章从追溯人类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以及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的进程入手,全面分析了贸易与环境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即二者根本目的一致,既会相互促进又可能相互造成不利影响,从而为后文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章为贸易与环境矛盾的集中体现,即绿色壁垒问题.该章论述了绿色壁垒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及其性质.绿色壁垒是贸易与环境彼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也是贸易与环境问题在WTO法律体系中的焦点议题,其本质是环境贸易保护主义.第三章为WTO法律体系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该章从WTO法律体系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WTO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WTO法律体系中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判例等三个方面,详尽论述了WTO多边贸易体制中与贸易与环境议题有关的法律问题.该章深入研究了美国与印度等国之间海虾——海龟案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了DSB处理涉及贸易与环境问题贸易争端时态度的转变,以及该案对WTO今后解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影响,是该文的创新点之一.第四章为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在前面三章论述的基础上,该章通过概括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在WTO法律体系中解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增强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透明度、寻求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等具有独创性的见解.第五章为中国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该章分析了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中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过程中在贸易与环境方面所受的正面与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提出了处理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应对措施.该章建议在中国建立环境税制度,完善环境费制度以促使环境成本的内在化;推行清洁生产;加快实施环境标志制度等,这都是协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新颖论点,是该文的另一创新之处.
EPC模式下建设项目成本控制研究

建设项目总承包模式(EPC模式)是国际通用的大型建设项目的主流承包模式,随着中国工程建设市场的逐步对外开放和国家关于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渐次推进,适应国际竞争、实现国际接轨成为摆在每一个中国工程建设企业面前的重大课题.EPC项目的成本管理是在综合了系统论、控制论、运筹学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复杂的项目管理子系统,其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在国际上仍处于不断的发展变革之中.就国内情况看,学界和企业界基本上处于理论引进和实践摸索的起步阶段.鉴于此,本文在系统研究国外项目成本控制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笔者近二十年的项目管理和国际合作经验,对EPC模式下项目成本控制的控制机理、实用模型和应用技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为EPC项目成本控制绘制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画.本文的主要创新点集中在第二章(EPC项目成本控制的实用模型)和第三章(EPC项目成本控制的应用),具体表现在:1、针对散见于各类管理文献中的项目管理实用模型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研究,并就其中认同度较高的模型进行了归纳分类,提出了结构化模型、成本计划优化模型、数据结构模型、安全性检测模型等概念和分类研究方法.2、基于笔者近二十年的项目管理经验积累和六年的国际合作经验,对EPC项目成本控制各阶段的控制重点和操作技巧进行了实战层面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操作程序和图表工具.本文认为:EPC项目成本控制的目的是成功实现项目的预算计划,而成功的关键在于打造一个管理团队、积累一套历史数据、设计一个处理系统.打造一个管理团队就是要培训和选拔一支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过硬的成本管理团队;积累一套历史数据就是要收集和整理一整套以往项目成本管理的数据库;设计一个处理系统就是要建立成本数据处理的计算机软件系统,实现成本跟踪、成本分析和成本报告的电脑化.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研究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国际直接投资有了巨大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FDI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也悄然兴起,并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仅亚洲发展中国家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就高达81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正在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经过将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走出去的开放战略,而后在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中国的外资利用政策也从单纯地吸收外资逐步转向吸收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重.时至今日,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地发展,中国的跨国企业数量从无到有,实力从小到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起步较晚,缺乏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也没有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在资本国际化和生产国际化中参与度还比较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要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目前中国企业应该怎样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哪些行业能够走出去等等.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企业成功地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扩展跨国经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鉴于此,作者把中国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选择研究作为作者硕士论文的选题,试图全面系统地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从国际上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和理论成果出发,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明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意义;接着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中国企业进行跨国经营的方式选择、行业选择和区域选择的发展战略,同时还试图对政府构建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