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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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线性和非线性外汇风险暴露分行业研究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崩溃后，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逐渐成为人们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大量学者的研究表明，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等途径，汇率波动会对经济产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走出国门，而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在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波动周期更为频繁，使我国公司的外汇风险暴露进一步增加。通过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产品价格和融资成本等，汇率变动不仅会影响我国直接涉及国际贸易和资本往来的公司的利润，同时也影响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且，汇率变动会影响到国内几乎所有的公司，除了直接涉及了国际交易的公司，还会使那些仅仅涉及了国内交易的纯国内公司产生外汇风险暴露。于是，我国对管理外汇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我国外汇风险暴露状况近年来引起学者关注。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明了存在外汇风险暴露的原因，之后介绍了衡量外汇风险暴露的方法，并说明本文选择资本市场法的理由。然后，建立在Jorion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使用2005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月数据，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研究了我国行业层面的线性形式和非线性形式的外汇风险暴露状况。并且，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各行业如何受到汇率的影响，研究了人民币升贬值趋势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产生的非对称效应。此外，考虑到外汇风险暴露的时变性，以及金融危机前后我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本文结合我国汇率弹性变化的实际情况，将总样本期间划分为金融危机之前(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和金融危机之后(2010年10月至2014年12月)两个子样本期间进行分析比较。 　　本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性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波动状况，凸显对外汇风险暴露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和外汇风险暴露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点明本文的研究方式和侧重点，并指明本文的不足。 　　在第二部分，本文用理论说明存在外汇风险暴露的原因。首先解释外汇风险暴露的主流定义，并用传统的分类方式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即分为由折算风险、交易风险、经济风险和或有风险引起的外汇风险暴露。随后，详解汇率变化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本文通过马歇尔-勒纳条件、J曲线效应解释汇率对直接参与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的影响;而对没有直接参与进出口经常项目贸易的企业，则通过不可贸易品角度、上游市场角度和海外投资角度解释汇率变动对其未来现金流的影响。 　　本文在第三部分建立了线性和非线性模型。首先详细介绍了外汇风险暴露的基础模型，比较分析现金流量法和资本市场法的优缺点，说明选择资本市场法的理由。随后，本文在仅衡量剩余外汇风险暴露的Jorion的基础上，构造了能够衡量所有外汇风险暴露的线性模型。由于汇率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可能为非线性形式，于是也构建了曲线式模型和两种非对称模型，并说明这三种模型的构建理由。 　　本文在第四部分对数据选取进行了说明，解释每个因素所选择的指标和选择这些指标的理由。其中在时问选择上，除了划定总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4年12月，还将时间分为2005年7月至2008年9月和2010年6月至2014年12月两个子样本期间，采用月数据。在行业股指的选择上，采用能够全面地反应我国各行业状况的沪深300行业股票指数;在汇率的选择上，将国际清算银行(BIS)颁布的具有公信力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作为贸易加权汇率。 　　而第五部分则进行实证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检验了平稳性、多重共线性、自相关和异方差，得出实证结果并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在总样本期间，我国所有行业都具有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并且该值显著为负。即，人民币升值，则行业价值下降。本文还发现非线性形式比线性形式更具有统计显著性，也更能捕获外汇风险，但是线性形式比非线性形式更具有经济显著性。此外，人民币升贬值不会对我国各行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的影响。但是，对于多数行业来说，人民币汇率大幅度变化比小幅度变化对行业价值的影响更显著。另外，金融危机之后，外汇风险暴露更具有显著性，但是金融危机没有使汇率变化的非对称效应发生明显变化。 　　第六部分则在前面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行业角度，在总样本期间和金融危机前后的子样本期间，电信事业行业和公用事业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的统计显著水平和经济显著水平是所有行业最低的。一则是因为其多数为国有大型企业，二则是因为这两个行业中含有的我国主要进出口贸易品较少，因而具有较高的抗外汇风险的能力。 　　从线性和非线性比较的角度，本文认为，在长期，如果汇率会对行业价值产生影响，则线性式的影响更大，但是非线性模型捕获外汇风险的能力强于线性模型，即线性的交易风险暴露影响较大而非线性的经济类风险暴露较为普遍。 　　从非对称效应角度，由于即便面对同样的人民币升值，一个行业内各公司也可能做出相反的行为，所以在行业层面上没有体现人民币升贬值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但是我国多数行业对汇率大幅度变动比小幅度变动更敏感，因此存在汇率变动幅度大小不同产生的非对称效应。 　　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多数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都更加显著，并且小幅度汇率变化也会使能源行业、工业行业和原材料行业产生显著的外汇风险暴露，这与汇率波动弹性变大而这些行业进出口依赖程度较大是一致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议。由于线性外汇风险暴露可以用线性外汇衍生产品进行消除，而非线性外汇风险暴露只能通过期权等非线性工具消除，于是本文联系我国外汇市场上已有的外汇衍生产品，对管理线性和非线性外汇风险从使用金融工具角度和公司经营管理角度进行简要建议。 　　本文的主要贡献之处在于一下几点: 　　首先，Jorion模型衡量的是剩余外汇风险暴露，即其宏观控制变量（市场组合收益率）承担了一部分外汇风险暴露，为了了解我国各个行业的所有的外汇风险暴露，本文按照主流方法将市场组合收益率作为宏观控制变量，但同时借鉴国外学者的方法剔除市了场组合的外汇风险暴露，发现我国外汇风险暴露的显著性明显大幅提高。这为衡量我国外汇风险暴露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也说明我国管理外汇风险的水平有上升空间。 　　第二，由于线性模型不能捕获汇率变动产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非线性模型，将其与线性模型的实证结果相结合，更加全方位地考察了汇率对我国各行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长时间内，虽然线性外汇风险具有经济显著性，非线性外汇风险暴露更具有统计显著性，能够捕获到更多的外汇风险。因此，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来选择应用线性模型还是非线性模型。 　　第三，考虑到公司可能因汇率变动方向的不同和幅度大小的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但是在行业层面上这些措施可能会相互抵销，因此本文检验了汇率变动对行业价值的非对称效应，结果发现在行业层面上汇率变化方向不会产生非对称效应，但是当汇率大幅度变动时，大多数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比小幅度变动时更高。 　　第四，本文将总样本期间再细分为金融危机前后两个子样本期间，对我国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的变化进行比较，既可以研究外汇风险暴露的时变性，还可以研究金融危机通过汇率渠道对我国各行业价值的影响。从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时间样本的长短对外汇风险暴露的显著性有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我国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性有所提升，并且即便汇率小幅度地变化也会使进出口依赖度较高的行业的外汇风险暴露显著。
企业有效的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研究——基于“中航油事件”

企业对外进行投资，一方面是促进自身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投资效率的高低也会间接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我国企业现在进行非效率投资的行为逐年增加，企业投资亏损现象屡见不鲜。国内外学者对此问题已经引起了重视，对解决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而内部控制在企业中的扮演着重要治理机制的角色，已有学者研究出其对非效率投资行为有抑制作用，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现在我国上市企业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现象都很普遍，而且非效率投资项目还在上升，非效率的投资让管理层和大股东可以有机会侵害小股东的利益。从理论上说，良好的企业内部控制能够帮助企业选择好的投资项目，降低管理者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以此为背景，侧重研究投资过度的问题。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研究了先前震惊中外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发生的投机丑闻案例，其中，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从最开始亏损到成功上市，上市后未经总部允许，便转变自己的经营战略，选择卖出大量期权，成为企业主要投资项目，在高风险的石油衍生品市场中，对石油价格变动判断失误，导致最后企业亏损高达5.5亿美元。中航油（新加坡）一直营业良好并在国外成功上市，却在短短的时间走向破产重组，直接原因就是衍生品交易失败。但我们发现其进行的原油衍生品交易完全是没有得到北京总部允许的，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而该企业可以进行为期几年的交易而不被总部发现，没能够及时制止这一严重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最终导致破产，显然总部和中航油（新加坡）间的内部控制是有缺陷的。本文结合内部控制COSO五要素结构，采用了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分析方法，对已有的文献综述加以整理，并且进行了逻辑推理。利用内部控制的最新概念发展——企业风险管理架构的五要素分析法，对“中航油事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对企业内部控制是否影响管理者决策从而影响整个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行了理论推导，提出与之相对应的建议措施，深化了内部控制的理论体系。 　　本文从内部控制的角度来研究“中航油投机丑闻”发生的原因，进一步验证了有效的企业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非效率投资。主要思路:(1)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经营战略，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同时也说明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将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案例较多，本文为出发点，从内控角度研究企业如何在海外进行有效的投资，如何改善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缓慢的现状。(2)过去文献已经从管理者和股东间利益冲突视角和信息不对称的视角等分析了如何缓解企业非效率投资，还没有直接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非效率投资。(3)文章使用内部控制结构中的五要素，来具体研究如何提高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内部控制本身就是为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效果而采取的协调方法、程序、政策与措施，而投资效率是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衡量指标。(4)在“内部人控制”的国有控股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很可能被部分高管所利用，成为这部分人的自利行为。因此，企业的内控制度对一部分投资者利益不能起到保护作用，那么其少数股东做出的投资决策就有可能是低效率的，在经济增速下调的新常态背景下，尤其有必要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估及改革，保护投资者利益，这对“稳增长、调结构”至关重要。 　　由于我国是从前几年才开始颁布内部控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始对其引起重视。总体来看，我国上市企业的内控水平普遍偏低，而且目前大部分上市企业对建设内控制度的重视程度仍然不高，导致很多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形同虚设，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对企业内控制度的运行过程不能有一定的监督管理作用。为了使企业科学、合理的进行投资决策，避免投资失误，提高投资效率，本文认为: 　　(1)控制环境是企业能否正常运营的基础。优良的控制环境能够保证公司每一个投资项目都能经过严格的筛选与决策评价程序，保证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实施严格的项目控制，及时进行分析和评价。公司应该强调良好的文化氛围，引导公司员工正确看待内部控制建设，促使公司内部形成“全员参与、互相监督”的良好制度。(2)风险评估。随着资本市场发展越来越迅速，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种类量多且变幻莫测，管理层应对风险评估及风险防范引起重视，将它作为企业管理的日常工作，在对整体风险进行评估的同时，也应该将其与内部细节控制相结合。在投资决策程序中制定科学、合理的风险防控措施，及时发现投资活动中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将公司损失降到最低;(3)在项目运行过程中，要及时将项目运行情况与计划进行对比，加强对项目的监管。针对风险评估较大的领域要强化控制程序，规范授权审批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建立和实施反馈评价体系，落实好内部控制措施;(4)经理层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掌握了众多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了解的信息。因此建立良好的信息和沟通机制，缓解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在公司日常运营中重视内部信息披露与传递体系，提高公司管理的效率，树立良好公司形象;(5)加强内外部监管。全方位严格监管上市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根据企业平时经营的内部控制监督体制，加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力度。其次，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加强对管理层与大股东的监督。在制定具体政策时，着重强调内控制度对企业正常运营的作用，只有企业正常运营，才能保证投资高效，使得市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和企业经营者都能对内控制度引起足够的重视。再次，不断改进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体系。系统合理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能增加政策的说服力，使得政策的执行效果得到合理评价，针对企业不同的目标，制定与之对应的内部控制评价方法，帮助企业做出有效率的投资决策。
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构建及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提出和落实，房地产企业必然会因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的房地产项目运营而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但当前，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整体项目管理能力不强，急需找到优化项目管理的路径，这直接关系到这类企业将来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的研究，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方法。 　　本研究紧紧围绕“如何有效评价中国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这一核心问题，首先通过文献梳理，总结分析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研究的特点及思路，对比分析常用的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评价模型，探讨中国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评价的基本要素，为构建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综合分析与比较后，本文选择了OPM3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设计思路，对中国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进行评价。主要是基于该模型三个维度的研究视角，更有利于辨析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中的复杂层级关系。 　　其次，本文运用了系统论和项目管理理论，依据OPM3模型的设计思路，构建了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模型的指标层级体系。综合运用鱼骨图、德尔菲法等方法修正指标并获取各级次指标的权重。研究获得了前期决策管理、规划与设计管理、营销管理、建设管理、后期管理的准则层权重排序，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房地产企业当前项目管理流程中的各个侧重点。 　　最后，本文以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案例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法，将复地公司的实证数据应用于本文所构建的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评价模型，验证了模型对中国房地产企业的适用性。同时也针对复地公司在准则层的成熟度评价，给出了其优化项目管理成熟度的建议，即建议公司着手优化前期决策管理和规划设计管理，保持在建设管理和营销管理中的成熟做法。 　　整体来看，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考虑企业的真实资源环境状况，运用资源优化配置的思想，综合协调多个项目以及项目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而推进了全面项目管理理论的发展。同时，模型直观地为中国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成熟度甚或是绩效提供了标准化的评价工具，具有实践操作意义。将来，这一模型在多层级的指标体系构建和复杂性工具使用上，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以实现对房地产企业项目管理流程中具体工作分解的成熟度评价和优化。
基于雷达图的建筑企业财务绩效评价研究——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建筑行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为国家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建筑行业又是一个脆弱敏感的行业，受国家政策影响明显。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建筑行业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发展布局，为建筑行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将面临新的国际竞争。在机遇与挑战双重考验前，如何加强施工企业的内部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适应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当前建筑企业亟待思考的新问题。建筑企业要想获得生存和长远发展，必须明确企业的战略目标，而科学和全面的财务绩效评价是制定财务战略的基础。 　　建筑企业长期以来由于产品价值高、生产周期长、资产负债率高、资金投入量大等因素与一般制造企业的财务核算有较大区别。而目前理论界对制造行业的财务绩效与战略研究较多，对建筑行业财务绩效专题研究偏少，这给建筑企业绩效评价的应用带来很大的局限性。笔者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大型国有施工企业，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企业规模迅速扩张。但对规模的一味追求，弱化了对质量的重视，影响了企业可持续性发展。同时近年来公司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资金日益紧张，货币资金对债务的覆盖能力明显下降，企业财务风险日渐凸显。本文拟结合建筑企业特点，融入广义两金及确权率等施工企业特有指标，且更加重视现金流管理理念，突出现金为王的管理理念，将现金流指标纳入绩效评价体系，设计出一套适合于施工企业的财务绩效考评机制，以便管理层做出科学合理的财务战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文的主要内容与主要观点: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关于绩效评价相关研究成果，在讨论分析建筑行业特点及会计核算特性的基础上，针对国内现有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缺陷，将现金流指标、施工结算率等建筑行业特有指标融入财务绩效评价体系，归纳总结出一套适合于施工企业的财务绩效考评机制。并运用雷达图分析法对该财务绩效体系进行直观反映，最后以中国建筑股份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将提出的绩效评价方法应用到现实的案例中，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相关意见。 　　论文的主要贡献:一是强调在财务绩效的评价中，更加注重潜在的财务风险，结合施工企业资金投入量大、建造周期长的特点，将现金流指标与确权率等指标纳入财务评价体系，同时更加谨慎地衡量应收款项，将两金余额纳入考评指标。二是引入雷达图分析方法对财务评价体系进行直观清晰反馈，以更好地揭示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三是在评价企业发展能力时，将人力资本及技术投入纳入考评范围。 　　论文的不足有:一是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设定时仅考虑到量化指标，没有对非量化指标进行设计;二是在选择的指标主要根据个人工作经验判定选择部分指标，未包含全部指标;三是指标体系中的生产线指标主要用于特定企业内部管理使用，不同企业因统计口径不一样生产性指标不具可比性，导致生产性指标无法进行行业内横向对比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绩效问题研究——以工银泰国并购为例

2008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国外众多中小商业银行濒临破产，甚至如花旗、摩根大通这些大型金融集团都出现了财务危机。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全球资本市场和各国政府都热切期盼着中国资本能够“走出去”，为国际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此时正是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活动难得的机遇。而由于我国较封闭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的影响较小，为其抄底海外商业银行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国外商业银行陷入财务危机、资产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都积极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海外并购迅速进入国际市场，绕过直接设立分行的监管障碍，重新改写国际商业银行竞争格局。 　　2008年至2014年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活动的数量和金额不断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质量还相对较低，许多海外并购活动并没有获得预期的绩效，获得经营业绩的提高。随着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和国际贸易的总量不断增长，我国商业银行向着国际化商业银行集团的战略目标转型，海外并购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因此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海外并购活动时能否如愿以偿地提升经营绩效是其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工商银行20余年内先后成功开展了14次海外并购，迅速实现或强化了对重点目标市场的覆盖，在海外形成了一批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分支机构，目前通过海外并购获得的资产已占到中国工商银行海外资产的近70％。其中2009年中国工商银行并购泰国ACL银行，并购之后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泰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泰国”），2011年工银泰国完成私有化并从泰交所退市。通过此次并购，中国工商银行将具有显著经济和区位优势的泰国作为其进入湄公河和东南亚区域的桥头堡，对其进一步拓展在东南亚重点区域的机构网络和业务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并购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因此，本文通过对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工银泰国的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从长期财务绩效表现的视角剖析并购活动前后经营绩效的变化趋势，从而对未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活动，实现扩大海外金融市场份额、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标，提供全面系统的经验和建议。
物流园区发展中地方政府职能分析——以成都国际铁路港为例

随着《物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12～2020年)》发布，“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扩容、京津冀一体化等政策的强势推出，后续还有多项政策酝酿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提出了打造“一带一路”的目标和几个重点领域。从目标上来看，希望通过与沿途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也就是说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打造利益驱动的利益共同体，包括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并展开全方位合作，由此可见物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猛提升，发展现代物流，最有效的切入点便是物流园区建设和运营，借助物流园区这一平台可实现物流的合理流通和布局。从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都对发展物流倾注了高度的热情，纷纷提出了建设物流园区的发展目标，并将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但国内各地的物流园区建设发展却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发展物流园区中的职能作用发挥仍有偏差。本文主要是采用分析法和归纳法，深入提取资料，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日本、德国政府在发展物流园区的职能发挥为出发点，分析日本、德国政府在发展物流园区所获得的经验，以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的成都国际铁路港为实证案例，深入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物流园区发展中应履行的职能职责，从中归纳并深层次分析地方政府支持物流园区发展的具体作为，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由此展开对物流园区、地方政府、政府职能等各方面探讨，探索地方政府在物流园区发展中职能转变的思路和可借鉴的经验，提出我国地方政府在发展物流园区中应履行的职能，为其他地区发展物流园区作补充。
基础设施对中国工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分析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经济发展速度受全球瞩目。本文主要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同时考虑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绿色中国梦”的生态圈构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中国全球化战略迅速崛起的国际环境，从2013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的现状出发，对中国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基于中国区域差异特征明显的现实情况，以及各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本文使用中国2007-2012年省际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同时，随着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成立和中国近年来铁路、公路、内河航道、邮电、能源经济的迅猛发展，交通设施、通讯设施和能源设施的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减少企业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经济转型、产品结构升级的宏观目标和“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本文对沿线省份进行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效应分析，以期得到沿线省份基础设施现状和出口结构现状，判断相关省份在“一带一路”中的贡献度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 　　绪论部分对全文的框架进行梳理，首先对论文所研究的议题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维度进行背景分析，然后对本文的选题意义进行阐述，对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进行归纳，将本文的视角和布局进行描绘，以备下文。 　　文献综述方面，本文运用Cite Space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从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福利效应，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作用因素、中国情况等方面进行文献回顾。其中，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与可持续增长来说，基础设施不仅是一项物质工程，更是资本积累、资本增值的物质基础。当然，基础设施不仅包含硬件设备，还包含类似于教育、文化等抽象机构。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竞争优势的加强和经济的增长，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也有一定的正向效应。同时，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使居民生活便利程度提高，地区间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 　　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通过2007年-2012年中国工业行业四位码分类下的省际面板数据，测算我国31个省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工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然后，本文在黄永明(2012)的基础上，从四大生产部门中将具有公共、公益性质的基础设施资本提取出，作为第五大生产部门设立模型，对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的微观机理进行模型推导。结论发现商品价格过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EXPY)的作用因素受非熟练劳动力和价格作用比较大。高EXPY或低EXPY的影响因素不同。最后，本文建立实证模型，通过2007年-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交通运输、能源建设、邮电通讯以及环保环卫等四个方面，关于基础设施对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最终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所有变量回归中，基础设施的显著估计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基础设施水平越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就越高，这既符合理论假设，也符合事实推测。第二，在全国各省市、区域的计量回归中，EXPY作用原因呈现区域化的特点，如东、中部区域交通、环保层次对EXPY作用大，中、西部能源对EXPY作用大。通讯基础设施水平只在西部地区影响显著。第三，东中西地区的自然资源含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有影响，FDI、研发支出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呈现区域化的特点。因此，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个地区的出口或贸易结构，基础设施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交通、能源、邮电通讯和环保环卫的设施水平，将有利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同时，某些地区工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还将受到以下控制变量的影响，如研发支出、人力资本、FDI（外商直接投资）、自然资源禀赋。 　　最后，根据本文得出的相关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首先，提高交通设施便利和能源利用效率。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其便利的交通设施已经成为影响出口产品市场的重要因素。因此，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有利于促进我国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和质量，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同时，提升能源的利用率，节约企业成本，增强自身国际竞争力，也将促进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次，加快邮电通讯和环保设施的建设。邮电通讯的建设旨在加强信息化发展，以获取市场及时信息、知识、技术。同时，作为“绿色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和生产需要的夯实基础，环保环卫的建设也须紧跟步伐。然后，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作为资源禀赋大国，应充分利用本土的比较优势进行出口，提升资源的使用率，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加强吸收、分配外商投资的能力，不断加强新技术、新管理、新经验的转化利用能力。最后，注重人才战略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人才是一国发展的源源动力，普及教育、改善教育，提高人们的普遍意识，重塑人才职业专业技能，完善培训体系，不仅从整体上普及知识，更从专业角度发展技能，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以促进高精尖汇集。
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我国从改革初期不断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到如今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也在不断发展，到2012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排名世界第三位。伴随经济的快速腾飞，我国的金融系统也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都在不断地走向成熟。本文旨在研究金融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东道国和我国自身两个角度出发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运用多种方法研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归纳金融发展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中，从渠道分析和理论机制两方面开展:在渠道维度，主要分析金融发展通过解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融资需求、风险保障和信息咨询问题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机制层面，借鉴钱纳里的“双缺口”需求模型，通过该模型指出商业性金融支持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对于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运用该模型在邓宁OIL理论框架下，对金融支持在企业形成金融所有权优势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证实了金融发展因素影响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路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分别从东道国金融发展因素和我国金融发展因素两个维度分别来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选取东道国银行部门提供的信贷占GDP的比重来代表金融发展深度指标和东道国私人信贷比表征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并对传统变量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与我国的贸易密切程度、资源禀赋进行了考察。运用2005-2014年的国别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对于主要的控制变量，度量东道国金融发展深度的信贷余额占GDP比重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道国在规模层面的金融发展对提高我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在规模层面的提升可通过为我国企业提供融资便利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度量东道国信贷资金配置市场化程度的私人信贷比指标，用来反映东道国金融市场结构，同样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也验证了传统变量如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与我国的贸易密切程度、资源禀赋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滞后一期，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说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不具有动态性连续性;二是我国金融发展角度，采用贷款融资率作为金融中介的发展指标，考察其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首先是对两变量的原始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得到单整序列后，进行Johansen整检验，结果显示出我国金融中介的贷款融资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指标不存在协整关系。最后对两指标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贷款融资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与一般的研究结果较为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我国的金融中介没有发挥好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创新主要在于将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纳入模型之中，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在以往文献中探索其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则同时考察东道国与我国自身的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且构建的指标体系较为完整，从结构和规模两个层面展开分析。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前提下，对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并给出了基于“双缺口”模型，企业如何结合自身实力与两种金融支持（商业性金融支持与政策性金融支持）形成金融所有权优势的机制。 　　根据文章的研究目标，通过系统的梳理文献，整理相关研究内容，最终确定本文的分析框架安排。本文共包含六章内容，具体的内容设定如下: 　　第一章序言。主要交代文章的在何种背景下进行选题、以及研究该课题具有怎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文章的研究目标，做出合理的内容结构安排、选择适当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可能会遇到的研究困难进行预测，从而为理解全文的结构提供有效的线索。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影响因素，在理论上的分析首先就介绍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科研成果，其次是对以往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归纳，主要包含我国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动机和影响因素研究两个方面，最后对金融发展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章主要是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把握分析。对我国这些年OFDI的流量和存量序列，其次考察我国分地区和中观层面行业分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第四章重点构建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续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该部分首先从融资约束和风险管理两种渠道展开探讨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通过借鉴钱纳里金融支持“双缺口”模型，将金融支持进一步划分为财政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商业性金融支持来分析金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维度，结合OIL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两种外部金融支持配合企业的自身实力有助于形成企业所有权优势特别是金融所有权优势，梳理出金融发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这一理论基础，为文章后续的实证分析打下基础。 　　第五章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对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该部分分别从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自身金融发展两方面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分析。 　　第六章结论及政策建议。通过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后续的实证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文章结论的归纳总结，以此为基础对直接投资的参与主体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研究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石，其发展程度的高低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其“出口导向型”外贸战略和丰富的低廉劳动力资源，外贸出口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保持着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中国标签随处可见，中国由此也被称为“世界工厂”。这样的成就固然值得称赞。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新型国际分工模式下，产品的生产已经突破国家属性的限制，“切片化地”由多国共同完成，产品由“国家生产”到“世界生产”转变。这对像中国这样主要以加工贸易参与到这一分工模式的国家来说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传统的贸易核算方法是基于出口产品的最终价值统计的，与当前基于增加值出口的核算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传统核算方式可能会“虚高”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造成“统计幻觉”;另一方面，基于传统贸易核算方式测算的中国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偏误，扭曲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真实的贸易竞争力。为此，如何全面、准确的衡量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就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了，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与初衷。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OECD增加值(Trade in ValueAdded，TiVA)数据库中的相关贸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贸易竞争力进行了重新估算，并与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等国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此外，文章还从上游度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变迁进行了考察。这也是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文章主要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与评价;第三章主要阐释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全球价值链新型分工模式以及中国制造业在当前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影响;第四章为文章的重点章节，主要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从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分别测算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的贸易竞争力水平，并比较了两种视角测算结果的差异;第五章主要为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国别比较。该部分在第四章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与以美国、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的贸易竞争力水平，并结合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差异分析了各自的优势行业;第六章主要考察了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变迁，并进行了跨国比较分析，从行业上游度视角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变迁;第七章为结论与政策启示，主要是基于前文的分析，给出研究结论与思考，并结合文章的研究主题和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来促进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升。 　　通过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和国别比较分析后，我们发现:(1)从出口规模看，不论是中国制造业整体还是各细分行业，基于总值贸易核算的出口规模均大于基于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出口规模，也就是说，基于总值贸易核算的出口确实存在严重的重复计算问题，出口规模存在高估;(2)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看，基于总值贸易和基于增加值贸易测度的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存在差异性，并且基于总值贸易测算的RCA指数明显的大于基于增加值贸易测算的RCA指数，同样说明基于总值贸易核算的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存在高估。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二者都呈上升趋势，并且二者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缩小;(3)通过跨国比较，我们发现目前在制造业行业竞争力占据领先地位的依然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在BRICS国家中表现突出，并表现出较强的追赶趋势。(4)从行业技术密集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产业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高技术行业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形成，发展潜力较大，呈现出了“传统竞争优势产业依然存在但优势逐渐减弱、新型竞争优势产业尚未完全形成但形势喜人”的格局。(5)从行业上游度的角度看，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大部分细分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均存在不同幅度的上升，仅有少数的几个行业出现了下降，中国制造业越来越集中于提供中间产品，国际分工地位有所提升，间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提高，和前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测度得出的结论存在一致性。 　　最后，文章针对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的现状，有针对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认为提高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巩固现有优势，积极培育新型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创新，加强产权保护，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鼓励中间产品的生产与出口;统筹“引进来”与“走出去”，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与效率，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等。
政治风险对中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防范研究

提到石油我们最容易想到汽车、飞机、煤气罐等生活中常见的产品，其实从20世纪以来，人类的世界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无一例外都与石油密切相关，油气作为一次性能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与政治、军事密不可分。无论是日常生活需要还是军事国防装备的运转，我们都离不开石油。 　　鉴于油气如此重要，本身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这种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纯经济角度去看待关于石油的跨国投资问题，其中政治风险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加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政治风险问题研究十分重要。鉴于油气如此重要，本身具有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这种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从纯经济角度去看待关于石油的跨国投资问题，其中政治风险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加强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政治风险问题研究十分重要。 　　本文首先在第一章介绍了研究背景、意义及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紧接着第二章综合概述了政治风险基本理论和评估框架。然后第三章介绍中国三大石油企业跨国投资概况以及投资区域涉及的36个国家的政治风险评级结果。第四章基于对中海油计划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失败的案例分析，总结出美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CFIUS)在整个过程中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直接决定了收购结果。其过程遭受的三种政治风险是:政治制度差异风险、特殊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府干预风险。 　　最后在第五章通过案例总结，结合当下形式，提出了六点政治风险防范建议。第六章得出结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石油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更多、更复杂的政治风险，起政府和企业需要加强对外投资政治风险问题的研究，并借鉴美国先进经验建立自己的安全审查机制，既可以保障外资在国内的活动安全，也可以对外国随意以安全审查为由阻碍我国能源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进行反制，确保中国石油安全。
出口信用保险及其对出口贸易的保障研究——基于政治风险视角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深化，在加入WTO以后，对外出口贸易额更是突飞猛进，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支柱之一。2013年习总书记在中亚和东南亚访问期间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从那以后，政府和学界都在不断丰富“一带一路”的理念，使其蓝图日益清晰，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沿线国家也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额已经约占进出口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我国还在沿线国家投资了50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承包了3000多个工程项目。 　　但是企业对外贸易时经常要面临政治风险，往往对其经营构成很大的威胁。首先，我国企业在外投资时与投资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这就为企业的投资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其次，近年来，恐怖主义、宗教主义日益猖獗，为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的“一带一路”重大决策的诸多沿线国家也正是恐怖主义、宗教主义的重灾区;同时，地缘政治、领土争端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比较严重，例如，中印问题、南海问题、印巴领土问题等，都给企业的在外投资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为了保障我国在外企业的投资安全，本文借鉴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经验，重点研究了其在防范政治风险，促进对外投资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要分析了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英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起源国）、法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和美国（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尽管各国在历史文化、经济制度、法律建设等多方面都存在很多差异，但是对这些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模式、经营险种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仍然可以从中找出共同之处，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的保障促进作用，本文就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额与出口贸易额做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为了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保障对外投资企业的人身财产安全，我国应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文中对我国目前出口信用保险的市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政策型、商业型出口信用保险分别进行研究，勾画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的目前总体发展情况。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企业本身、保险行业、国家政策、监管立法等多个角度提出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若干建议。本文主要研究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本章首先着重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而突出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出口信用保险是否有助于我国出口企业防范政治风险，增加出口贸易;如果有促进出口贸易的作用，那么具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目前的出口信用保险市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其中还有哪些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进而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建议。采用的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数据分析、对比分析等研究方法。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我国与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进行对比，进而找出可以借鉴之处。通过回归分析验证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促进作用的具体情况。 　　第二部分为出口贸易的政治风险及出口信用保险概述。本章在阐述国际上对政治风险概念一些主流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政治风险的定义。并就我国目前的海外投资情况进行分析，重点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研究我国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水平整体偏高，对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投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因此要强化对政治风险的防范意识;研究了企业在外投资经常遭遇的政治风险的类型;阐述了我国“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以及在实践过程中遭遇的新风险特征。接下来列举了国际保险市场上承保政治风险的主要险种，如海外投资保险与出口信用保险，其中海外投资保险包括有外汇险、征收险、战争及内乱险，但是中国这些险种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少，主要的政治风险都是由出口信用保险承保的。因此，本文主要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分析，并就出口信用保险的定义、分类、特点等问题进行阐述。 　　第三部分为出口贸易遭遇政治风险的原因及对策。这一章首先结合我国国情具体分析了我国海外投资之所以容易遭遇政治风险的原因，并将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与国际上信用保险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进行对比，这些国家包括最早开办出口信用保险的英国、出口信用保险最发达的法国以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通过对比找出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经验，以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借鉴。 　　第四部分为出口信用保险对贸易促进效用的实证分析。在本章作者主要从全国数据、省际面板数据两个角度对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额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额、渗透率与出口贸易的相关性，经济发达地区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不平衡性，从多个角度证明了出口信用保险对出口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五部分为中国出口贸易保险制度的现状及问题:基于出口信用保险。在上一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市场进行定性分析，分别从政策型与商业型两个角度展开。首先分析了政策型的市场现状，从承保金额、经营险种等多个角度展开，并列举独家垄断经营模式所存在的弊端;商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在我国已经推广两年，从国家政策支持促进保险供给、出口贸易增加促进保险需求、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存在劣势等多个角度显示出目前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各保险公司应主动出击，大力发展。 　　第六部分防范风险，保障贸易，发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对策建议。结合前文国内外应对政治风险的经验对比，对出口信用保险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以及我国目前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状况，提出我国发展出口信用保险相关的政策建议，认为应该完善保险产业链，促进保险产品创新，加大出口信用保险的宣传，健全法律法规建设，继续深化政策型出口信用保险与商业型出口信用保险的共同发展等等。
企业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主要通过公司对外收购兼并来实现，同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力量。我国经济迅猛的增速是一些本国企业迅速成长壮大的根本，随着国家“走出去”的指导方针的践行，许多有实力的公司摩拳擦掌，迈出踏足海外市场的步伐，在全世界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对比世界其他经济大国，Kumar(2009)和Wu(2010)认为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中国与众不同的政治环境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变化，这也是其区别于他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重要特点。基于国家政策角度，虽然企业自身的投资经营受政府的管控程度控越来越小，但就当前形势来看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仍需得到国家商务部、中国外汇监管局等不少部门的批准。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主力军，许多较有影响力的海外并购的并购方都为国有企业。根据《经济学人》五年的统计，我国企业成功完成的跨国并购项目中有170余项规模超过5千万美元，其中通过国有企业推动的有八成以上其中不乏完全由政府完全主导的并购案。政府同时也是许多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推手。由此可见，政府对于企业的作用与企业海外并购的绩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更使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扑朔迷离，也增强了二者关系研究得价值。 　　本文试图通过对政治关联企业跨国并购的研究来揭开政治关联的神秘面纱。具体来说，通过分析对比有政治关联企业和无政治关联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差异，从而达到探究政治关联程度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作用的效果。本文选择跨国并购作为分析前提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之前的研究很少关注政治关联对公司的投资决策的影响，提高了论文的可行性;其次，跨国并购作为企业的一个独特的业务模式，在这一业务模式中政府有机会并有动机对企业施加影响;最后，现有的证据表明目前正在增长的跨境收购事件的收购方很大一部分由政府控制，并购的这一特点对分析企业政治关联有特殊的帮助。本文的样本和研究设计主要集中在企业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并基于此构建模型框架。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在如下几个方面拓展开来。首先，本文尝试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估值和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进行探索。为了厘清政治关联的复杂影响，激励本文探寻政治关联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这种联系与企业内在价值和企业外在绩效的相关性。到目前为止，论证对政治关联是造成企业成本增加还是能使企业获益的研究是有限的。虽然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关联的影响作用于企业财务表现方面，鲜少研究证据将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投资决策联系起来。第二，我们验证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的有害影响。这一发现加深了我们的理解:政治关联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在于将政府支持（如先天的贷款优势，及时的政府救助）转化为超额的收益。第三，我们增加了并购方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企业政治管理与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的调节。第四，国际商业文学研究中，虽然在企业决策的塑造中，制度的作用已被广泛提及，大多数以前的研究集中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设置。本文的研究中直接使用投资者保护要素，并结合不同目标国数据之间的直接区分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强弱。 　　本文综合政治联系与跨国并购研究中的相关理论，选取2002-2012年中国96个海外并购成功事件为样本，采用赋值法度量企业政治关联，采用累计超常收益(CAR)和购买并持有超常收益(BHAR)度量长期并购绩效，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阐述，并将并购方所有权性质和目标方投资者保护程度纳入对两者关系的调节因素，其中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包括两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以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为切入点，探究企业政治关联及其长期绩效的内在联系。同时用修正后的反董事权利指数作为衡量目标国投资者保护的依据，考察其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相互关系的调节，并得出并购方政治关联反作用于其跨国并购绩效，然而这种反作用表现于目标国投资者保护水平调节的过程中。本文综合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对照法、事件研究法分析了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反向作用于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本文认为这是政治关联的负面作用强于其正面作用。同时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间的相互影响并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预期不甚相符。但是，研究结果还表明，目标国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却能够对企业政治关联和企业跨国并购长期绩效间的相互影响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认为这是由于较高的投资者保护带来了政府活动的透明化，同时其严格的法律执行规则和政策能够起到削弱企业政治关联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影响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企业发现自己跨国并购中的弊端和挖掘更有助于自身对外投资效率的方式和策略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对外投资战略的制定以及中国企业在跨国投资中的目标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就企业而言，企业应该审慎地对待企业的政治关联，认清它对企业作用的两面性，同时企业不应本末倒置将谋求政治便利并以此牺牲企业利益，更重要的是应该更加重视自身主要业务的开拓和发展，形成符合自身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并以此为企业进步的指导。而对政府而言，将企业政治关联比作是双刃剑恰如其分，而政府主要任务是加强监管完善市场化制度，进一步促进长期绩效的提高。同时应加速出台扶持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海外并购的指引政策，包括对目标国制度环境（特别是政治、法律等因素）的关注、目标企业的选择（包括行业类型、所有权公开状态）等，以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交易难度，充实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并购市场的国际经验，从而形成海外投资的动态良性发展。
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内陆沿边开放。2015年，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个国家级规划文件成为我国“一带一路”新战略的具体行动蓝本。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一系列政策举措将推动我国内陆地区经济从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转型，将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率先在东部地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宏伟战略，采取分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东部沿海地区在全球消费持续高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形成了外部依赖性强、产业发展迅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区域。但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模式发生了奇迹般逆转，沿海地区的GDP增速已经被内陆多个省市赶超。2009年后的三年中，年均GDP增速达到12％-17％这样的高水平的内陆地区与日俱增，如地处内陆的重庆、四川、湖南、河南、湖北、江西等，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内陆经济崛起”。中国区域经济格局正悄然发生着变化，蓬勃发展的内陆地区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呈现一系列新特征。 　　然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新模式发展中的内陆地区面临诸多困难，突出问题主要有:一是过分依赖传统的要素禀赋发展模式、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导致的产业结构落后以及滥用优惠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开放扭曲等问题。二是单纯地复制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模式是难以为继的，我们更应该在内陆地区的引资方式、对外贸易模式、区域间经济合作机制和政府管理职能方面多创新。三是国际化人才匮乏。内陆地区初级劳动力人口较多，但外向型人才相对欠缺，尤其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引进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因此在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今天，我们重视和加强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研究。这对于内陆地区与世界经济建立新型的互利共赢关系，提高国际经济合作、吸引外资外智的综合能力十分重要。同时对内陆地区以至我国培育开放竞争新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指导意义。 　　面对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笔者倍感推陈出新的困难。在查阅了以往的众多文献资料发现，目前学界对“对外开放竞争力”的没有统一的准确定义，对其内涵解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早期研究也往往称之为“开放竞争力”或“外经贸发展竞争力”。尽管现有研究在界定开放竞争力时确实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强调了国际化背景下的区域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从方向上来看，对外开放竞争力应该同时包括对国际市场的吸引能力和对国际资源的获取能力。吸引能力指国家或地区与其他经济主体相互比较、竞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国际市场的接纳能力、参与及影响水平。获取能力指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对国际商品、国际劳动力、国际资金和国际管理技术等方面的获取、吸收和利用能力。 　　虽然对外开放竞争力的研究已经受到国内外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普遍关注，但是构建模型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所以笔者在样本的选择和实证处理方面做了以下新的探索和尝试。 　　样本选择方面，本文参考张毓峰在《区域经济新格局与内陆地区发展战略选择》一文中对内陆地区的界定，包括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陕西、山西、河南、贵州、青海、江西、甘肃和宁夏13个省市区。并选取了2008年-2013年这13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该样本选取方式使得样本覆盖更加兼顾各个区域发展条件、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的相近性和相互间经济联系的紧密性。更贴合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分析的结果也更具有说服力。实证处理方面，一是在评价体系的指标构建方面，重点从国际贸易竞争力、国际投资竞争力、国际经济合作竞争力和国际旅游竞争力四个方面阐述了构建了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二在实证方法运用上，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这样可以更深入的挖掘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 　　通过以上对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综合得分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整体格局较为稳定，但各省市的发展水平发展不平衡。二、我国内陆地区各省市在这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旅游和国际经济合作四个方面整体上并不具备完全竞争优势，而各省市根据自身特点呈现较强的单极竞争力。三、现阶段，各省市的GDP增长系数、税收占GDP比重和人口总数是影响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其他四项影响因素并未造成显著影响。通过纵向分析和横向对比，我国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竞争力整体上处于弱势地位，区域对外发展的竞争优势也不明显。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提高我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竞争力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点，是全面构建我国外向型经济格局和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陆地区要在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基于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

在我国的商品逐步实现“走出去”的同时，我国的服务贸易无论从总量还是结构上都与各个发达经济体存在明显差距，尤其与美国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由于其“小、快、灵”的特点，有助于迅速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扩张和深化发展。201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7130亿美元，同比增长14.6％，其中出口2881.9亿美元，同比增长9.2％，增幅较上年也有所提升。截至2015年，我国已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含港澳）达11个，且均包含双边服务贸易协定，探究其对于我国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均位居世界第一，其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打造全球贸易自由化网络的战略也实施多年。通过比较研究，探究美国发展路径、借鉴美国先进经验，是中国研究者的重要功课。然而，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商品贸易的影响，也鲜有研究者以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究相关问题。因此，以中美比较研究的视角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的关系开展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中国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还能够为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本文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研究路径，采用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美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围绕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中美比较分析。第一，本文总结了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本文回顾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理论，梳理了现有国内外相关文献;第三，本文对比分析中美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现状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找出了两国相关经济实践中可能存在差异的原因;第四，本文分别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美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两国经济实践中存在的差异;第五，基于中美现状对比和实证检验，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全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各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分析全球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重点与难点、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以及全文的框架结构。 　　第二章，文献综述，回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影响服务贸易的相关理论，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进行了文献评述。 　　第三章，中美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分析了中美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现状，梳理了中美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从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两个维度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从参与历程、发展战略和协议内容三个方面系统比较分析了中美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情况，发现中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进度上已经逐渐赶上美国，但在发展战略的层次和协议内容的广度、深度上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促进作用;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管理体制及法律法规三个方面系统比较分析了中美服务贸易发展，发现由于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与美国存在明显差距，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服务贸易新兴部门也尚未起到支柱作用，导致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相对不足，无法充分享受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红利，加之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僵化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不能完全释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功能。 　　第四章，实证分析，选取1999-2014年中国对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等9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和1999-2014年美国对澳大利亚、智利、新加坡和韩国服务贸易出口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并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美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能够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增长。鉴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额影响的滞后性，本文加入一年滞后期对美国服务出口数据进行了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第二年美国服务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样显著，即在一定程度说明，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均能显著促进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此外，本章通过小结对中美相关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比较分析，验证了本文第三章对中美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 　　第五章，结论及政策建议，在前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全文进行总结，以美国为镜，明确了中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协议内容、服务贸易结构和管理体制及法律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以美国为鉴，对中国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发展服务贸易，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国都对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人们不仅将文化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一种成果，还把文化看作是推动国家地区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文化贸易的研究都日以细致和深刻。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测算，近十几年，全球文化产品贸易较快增长并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文化产品贸易占全球普通货物贸易总额比例依旧较小，另一方面，各国文化产品贸易的开展并不均衡，文化产品出口大国主要是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规模较小，能力有限。文化出口贸易集中趋势愈发明显，核心类文化产品出口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集中。 　　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发展同样值得关注。上世纪年九十年代初，出口贸易规模逐年上涨。但是当时中国学者对于文化产品的定义较为局限，用图书、出版物和影音制品等产品代替文化产品，得到中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十分严重的结论，这与我国现实不符。 　　笔者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2009》中对文化产品的统计标准，将2005-2013年间中国文化产品（根据广度分为六类:文化和自然遗产;表演和庆祝活动;视觉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体;设计和创意服务，根据深度分为两类:核心类文化产品和辅助类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收集整理并进行分析，发现现实情况中，中国文化产品贸易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诸多问题，出口贸易的问题尤为突出。其一，中国文化产品贸易以出口为主，占文化贸易总额的75％以上1，进出口十分失衡;其二，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不均衡。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年度文化贸易数据分析可知，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辅助类文化产品，并以表演庆祝活动等三类产品为主，核心类文化产品出口相对较少且主要集中于音像交互媒体产品;其三，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市场结构不均衡，OECD国家已经成为主要贸易对象并且出口比例逐年上升。 　　而且相对于文化产品进口贸易，研究我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首先，产品的出口不仅能够带动上游产业链的发展，而且能够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对于中国这样的文化产品出口大国更是如此。其次，推动文化发展，促进文化对外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文化产业方向。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文化市场体系，创新文化对外传播、交流、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最后，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还面临来自多国贸易自由化的压力。就文化产品本身而言，其具备民族文化内核和普通商品的双重内涵，这就意味着文化产品的对外输出是一种国别生活习惯、宗教甚至是价值观的输出，这一特点被各个国家（特别是文化产业起步更早的发到国家）所重视。法国等发达国家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性服务贸易，随后产生了文化贸易“例外条款”，对本国的文化产业形成保护，文化贸易自由化倾向逐年走强，这可能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冲击。 　　基于以上背景，笔者将以占中国文化贸易绝对比重的出口贸易作为研究对象。而通过研读文献发现，对文化产品贸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贸易现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因素研究。针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贸易现状和产品竞争力研究并不能很好的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针对此，笔者选择通过真实的贸易数据和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于更好地夯实中国文化产业，发挥产品的竞争力，降低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整体逻辑如下: 　　第一章对该课题的研究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在文化贸易的众多研究角度中选择文化产品出口作为切入点，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进行研究;之后详尽的介绍了当前世界权威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品及文化贸易进行统计。 　　第二章笔者对现存的文献进行研读，将所有文献分为国外研究成果、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文化贸易的研究三大部分，并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简评。笔者发现早期文化产品口径并不统一，部分学者对文化产品的定义较为狭窄，解释力受到限制。不仅如此，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文化产品的统计框架的不断更新，文化产品的概念逐渐清晰，但是UNESCO在文化产品贸易领域的统计数据来自HS或SITC产品编码，收集、整理数据工作复杂而沉重，于是部分学者采取其他相关数据进行代替，解释范围十分有限，并不能很好的反应一国全部的文化产品贸易情况。基于此，笔者以UNESCO《文化统计框架-2009》为基础进行研究。 　　第三章对中国文化产品贸易整体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为进出口整体情况、出口市场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三个部分。从进出口整体规模看，在中国国家战略调整，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规模逐年扩大，前期保持较高增长速度但近三年曾都有所下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不平衡，以出口为主，存在较明显顺差。从出口贸易的市场结构看，我国文化产品集中于OECD国家，其中对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出口占总出口的50％左右，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再来谈谈产品结构，从深度产品分类看，我国文化产品以辅助类产品为主，核心类产品为辅，货物贸易特征明显。从广度产品分类看，出口贸易集中在视觉手工艺品、音像交互媒体等细分产品，产品结构十分不均衡。 　　第四章通过详实的数据对多个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传统影响贸易的因素如地理距离、经济规模、文化距离等因素均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除此外，如通信科技水平变化对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显著影响。但与以往结论不同的是，地理距离对于我国文化产品出口有正向影响，通过分析发现，正因为我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集中在美国等少数国家而产生上述结果。第五章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