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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檗文化发源于福建省福清市黄檗山,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黄檗文化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桥梁和历史见证。多年来,黄檗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主要表现在历史破坏严重,产权归属不明;文化资源协同效应不强,产业化程度较低;文化品牌意识较弱,影响力受限制等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对黄檗文化历史贡献的肯定都为黄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地方文化品牌对地区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显著,也要求福清市政府将黄檗文化的发展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重中之中。<br> 要大力发展黄檗文化,进一步提升黄檗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要完成黄檗文化的品牌化建设,并进行有效的品牌传播。黄檗文化品牌是黄檗文化受众群体对黄檗文化主体及其衍生产品的一种认知和评价,产生对黄檗文化的精神需要和文化忠诚,从而影响自身的价值观念,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形成一定的社会效应。<br> 黄檗文化的培育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明确品牌核心定位。只有具备独特的、丰厚的文化价值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获得消费者的喜爱。第二,实现品牌价值聚焦。应该着眼于具有开拓性、原创性和差异化的产业项目创意,通过“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错位式”的文化品牌建设使文化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第三,构建多元文化品牌。既要体现自身价值又要依托于区域文化资源,形成可持续挖掘和拓展的文化品牌战略。第四,建立品牌延伸模式。将原有品牌形象用到新的产品或服务,以取得更好的营销效果。<br> 黄檗文化的传播要充分发挥现代媒介的传播功效,采用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实现文化品牌的形象树立与增值。第一,发挥政府领导作用,创新体制机制。采用“政府主导、媒体推动、企业协助”相结合的特殊传播策略,从而将黄檗文化品牌打入国内外文化市场。第二,充分利用现代传播媒介,注重宣传造势。重视品牌策划、品牌宣传、品牌推介工作,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传播工具开展品牌文化营销。第三、加强品牌营销,传播形式多样化。借助一切宣传机会与营销手段来提高传播的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两年有余,该倡议提出后应者如云,不仅困内各大省市提出各自的对接战略,同时沿线各国也纷纷响应。因为他们意识到该倡议也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符合当今各国的根本利益。本文的写作目的是在“一带一路”的背景框架下试分析未来中国和泰国合作前景。文章从合作的潜力和风险角度对中泰未来的合作做出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泰合作提出了几点建议。<br>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和中泰合作相关的文献,对中泰合作的主要领域做出界定,即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限制合作的主体,因为在大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中,不论是政治领域还是经济或者文化方面,小的企业和个人都无法作为主要行为体参与合作,而这个重担只能落在政府和大型的央企或国有企业身上。此外,笔者通过参与本校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寻根之旅”活动,对生活在泰国的华人华侨作了调查,得出了一些较为粗浅的结论,这些结论会在行文过程巾一一道来。<br> 结合第二章对中泰合作潜力的展望,得出结论即中泰双方将在传统资源廪赋领域进行对接和互补性合作,且合作是双赢的。此外,借助次湄公河区域经济合作及东盟等合作框架,中泰合作可以不断挖掘双方潜力,更深层次嵌入产业链合作中。同时泰国对于中泰合作态度积极,这无疑是好的信号,中国企业可以借此而进。但在有良好的合作前景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合作的风险,第三章对中泰合作的潜在风险做了相应评述,这些风险分别来自政治,民族,交通和能源方面,赴泰投资的企业必须考虑这些因素。<br> 中泰合作是双赢的局面,重点是双方采取何种方式参与合作。而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分析也有了答案,即四点建议:一是“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寻找双方在相关领域的对接点;二是加大双边市场开放力度,拓宽合作领域,三是从资源廪赋角度出发,取长补短。四是加强金融领域合作。企业走出去,需要融资,金融领域的相关配套合作不可避免。
当今世界朝着全球化、多极化以及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不断深入,国家之间进行科学与技术合作是加快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有效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竞争的重要途径。印度尼西亚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合作伙伴,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需求不断增大。2011年“中国-印尼科技周”在雅加达顺利开幕,两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型企业在推动农业、中医药和新能源等科技领域展开了更加务实的合作。同年年底,两国签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2012年10月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为中国与印尼在政策咨询和技术服务、科技孵化器及示范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搭建了网络对接与合作平台。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版”,“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实现互联互通,也会为中国-印尼的科技合作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br> 本文的内容主要有五大部分:第一部分将把握国际机遇与回应国内需求的客观要求作为选题背景,从国际科技合作的概念出发,综述国内国外相关研究,确立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思路。第二部分围绕提升经济合作潜力、扩大国际影响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阐释两国科技合作的重要意义。第三部分主要在合作规模、领域、层次上分析了两国科技合作的现状,并分针对两国科技合作的领域进行归纳整合,形成了实用技术合作领域、海上科技能力建设领域、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航天科技合作领域四大方向,同时根据两国科技发展实际,总结科技合作的实现方式。第四部分分析了两国科技合作的优势和阻碍性因素,两国科技合作的过程就是发挥优势,规避风险的过程。第五部分尝试性提出推进两国科技合作的建设性路径:战略路径、服务支撑路径、融资引智路径。
1998年印尼发生的五月暴乱是中印尼两国自1990年复交以来发生的最大排华事件。暴乱从5月13日开始,持续了三天,华人在暴乱中遭受严重迫害,印尼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此次暴乱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荷兰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给印尼埋下排华的祸根;文化上的差异与不认同是排华的内在根源;印尼长期的排华政策是暴乱发生的催化剂;金融危机激化了印尼长期被压制的社会矛盾。<br> 从1997年开始印尼全国各地相继有排华事件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排华事件逐渐增多。1998年1月开始,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印尼,国内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政府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缓解紧张的局势,暴乱一触即发。5月13日震惊世界的五月暴乱最终发生了。暴乱持续的时间长、发生范围广、破坏性大及其他相关证据都表明此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阴谋的。印尼自身是暴乱的最大受害者:华人在暴乱中受到巨大伤害,一些华商陆续逃离印尼;印尼投资环境恶化,导致许多投资撤离印尼,经济恢复困难重重;哈比比上台未能解决印尼长期以来的积弊,政治局面持续不稳;国际形象严重受损,陷入国际信任危机。<br> 暴乱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印尼尽快彻查真相,保护印尼华人的人身安全。五月暴乱对当时正处在升温期的两国关系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中国从大局出发,对五月暴乱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妥善处理,两国关系受此事影响不大。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友好的政策,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积极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尼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高度契合,两国合作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中印尼两国都应以五月暴乱为戒,妥善处理好国内矛盾,重视民族宗教问题,积极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目前,翻译界的学者及从业人员都认为,翻译是建立在对源语言文本理解之上的,这也意味着翻译过程中的理解不仅仅是对单个词汇的辨认或语言结构的简单转换。然而,现有的文献中大都忽视了理解作为翻译过程第一步的重要性。理解之于翻译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语言的词汇和结构模式不完全相同,两种语言之间不存在所有词汇和结构之间的一对一关系。理解具有关联性和主观性,影响理解的主要因素包括文本的复杂程度、接收者对语言成分的熟悉程度等等。对于口译译员而言,理解的关键在于充分理解文字背后隐含的功能和逻辑结构。<br>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交流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要表现为对外开放的程度更高,范围更广,这同时对口译的需求也不断上升。中国的口译研究发展较晚,缺乏完整的会议口译体系。在整个口译过程,理解是最终要的因素,若译员忽略理解的关键性,忽视口译中对理解造成影响的因素,就会对自己的理解造成障碍,从而影响口译的质量和口译能力的提升。<br> 鉴于此,本文以吉尔的口译理解公式为理论基础,结合自身会议口译实践,探讨吉尔口译理解公式对译员的指导作用。<br> 本文是一篇模拟口译实践报告,笔者根据自己的知识,充分吸取他人的建议,最大程度上真实呈现会议口译的全过程。本文引言部分介绍了会议口译的发展现状和相关研究,正文部分共分为五个章节。<br> 第一章,笔者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并对本次模拟会议口译实践进行了相关说明。<br> 第二章,笔者阐述了整个任务过程。从译前准备、口译实践、译后审校和评价三个方面详细叙述了整个口译过程。<br> 第三章,笔者介绍了吉尔的口译精力分配模式和理解公式,并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归纳了口译理解中译员遇到的障碍——语言知识障碍、言外知识障碍以及分析障碍。<br> 第四章,笔者在吉尔口译公式的指导下,分析了本次会议口译中出现的理解障碍,并探讨了提高口译实践水平的策略。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了回顾总结,指出了本文的局限部分。
友好的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了中国国家形象的试金石及其在新时代的国际责任。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对外援助已得到许多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中国文化影响力在非洲国家逐渐增多,中国发展模式已越来越受到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青睐,中非多方面的合作机制促进了友好的中非关系的发展。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主要是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对非援助的形式主要有:在非洲的更多投资,人员培训,及时向一些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取消那些负债累累国家的债务。中国大量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给非洲大陆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机会。但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包括多极化国际战略、中非贸易的繁荣、和着重于能源的战略,被作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形式和对以牺牲人权、环境和良好统治为代价以支持独裁政府的战略而遭到挑战。通过比较这两个论点,说明缺少适当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影响。现有的文献为有条件的西方援助提供了一种可替代的来源和方法,但一般不对等的关系使得中非联系与以前的西非关系没什么不同。本论文认为,作为捐助者的新角色,西方的方式并不是最好的评估中非接触的标准。相反,要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合理的标准,并采用五个标准关于中非事务分析中国在非洲的责任,即良好的统治、中国的非洲政策、政策执行、来自东道国的反馈和国际社会的评论。因为良好的统治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责任,所以其余的四个标准将被主要讨论。<br> 评估中国是否对非洲负责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阐明中国在非洲的作用,本文将中非的事物分为两个部分,即形成政策层面上中国在非洲的责任的因素和影响中国在非洲政策执行上的因素。在总体上,有三个因素在政策层面上形成了中国在非洲的责任:中国的非洲政策动机,非洲的需求和国际期望。得出结论,中国有着不同的方法和政治理念来帮助非洲的发展,但它表明愿意与大陆传统的行为者合作,其自身的非洲政策并不总是与非洲的需求矛盾的。此外,在政策执行层面的因素是多样的,包括:中国政府部门、中国企业,以及非洲国家的环境。在这一层面上,中国企业肩负着北京“走出去”战略,利用援助和基础设施在非洲拓展海外市场和获得资产,尤其是能源资产。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并不一定会削弱非洲的发展。然而,为了达到中央政府的目标,并受到海外市场竞争的限制,中国企业不得不投资于高风险领域或为了击败竞争对手而提供慷慨的贷款和信贷,包括股权的超额偿付或低价中标合同。由于利润驱动的企业性质,中国企业有时会尝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降低质量,降低劳动成本,牺牲工人安全,降低环境保护来降低成本。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背离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和中国的声誉。虽然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完善的市场,非洲国家和他们的市场被认为是未开发的,竞争力较弱的,但中国企业在经营上仍有困难。本文选取了一个代表中非关系的典型特征的国家——苏丹(南苏丹)为例来检测中国对国家的影响并分析非洲影响中国承担责任的能力的因素。它证明了这个假设:中国在非洲的责任受到了中国和非洲环境的共同影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东道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随着教育的发展,地理学科对社会的贡献逐渐增加,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从能源问题的空间调配,到‘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着地理学科的重要作用。地理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公民具备基本的地理素养。但由于地理教育的阶段性、复杂性,在纷繁扰乱的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地理教育出现了严重的各阶段‘衔接’的问题,其中初高中地理教学成为‘衔接’问题的主要体现者。本次研究笔者想通过自身初中教学经验,分析产生‘衔接’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以求减缓乃至最后消除‘衔接’问题。<br> 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经验整合法和案例研究法进行分析研究;力求整合初高中地理可‘衔接’知识点,将其运用到实际教学之中,已达到笔者研究目的。<br> 文章第一部分对研究初高中地理‘衔接’问题的著作、论文进行了阅读和整理,明确了研究意义与目的,设计了研究路线图。<br> 第二部分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明确了‘衔接’的概念。本文的理论基础包括地理教学论、系统论、最优化教学理论、构建主义理论和有效教学理论。<br> 第三部分是问卷调查与分析,问卷的设计整体面向地理教学过程的参与者,涵盖了初高中地理教师和学生,力求以客观的地理教学现状来作为文章分析论证的有力支撑。<br> 第四、五部分为本文的核心章节,以笔者大量教学经验,教学设计作为实例,有效的分析了产生地理‘衔接’问题的主要原因及应对策略。将初中教学参与者的分身作为切入点,分别从‘教’与‘学’的方面展开论述。特别是应对策略的撰写,笔者将初中所有章节的知识点一一进行分析,力求在每一章节中寻找到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三维目标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衔接’之处,对初中教材进行增减取舍;同时针对‘学’和其他影响‘衔接’问题的客观因素进行分析,以期达到缓解‘衔接’问题扩大化的现状<br> 第六部分是文章的总结,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并希望笔者能够对‘衔接’问题继续研究。
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十分低迷,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迅速发展之后也迎来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下行压力较大,在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和全球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的大背景下,为更好的融入国际社会,提振中国日益下行的经济压力,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作出了建设“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决策,顺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驶出弯道。<br>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国家,缅甸同中国的关系格外引入注目,缅甸的区位独特,处于中南半岛的中转站,北面与中国毗邻,南面濒临印度洋,西边挨着印度和孟加拉国,东南边靠着泰国与老挝,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它是中国从西南内陆地区经过东南亚通往南亚,到达印度洋的最为便捷的通道,同时也是连接中国西南内陆省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济纽带,在我国国际地缘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能否在东南亚地区顺利推进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缅甸与我国保持了数十年之久传统友谊,中缅两国的特殊关系也能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实施带来积极影响。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能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扩大我国的世界影响力,同时也能助力缅甸,提升缅甸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致力于世界和平。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积极拉拢缅甸围堵中国,缅甸民盟上台等一系列因素导致中缅关系的未来变量加大,“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缅合作充满着机遇与挑战。<br> 本文主要分四个大的篇章介绍”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缅合作的机遇与挑战,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内容结构以及国内外对中缅合作的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意义作了一定的介绍,第二部分开始重点介绍中国和缅甸双方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开展务实合作的最新机遇与最新进展,第三部分介绍中缅双方合作面临的不利因素,第四部分介绍中缅加强双方务实与合作的主要路径,最后对本文进行总结,和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境外国家投资,参与当地经济建设,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近十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趋势越来越强烈,对外投资金额逐年增船,从2015年起,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超过全年吸引外资金额,正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不仅仅是企业利益驱动的需要,更是中国企业突破贸易壁垒、参与国际分工的需要。<br> 马来西亚地处南海南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马两国高层交往频繁,两国经济密切交织,自2009年起,中国连续七年是马来西亚全球贸易最大伙伴,第一大进口市场,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贸易中,有五分之一是来自中马双边贸易。马来西亚政府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政府投资发展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积极吸引中国资本到马投资。<br> 本文绪论主要内容是提出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理论基础、文献综述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进而为下文开展陈述与分析做好铺垫与准备。文章紧紧围绕“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直接投资”这一主题,通过归纳近些年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所呈现出的现状,进而得出中国到马来西亚投资的原因,即含有区位优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拓展海外市场、国家政策支持等主动投资原因,也包含马来西亚政治与经济环境总体稳定、引资政策等被动吸引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企业自身存在融资渠道窄、信息管道不畅、风险识别能力有待提高、缺乏社会责任意识与复合型国际人才、投资经验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在引资方面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文章在最后提出坚持本土化发展导向原则、用好马来西亚引资优惠措施、拓宽融资渠道与建立投资风险预防机制、完善复合型人才培养与畅通有效信息机制、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企业品牌战略等措施来帮助企业解决目前在马国投资所遇到的问题,希望企业能够在马来西亚更好的持久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系统性的金融战略过程,“区域化—离岸化—国际化”是这一战略过程的三个阶段。区域化的核心内涵是指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担负起国际货币的职能。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冲击至今还令亚洲国家心有余悸,亚洲经济体希望通过进一步加强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有效地抵御金融危机引发的影响,这为人民币的区域化提供了发展契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全面启动,双方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规模不断升级,人民币作为贸易定价和结算货币在东盟国家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欢迎。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和长期以来树立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断提升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影响力。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人民币在东盟区域化的条件已经具备。<br> 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br> 第一部分:该部分是文章的导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从货币的国际化研究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性)研究两个层面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著述进行了阐述。<br> 第二部分:首先对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区域化现状进行了描述,然后对人民币的东盟区域化程度进行了分析。<br> 第三部分:借用SWOT系统分析了人民币东盟区域化存在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风险和机会,这一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内容。<br> 第四部分:结合相关的货币国际化理论以及SWOT分析对人民币的东盟区域化提出战略构想。
内容: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关乎学生成长和教师发展,在新课改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更应注重学科教学的有效性。在高中阶段,历史教师是可以通过史学前沿引入历史教学将“成绩提升”与“史学素养培养”有机结合起来的,高中历史教学理应成为学科素养培养的重要部分和有效途径。本文从一线教学实践出发,针对历史课堂的改革创新问题,从课程资源整合与学科体系建构的思路入手,对历史课堂改革、历史有效教学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尝试从“史学研究理论成果的吸纳”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两个维度对高中历史课程做有系统的整合和重构,来阐释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前沿的结合问题。一方面,以“中国如何走向并融入世界”的视角为打量工具,拿中国为活动空间和叙事载体,以新航路开辟后的世界变化为起点,着力将中国近五百年来的相关因素和细节包融进来,比如明后期的倭寇问题、中国的海盗、移民东南亚、五口通商、互派公使、参加一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参与联合国、改革开放、高铁外交、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等,按照一定的次序和侧重联接起来,重构成一个有机的、丰富的整体。以期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时代脉搏。另一方面,将跨学科的史学研究方法融入具体教学实践,从“大综合”的视域体现学科整合,即坚持历史学科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强调地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在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影响。通过具体案例展现超越大文综界限的尝试在历史试题的命制过程中的现实指导意义,以期一方面通过历史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力求避免与初中历史知识和叙述结构、高中教材内容结构和表述方式的重复,尤其是要在教学理念和史学素养等方面凸显差别。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发突出。而铁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促使国家出台了许多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和实施,更将带动铁路对经济的提振作用。然而,铁路建设的规模是否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协调一致,这种协调性在不同区域间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处理好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br> 本文选取“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研究主题,从铁路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的概念出发,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结合系统分析理论、协调发展理论,对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的协调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然后,分别建立了铁路基础设施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了铁路运输基础设施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模型,并对我国各省市的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绘制出我国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的协调性分布图。之后,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引入多维灰色模型GM(1,N),研究三大区域铁路基础设施与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协调能力;进一步引入灰色关联模型,根据三大区域铁路基础设施与经济系统的内在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度,分析内部各因素的相对优势和影响力。最后,总结我国整体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规律以及区域间的差异,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分别提出铁路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政策。<br> 本文以铁路基础设施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与区域经济的协调作用机制,并构建了二者之间协调性综合评价及分析模型,丰富了交通与经济的关系,为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研究提供了参考。
集装箱多式联运是物流运输的高级发展阶段,被各国看作本国货运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当前,全球多式联运重心向中国转移,我国多式联运发展正逢其时、蓄势待发。自国家发布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以来,各地都高度重视多式联运的发展,加速推进物流大通道建设、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已成为我国多式联运发展的首要任务。中国多式联运的发展,将加速带动周边市场的繁荣,促进国际间的贸易活动,推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br> 本文简要介绍了集装箱多式联运的理论知识,将多式联运用于现实的货物运输场景中,综合分析了运输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根据运输活动的限制条件和目标函数,构建了不确定环境下的多式联运优化模型,并设计了基于分支定界思想的启发式算法,用实例证明了模型和算法的可行性。<br>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br> 1、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到多式联运中的运输成本会受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将运输成本看作区间数,建立了以运输成本最小的不确定目标函数,其中运输成本包括运输途中产生的费用和中转站发生的转换费用,都为区间数。同时又考虑到运输时间会受到运输途中运载工具和中转站设备、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将运输时间也看作是区间数,建立了以运输时间、运量限制等为约束条件的不确定模型,其中运输时间包括运输工具在途的运输时间和在中转站的中转时间,也都为区间数,并通过区间排序方法,期望值法将不确定的优化模型转化为可以求解的确定性优化模型,最后,运用了启发式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实例验证,证明了模型和算法是科学的,具有实际指导意义。<br> 2、在实际生活中,多式联运的不确定因素还有可能出现另外两种情况—模糊数和随机数。考虑到运输成本的不确定性有时可能表现为模糊性,货物在中转站的中转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本文将运输成本看作模糊数,建立了以运输成本为最小的不确定目标函数,以时间限制为约束条件的不确定优化模型。并通过期望规划和机会约束规划将不确定模型转化为确定的模型,最后,通过具体的算例,用启发式算法求出相应的结果,验证了模型和所设计算法的有效性。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投资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却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性。如何进行合理的投资区位选择,以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提高投资质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心理距离作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外相关研究领域已广泛应用,但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br> 本文从心理距离的视角出发,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国2005-2014年在74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心理距离这一潜在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将对外贸易引入研究范畴,分析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我国企业投资区位的选择提供更广阔的思路和指导。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与成果:<br> (1)结合已有研究和中国具体情况,将心理距离划分为工业化水平差异、政府治理与制度差异、宗教差异、教育水平差异、文化距离与地理距离六维度,进而构建心理距离综合指标体系,测算出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之间的心理距离综合指数,为我国企业利用心理距离进行区位选择提供参考;<br> (2)借鉴投资引力模型,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方法对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心理距离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心理距离越大,对外直接投资越少;除工业化水平差异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外,心理距离的其他维度均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负向关系;<br> (3)对外贸易对心理距离与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减小了心理距离对OFDI区位选择产生的负向影响;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出口贸易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果要强于进口贸易。<br> (4)结合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分别给出了心理距离视角的OFDI区位选择建议,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进行OFDI区位选择提供参考和指导。
在国家大力弘扬“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显得尤为重要,而龟兹作为文化交流重地,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四大文明在世界上惟一的交汇之处,因此,对龟兹文化进行成功的翻译研究能为更好的文化传播提供借鉴。本研究选取《龟兹,龟兹》纪录片解说词作为研究材料,并借助英国翻译家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由本人完成对解说词的汉译英工作,再对译文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功能的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文化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活动,译文要贴近基于翻译的基本单位—文化,译者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活用各种翻译策略,尽量异化,适当归化,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源语目标语的文化功能等值,避免文化词文化内涵的缺失。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纪录片解说词是具有独特视听特点的语言文本,在译文语言形式上不仅要合乎目标语的表达习惯,减少理解阻力,使目标语读者获得更佳的心理感受,还要兼顾对原语文化内涵的充分表达。本研究借助对《龟兹,龟兹》纪录片解说词的翻译,意图提高龟兹文化的知名度和不同语域环境下读者的文化认同感,并为实现龟兹文化“走出去”提供一种尝试。<br> 论文第一章主要作研究背景及对象介绍,就重要性来说,龟兹文化深厚,内容丰富,所选文本富含大量文化专有项,对龟兹文化进行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此领域研究尚且不足,研究亦存在必要性。第二章主要介绍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的主要内容,即翻译的基本单位为文化;文化功能等值;译者主体性。第三章撰写文化翻译观指导下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主要是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第四章分析具体案例,文化词层面归类处理,从人名、地名、佛教用语、服饰音乐等方面探求如何避免文化缺失,寻求文化功能对等,句子层面从结构到风格追求语言的地道表达,辅助文化信息传递。第五章则是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