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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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台可变的集装箱岸桥调度建模与仿真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港口是联结远洋、内河船舶以及内陆运输的枢纽，是各种运输方式交汇的高效集散中心和功能强大的综合性物流枢纽。当前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港口作为物流系统的重要节点的地位也越来越高。港口作业中的集装箱、装卸搬运机械设备、泊位的合理分配调度等问题也向我们提出新的挑战。 　　泊位是集装箱码头的稀缺资源，岸桥是集装箱码头最昂贵的设备之一，如何合理地利用泊位与岸桥资源，缩短船舶在港时间，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是码头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本文针对泊位和岸桥调度问题，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对于泊位和岸桥分配问题的研究仍不够理想，对于多船动态岸桥调度问题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连续泊位与岸桥的协调调度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围绕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本文研究了相邻两泊位的岸桥动态调度问题，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基于服务速度可变的排队理论，建立了服务速度可变的集装箱排队模型，并且构建了集装箱平均逗留时间函数;其次，本文运用Anylogic仿真软件对服务速度可变的集装箱岸桥调度模型，进行了仿真建模;再次，采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数据进行了仿真实验，实验结果得到了最优调度策略，验证并优化求解了服务速度可变的集装箱岸桥调度模型;最后，对集装箱平均逗留时间的影响因素:集装箱到达规律、泊位岸桥数目、岸桥转场时间、岸桥调度策略等进行敏感性分析。
中国边境省份进出口贸易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对比分析——基于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迅猛，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中边境省份进出口贸易作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中更是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总体规划下，边境省份进出口贸易得到广泛关注，中西部边境省份的进出口贸易更是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中西部边境省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然而，我国边境省份进出口贸易发展极为不平衡，中西部边境省份贸易额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省份。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出口贸易额是中西部边境省份的数倍以上。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上，东部沿海省份也远远高于中西部边境省份。实际上，东部沿海省份和中西部边境省份在进出口上的差距并不是2014年独有，2005年以来这种差距就长期存在。 　　在上述背景下，中西部边境省份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促进本地进口贸易发展？在有利的政策环境下，如果能对比中西部边境省份与东部沿海省份在进出口上的差异，厘清各项因素对两地进出口差距的影响，并了解这种影响背后的经济原因，那么就可以从这些因素着手，采取相关政策，促进中西部边境省份进出口发展，缩小中西部边境省份与东部沿海省份在进出口上的差距。同时，研究中西部边境省份与东部沿海省份进出口差距，分析各因素对这种差距的影响并解释其中的经济原因，也有利于实现我国东、中、西三地经济平衡发展。另外，通过RBC模型能够较为清晰地说明货币供给、交通投入等因素对进出口波动的影响方向、影响大小、影响后的衰减过程，这就为不同地区政府正确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参考。总之，比较研究东部沿海省份和中西部边境省份的进出口差距，并研究各因素对这种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鲜有文献深入分析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在进出口贸易上的差异，更是少有文献探究相关因素对这种差异的影响并给出经济学解释，另外，现有文献在研究进出口时所选择的分析方法似乎也有些许不足。为此，本文在Schmitt-Grohé(2003)的研究基础上，基于短期和长期分析相结合的视角，建立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将所研究问题纳入该模型框架中，运用2005年1季度到2015年1季度数据，对比分析了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出口在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上的差异，并研究了各因素对两地进出口差异的影响，还就所发现的现象给出初步的经济学解释。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梳理了进出口贸易的经典理论，介绍了进出口贸易方面的研究现状，然后过渡到边境进出口贸易理论的综述。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在界定“边境进出口”这一概念之后，本文详细介绍了国内外边境进出口研究的现状。之后本文在介绍RBC模型一般理论基础上，基于Schmitt-Grohé(2003)的研究进行了“去势”和“显示表示进出口”两项改进，建立了适合于本文分析的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最后，本文运用所建立的RBC模型对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出口贸易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各因素对两地进出口差距的影响，并给出这种差异的相关经济学解释。本文的具体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陈述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和中西部边境省份进出口差距的现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可能的创新之处和仍存在的不足，并对整个文章的结构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相关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进出口贸易理论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然后过渡到边境进出口贸易研究，在介绍国外研究情况的基础上，按照地域范围对国内边境进出口贸易研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最后综合评述了国内外边境进出口研究的特点，并给出本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RBC模型介绍，并基于Schmitt-Grohé(2003)的研究，建立适用于本文问题分析的小型开放经济RBC理论模型。首先分析了本文选择RBC的原因，然后在一般RBC理论基础上，结合Schmitt-Grohé(2003)的研究，一方面进行了去势工作，另一方面显示表达了进口和出口，最后得到本文的理论分析模型。 　　第四部分，主要是实证研究。在介绍相关数据，并对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进出口贸易现状进行初步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基于RBC模型分析我国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进出口在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上的差异。首先拟合RBC模型，并进行适用性检验。然后运用拟合的RBC模型进行短期波动对比分析并给出原因解释，包括:1、一般性情景分析;2、比较静态分析。再运用HP滤波的结果进行长期趋势对比分析并给出原因解释。最后综合短期和长期的结论并进行分析，得出东西部边境省份进出口差距的原因。第五部分，总结本文研究结论，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提出发展中西部边境省份进出口、缩小两地进出口差距的政策建议。 　　通过改进后RBC模型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短期中，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口（出口）受各因素影响后，波动方向一致，但波动幅度不同，中西部边境省份的进口（出口）的波动幅度更大。长期中，中西部边境省份进口（出口）的平均增长率略高于东部沿海省份，但其进口（出口）的初期状态值不到东部沿海省份的1/5，并且各省进口（出口）初期值与其区域经济、交通状况的相关系数在0.9以上。实证研究和描述性分析一致，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各个因素对两地进出口差距的具体影响，为本文探索这种影响背后的原因做好准备。 　　本文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和我国的实际状况，给出了上述发现的解释（以云南和广东省为例）:第一、短期波动差异的解释。首先，相对于云南来说，广东面临更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外部条件，受到更多的外部条件的影响，交通、区域经济状况、货币供给等因素对其的影响反而减少了。其次，广东在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已经处于一个较高的状态，从经济学的边际理论上说，各因素稍微的变化对进口、出口的影响不会太大。第二、长期趋势差异的解释。本文认为这种差距与东部沿海和中西部边境省份交通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均有关，而不是仅仅决定于某一方面。通过进一步计算2005年1季度各省进口、出口初期状态值与其GDP、区域经济等因素的相关系数，发现了各省进口、出口初期状态值与其GDP、交通状况、区域经济的高度相关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提出稳定发展两地进出口，缩小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进出口差距的建议:从短期波动上看，为了减缓内陆边境省份进出口的波动程度，政府应尽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能实行太多或太激进的短期货币金融政策。另外，政府在实施短期政策时，应该因地制宜，通过差异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两个区域进出口的平稳发展;从长期趋势上看，国家应该从整体上改变沿海和中西部边境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区域经济等方面禀赋的差异。采取长期政策，实施整体改进，这才是发展内陆边境省份进出口的根本方法。 　　此外，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第一、从研究对象上看，本文将研究具体到中西部边境省份与东部沿海省份之间进出口的对比上。虽然有大量文献对中西部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出口进行分析，在各区域进出口的对比上，也有较多的文献进行说明，但鲜有文献直接对比研究中西部边境省份和东部沿海省份的进出口。第二、从实证方法上看，本文基于改进后的小型开放经济RBC模型，分析了两个区域的进出口在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上的差异。
我国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与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深，与世界各经济体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着手实施的“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等战略，进一步加深了我国与国外经济体全方位的联系，伴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收支核算也日显重要。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综合反映我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储备资产变动等，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重要依据。鉴于此，我们自然希望能够得到与我国存在密切经济交往的几个国家的双边国际收支核算数据，借此可以了解双边经济交往的关系，发现存在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多个版本国际收支手册中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是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资料、研究成果仍十分匮乏。 　　现行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侧重对国外经济体总量的研究，而忽视了其具体的结构特征，不能反映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国别交易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现存理论分析和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如果要弥补这一缺陷，就必须对现有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进行拓展，本文尝试进行了拓展研究，并基于SNA详细资金流量表的思想，把这种拓展理解为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对应的把官方公布版本称之为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表。 　　本文首先进行文献回顾与评述，分别从国际收支手册相关指引变化和国内外学者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拓展研究两方面进行梳理，明晰了相关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本文可能的最新;其次鉴于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在标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国别细分和缺乏直接数据来源的特殊性，对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般性编制框架、编制方法和内部均衡关系做了细致的研究，为后续的具体编制提供了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引;再次从一般性的角度归纳了现阶段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数据收集和编制原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查阅相关文献、浏览国内外相关政府（国际组织）网站、查找相关数据库资源和搜集相关数据资料的方法确定了各个项目的具体数据来源，为后续的编制过程确定了数据来源框架。并结合搜集到的数据从编制依据选择和细分国家选择两个角度做了分析，从而确定了适宜的国际收支统计标准和细分国家尺度;然后综合运用直接编制和间接编制的方法，重点运用间接编制法对大量无法直接获取数据的项目构建了计量模型，具体编制了我国2007-2010年的基本型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最后分别从国际收支动态分析和结构分析两个角度基于基本型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做了初步分析。 　　本文主要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第一，整体上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在缩小，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在扩大，“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可能仍将持续，明显变化在于经常项目其他地区逆差不断扩大，资本和金融项目其他地区由逆差转为顺差。提示我国要继续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力度，以减缓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 　　第二，我国货物项目差额作为经常项目差额的主要来源，二者有相同的变化趋势，即顺差主要来源地欧洲、美国、香港没有明显变化，但逆差来源地日本和其他地区有迅速扩大趋势，由此带来了我国经常项目和货物项目顺差总体上的下降趋势。我国服务贸易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相比，除香港地区外均为逆差，反映了现阶段我国服务贸易在国际上的整体竞争力仍旧低下，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服务出口。提示我国政府要重视“绿化国际收支”的概念，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服务贸易。 　　第三，虽然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经常项目保持较大规模的顺差，但日本是个例外，我国与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均为逆差，并逐渐扩大，原因在于我国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对进口依赖性很强。提示我国政府要改变目前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出口结构，加大对高附加值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支持力度。 　　第四，经常项目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稳定，中欧、中美、中港是以货物项目顺差为主的经常项目顺差，中日是以货物和服务项目逆差为主的经常项目逆差。 　　结合本文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研究，我国国际收支统计制度的改进方向如下:第一，加强各涉外部门的合作，提高统计数据的协调性;第二，完善国际收支统计制度，提高数据质量;第三，尽快建立编制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统计数据库;第四，尝试编制并公布我国的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 　　与现有相关国际收支核算研究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是较为少见的对国际收支平衡表本身做的扩展研究，而不是常见的基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应用研究，侧重点是如何编制我国的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二，鉴于国际统计标准和相关学者对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研究较少，本文首次从理论上明确了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内涵，并对其编制框架、编制方法和内部均衡关系做了系统阐述;第三，初步探索了在现有数据资料条件下直接编制与间接编制相结合的我国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方法，在此基础上试编了2007-2010年的我国基本型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并做了初步分析。 　　由于个人能力有限，以及现有数据资料不完善、相关研究成果缺乏的客观制约，在论文的研究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在后续研究中得以改进。 　　第一，鉴于数据和资料可得性的困难，一方面，本文研究中较多的使用了间接编制法;另一方面，本文只是对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进行初步探索，因而对国际收支项目和国外经济体没有进行太细致的划分，这些都会带来编制结果上不可避免的误差，随着相关数据的完善这一误差将得到改善。 　　第二，本文基于基本型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做了初步分析，今后可以考虑基于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并结合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分析我国经济的脆弱性问题。 　　第三，本文重点编制了我国的详细国际收支平衡表，着重反映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详细国别流量数据，对于对外资产负债详细国别的存量数据缺乏研究，这正是详细国际投资头寸表可以反映的内容。因此可以考虑编制详细国际投资头寸表，二者相互配合，加强国际收支流量和存量的协调。
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261元增长到2012年的29608元，与此同时，其地区生产总值则以平均每年15.37％的增长速度达到2012年的23872.80亿元，显然，四川省的总体经济状况改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但是四川省《经济热点分析》曾指出，2012年四川省的181个县级行政区收入差距极大，按照达到的小康水平将其分为四大类，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县域被归类为低收入地区。另外国务院在2014年末将全国的592个县列为国家重点扶贫对象，其中包括了四川省的苍溪县、甘孜县、美姑县等36个县。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基于这一状况，作出将建立社会扶贫激励机制，重点扶持与发展这36个贫困县，拟定在2020年将其彻底摆脱“贫穷”的帽子。同时，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党中央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重点圈定了四川省，并拟定打造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交通枢纽和经济腹地。 　　适当的区域经济差异有利于区域间的分工合作，压力可以转变为动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共同发展。但是长期的经济差异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使得过多的人才、技术等优势资源集中于较为发达的区域，而欠发达区域将会随着人才、技术等的流出，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这种资源的无效配置，将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也会降低，这并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十三五”规划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四川省当下亟需解决县域间的巨大经济差异。这一差异有何特点？如何定量描述？有哪些影响因素？从哪些方面解决？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方面。 　　本文参考和阅读大量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对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综合考虑了各种理论的特色和四川省的特点，找出了可行的理论，最终结合新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对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较为合理和可信的结果。并依托四川省县域经济数据，选择合适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得出的结果进行深度研究分析，找出了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解决意见，以期为解决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问题提供参考价值，为实现四川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1.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 　　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进行深层次的描述和剖析，拟达到的目的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定量描述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对其所呈现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初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的状况;二是借助2003-2012年的县域数据，建立和选择适当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并根据模型结果确定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三是以四川省的五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每个经济区所辖县域的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模型，针对五大经济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发现各自的县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特点与差异。 　　本文的研究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用于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拟达到的目的和拟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主要分类梳理先前学者的研究文献，并指出其可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第三章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模型方法综述，主要用于介绍国内外学者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所采用的主流理论基础，对其发展和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将这些理论进行分类和评述，提出本文所依据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以及本文所用到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相关理论，包括空间相关的概念与检验方法，适用于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的理论模型等;第四章为四川省县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实证研究部分，主要包括对四川省县域经济的空间格局进行定量描述分析，以及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实证分析研究;第五章为结语，用于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对这些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最后提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后续的研究方向。 　　2.本文的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最终得到的结论有:①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状况是非平衡的，具体表现为四川中部、东部和南部较为发达，而四川西部整体较为落后;②四川省县域经济存在着极强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即各个县域的经济状况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的状态，而是相互影响，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集聚现象;③通过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动力机制的实证分析，可发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每万人技术人员数等7个解释变量对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公路里程和每中小学教师教育中小学生数等3个指标对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④以四川省五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成都经济区影响最明显，而每万人乡村从业人员数和每中小学教师教育中小学生数对川东北经济区的影响最为凸出，每万人就业人员数和人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是影响川南经济区的主要因素等。 　　3.本文的研究特色 　　本文的研究特色包括: 　　①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区别于通常假定研究对象是独立与同质的传统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是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纳入空间效应，充分考虑被传统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所忽略的个体之间的强相互关系，改善了利用传统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所作研究的不足之处，以期得到的结果更具说服力。 　　②在研究对象方面，本文以四川省181个县为研究对象，在考虑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深入到区域内部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充分挖掘县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得到的结果更为可信和科学。现有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省域或市域尺度，很少具体到县域之间，这样会掩盖县域之间的差异，对此作出的研究结果是有偏差的，所以本文将研究对象细化到县域，改善了以上不足之处。 　　③在研究层次方面，本文在以四川省181个县为整体作实证分析之后，进一步深化到四川省五大经济区层次，主要是考虑到四川省的五大经济区，分别立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着力点，采用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各经济区的县域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也一定存在着差异，对其分别进行县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之后，针对每个经济区的不同结果提出差异化的建议政策，对以后四川省针对五大经济区制定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企业生产率与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关系研究

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各类优势企业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OFDI）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尤其是近年来，在双向投资中对外投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2014年OFDI和FDI流入首次接近平衡。并且在未来“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将迎来新的机遇期。但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中国对外投资依然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体现在一方面整个国际形势复杂多变，2014年全球外国对外投资总的流量有所下降，表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旧艰难;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投资主体企业而言，自2002年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起，中国企业开展OFDI也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企业在面临国际市场风险时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作为海外投资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一步，甚至企业事前的进入模式选择行为都会决定整个“走出去”的成败。那么企业根据自身特征到底该如何最优地选择投资模式呢？同时，总结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依靠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增长率逐年降低，工资水平不断攀升，致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传统的比较优势开始弱化，中国由此面临陷入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风险。如何避免这一问题，即如何继续创造经济增长的新奇迹呢？关键出路在于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而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是产业升级中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利用企业“走出去”的契机提升本土企业的生产率进而实现整体产业的升级，显得极具现实意义。 　　在上述现实背景下，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结合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重点探讨如下三个问题:(1)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2)生产率分解后的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进一步如何决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选择;(3)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有何差异。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本文得出了比较丰富的结论，基本结论可概括为如下三方面:第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并购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差异会一定程度影响生产率的选择效应。第二，进一步寻找企业异质性的来源，从生产率的分解来看，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进行海外投资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著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第三，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都是显著存在的，但在两种差异性的投资模式下效应大小、效应发生时间以及效应发生机制都是不同的。本文的研究发现能够在“走出去”企业如何选择最优的投资模式、政府如何对投资企业开展有效引导以及企业采取不同模式“走出去”的事后效率评估工作等方面提供一定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参考。 　　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研究思路为:首先对现实背景和已有文献进行剖析，从对该问题研究的现实性、迫切性以及已有研究的不足出发，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再结合理论和实证的方法深入分析问题;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当前该研究所处的现实背景可概括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中国企业OFDI新机遇、中国企业OFDI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及投资模式选择经验缺乏等问题、产业升级中企业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三个方面。已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体现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两方面的相关研究上。 　　第二章使用宏观和微观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特征和企业投资模式特征进行多方位的统计描述。其目的在于对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感性直观的认识，以便能够更好地通过下文的具体研究理性地认识本文的研究问题。 　　第三章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梳理，总结出已有研究的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首先，本章回顾了在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生产率对于出口和OFDI的选择效应的相关文献，同时这部分还简要地评述了在研究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中普遍关注的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问题。其次，主要从跨国公司理论出发归纳整理了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的理论研究视角和影响因素。最后，回顾了企业OFDI的生产率“学习效应”相关文献，这部分具体从内向型FDI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外向型FDI对母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两方面梳理了其效应大小和效应发生机制。上述三部分文献梳理分别对应本文研究的三个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四章介绍本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基础处理过程，以及本文核心变量的定义和核算。由于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手动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因而在介绍本文数据前，有必要先对中国OFDI已有研究数据进行简要回顾，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旧数据不足的认识，明确本文新数据整理的动机和贡献所在。核心变量部分主要介绍对本文两个核心变量，即企业投资进入模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和核算。 　　第五章集中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即企业生产率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通过文献归纳提出该问题的理论假说，再利用本文构建的全新数据库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越高生产率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这一结论具有理论与实际数据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还考察了母公司上游知识资产跨国流动性对生产率选择效应的影响。 　　第六章重在探讨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将生产率分解为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后，企业能力如何决定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本章首先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对该问题做出了预测，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实际数据反映出的企业能力的选择效应与理论预测基本上是一致的。结论认为管理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模式且这种选择效应是显著的，技术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但该选择效应并不显著。同时还从投资前不同年份企业特征、投资行业要素密集度、母公司与投资子公司所属行业的关联性、企业所处的区域方面的差异出发考察了企业能力选择效应的异质性表现。 　　第七章关注本文研究的第三个问题，重在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实证评估在不同投资模式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生产率“学习效应”。本章研究发现，无论是在新建模式还是并购模式下OFDI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在两种不同投资模式下提升效果和效果发生的时间都是存在显著差异的。对此，我们尝试从技术逆向溢出、规模效应、经验曲线效应和企业盈利能力变化这些渠道进一步探讨两种投资模式下企业OFDI生产率效应产生差异的原因。此外，本章还进一步讨论了生产率“自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因果识别问题。 　　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最后针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明确未来进一步可能研究的方向。 　　围绕本文研究的三个问题，本文在研究视角、数据使用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体体现为: 　　(1)在研究视角上，首先，本文从企业生产率选择效应的视角将企业国际扩张方式由出口、OFDI进一步扩展到OFDI投资模式的分析层面，是对已有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框架下的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研究的一个有力补充。其次，从跨国公司投资理论视角出发，在对企业OFDI投资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广泛探讨中，也较少地直接涉及到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这些表征企业异质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对此是一个有益补充。最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限于企业层面OFDI数据的难以获得，相关研究迟迟未有新的进展。仅有的文献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探讨中国企业是否实施OFDI决策和投资额的影响因素、投资的区位选择、出口向投资的转变、投资股权结构、是否开展投资“学习效应”的简单评估等方面。对此，本文基于构建的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全新数据库，能够实现对大样本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机制和不同投资模式下差异性生产率“学习效应”的细致考察，这是对已有相关研究视角的一定丰富，本文的发现能够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提供更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借鉴。 　　(2)在数据使用上，为了实现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企业的官方网站、上市公司年报、企业所在地的官方统计和报告、媒体的公开新闻报道等途径手动收集和整理了企业投资模式以及其他重要的企业对外投资信息。和已有文献使用的数据相比，本文构建的数据库是比较新颖的。未来对于该数据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公开化将有助于启发中国企业OFDI更多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下走出去企业投资风险剖析与防控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新一届政府，根据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做出的战略选择之一。“一带一路”战略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机遇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巨大的投资风险。如何认识、规避和防控这些风险，对于走出去企业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以深度剖析走出去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为重点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投资风险系统框架图，详细说明走出去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种类、不同种类投资风险形成的内在机制，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防范策略与应对措施，提升走出去企业投资质量和效率。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思路、研究框架进行简单介绍。第二部分主要对“一带一路”战略下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当前“一带一路”战略正处于完善和实施阶段，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机遇对于企业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不同行业内的企业面临不同的机会，每个企业又面临不同类别的挑战。在机遇层面，本文重点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通路通航、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商贸旅游与信息产业四类企业带来的机会和优势;在挑战层面，本文重点从市场竞争、政治经济、安全风险等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三部分深度剖析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并构建投资风险体系。首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定义走出去企业投资风险，并从企业层面、竞争层面、母国层面及社会责任四个层面全面剖析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第四部分则根据第三部分分析的结果和形成的结论，从企业层面、竞争层面、母国层面及社会责任层面提出具体的应对建议和策略。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根据前几部分的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投资风险成为制约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影响因素，投资风险的形成与发生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综合性影响，诸多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与企业投资决策缺乏缜密性有关，因此，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加强投资前的战略决策、完善投资中的风险动态跟踪和评价机制十分关键。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分析走出去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从理论角度丰富了投资风险的理论内涵，从实践角度为企业更好地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投资机会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建议和策略。当然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缺乏定量研究，有可能导致本文所得出的一些结论缺少说服力，这将是未来需要努力改进的方向。
加强和改进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前后分别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简称为“一带一路”战略。自从“一带一路”战略被提出之后，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有了新的平台与契机，同时也意味着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不再仅仅是建设和发展本地区的中流砥柱，更肩负着把“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好的历史重任。 　　由于新疆地区位于我国西部边陲，与众多国家接壤，与周边国家人文环境相似，国际上敌对势力始终把对在校大学生作为“西化”和“分化”的突破口，想方设法与我们争夺下一代，特别是在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争夺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种思想通过“一带一路”传入新疆，冲击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并对素质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不能把握好“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应对好此战略的挑战，就有可能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不利影响，并且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建设。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目前还没有完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特殊性做好应对，也没能充分利用好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优势。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全方面考察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从中找出问题，追其原因，利用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各种新资源的同时，谨防“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不利影响，以提高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构建合理的教育原则，对其内容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更新，创新教育的方法，在端正他们思想的同时，培养他们今后在工作中的各项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积极投身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中来。 　　通过本人的学习与体会发现，要想切实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充分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行为特点，并且对他们成长的环境和生活的环境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新疆部分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观察与访谈，总结出当今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具有肩负建设“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任务，具有民族意识，受多种文化和受宗教影响的特殊性。并分析和探讨了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环境、内容和方法的特殊性。其次，本文通过对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战略和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两个方面开展了充分、详细的调查，以此作为数据支撑，总结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后根据目前思政工作的不足和今后所需面临的任务，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方法，综合考虑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特殊性，在教育原则、具体内容和方法上进行加强和改进。最后，笔者总结认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进行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时，必须摆在重要位置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依据“一带一路”战略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二是结合“一带一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新;三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优势加强和改进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废气排放——来自中国重点城市2003-2012年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功不可没，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举世瞩目，中国也成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地。与此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尤其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几乎波及了中国半数的城市，大气环境的恶化大大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快速推进的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大气环境质量的关系如何，成为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在这样背景下，本文探讨了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通过回顾现有的国内外文献，较为深入的阐述了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生态环境的机理。理论上讲，城镇化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则可能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对环境施加影响。然后我们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当前工业废气排放、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状况，并且构建了中国工业废气排放可扩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IRPAT），同时基于2003-2012年中国104个重点城市的面板数据，量化考察了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 　　城镇化对工业废气排放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城镇化进程降低了大气环境质量，表明城镇化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集约效应;与城镇化相似，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能显著增加工业废气排放，从而恶化大气环境，预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规模效应要大于技术扩散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之和;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城镇化与外资的交互效应能够改善大气环境;此外，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都存在着显著的滞后效应;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与工业废气排放量都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工业产值、工业用煤、工业用电、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与工业废气排放正相关，技术水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工业废气排放负相关;另外，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沿海区域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的促进作用不及内陆区域，但城镇化和外资的交互效应却是沿海强于内陆区域。 　　十三五期间中国计划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下将带动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考虑到目前中国整体上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气环境效应为负，未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绿色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的积极效应。为此，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一步优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布局;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设定相应的环境壁垒，规范外资的产业分布;培育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相互渗透、融合和协调的土壤，以便城镇化和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友好效应的释放。总之，未来城镇化的推进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需要更多的考虑环境承载能力。
“中国-中亚”贸易互动的驱动因素及其微观影响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发展及外交事业的一大重要构想，自提出以来就备受关注，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以及发展潜力等优势，“中国-中亚”地区是整条“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枢纽”和“先启区域”，区域重要性凸显，关注“中国-中亚”地区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规划中，提出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联”政策，最终目的在于构建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与沿线国家共建自由贸易区，其中:贸易畅通是重点内容，其余四项是贸易畅通的支撑要素，加强区域间的贸易互动，有助于缓解国内部分产业产能过剩、恢复实体经济。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本文以“中国-中亚”贸易互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中国-中亚”贸易互动的驱动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微观影响作用。 　　作为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部分，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贸易理论到新新贸易理论的多个阶段，基本形成以贸易动因、贸易结构、贸易结果为主的研究逻辑脉络，从贸易结果的研究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一国对外贸易对进出口部门能够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产业联系影响其他的经济部门，这是对外贸易对企业的直接效应，但从“核心枢纽”和“先启区域”来看，2014年，“中国-中亚”双边贸易额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占比仅为1％，通过“中国-中亚”相关进出口企业的发展达到带动整体企业经济是很困难的，那么，本文试问为什么我国仍迫切希望发展与中亚的贸易互动，解决实体经济下滑的问题呢？继续对贸易动因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出生产要素禀赋、技术差异、规模经济以及交易成本等因素是发生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贸易可能的驱动因素与微观企业业绩的影响因素有重合之处，如物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发展等，因此，本文大胆提出假设:“中国-中亚”贸易互动主要是间接影响双边地区企业发展的，是通过促进贸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连带效应影响到其他企业，即贸易互动的部分驱动因素与企业的发展存在相关关系。 　　本文的研究遵循先理论，再规范，最后实证研究的模式。首先，基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通过回顾和描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及战略规划，强调“中国-中亚”地区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改进后引力模型对中国30省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进行实证分析，探寻影响贸易互动的驱动因素，得到结论为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是促进贸易互动的关键因素;再次，从企业微观视角，分别运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大样本数据，分别对中亚地区、中国不同区域的企业业绩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以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影响要素对不同地区企业业绩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全文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推动“中国-中亚”贸易互动，营造良好企业发展环境的政策建议。 　　全文共分为八个章节，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在基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中国-中亚”双边贸易的现实背景下，说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等，并对文章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在回顾国际贸易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介绍基础理论中对于贸易动因、贸易结构以及贸易效果的理论分析;其次，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的相关研究;再次，鉴于本文落脚点为企业的发展问题，总结关于企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最后，针对研究现状进行简要的评述。 　　第三章，“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格局与“中国-中亚”地区重要性分析。本章主要就现实背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本文选题背景以及研究对象的选择。首先，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以及定位;其次，回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历程，定性描述当前的经济现状;最后，具体分析“中国-中亚”地区，明确该地区在整条经济带的角色和定位，说明本文选题的动因。 　　第四章，“中国-中亚”地区对外贸易现状及比较分析。本章从宏观视角，介绍“中国-中亚”各地区对外贸易的情况，首先，分别对中亚各国和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贸易规模、贸易对象以及贸易结构等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就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双边贸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分析目前双边贸易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第五章，“中国-中亚”贸易互动的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分析。本章首先基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总结影响贸易的因素，设计模型中的相关变量;其次，通过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改进，运用中国30省区与中亚五国1998年至2013年16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各种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发生以及流量的影响情况;最后，针对实证研究结果，分析相关变量对贸易互动的影响机制和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结论显示，双边的GDP、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以及地理距离四个因素为影响“中国-中亚”贸易互动的驱动因素，其中，基础设施水平和技术进步是最核心，且产生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 　　第六章，“中国-中亚”贸易互动驱动因素的微观影响分析。本章首先通过梳理文献，总结影响企业业绩的因素及作用机理;其次，根据前文分析，以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为重点关注变量，建立影响企业业绩的理论模型，一方面，利用2013年世界银行全球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关于中国和中亚各国的调查结果，实证分析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亚企业业绩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的不同区域，利用1998年-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经网数据库的省际宏观数据，实证分析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不同区域的企业业绩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以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双边贸易驱动因素确实对企业当前发展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针对不同地区却有差异。 　　第七章，政策建议。本章基于前文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推动“中国-中亚”发展贸易互动，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政策建议。 　　第八章，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本章在全文基础上进行结论总结，分析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为将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对外贸易驱动因素研究。本文选择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紧扣国家最新战略，以“中国-中亚”跨国合作区域为研究对象，首次将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省份划分为单独区域重点分析;同时，从国际贸易理论和相关研究出发，在关于对外贸易的经济效应的文献中，大量文献说明了对外贸易直接作用于进出口企业，进而影响其他企业经济的影响机制，较少有文献深挖对外贸易的驱动因素，从贸易的源头讨论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理论空白。 　　(2)数据的选择创新。本文同时选择两个微观数据库:世界银行全球企业调查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其中前者数据在国内的研究中目前运用较少;后者数据尽管使用较多，但部分文献未对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有效甄别和剔除。结合两个数据库，本文从微观层面分别分析了基础设施水平、技术进步两大贸易驱动因素对中亚地区、中国不同区域的企业业绩的影响机制。 　　(3)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主要依据现有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引力模型进行优化，将距离变量深化，增加了区域之间的人均GDP值相减和消费价格指数相除得到经济水平差异和价格差异，并运用三大产业比重计算欧氏距离，代表区域间产业差异。
基于压力测试的上市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的实证研究

在利率市场化逐渐放开，人民币实现有管理地可自由兑换，股市激烈地震荡，“一带一路”推行金融服务的同时，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在这些市场政策刺激下，在金融风险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理念陈旧以及计量模型滞后的现实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稳健经营、健康发展对金融市场与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压力测试作为事前风险管理工具，在金融风险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利用压力测试方法构建敏感性模型计量银行体系市场风险中的利率风险与汇率风险，意在估计风险因子在历史最大变动下，银行在未来一年内的潜在损失以及存在的问题，为银行风险管理部门和监管当局作出合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以12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实践情况，选取平移和收窄的存贷款利率和美元兑人民币与港元兑换人民币分别作为利率和汇率的压力指标，以近十年历史利率和汇率的最大变动值为压力情景，其中财务数据来源于各银行2014年度报告，历史十年的利率及汇率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人民币对外汇汇率中间价数据来自中国货币网。事后检验的有关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利用比较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和图表分析法衡量并展示压力测试结果，并从资本充足率的角度入手，对模型进行补充，看分析得出，是否超出各家银行的风险承受底线，也就是监管部门对各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与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得出在两种利率缺口模型下，国有四大行的利率缺口损失都是最大的，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却比股份制银行强，在文中设定的压力情景下，国有四大行均有较高的资本充足率，相比本文研究的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防范能力较强。在外汇敞口风险模型下，中国银行由于外汇储备或外汇业务较多，其外汇风险绝对额较大，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也较大，但风险都在可控范围内，相反，外汇汇率变动对民生银行几乎无影响。 　　最后，针对第四章对市场风险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结合我国银监会发布了《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中，针对业务复杂的大型商业银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情景设定的灵活性，系统性检验、评估积极性等问题，向银行和有关监管部门提出4条建议。
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税收相关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实行外向型经济，承接了来自港澳台以及国外的出口导向性制造业转移，经济发展优势尤为明显。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出口下降明显，且进口商品成本不断上升，原先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点的发展策略需要改革。2014年，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这一发展方向的提出对西部地区既是一次机遇又是一次挑战。四川省作为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领先的省份，在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西移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四川省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如何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型产业发展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四川省实施了大量产业政策，其中包括一系列税收政策，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辅相成。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由于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主导产业发展提供的社会物质产品，以及关联产业创造的社会财富，当产业整体发展时税源也相应扩大。同时，不同产业受自然资源、劳动力、资金、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约束不同，其创造的社会财富也有所不同，这会导致各产业间税收收入的差异，使得产业结构也影响了税源结构。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税收政策具有稳定、作用明确、扭曲小等特点。不仅其收入可以为政府运营提供资金保障;而且，政府可以通过针对不同产业制定不同税收政策，反作用于产业，促进或抑制产业结构的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 　　现阶段四川省正处于经济转型的非常时期，如何扶持新兴产业发展，进行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发展的当务之急。但是从总体上看，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关税收政策制定还存在许多不足。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第二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和产业化水平低，支柱型产业作用不明显;第三产业尚未形成在全省占据主导地位的优势产业，且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在税收政策方面:一些税收政策与产业发展相悖，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一些税收政策未能及时更新，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伐;此外部分税种设置的不完善，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降低。所以，西川省应当进一步探析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税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念、机制和政策，以便更好的顺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 　　文章以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税收与产业相关性理论为基础，以四川省经济数据为依托，首先分析了四川省产业结构和税收结构的演变和现状，意在了解两者形成的历史轨迹，变化趋势和当前状态。其次，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探析两者间的相关性。最后，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和税收政策的改进提出建议。 　　论文共由五部分组成，第一章是绪论，首先介绍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其次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得出自我观点;然后文章描述了整体研究框架、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点明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第二章，论文介绍了相关理论。首先，对产业结构的基本概念和演进的经典理论进行介绍，由于不同时代经济发展特征的不同，需要对什么是产业结构优化做出界定，故文章进一步从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方面:高度化和合理化进行了阐述。其次，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税收的影响，文章先分析了影响税收收入部门构成的因素，然后从产业结构调整对税收总量和税源结构两个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分析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以及税收政策如何作用于这些因素，阐明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 　　第三章，论文探析了四川省产业结构和税收的整体情况和问题所在。第一小节，推导了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历程，试图厘清现阶段产业结构现状的历史背景。然后，从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发现四川省第三产业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最后对三产业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指出一、二、三产业各自的不足之处。第二小节，首先对四川省三次产业的税收收入总量进行分析，得出第二、三产业间税收收入差距逐年缩小，且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税收收入主要的贡献者;其次，从增长率角度分析第二、三产业税收收入的变化情况，发现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率高于第二产业，是促使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的原因。再次，文章对第二、三产业的税收收入分行业进行分析，找出哪些行业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源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后，从可以找到的17个税种的数据分析中发现，流转税是四川省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下降趋势明显，所得税类上升趋势明显，但仍有较大差距。 　　第四章，文章研究了四川省产业结构与税收收入的相关性。第一小节，首先，以四川省经济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发现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的经济发展会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次，从税收负担角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税负逐渐超过第二产业，且一直高于总体税负;第二小节，以四川省近几年重点发展的产业为例，说明产业调整带动了地区税收收入的增长。第三小节，探讨了近几年变化较大的财税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 　　第五章，在上述章节分析的基础上，对相关政策提出建议。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推进四川省第一产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支柱性产业，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财税政策方面应继续深化分税制改革，建立科技创新税收政策扶持的分层体系，完善“营改增”过度时期的政策，同时，加快与“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财税配套政策的实施和西部综合保税区的建设。 　　论文研究范围涵盖了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税收学和财政学等相关学科领域。以四川省经济数据为依托，在对产业结构和税收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比较分析与规范分析，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四川省产业结构优化与税收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论证了产业结构优化引起的经济增长是税收收入增长的充分不必要条件，税收政策变化会作用于产业，引导产业结构变化。探索了在中国经济“新常态”和“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四川省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在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结合税收政策，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税收政策方向，从而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和税收收入增长双赢的结果。
沪港通背景下沪港股市联动性研究

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日益加深，国际资本跨市场套利行为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的一致性等多种因素，这都使得不同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同涨同跌”的特征，学术界将股票市场间的这种表现特征称之为联动性。我国上海股票市场建立至今不过20多年的历史，由于政策限制和资本管制等原因，在上海股票市场运行的初期，香港股市和上海股市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它们之间的联动性也比较弱，但是我国从2002年加入WTO以来，随着经济体量和国际话语权的逐步提升，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经贸合作与联系的日益密切，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QFII制度、QDII制度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多项重要改革，这些因素和改革措施在提高股市运行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股市同外围股市、尤其是和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2014年11月17日，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开始正式实施运行，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而且是内地股票市场对外开放迈出的关键一步，引起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大趋势下，上海和香港两个股票市场的相互联通，实现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融合共进，大大提升了两地资本跨境流动的效率。沪港通的开通，一方面增强了沪港两地股市的联动性，另一方面，两地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和收益波动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直接和迅速。因此，结合沪港通实施的大背景分析沪港两地股票市场间联动性的变化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防范由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带来的风险冲击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总结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随后在界定本文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又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国内外关于股市联动性相关文献进行较为详尽系统的综述;在第二部分中，基于文献综述和股市联动性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市场有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市场无效”的市场传染因素两个角度来分析股市联动性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沪港通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和风险传染因素考虑在内，从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传染因素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原因;随后从对我国资本市场和我国金融安全两个方面，分析了沪港通开通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第三部分是进行理论模型构建，本文选取了1990年到2016年的上证综指和恒生指数作为样本数据，并且介绍了实证分析所用到的方法和模型: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DCC-MVGARCH模型等，提出以下实证研究假设:(1)沪港股市存在联动性，且沪港股市波动率的相关性具有时变性特征;(2)沪港股市联动性在沪港通开通后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具有时变性特征;(3)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稳定的联动性有助于防范和控制风险，是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式开放的前提。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实证分析主要从收益率传导与波动溢出效应两个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和探讨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的长、短期均衡及其内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从收益率角度看，上海股市与香港股市存在联动性，沪港两地市场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上海股票市场对香港股票市场具有长期均衡的负向调整力度，且调整力度相对较大;(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发现在研究的全时段内上证综合指数是引起恒生指数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上海股市对香港股市的影响比较大;沪港通开通之前上证指数是引起恒生指数变化的原因，恒生指数不是引起上证指数变化的原因;沪港通开通之后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但本文通过调整滞后期间发现，沪港通实施后，当滞后期间为3到7的时候，沪港两地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也说明沪港通开通后，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沪港两地股市联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增强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表明，我国上证指数的增量不仅仅受到过去的上证指数的影响，而且同时受到恒生指数的影响，同理恒生指数也有相同的表现。但是从拟合优度的角度看，两者的模型与真实值拟合较差，说明上证指数与恒生指数表现与滞后期即过去的表现几乎无关，不存在联系性，本文也从金融学理论中的马尔科夫过程基本假设给出了解释;(4)沪港通开通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发生显著变化，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相关性显著上升，并攀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即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使得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相关性上升，体现了两地市场目前高度的相关特征，且具有时变性特征，在2015年下半年“股灾”期间联动性有所卜降，本文在研究结论中结合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给出了原因分析;(5)通过动态时变相关性图发现: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相关性自2006年底开始逆转，沪港两地股市的相关系数从0.16攀升至2008年的0.5上方，并保持稳定的相关性至今。沪港两地股票市场有着较高的均衡相关性，可以保证两地市场互联互通后波动一致、买卖方向相近、资金流动趋同从而达到风险总体可控的目的。该发现揭示了选择沪港股市互联互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渐进式开放第一步的原因与路径，符合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稳健开放、逐步开放、风险可控的原则。在最后一部分，本文在第四章定性分析和第六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整理本文研究结论并进行进一步分析，从影响因素的方面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解释。随后分别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政府三个相关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投资建议和政策建议，结合本文研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鉴于“沪港通”启动的时间周期尚短，学术界的研究也处于初始阶段，可供借鉴的文献与资料不多，本论文的研究亦带有尝试性。与目前既有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创新点:(1)研究内容的特色，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股市联动性理论基础之上，相对系统地从“市场有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市场无效”的风险传染因素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并且结合沪港通的大背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加入资本流动和风险传染的因素来解释沪港股市联动性，同时还从现实角度分析了沪港通开通之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的特征，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的多次“股灾”带来的冲击，并结合金融学理论和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2)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本文采用了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及DCC-MVGARCH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从动态变化的视角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变化，验证了我国政府为何选择沪港股市开展互联互通机制等结论，一些研究内容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都鲜有涉及。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即将实施的“深港通”、“沪伦通”等都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但是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现象，因为涉及的经济变量和影响因子太多，对其运行规律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再加上前面所述，“沪港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运行还未完全进入常态化，运行数据还十分单薄，因而对其研究只能是初步的。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吸取了之前研究的优点，综合理论定性分析和定量实证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展开研究，虽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和体会，但由于影响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因素太多，再加上本人在研究能力、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局限，对股市联动性的形成原因、运行机理的推导与描述，其论述还不全面，理论说服力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数据获取和预期等因素很难量化等原因，在实证结论部分结合影响因素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没有针对具体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本文也曾尝试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但是限于本人研究能力、时间和精力等方面局限，加上数据获取和预期等因素很难量化的原因，并没有针对具体影响因素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因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完整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对定量分析工具的运用和组合，其效果也需要再斟酌对比。总之，本文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探索性研究，既是探索之作，也是引玉之砖。论文中的不足与遗憾之处，也将是我未来努力的地方。
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以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为视角

从我国1996年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的进一步深化经过了18年的历程。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中国企业逐步掀起跨国并购的热潮。在这股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热潮中，中国企业的目标公司所在地以发达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企业占被并购企业的80％，其中不乏行业领军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成熟企业实现自身的扩张或转型，有利于中国企业向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学习，在与子公司的融合过程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同时，发达国家以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为目的的严格的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跨国并购行为系统规范的法律体系，以及依据《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司行为合规性的重视和严格审查，也都是促使发展中国家并购方规范公司治理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监督力量。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面临着由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造成的“外来者劣势”，这给跨国并购后的公司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在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提升创造条件的同时，“外来者劣势”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完成后的公司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呈现出高溢价并购的特点。为了能够在对目标公司的竞标中胜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交易过程中报出的价格远高于当年目标公司的平均市值，2011年的跨国并购溢价达到了50％。现金支付加上高昂的收购价格往往给中国参与海外并购的企业带来沉重的负债压力。因此，参与海外并购的中国母公司是否能够在并购完成后迅速调节自身的资本结构，将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是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能力的严峻考验。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以发达国家企业为主、高溢价造成负债压力这两大特点及其给中国企业治理带来的机遇和考验，本文主要考察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是否有利于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由于盈余管理程度是公司治理合规性的重要表现，同时公司的治理水平也会反映在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上。因此，我们着重分析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并购前后盈余管理程度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变化。同时，为了验证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是促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我们用同期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和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变化做对照。股票市场绩效体现了股票市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我们进一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前后股票市场绩效的变化，从而分析目标公司所在地的不同是否会影响股票投资者对跨国并购成效的预期。 　　本文发现在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之后，中国母公司的盈余质量显著提高，而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中国母公司的盈余质量却没有明显变化。我们的实证结果在运用不同种估计方法、对国家先进性的特征分类方式进行不同维度考察、以及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仍然是稳健的。这说明通过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在与发达国家子公司的融合过程中学习先进管理理念，确实是提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途径，而发达国家完善的法律规范也对中国上市公司产生了约束作用。 　　同时，在对中国上市公司在海外并购后负债率是否能够回落到合宜水平的考察中，本文发现，所有中国母公司在并购完成后实际负债率和目标资本结构偏离程度都显著降低，进一步验证了负债率变动的均值回归(mean-reverse)现象，反映了公司管理层力图使公司负债率向目标资本结构移动，为均衡理论(trade-off theory)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在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考察中，本文发现在控制负债水平之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公司在并购之后向目标资本结构靠近的速度显著加快，但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公司的资本调节速度在并购前后没有明显变化。这反映了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母公司在并购发生后，能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其融资能力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发达国家信息更透明、被收购方公司内控机制相对更完善，有利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 　　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并购发达国家和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对中国母公司的市场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的影响。我们发现，跨国并购的短期市场绩效显著为正，且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投资者对并购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并无偏见。从中长期绩效角度看，所有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国母公司也都能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率。这说明市场看好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及国际化后的中国企业发展潜力，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股票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中对公司的治理规范性不敏感。 　　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为考察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效果提供新的视角。虽然Martynova和Renneboog(2008)提出了拔靴效应假说，认为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会主动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逐步采用更完善的会计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进而产生正向的协同效应，创造新的市场价值。但他们以及之后Bhagat等(2011)的研究都仅从发展中国家在股票市场上的绩效反应对该假设进行佐证。而国内学者则偏重于用会计绩效指标，如市盈率对其进行验证。然而，市场绩效主要反映了股票市场投资者的预期，而会计绩效指标容易受到盈余操纵的影响，都不能客观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变化。本文通过对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分析，进一步对参与跨国并购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行考察，有利于对中国上市公司在跨国并购前后公司治理情况的变化进行更全面的评估。 　　第二，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并购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经验支持，进一步佐证了拔靴效应假说和关联理论。本文以1995-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数据为样本，对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并购发达国家目标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跨国并购后显著下降，资本调整速度显著加快。从而，从公司治理角度验证了中国企业作为新兴市场企业试图通过并购发达国家市场的成熟企业实现自身的扩张或转型的策略是有益的。一方面，发达国家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法律体系有利于约束跨国公司的行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更为融通，有利于并购发达国家企业的中国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多融资机会、降低融资成本，更灵活地调整自身的资本结构。 　　第三，现在是“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本文对国家的鼓励政策的制度及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的地选择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合作对象是东南亚及中亚发展中国家。然而，这些国家在市场规范的建设上较为薄弱，资本市场制度也仍需完善。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及融资风险仍值得长期关注。
上市公司董事的海外经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的特征往往决定了董事会监管职能的效率。海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对董事会规模、独立性以及是否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董事会的结构特征对公司业绩和内部治理的影响，尤其是研究是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独立以及董事长是否兼任CEO的领导结构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但是现有的文献中较少的研究涉及董事的海外经历对公司业绩和公司治理的影响。王从教授提出了海外独立董事的利弊说，认为国内很多上市公司已经不满足于从本国内部挑选、招募理想的独立董事人选，因而将目标对准海外的独立董事。虽然海外独立董事所处的位置可能相对国内而言更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为公司拓宽海外市场和业务，还能够为上市公司带来先进的公司治理措施和理念，强化监督作用。但是由于海外独立董事所处的位置与公司往往相隔万里，出席董事会的频率必然不高，同时由于不同国家间政策、文化等差异，也会使得海外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大大削弱，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性，因此海外独立董事是把双刃剑，利弊共存。 　　然而在知识就是生产力的当代经济中，知识和经验可以被视为管理人员的禀赋，因此董事的海外经历能够为董事积累人力资本，对董事会发挥职能和提供公司治理水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并且，21世纪以来，我国各省政府也出台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就业的优惠措施，人才流失的情况得到逆转，回归就业的海归人数逐年增多，这也为上市公司聘请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提供了现实条件。据此，本文重点研究了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程度与海外经历的异质性相关。在海外高校取得了经管、商务专业学位的留学经历的董事，相比于获得其他专业学位的留学经历，或者没有取得任何海外高校学位的董事，能够对公司业绩产生能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若这些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在海外取得了海外高校的经管或商务专业的学位，也就是说他们接触了大量海外国家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专业知识，则他们的海外经历相比于其他类型的海外经历而已，能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又给上市公司的管理和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主要的职能就是协调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同时对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专业性意见。因此，董事会的特征决定了董事会职能能否有效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据此，本文又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能够通过提供董事会的职能，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本文在研究董事的海外经历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时，采用了多种业绩指标，不仅包括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还包括上市公司成长性的评价指标;不仅包括会计业绩指标，还包括市场价值衡量的业绩指标，从市场业绩和会计业绩两个角度分别证实了，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对公司业绩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所得出的结论能够避免单一变量的片面性，结果的可信度更高。而且通过区分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其海外经历与自身的才能对公司业绩的不同影响，本文还证明了相比于董事的自身才能，其在海外获得的经历才是影响公司业绩的关键所在。 　　本文认为董事的海外经历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来实现。首先，通过学习国外企业如何运营的专业知识，积累相关工作经验，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能够向企业传输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提高公司的生产效率和业绩。因此根据生产函数理论和公司经营理论，这类董事的存在就有可能帮助公司提高生产力。其次，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可能通过留学或者海外任职的经历积累了一些海外资源和渠道，能够帮助企业取得更多海外投资机会，拓展公司的国际化业务。最后，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在执行监管职能和改善公司治理方面也可能更有效率，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国外所积累的专业知识，还因为他们在海外长期接触发达国家先进的公司治理方式和经验，能够想公司引入先进的公司治理理念和措施。不仅如此，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也可能相对较弱，因此更有动力从上市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为公司价值的增长出谋划策，而不是取悦政客或其他的地方组织。 　　由此，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提高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比例能够有效地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内部治理水平。为了给企业如何吸引具有海外经历的人才提供建议，文章还研究了1992年以来我国各省政府相继出台的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创业的优惠政策的效果。结果表明，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出台前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具有海外背景的董事比例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此证实了这些优惠政策发挥了明显的效力。因此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相关政府以及上市公司自身，可以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各类优惠政策，通过有效竞争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职能水平和监管效率，更有利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改善和业绩的提升。 　　由于在对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时，董事会特征变量很容易存在内生性问题。为了对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检验，研究采用了各业绩指标的滞后期作为解释变量，通过多期滞后回归，证明了公司过去的业绩表现并不能解释具有海外经历的董事比例变动，由此排除了内生性假设。 　　本文的特点及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上市公司董事的海外经历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的假定，并对这一假定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很好地解释了各地省政府出台海外人才吸引政策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一部分国内上市公司要到海外聘请独立董事的现象。而且，由于本文的研究样本涉及大量定性数据，需要手动搜集，而这些手动搜集得到的数据又正好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样本数据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然而，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如上面提到的，董事会特征变量极容易出现于公司业绩双向影响的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本文仅通过滞后期回归的方式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检验，而没有采用多种方式检验内生性以使检验结果更加准确。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重点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第二章，介绍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综述; 　　第三章，介绍理论背景与模型设计; 　　第四章，数据来源与实证结果; 　　第五章，稳健性检验，主要检验模型内生性; 　　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沪港通后内地和香港股市的联动性研究

中国历经多年努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也随着经济发展而高速发展。从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内地股票市场的市场规模不断壮大，也从这里开始，内地股票市场日趋成熟。这时正是全球一体化进程大步迈进的时刻，中国内地紧跟全球一体化、金融自由化节奏，实行改革开放和“走出去”的策略，众多的优质企业纷纷登陆到香港股票市场以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等海外市场上市。内地上市公司占香港股票市场比重越来越大，两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而沪港通是最近两地证券市场加强紧密合作的重大措施，受此启发本文尝试研究沪港通后内地股票市场上证指数与香港股票市场恒生指数之间存在的联动性。 　　九七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得到了大大加强。香港的主权再次回到内地的手里，随着经济联系的加强，内地经济的发展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力。香港在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下，其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往香港经济实力相对于内地较强，对内地经济发展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内地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都在努力推进两地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多方面深入开展贸易来往。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联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加深，使得香港逐渐成为了世界航运中心之一，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与巩固。对内地来说，香港是内地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与香港经济合作的加深有助于内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国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对外开放适宜循序渐进地进行，此时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连通的纽带，内地可通过香港与世界进行贸易来往，促进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香港已经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经逐渐暴露出来。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经济增长问题、住房价格问题、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等都是香港亟待解决的。现在，香港已经开始因为经济问题而逐渐出现一些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成为香港政府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研究两地证券市场的联动效应对促进两地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沪港通即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是近来资本市场发生的大事之一。沪港通推出时间大概一年，目前国内的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本文的完成有利于丰富国内关于沪港通此方面的研究，对于沪港通政策的实施和完善，以及后续深港通政策的推行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首先将以往研究者做的证券市场之间联动性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分析，并在此理论基础之上对内地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和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进行研究。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一些事件作为阶段性分界点，并对各阶段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联动性进行检验，方法是通过采用协整检验得出两者之间是否有长期均衡关系，之后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它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等来检验它们的联动性效应，对两者之间联动效应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对造成它们联动性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通过理论和规范分析来解释它们的联动效应。 　　本文经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在不同阶段的联动性是不一样的。在相关性方面，每个阶段都在不断增强，特别是当沪港通政策实施执行后，两地股票市场的相关性大大增加，另外股灾的发生也导致了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加强。上证指数与恒生指数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而第二阶段却不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主要是因为受到沪港通政策实施执行的冲击，使得两地股票市场的长期均衡关系暂时消失。而笔者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二者的关系在第二阶段发生了一次格兰杰因果关系反转，在第三阶段又再一次发生反转。从整体来看，上证指数对恒生指数影响力较大，而恒生指数对上证指数的影响较为不显著。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沪港通实施后使得第二阶段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发生了格兰杰因果关系反转，其原因可能是沪港通政策实施的冲击改变了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本文尝试从基本面的角度对此情况做出解释。而第三阶段回归于第一阶段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状态，可能是由于沪港通政策实施造成的冲击被时间冲淡，且内地市场股灾发生后加大了上证指数对其他证券市场的影响，从而使得上证指数再次对恒生指数产生格兰杰影响。 　　经过实证部分分析后，笔者分别对参与内地市场或香港市场相关监管部门和投资者提出建议。笔者对监管部门提出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加强资本流入的管理、加快金融体系建设和金融市场改革等;对投资者提出进行资产配置时，要充分考虑好两地证券市场溢出效应的影响，合理使用跨市场组合来分散市场风险等。 　　本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选取内地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和香港股票市场的恒生指数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之间的联动性，与前人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创新点: 　　在指数选择上，本文选择了最新的内地市场的上证指数以及香港市场的恒生指数的数据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是因为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是通过其所在交易所中的绝大多数成份股的股价计算所得的，都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之所以选取上证指数而不是深证成指作为内地市场的代表来进行研究是因为目前深港通还没有实施，沪港通是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毫无疑问上证指数是更好的选择。而恒生指数成份股总市值达到香港联交所总市值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具有极强的代表性。所以选取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可以从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样本数据中分析出沪港通后两地市场整体联动性情况。 　　在数据样本的选择上，因2014年11月17日为“沪港通”正式实施执行日，样本选取以2014年11月17日为分割时点。最近一些积极的促进对外开放资本市场政策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组建“亚投行”等政策的实施都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上台后实施和执行的，中国资本市场在他们在任期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本文选取他们上任的时间作为数据的选取起点。此外，由于我国股市于2015年6月中旬发生了股灾，而股灾这样的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对社会带来的冲击极大，研究沪港通后两地股灾发生前后的联动效应情况对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联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文以2015年6月中旬作为另一分割时点，本文紧紧围绕沪港通这一背景去研究股灾发生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将数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