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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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央企重组模式与效应研究

随着《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国企改革在所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中被放到了仅次于“简政放权”的位置，而随着南车与北车、中电投与国家核电的重组，本轮央企重组伴随着“一带一路”、高端装备走出去、淘汰过剩产能及提高行业集中度等国家战略，成为了当今国企改革与产业整合的重要举措。 　　本文采取理论分析与案例阐述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央企业重组模式问题进行探讨。中央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支柱，其一举一动均关乎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李克强总理对央企重组的定位是“促进强强联合，优化资源配置，有效解决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问题”。这一轮央企重组将为我们国家沿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探索国企改革道路，实现中国大公司战略，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梦奠定重要的基石。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进行理论综述的基础上，论文首先根据我国央企重组动因的不同将我国央企重组模式分为由国资委主导的基于国有经济布局和市场结构调整的重组、由央企自身主导的基于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组以及由中国诚通、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资产经营公司主导的基于不良资产处置的重组。其中国有经济布局和市场结构调整的重组分为整体并入、新设合并以及吸收合并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组分为资产剥离与分立重组模式，不良资产处置的重组可划分为整体托管与部分托管模式。对每种模式本文结合央企的具体重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不同模式之间的关联性与模式选择方法。 　　论文对中央企业重组事项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后发现国有经济布局和市场结构调整仍然是我国中央企业重组的方向，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组自国资委成立后主要以资产剥离为主促使中央企业“归核化”，而基于不良资产处置的重组事项在逐渐减少，作为一种过渡性重组模式，被托管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整体托管重组后一般会整体并入其他公司。 　　对于央企重组的效应探究，本文采取了股价法、事件研究法及财务研究法对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的合并进行案例性分析。 　　通过股价法的描述性分析，本文发现在每次南北车因重组事项停牌，在其复牌之后的10个交易日内股价均会产生较大幅度波动并且其波动幅度远大于大盘指数波动幅度。 　　其次，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中超额累积收益率法来测算市场对于南北车合并重组事项的反应，本文选取合并公告日前后共计30个交易日作为事件窗口期，研究发现在[-15，-1]窗口期两只股票的平均累积超额收益率已经达到20％左右，说明南北车的合并事宜已经出现了信息泄露的迹象，而在合并公告发出后的15日，两只股票的超额累积收益率都达到60％以上，说明存在短期可观的投资收益。并通过测算合并前后的风险系数，发现中国中车的股票风险系数随着合并事项的发生呈现上升趋势，股价波动性相较合并前中国北车与中国南车的股价波动性具有更大的幅度。 　　最后，本文采取财务研究法并结合绩效审计的思想对中国南北车合并重组的财务绩效进行了评估，本文认为在经济性与效率性方面，南北车的合并事项规模较为庞大，虽存在阻力但实施力度较为强硬;而在重组效果性方面，南北车合并后在主营业务与研发领域，重组后已经显现出初步的合并优势，规模效应已经开始显现，而在资产管理能力与经济效率方面出现了负效应。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亚地区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中亚地区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缓慢，远远落后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这其中有人民币自身的原因也有中亚国家特殊的经济政治条件等原因。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出现，中亚地区在战略中的作用大幅凸显。随着未来“一带一路”战略的逐步推进，人民币必将在中亚地区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正步入快车道。 　　正因如此，相关研究文献大量出现，但主要着重于研究战略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或单纯集中于中亚地区区域化进程缓慢的问题。因此本文的重点放在了“一带一路”战略对人民币中亚区域化的影响上。本文在分析时将战略作为变量引入，共分为六章进行论述。 　　第一章主要阐述论文选题的背景、主要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出现后将显著带动人民币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提升，进而对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产生正面影响。 　　第二章则主要对区域化的概念、相关的理论及文献进行阐述。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的前景，可行性及成本收益。总结发现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前景十分看好，并且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可以获得包括铸币税、提升相互间经济稳定程度等在内的一系列收益，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福利。 　　第三章主要论述在战略出现之前，人民币在中亚地区的流通现状及遇到的困难。通过分析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币互换进程，贸易额度及贸易依存度，FDI变动等指标，可得出阻碍人民币区域化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四点:即国家间的沟通存在障碍、相互间贸易结构失衡、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地区安全与文化。 　　第四章则主要论述了一下人民币中亚地区推动区域化的动力机制，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内在因素促使人民币走出去，另一方面是中亚国家对人民币有较大的需求，此外相互间成立从宏观到微观的组织机构也为人民币区域化贡献良多。 　　第五章则引入“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其带来的诸多新趋势，即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与之相关的金融需求的增加及新平台对区域化的促进三点;进而分析其对原有四个阻碍原因的影响，可知多数问题可以在战略出现后自我化解;最后分析战略出现带来的新影响，如外汇定价权的争夺，随后提出包括紧握外汇定价权、加强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和提高同地区大国的沟通四点建议。 　　文章最后对全文进行总结，提出包括以发展经贸交流为中心，逐步提高金融体系程度及加强相互国家间交流在内的一定建议。
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趋紧，高龄化和低抚养比现象交错，加之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不甚完善，银发贫困危机突显。而综合分析我国养老基金国情，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如何进行高效的投资管理。国家逐渐放松对养老基金的投资限制，适当扩大社保基金对债券、股权、信托贷款等的投资范围;鼓励年金基金对优先股权的试点以及进入长期投资领域的多元化资产配置;修改完善基本养老基金的投资管理办法，坚持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原则。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养老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致力于对养老基金的有效投资管理，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在我国养老基金市场化进程中，大规模养老基金的入市投资该坚持何种投资理念、使用何种投资策略是投资可持续的关键。由于资产规模大、投资期限长以及社会属性等特征，养老基金被视为社会责任投资的天然支持者。而国际养老基金的入市投资坚持社会责任的投资理念，不仅基于养老基金管理者避免利用不道德行为获利的伦理价值观，还在于社会责任投资能够有效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追求较好投资收益预期以及规范目标企业经营行为的动机等。同时养老基金作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其大规模的社会责任投资不仅有利于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还能有效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规范引导资本市场社会责任投资行为，加速金融结构创新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从而实现可持续社会经济的构建。国际养老基金40多年的社会责任投资发展历程，不断调整优化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涌现了优秀的投资代表如美国CalPERS、荷兰PGGM等养老基金，形成了高效的社会责任投资策略机制，综合灵活运用ESG融合策略、股东参与策略以及新型领域投资策略，社会责任投资逐渐成为养老基金的主流投资策略之一。 　　随着我国社会责任投资市场逐渐步入正轨，国家开始紧抓环保领域建设，加大对不道德、违法违规企业惩罚力度;企业社会责任逐渐进入新常态，从重视GDP数量向GDP质量转变，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平衡、城市与农村的平衡等;另外资本市场发力，沪港通、自贸区建设的引进来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的走出去，为我国资本市场引入先进的社会责任投资理念。这些经济发展趋势都在推动着我国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基于国际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经验启示，我国养老基金的市场化运作该坚持社会责任投资理念，该积极探索可行性社会责任投资策略的优化应用，在养老基金市场化进程中应时之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通过国际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应用的经验借鉴，对我国养老基金所可能采取的社会责任投资策略以及配套条件建设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推动我国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市场的发展，实现养老基金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进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和谐社会构建。 　　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相关研究，并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和不足。 　　第二章梳理了社会责任投资的历史发展进程，概述了社会责任投资的涵义，并从避免利用不道德行为获利、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权益维护、较好投资收益预期以及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责任投资市场有效发展的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当前欧洲、美国和亚洲国家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发展现状，立足于养老基金大型机构投资者地位，分析了其社会责任投资对促进养老基金资产保值增值、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培育、规范资本市场社会责任投资行为、促进金融结构创新以及推进可持续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四章详细介绍了当前国际上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所实施的投资策略，分析了主流的ESG融合策略包括消极筛选、积极筛选、行业最佳选择、ESG整合策略的实施机制，介绍了股东参与策略包括编制股东决议、代理投票、参与对话以及参与机构联盟的应用，以及逐渐发展的影响力投资策略。 　　第五章通过对美国CalPERS、荷兰PGGM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的具体应用进行案例分析，挖掘国际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经验价值和启示，国际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倾向于应用多样化的ESG融合策略，有效发挥养老基金股东的机构地位，探索新兴领域的投资机会，同时政府以及相关研究中介机构也加强对社会责任投资的支持。 　　第六章立足于我国当前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市场的发展国情，指出我国养老基金的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应尝试制定严格的筛选标准实施消极筛选、积极筛选和行业最佳选择策略;立足长远目标实施ESG整合的识别、实施和优化策略;同时应积极发挥养老基金在编制股东决议、代理投票以及参与管理层对话方面的机构地位;此外养老基金还应积极关注环保、社会建设以及创新技术等新兴投资领域的投资机会。 　　第七章基于当前我国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发展缓慢的国情和障碍，提出相应的外部配套条件改善建议，认为我国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加强养老基金利益相关主体、目标企业、政府以及第三方机构的社会责任意识培育和能力提升，需要多方相关主体的合力推动。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文研究对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进行了总结，基于国际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实践，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包括ESG融合策略、股东参与策略和影响力投资策略，论文研究还梳理了每类投资策略的细分策略。第二，论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养老基金CalPERS、PGGM的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应用情况进行了案例研究，并提出对中国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的启示。第三，论文研究尝试提出了中国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包括严格的筛选标准、优化的ESG整合策略、养老基金股东参与管理策略、主题投资策略。第四，论文研究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对社会责任投资的外部配套条件建设提出可行建议。 　　文章以理论探索研究为主，辅之少量的数据分析，有待进一步实证数据的研究支撑。同时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过程涉及问题的广泛性，所提出的投资策略建议可能不够细化，操作性有待完善，对于养老基金社会责任投资策略机制的优化研究有待自己以后学习工作中进一步深化探索和补充。
零售业海外并购目标企业股权价值评估

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上，共出现过五次并购浪潮，且并购越来越超越国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点，有分析认为，中国将掀起新一轮海外并购的热潮，“一带一路”战略以及政府相应推出的一系列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将进一步激活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业务。与此同时，我国零售业正处于转变盈利模式和大洗牌的时期，并购浪潮迭起，海外并购能帮助我国零售企业学习海外先进管理和经营模式，扩大市场规模，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对我国零售业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有不少企业因为定价的不合理导致最终并购的失败。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探讨了零售业海外并购中目标企业股权价值评估的问题。首先，就我国海外并购的现状及零售业遇到的问题，引出零售业海外并购目标企业股权价值评估的主题，通过对主要概念的理解和文献梳理，了解到当前海外并购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主要理论依据和方法。然后在对零售企业和海外并购的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几种价值评估方法的适用性进行说明，随后分析了零售业海外并购目标企业股权价值的组成，对零售业海外并购的协同效应和期权特性进行分析，得出在现金流贴现模型和期权定价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新模型的结论。接着将模型具体运用于实际的海外并购案例中，对南京新百并购HOF的案例进行分析，在现金流量贴现时运用调整的CAPM模型对目标企业的风险进行衡量，在期权价值中重点考虑了并购中的扩张期权，求出了潜在投资收益的价值。最终评估得出并购价值作为并购出价的上限，旨在为并购方管理层做出正确的决策提供参考。 　　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本文构建了现金流贴现法和B-S模型相结合的零售业海外并购目标企业股权价值评估的新模型，通过该模型能更准确地计算目标企业的并购股权价值;二是本文将该模型运用于实际的并购案例中，验证了其有效性;三是本文在计算企业未来现金流时考虑了并购协同效应的影响，考虑协同效应后能帮助并购方更好地做决策，不至于错过具有投资潜力的公司。当然，论文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对协同效应和期权价值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以光明乳业并购新莱特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并购成为企业实现外部扩张的有效途径之一，而全球化经济的产生使得跨国并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更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五次较大的并购浪潮，我国则是在1979年国务院提出“要出国办企业”时，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外投资。近年来随着商务部“走出去”战略的大力号召，以及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每年的跨国并购投资额不断上升。 　　跨国并购的热潮带动了我国的企业走出国门，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机会。但也有研究表明目前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未达到50％，而在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方面，由于学者们所选取的样本不同、评价方法不同、评价指标不同，也难以得出一致的结论。因此，对不同的并购绩效评价方法进行比较，找出其在实际运用中的优劣势，对并购绩效评价方法的选择提出建议，同时构建出一套相对完善的跨国并购绩效评价体系，能够对将来的跨国并购绩效评价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帮助。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笔者在阅读文献和查阅并购案例的基础上，选取了我国乳品企业第一个成功实现海外并购的案例，即光明乳业并购新莱特乳业进行分析，期望通过对其并购过程进行分析、对其并购绩效进行评价，对跨国并购和跨国并购绩效评价提出一定的建议。具体而言，本文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初步确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并整理出了本文的写作框架。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对与并购绩效、跨国并购绩效、并购绩效评价方法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整理，阐述了目前的研究状况。第三章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对并购、跨国并购、并购绩效等相关概念进行了阐述，对并购及并购评价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第四章为并购绩效评价主要方法概述，对目前在并购绩效评价上常用的方法进行了阐述，同时对优点和局限性进行了比较。第五章为案例分析部分，首先对光明乳业并购新莱特乳业时的行业背景、并购过程及并购动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其次运用事件研究法、EVA指标法和平衡计分卡对此次并购前后共五年的光明乳业的绩效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对并购的短期绩效和长期绩效均进行了考核，得出了光明乳业并购新莱特乳业在短期和长期均获得了正的并购绩效的结论。第六章为启示与政策建议部分，本章首先对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得到的结论、以及三种评价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缺点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跨国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的构想。然后，通过对光明乳业并购过程的分析，在总结了光明乳业并购成功的原因和并购绩效评价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提出了一些建议。 　　本文预期的主要贡献有:(1)通过事件研究法、EVA指标法、平衡计分卡在并购绩效评价案例中的实际应用，对比了三种方法的不同，提出了关于构建新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的思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并购绩效评价方法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2)通过对并购成功案例的分析，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提出相关的建议，希望有助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提高和并购绩效评价体系的完善。 　　本文力求系统地、多角度地分析进行跨国并购企业的并购绩效，但由于时间和本人能力限制，在文章撰写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由于本文是案例分析，难以代表整体情况，而在平衡计分卡的使用中，笔者作为外部使用者，许多内部数据无法获得，因而对部分评价指标进行了筛选和替换。另外，笔者仅对融合了多种评价方法的并购绩效评价体系进行了构想，但并未对该框架进行具体的完善，这也是笔者在未来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期望继续研究的方向。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影响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越来越高。目前，我国已经与220多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几乎参加了所有主要的国际、区域组织。随着经济总体环境的不断改善，我国企业也在快速成长，他们中的一部分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响应政府“走出去”的号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因此，跨国并购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合作形式，在我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相较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的尝试成功率较低，大部分企业或是无法顺利完成并购交易，或是在并购之后遭遇整合和经营的失败。这种现象固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因此对于研究跨国并购的成败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以上背景和现状，本文选取跨国并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和案例结合的方法，分析影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结果的因素，并根据不同的因素提出建议，为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尝试指引方向。 　　本文的六个章节主要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研究的背景、意义以及行文逻辑方法等，在全文有引导和提纲的作用;第二部分研究了以FDI、跨国并购整合和成败因素等理论的综述、介绍跨国并购的概念和动机，并阐述我国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现状和特点，借用该领域权威文献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是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两次跨国并购实践为主线的案例分析，为实践研究部分提供素材;最后一部分是研究结论和针对其提出的建议，是本文研究成果的陈述和总结。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实践起步较晚，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市场机制与前者不尽相同，因此展开该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尝试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中海油并购美国优尼科和加拿大尼克森的案例对比分析，以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采用新的视角更加直观的解读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成败影响因素，在采用新颖的研究方法很好的弥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本文也有不足的方面，首先，本文所选的中海油并购尼克森石油公司的案例由于时间较近，部分研究可能受到时间和披露的限制;其次，本文所选取的两个案例存在一定的共性，案例分析本身受到局限，部分结论的研究仅仅建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将跟随选取案例的进展情况，作出合理的补充，并且更广泛的研究其他典型的并购案例，充分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四川入境旅游需求影响因素研究

四川旅游种类丰富，山河秀丽，风景迷人，是我国著名旅游大省之一。不过，前几年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420雅安芦山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四川入境旅游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最近，四川省政府提出:争取把四川打造成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这无疑给陷入绝境的四川入境旅游业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将四川旅游业推向了开放的前沿。在这种新的国内形势下，究竟是什么促进四川入境旅游的发展，又是什么阻碍着其发展？如何释放“一带一路”制度红利？如何开拓四川入境旅游市场，扩大入境旅游需求和提升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这些问题也就有了研究的价值。 　　具体来说，就是要在肯定四川入境旅游现阶段取得成就的同时，看到它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找出促进或制约四川入境旅游需求的各类因素。换句话而言，就是我们要回答“客源国或目的国的哪些因素会对四川入境旅游起着积极作用”“客源国或目的国的哪些因素会对四川入境旅游起着阻碍作用”“怎样发挥一带一路战略在四川入境旅游中的助推器或加速剂作用”这一系列类似问题。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对缩小四川与东部诸省旅游业差距，促进四川入境旅游又好又快发展，最终实现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目标有较大作用。 　　基于以上背景和目的，本文假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文献分析、实证分析为重点的分析方法，对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旅游服务贸易中的运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对四川省入境旅游情况进行了分析;对目的地、客源地以及两者相互作用如何影响四川入境旅游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阐释;根据文章需要，笔者选取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这十一个国家作为四川入境旅游需求研究的客源国样本，并且采用时间跨度为1999年-2013年的数据建立panel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四川入境旅游影响因素，并且对比了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最后，结合现状分析和实证分析，给出相关结论和建议。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和变量的设定上。关于研究对象，以往学者进行研究时，都以“全国”为对象，即便是区域的，也大多数是沿江、沿海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或地区，而本文研究的是深居中国内陆的四川省，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抛砖引玉之用。关于变量设定上，笔者改进了既有文献只选用单一因素来解释入境旅游业需求的情况，不仅探索了目的国与客源国方面的影响因素，还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同时，在衡量客源国与目的之间的文化差异时，摒弃了前人所运用“虚拟变量”、“文化距离数值化”的方法，而是利用荷兰心理学家Geert 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法。本文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实证研究上。由于选取的样本偏向发达国家，文化距离和经济距离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缘故，使得最后回归模型所得结论与现实有一定差距，文化距离因素最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里，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红利”将成为四川入境旅游发展的新动力，入境旅游将迎来从“封闭红利”转向“改革红利”的新一轮战略机遇期。同时，“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也会促进四川入境旅游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引力模型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为近6年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贸易增速下降，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全球经济的变化对我国经济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和影响。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状态。面对经济新常态，改革、开放、创新才是关乎国运兴衰、引领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核心。在开放方面，我国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国际社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该战略的提出也说明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深刻的现实背景。面对经济新常态，政府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重大任务。可以预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势必会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尤其是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因此，我们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状况、市场供求、工业体系、行业分布等情况，厘清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区位因素，有助于我国企业在该战略背景下更好地“走出去”。 　　学术界就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研究，往往从全球角度出发，选取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靠前的国家作为研究样本。仔细观察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可以发现，排名靠前的国家基本比较稳定，中国香港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比最大的地区，且占比高达50％以上;其次是开曼群岛、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属维尔京。本文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处于亚欧大陆和北非地区，自然资源普遍比较丰富，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领先于世界，金融体系欠完善，这些都与香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基本情况相去甚远。因此，以往的实证研究可能对于这些国家并不适用。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战略背景下，选取“一带一路”沿线样本进行研究，分析影响我国对这些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也是研究相关问题的应有之义。 　　介于上述原因，本文将选取“一代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得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在梳理了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因素选择的相关文献，整理了国内外的区位理论和对外投资理论后，本文阐述了我国自改革开放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包括对外投资的形式、投资的行业分布、投资地区及存在问题等情况，并阐述了该战略提出后，我国相关部门的举措，从整体上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成了一个印象。之后本文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情况作了一个概述，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等情况较为全面进行梳理，总结出沿线国家的一些共同特征。根据相关的经济理论，本文将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地理距离、增长潜力、自然资源禀赋、贸易壁垒、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加以量化。在数据的选择上，本文主要用了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数据库和CEPII研究中心数据库，这些数据来源比较权威，在实证上使用这些数据具有可信度。 　　在实证方法上，本文主要基于引力模型，结合了混合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最后实证结果表明，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比较适合本文的样本。在得出实证结果后，本文对其结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认为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是地理距离、资源禀赋、贸易壁垒和基础设施等因素。这从实证上验证了引力模型对于沿线国家是成立的，即距离我国越近的国家越容易吸引我国的投资。原因是地理距离越近的国家，越具有相近的文化背景，企业进行投资的风险会有所下降。此外，自然资源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个结论和本文前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情况的梳理一致。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都比较丰富，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等等，这说明我国的对外投资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资源寻求。贸易壁垒的存在也是影响我国投资的因素。贸易壁垒越高，越容易吸引企业直接对东道国投资办厂，就地生产销售，避开关税等成本。基础设施越完善的地区，对我国的投资吸引力也越大。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基础设施是先导，是关键。可以预见，基础设施、产能、钢铁等行业会是企业的投资重点。需要“走出去”的企业，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以此为参考，对已经进行的项目进行调查，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合适的投资区位。
我国西部地区银行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金融系统是现代经济运行的重要核心，在整个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资本市场，长期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广受学界的关注，因此本文志在研究银行业的发展情况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在对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的文献中，笔者发现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全国层面以及地区之间的对比分析，在单独对西部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极少，因此本文以我国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1995年到2004年的数据出发，对银行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风景优美，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这里宗教源远流长，文化形态多样，人文情怀令人向往。但经济发展相较我国东部地区差距甚远，甚至赶不上我国中部地区。当然党和国家对西部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近20年来推出很多政策来扶持和发展西部地区，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尽管如此，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而省际发展差距大、城乡发展脱节以及外资投资较晚都是西部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而经济发展的落后，金融业也会相应的落后。西部地区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都与东部中部有较大的差距，都需要去发展。 　　首先本文对目前的文献研究程度进行了综述，从对银行业结构指标文献(主要分为洛伦兹曲线、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基尼系数、行业集中率(CRn)和市场份额几个指标，最终选择以行业集中度来对银行业的结构进行量化），到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最后到对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的文献。了解到以往学者的研究方向和深入程度，发现主要研究西部银行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我国西部十二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1995年到2004年的数据出发，对银行业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对数据的选择和处理进行解释，其次分别对各个变量所代表的意义进行阐述并建立起了模型，最后就是对模型进行回归，并分别对以存款集中度和贷款集中度为自变量的模型分别回归。回归主要分为三步:对变量数值进行描述性统计、对计量模型选择进行检验和确定以及对模型进行回归并检验显著性，并对计量结果进行原因的剖析。最终，本文发现，银行业的存贷款集中度对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且是显著的。针对回归的结果，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政策建议，主要为:四大国有银行应加强自身的管理，中小银行应加强自身的建设，政府、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应该加强监管和对中小银行的扶持。
跨境经营是否会对商业银行业绩产生影响——来自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国际经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不断加速，我国经济系统也同全球经济体系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指出要“逐步发展我国跨国企业和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党十八大同样指出加速发展跨国金融机构。那么，在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走出去”战略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既是机遇、同样也是挑战。我国商业银行的跨境经营业务可作为资本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与人民币国际化形成相辅相成的乘数效应，带动我国资本对外投资高速发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我国政府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背景下，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国际经济环境下，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是否跨境经营时将会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的业绩以及商业银行的风险会产生何种影响。由于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带来一定的变化，那么，开展跨境经营业务前后商业银行的经营会发生何种变化、选择跨境经营的商业银行与没有选择跨境经营的商业银行在业绩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差异。通常来说，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途径包括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兼并、跨国贷款、银团贷款等，但是受限于商业银行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主要研究商业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对商业银行的业绩，笔者主要考虑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率(NPL)和银行资本率（capital_ratio）三个层面的影响。基于此，笔者将分别研究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在净资产收益率(ROE)、不良贷款率(NPL)和银行资本率（capital_ratio）等业绩指标的影响。 　　基于bankscope中2011年至2014年16个季度全球商业银行的观测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正向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第二，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第三，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率(capital_ratio);第四，商业银行规模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确呈现出了异质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会降低不良贷款率(NPL)，而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在文章关于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结论的稳健性方面，本文考虑了实证分析中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误、非线性关系、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商业银行的异质性、样本年限以及数据缺失值等问题。为了得到较为稳健的实证结论，笔者分别采用Heckman两步法、分位点回归(QR)、划分样本回归、增加年度数据、插值添补法等对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仍然是稳健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同时降低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资本率(capital_ratio)。 　　在得到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经营业绩多个方面的影响特征以后，笔者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其业绩影响的路径。首先，金融危机时期，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效应与降低商业银行的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效应均会加剧。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使得商业银行风险暴露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差异性，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在危机时刻设立有跨境分支机构将会面临更低的不良贷款率，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银行，在危机时刻设立有跨境分支机构将会面临更高的不良贷款率。其次，与非上市银行相比，上市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ROE)、资本率（capital_ratio）有着更大负向的影响，同时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的影响会降低。再次，与没有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相比，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负向影响、对不良贷款率(NPL)的正向影响以及对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负向影响会更低。最后，对于参加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来说，信用评价的高低也会降低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业绩影响的效应大小，信用评级越高的商业银行，其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净资产收益率(ROE)的负向影响、对不良贷款率(NPL)的正向影响以及对资本率（capital_ratio）的负向影响会更低。因此，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金融危机、商业银行上市、商业银行的评级均是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影响商业银行业绩的重要渠道。 　　基于此，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提供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建议和宏观层面的政策建议。首先，对于商业银行“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开展跨境经营业务的商业银行应该加强自身风险管理能力、提升风险防控水平。由于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对商业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率存在负向的影响、对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在选择“走出去”时，需要加强和提高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管理水平和能力，防止由于商业银行“走出去”而给商业银行稳健经营带来冲击，进而引发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其次，对于政府鼓励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不应该一刀切，应该根据商业银行自身特征分阶段的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相比资产规模较小的银行而言，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会降低不良贷款率(NPL)，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设立跨境分支机构则会增加不良贷款率(NPL)，因此，针对不同资产规模的银行“走出去”需要有不同的侧重点，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以及风险管理水平分阶段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以不引发系统性风险为底线。基于实证国际经验来看，笔者认为:第一，原则上鼓励我国大中型商业银行先“走出去”，因为此类商业银行“走出去”面临的风险相较予中小型商业银行会更低，而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可以稍微迟于大型商业银行“走出去”，针对中小型商业银行“走出去”，需要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对自身风险水平进行评估，风险管理水平较高的中小型商业银行可以选择“走出去”，而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中小型商业银行推迟“走出去”。第二，商业银行上市、参与信用评级均会改变商业银行“走出去”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因此，除了按照商业银行规模分阶段“走出去”以外，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上市、参与信用评级等路径来降低跨境经营给其带来的风险，从“走出去”的视角来看，上市银行、参与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可以优先选择“走出去”，而非上市银行、未参与信用评级的商业银行可以选择推迟“走出去”。 　　针对本文研究方法及结论，笔者认为对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深入研究。第一，针对不同的国家展开分析，研究特定国家或者地区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从该视角出发，可以进一步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或某些国家商业银行的样本来对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得到读者关注的样本。与之相似的，本文中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第二，针对特定时期内，研究商业银行跨境经营与商业银行的业绩之间的关系。与特定国家或地区商业银行样本类似，感兴趣的读者同样可以针对特定时间段的商业银行样本展开分析，以捕捉特定时期内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特征，以对商业银行开展跨境经营时机选择提供建议。第三，进一步深入分析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理论，理清商业银行跨境经营对商业银行业绩影响的传导机制，对于业绩指标的选择也可以考虑更多元化的方法。本文结论主要是一个经验分析，理论分析是本文的短板，感兴趣的读者通过理论分析可以进一步为实证分析提供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撑，丰富商业银行跨境经营的理论依据。
公司并购绩效研究——以友谊股份并购百联股份为例

公司并购发展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公司往往通过并购实现自身规模壮大、资产重组和多元化发展的目标。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拥有较为完善的资本市场，并购发展早于我国。普遍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1895年到1904年间出现了第一次并购浪潮，至今已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频繁的并购行为引发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对此开展了全面的研究和深入探讨。我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不够成熟，但随着我国市场不断开放以及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提出，我国公司并购行为也出现萌芽，并取得快速发展。当前，并购已成为我国公司发展壮大和实现战略调整的重要手段。我国学术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公司并购进行了持续的研究。 　　公司并购是公司兼并和公司收购的总称。公司兼并是指目标公司加入另一个公司，从而解散目标公司，只留接纳方继续存续。公司收购指一家公司通过一定方式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从而达到控制目标公司的目的。由于在资本市场，公司间的兼并往往通过收购的方式实现，因而通常将这两种行为结合起来研究，统称为公司并购。通过并购，能够使公司自身规模得以扩大，资产状况得到改善，提升公司总体资产质量;同时能够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消除同业竞争，实现协同效应，有助于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并购绩效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不仅包括可量化的财务指标的变化，同时包括名牌效应等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于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两个方面。对于市场绩效，通常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研究并购双方的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来判断公司绩效的优劣;对于财务绩效，使用会计研究法，通过分析会计指标来研究公司并购前后的绩效变化，主要有杜邦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以及EVA指标法等。国内外学者对于并购公司绩效的变化，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在市场绩效研究方面，国外学者研究基本达成一致，普遍认为并购能给被并购公司带来20-40％的超额收益率，但对于并购方通常超额收益率较低;但国内对于市场绩效的研究结果不一。在财务绩效方面，国外的研究并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并购发生后绩效会出现明显增长，有学者发现并购方的绩效不断下滑;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出现多种结果，有学者发现在并购发生之后绩效出现上升，但后期又出现回落，也有研究表明并购公司绩效出现逐步下降趋势。 　　本文选取2010年我国重大并购案例—友谊股份并购百联股份为研究对象，沿用国内外主流的并购绩效分析体系，对此次并购公司的市场绩效和财务绩效进行了分析。本文结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上重要的资产重组方式，选择代表性案例进行研究，希望能够为以后的公司并购提供借鉴和参考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的研究状况，国内外对并购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绩效的评估以及绩效归因两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绩效进行分析;此外，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整体构架以及创新之处。 　　第二章，友谊股份并购百联股份案例描述。本章对并购双方公司状况以及并购所涉及的百联集团的状况进行了概述;对本次并购的换股吸收方案，以及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本次并购的动因。 　　第三章，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并购市场绩效分析。本章运用事件研究法对并购双方的市场绩效进行了详细分析。通过选取和处理数据、划分事件窗口、构建双因素资产定价模型，从而得到友谊股份和百联股份的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并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并购双方均出现较为稳定的超额累计收益率，且均为正向。 　　第四章，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并购财务绩效分析。本章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友谊股份并购前后的财务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通过指标的选取、模型的构建，从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四个方面分析并购前后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只有盈利能力在并购当年实现了大幅提升，而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均未出现明显改善。 　　第五章，小结与展望。本章总结了本文对于友谊股份并购百联股份这一案例并购绩效研究的结果。同时总结了本次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中国西部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截止2014年底，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为改革开放初期17.92％的三倍之多，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有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呈现出不断震荡攀升的趋势，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高达2.92。随着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再次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长远来看，城乡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会对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客观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态势与主要制约、系统探索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与制度安排，对于全面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进步、逐步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西部地区是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和缩小收入差距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东部地区的政策偏向使得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渐与东部拉开了差距，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发展质量也远远不及东部地区。1999年，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战略性政策调整—西部大开发战略确立并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城镇化推进、基础设施改善、经济结构调整、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西部地区1999年的城镇化率为22.5％，与全国平均值30.9％相去甚远，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城镇化率不断提升，而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先震荡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截止2014年底，西部平均城镇化率达到48.81％，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城乡收入比值达2.94，也高于全国平均值。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缓慢与城乡收入差距巨大已经成为制约西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症结，由于城镇化的滞后，西部城镇化进程推进还面临着制度安排缺陷、城镇结构失衡、基础设施落后、发展质量低下等问题，使得其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也相当有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象难以得到有效缓解，这使得西部城乡收入差距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构成深入实施第二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认为城镇化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也有学者提出质疑。城镇化通过哪些途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就西部地区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如何变动？本文以“中国西部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为选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全文分为十章:第一章导论包括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等;第二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包括概念、内涵与衡量标准等;第三章分析了国内外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其发展规律与特点，得出了经验与启示;第四章分析了我国与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问题;第五章提出了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以及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与影响途径;第六章运用西部12省区1995-2014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西部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了推进西部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第七章提出了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构想;第八章分别提出了针对西部城镇、农村、城乡统筹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安排;第九章提出了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途径;第十章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了未来展望。 　　在上述思路和框架下，笔者以国外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与文献为基础，以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势与问题为主线，以西部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为核心，以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为目标，经由系统化的理论探讨、全面性的数据分析和逐层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国外城镇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城镇与乡村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最终他们实现了较高质量的城镇化和较低的城乡收入差距并存的目标。国外的城镇化推进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有:一是城镇化推进要以工业发展和产业集聚为支撑;二是政府应制定完善公共干预政策;三是应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验，发达国家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导向均是以维护农民利益、维持城乡收入平衡为出发点，具体的措施包括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和直接补贴等，为缩小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第二，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有所加快，然而增长速度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城镇化速度有所提升，城镇面貌有了巨大变化，也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西部地区城镇化率从数量上有了较大提升，但城镇化质量仍亟待提高，西部城镇仍存在着制度安排缺陷、城镇结构体系失衡、特色资源开发不足、产业发展落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等发展问题。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如何把握机遇，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摆在西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第三，1995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支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得西部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西部城乡收入差距也受到了较大影响，西部城乡收入差距总体上经历了由震荡攀升到缓慢下降的走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由于政策原因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愈加突出，使得城乡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2010年，是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的第二个十年，国家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实施了战略转型，更注重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近年来，由于更加强调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城乡互动明显，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仍面临着国家战略层面问题、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较弱、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农业发展缓慢、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封闭等问题。 　　第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作为三种最基本的因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从促进农业现代化、刺激工业品的需求、促进服务业壮大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四个途径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笔者发现区域内部和跨区域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均有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城镇化从四个方面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一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二是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三是促进乡镇企业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四是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反过来推动城镇化发展。 　　第五，通过西部地区12省区1995-2014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进行验证，发现西部收入差距与人均GDP拟合曲线在数学意义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表现出二次函数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西部各省区的拐点不尽相同，但目前而言，西部各省区均已经进入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拐点之后的收入差距下降趋势阶段。 　　第六，通过运用西部地区1995-2014年的面板数据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城镇化推进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负向作用，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西部大开发其他政策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增加农村转移支付、提高居民消费水平、降低失业率也有利于缩小西部城乡收入差距。 　　第七，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们必须从西部现实情况出发，遵循其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具有西部特色的发展道路，推进西部地区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应以调整战略转型为先导，以构建多中心—外围的城镇体系为基础，以加强小城镇建设为载体，以工业反哺农业和农业现代化为依托，以健全的立法和完善的制度为保障，以城乡统筹和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目标，着力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从城镇、乡村、城乡统筹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四个方面加强制度安排，通过加强特色资源开发、促进特色产业发展、构建特色城镇化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加快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发展等战略途径推进西部新型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笔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在同一研究问题上的交叉和融合，有助于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西部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二是研究内容创新，由于现有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大部分基于全国视角，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分析相对薄弱，笔者力图弥补这一不足;三是研究方法创新，笔者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和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了两者的影响机理和作用途径;四是研究结论创新，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构想、制度安排与战略途径。 　　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外推进城镇化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教训后，综合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和多种分析工具，立体、动态地考察了中国西部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历史、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运用历史数据验证得出了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推进西部地区城镇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构想、制度安排与战略途径。
内江市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城市和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城市群发展战略将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要平台业已成为人们共识。内江作为川南、成渝两大城市群重要节点城市，当前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成渝城市群、实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四川优先发展川南城市群等时代大背景下，内江如何把握机遇，顺势而为，勇于走出一条符合内江实际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不仅是内江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川南和成渝两大城市群发展，对于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和“两化”互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思路:从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本质和特征入手，运用增长极理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产业集群理论、核心-外围理论、城市群理论等，深入分析内江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及成因，结合资源禀赋、历史条件、区位优势、面临机遇等，提出内江新型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内容及结构:本论文主要由五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第二部分是新型城镇化及其相关理论概述。第三部分是内江市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分析。第四部分提出内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策。第五部分是结论。 　　本文的主要问题分析:提出内江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一是城镇化总体水平偏低，二是城镇产业发展不足，三是“伪城镇化”现象明显，四是城镇化的推进主体单一。对问题的原因分析，一是统筹协调不够，二是以人为本不彰，三是产城融合不足，四是持续创新乏力。 　　本文的主要对策措施:一是突出以人为本，优化城镇体系，加快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二是着力改善民生，加强公共事业建设，增强城市服务能力。三是立足人的发展，夯实产业支撑，扩大吸纳就业创业能力。四是重视人的需求，构建宜居环境，提升城市人口集聚能力。五是加强制度建设，改进城市治理，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 　　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和对策，在川南城市群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或推广性，因此，也可以为之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虎门港港口治理问题研究

虎门港位于东莞市西南部，珠江出海口狮子洋东畔，面积约111.5平方公里，地处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等城市发展轴带的中央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活跃的珠三角经济圈几何中心位置，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已通车的广深港高铁、广深沿江高速、港口大道，正在建设的穗莞深城轨、虎门二桥，以及即将建设的番莞高速、沿海公路等省、市交通要道都经过沙田镇虎门港并留有出入口或站点，从镇港出发，半小时内就能到达广州、深圳，1小时内到达香港、澳门。虎门港拥有53公里有条件成规模开发的深水岸线，航道水深-13米，是国家一类口岸、东莞市龙头园区、东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产业园、首批对台直航港口之一、全省第一个开展内贸无水港项目的港口，拥有东莞首个享受国家级特殊政策的园区—东莞保税物流中心，规划开发码头岸线22.3公里，规划泊位100个，主要开发西大坦、立沙岛、新沙南作业区三大区域，具备装卸储运、中转换装、保税物流、临港产业、区港联动、商贸服务休闲旅游等功能。 　　虎门港是推进东莞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平台之一，当前虎门港的港口治理和开发主体都难以适应虎门港建设的需要，与国内外先进园区存在较大差距。虎门港水网密集、自然条件、区域优势较好，但未能突出显示其优势。虎门港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新兴港口，要充分发展港口优势，逐步建立先进的治理体系，对接好“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努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载体。因而，认真研究分析虎门港发展问题，寻求推动虎门港发展的具体措施，已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本文以文献研究和调查剖析作为总基调，运用港口治理理论，分析虎门港发展和治理状况，透过港口治理角度考察虎门港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国内外港口治理的经验为参考，提出改进措施，优化港口环境，进一步提高虎门港港口服务水平及竞争力，加快港口发展。
中缅泰科技合作签约仪式口译实践报告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中国-东盟合作“钻石十年”的深入推进，中国和东盟国家都面临着加快产业技术和结构升级的迫切任务。2015年9月17日，第二届中国-东盟科技创新政策研讨会在南宁召开。来自中、泰、老、柬、缅的科技官员和专家围绕中国-东盟科技创新政策重点合作领域与合作意向、建立科技创新协作长效机制等主题展开交流研讨。会后，中国-东盟技术转移中心与缅甸、泰国举行了科技合作签约仪式，接下来即将开展的新一轮科技合作揭开序幕。本次口译实践就是基于上述会议背景之下展开的。 　　笔者从任务背景和任务过程入手，详述会议信息、译前准备过程。通过案例分析，并结合相关理论，阐述在口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解决方法。内容包括东南亚口音听辨、心理调节、口译笔记法、口译技巧等，从而进一步从理论层面来推导交替传译中笔记的可行性问题、听力障碍和因素、政治词汇翻译的相应策略。本篇报告便是对这次口译实践的一次分析和总结，同时为口译中级水平译者提供会议交替传译中的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