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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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企业国际化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经济发展联系更加紧密。民营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越来越多的通过“走出去”战略参与到国际竞争的行列。民营企业通过向到境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来不断的提高自身企业的创新力与竞争力。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在跨越国界的同时，也跨越了文化，其行为既是一个经济活动，又是一个社会文化活动。因而，必然会面对来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差异和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为此，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中的跨文化管理进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将研究的主要内容确定为中国民营企国际化成长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由此，本文首先从“国际化”和“跨文化管理”两个角度，分别参考国外学者的成熟理论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分析与研究搭建了理论构架;其次，通过调研多个年份的统计数据，本文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现状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将民营企业按照发展程度的不同划分为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其国际化成长所处的阶段、涉及的行业和分布的地区进行了详细整理，并由此得出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成长呈现出步伐加快、态势迅猛的状态;接下来，本文对影响企业跨文化管理的两大重要因素——文化差异与管理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中外企业文化差异主要集中在价值观、管理规范和人才观念三个方面，并通过对比跨文化管理的四种模式，得出如果企业忽视文化差异或没有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则会导致企业管理上产生管理制度混乱、经营目标模糊、沟通困难、缺少国际化管理人才的问题。通过层层深入的分析，本文最终从正视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沟通、开展跨文化培训、选拔跨文化人员、实现跨文化融合等多个角度为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地缘政治视角下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研究

欧亚联盟的构想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4年在莫斯科大学演讲时提出，但当时没有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各独联体国家的重视。2011年10月，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在《消息报》发表题为《欧亚大陆新一体化计划:未来诞生于今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组建欧亚联盟的构想，即以欧盟模式为蓝本联合欧亚地区国家，以经济一体化带动货币、政治、军事外交等全面一体化。开始第三次总统任期之后，普京把欧亚联盟战略当作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点，大力推动欧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 　　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思想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对近代俄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基本观点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是独特的欧亚文明，俄罗斯应当探寻属于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这是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战略的重要思想渊源。除此之外，俄罗斯国力的恢复、美国的战略转移、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合作的深入发展，也是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战略的现实背景。在俄罗斯大力推动以及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领导人的支持下，欧亚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俄乌关系不断恶化，作为欧亚地区大国的乌克兰倒向西方国家阵营，与欧亚联盟渐行渐远。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国际能源价格暴跌导致俄罗斯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危机也波及到欧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在严峻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在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随后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加入，塔吉克斯坦也成为候选国家。面对当前复杂的内外形势，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作为最大陆上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中俄关系取得了平稳较快发展，双方高层往来频繁，人文和经贸交流日益密切，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保持协同合作。此外，中国长期以来与独联体各国保持较为密切的政治和经贸联系，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俄罗斯推动的欧亚一体化建设在部分功能和覆盖的区域上也高度重合。因此，俄罗斯大力推动实施的欧亚联盟战略势必对将中国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对欧亚主义地缘政治观及近代俄苏地缘政治的演变进行梳理，归纳总结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战略的背景、基本内容以及现实进程，分析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最后总结出俄罗斯欧亚联盟战略对中国的影响。
媒体、边疆与国家——《大公报》与《人民日报》边疆新闻报道研究(1946-1949)

在我国，“边疆”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这是由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意义自然不言而喻。边疆形势对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边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和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极端非法宗教和恐怖势力制造的系列暴力犯罪活动，都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应该重视边疆地区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同时，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边疆地区和边疆的发展问题也再次被置于公众的视野下，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未来走向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本文试图站在媒介的视角发现边疆，除边疆重要的地理位置以及近些年来频发的边疆事件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媒体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媒体对事件的重点报道或削弱式报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新闻事件的选择和认知。何梓华曾谈到，媒体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舆论运作模式，其效率之高、范围之广、威力之强，是以往任何舆论运作手段都难以与之相比的。由于媒体在舆论监督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现代社会的舆论形成、功能运作及其效果都无法离开媒体这个“起爆器”、“放大器”、“助推器”。①且边疆地区远离国家政治和经济中心，与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联系较少，目前，我们获取边疆地区概况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媒体的新闻报道，这也是了解边疆事情的最便捷的途径。因此，在当下社会，用媒介的视角去发现边疆、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已成为重要课题之一。 　　《大公报》和《人民日报》在我国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均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本文以1946年至1949年《大公报》和《人民日报》中有关边疆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构出来的边疆形象为视角来考察媒介作为，全面分析《大公报》和《人民日报》所呈现出来的边疆形象，比较两家报纸在报道边疆事件上的异同，归纳并总结边疆报道的经验，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新媒体环境下我国边疆新闻工作者和边疆新闻的报道有所助益。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资料搜集法、数据统计法、内容分析法、个案分析比较法等多种方法，且史论结合，选取《大公报》和《人民日报》自1946年至1949年的所有边疆地区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从一个侧面考察中国社会1946年至1949年的边疆风貌，同时，对比两家媒体在边疆新闻报道中的异同，并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希望能够填补目前新闻学界在1946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段内对《大公报》和《人民日报》中的边疆新闻报道进行比较研究的空白。
双向税负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浪潮下，世界各国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积极布局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期率先占据全球经济市场，在获得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和生产、管理技术和品牌等稀缺战略资源的同时，通过合理配置和利用本国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商品、资本、技术和资源，来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OFDI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必然会同时受到东道国政府和母国政府的税收管理，而税负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经营成本，是影响公司最终净利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中国作为全球OFDI大军中的重要一员，其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和升级的关键时期，故研究双向税收对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愈加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首先，本文对税负与OFDI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推导，研究了影响OFDI决策的一些税收因素，并建立了OFDI外国来源所得综合有效税率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表明，外国来源所得双向综合有效税率不仅取决于母国和东道国的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高低，而且还受母国税收管辖权类型和减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初步分析了母国和东道国法定税率、有效税率与我国OFDI区位选择之间的相关性。 　　其次，本文用我国2003-2014年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OFDI分布现状数据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验证了我国OFDI大多流向了低税率国家的理论推导，给出了税收因素影响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初步证据。 　　再次，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与东道国有效税率和双向综合有效税率的高低对我国OFDI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综合税率对我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且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即东道国自然资源拥有密度低于一定的门槛值后，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在双向综合税率更低的国家进行OFDI，这也间接证明寻求市场和自然资源仍然是现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动因。 　　最后，本文总结了前文得出的重要结论，并据此对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OFDI企业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跨国银行在我国的进入模式研究——以渣打银行为例

跨国企业在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历史由来已久，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选择进入模式。不同的进入模式对企业将来在中国的经营方向和经营成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加入WTO以来，各行各业的跨国企业都出现了蓬勃的发展。同样，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对外开放，跨国银行的发展势头也非常喜人。2007年以来，随着WTO相关规定在中国金融行业的落实，跨国银行在我国获取的经营牌照越来越多，市场扩张也更加迅速，从其历年表现来看，跨国银行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的状态。 　　在跨国银行的在我国的进入模式分析上，本文选取了跨国银行主要的两种进入模式——绿地新建和少数股权投资，对其发展演进、进入动因以及两者的优劣势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跨国银行的绿地新建仍然是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但少数股权正在成为重要趋势，并且越来越多的跨国银行在以战略投资或者仅仅作为财务投资的方式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两种进入模式各有利弊，但其选择上受政策及监管的影响较大。 　　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渣打银行作为案例，分析了其采用绿地新建和少数股权投资两种模式的进入历程、决定因素、策略及经营现状。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渣打银行进入我国银行业市场并不局限于一种进入模式。尽管总体来看，渣打银行仅通过绿地的进入模式就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成熟的外资银行网络布局，但渣打银行并未止步于绿地新建，而是通过与少数股权投资进入模式并用的手段加快了自身对中国市场的开拓以及对国内银行业务和本土化经营的学习。 　　通过对跨国银行在我国进入模式以及渣打银行的案例研究，本文为跨国银行在我国的进入、跨国银行管理的相关政策和监管提出了建议，并为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提供参考性意见。
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绩效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研究

古丝绸之路作为曾经汉唐盛世时期联通东、西方贸易的大走廊，为当时的商贸合作、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千年后，中国与这条道路上的国家合作交流不断深入，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构想也就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任务中，商贸合作是重中之重。贸易往来被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切入点。机电产品作为我国对外出口贸易的第一大类商品，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和促进产品结构调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时至今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无疑为中国机电产品开拓中亚市场进而打通连接欧洲市场的陆路大通道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贸易成本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国际物流发展水平又直接影响着国际贸易成本。因此，本文借鉴部分文献研究思想，采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际物流绩效指数(LPI)作为描述各国的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并以此结合数据对比分析和空间计量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物流绩效现状，及其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文选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17个主要贸易伙伴国为研究对象，分别就2007年至2014年间各国的物流绩效状况及1995-2015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由物流绩效指数(LPI)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各国物流绩效表现差异较大，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绩效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区域特征，由MoransⅠ（莫兰指数）检验，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物流绩效指数表现具有很强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相关效果正逐年增强。在对物流绩效指数六个分项指标进行分别对比分析中，得出海关效率、物流基础设施质量、国际货物运输便利性三项指标得分低下是拉低物流绩效表现的主要原因。 　　经数据对比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现状分析中，机电产品已经连续21年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商品，其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中国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出口机电产品贸易比较中，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范围内，中国向欧洲地区国家出口机电产品数额占据总份额的一半以上，而向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间地区国家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就少得很多。由MoransⅠ（莫兰指数）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机电产品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出口贸易也存在着空间相关效应。这种与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差异化表现同物流绩效分布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具有“高-高、低-低”群聚特征。 　　本文运用F统计检验、豪斯曼检验，及SAC模型下的空间计量检验，选择基于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滞后面板回归模型（SAR Panel FE）和基于个体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面板回归模型（SDM Panel FE）进行实证回归，分析物流绩效及六个分项指标对中国出口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机电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其影响的空间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物流绩效综合指数(LPI)对中国同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的机电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物流绩效六个分项指标分别进行考察，发现国际运输便利性、物流基础设施质量、物流服务质量、海关效率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作用效果依次减弱，而货物运输的追踪能力和运输及时性两项指标对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影响效果并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随机前沿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

伴随经济全球化，“走出去”已成为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给外资优待积极“引进来”。近年来，产能过剩、外资流入放缓、人民币汇率不稳定等问题开始出现，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新常态”背景下，资本有更加强烈“走出去”的冲动。金融危机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努力从技术创新中探索经济发展的出路，提升创新能力可以使国家更好地应对经济危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逐渐丧失，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试图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协定(TTIP)，制定全球新的贸易规则。面对新形势，中国更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争取更多竞争优势。 　　中国是世界重要的投资大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逐年增长，2013年投资流量为1078.4亿元，2014年达到1231.2亿美元，增长14.2％。中国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占总投资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增加收益、获取逆向技术溢出、增强品牌影响力，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互动可以获得协同效应，从而影响母国创新能力。引进技术、贸易和FDI可以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内创新能力，但与OFDI相比有一定的弊端，对不同东道国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创新能力的机制和效应有一定差异。 　　本文按照“文献综述-理论分析-实证检验-政策建议”的思路展开，采取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理论与实证分析结合，比较分析等方法，主要研究创新能力如何评价，OFDI能否促进中国创新能力提升，与进口贸易、FDI相比，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否有差别，中国对不同东道国（地区）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有何不同，及溢出效应是否有差异等问题。本文在梳理和归纳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OFDI影响母国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收集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实证检验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部分采用随机前沿、固定面板效应及动态面板等方法，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更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对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引进技术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产生抑制作用，本文通过差分GMM排除内生性问题，进一步说明OFDI对创新能力的正向溢出效应。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区分东道国，对不同东道国（地区）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但都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对位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如发达国家或OECD国家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比对发展中国家或非OECD国家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显著。
印度海尔客户服务运营模式优化研究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及海外业务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3年1-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802.4亿美元，较去年的625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其中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从上一年占投资总额的7.5％上升到今年的9.8％，增幅明显。依托“中国制造”高速发展累积形成的竞争力优势，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及海外生产的形式尝试在海外市场进行自有品牌的业务拓展，其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代表，如华为、联想、海尔等，在各自的领域逐步取得骄人的成绩。 　　在海外市场进行业务拓展，尤其是进行自有品牌业务拓展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如何通过优秀的产品吸引用户、一流的客户服务挽留用户是每个进行自主品牌建设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作为对海外用户而言相对年轻的中国品牌，如何在海外市场塑造自己专业的服务品牌形象，是品牌最终被用户接受和选择的重要部分。 　　客户服务是企业进行国际化过程中当地化运营的一个主要模块，在印度海尔客户服务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完全依赖当地化团队主导战略和业务、过度照搬国内及其它市场成功经验等两种极端情况，都曾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公司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国内市场的日趋饱和以及竞争压力增大导致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逐年提速，其中希望拓展自有品牌的企业更是增加明显，尤其是制造业中最具实力与欧美日韩品牌相竞争的家电行业更是成为拓展海外事业的急先锋。整体上当前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服务形象尚处于探索、形成阶段，缺乏成功的企业案例为更多中国品牌海外市场服务形象改善提供借鉴。以具备10年海外自有品牌发展经验的印度海尔客户服务运营模式进行研究和优化探讨，为整个行业加快“走出去”及提升服务品牌建设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拟以印度海尔2004年创建以来所积淀形成的客户服务运营模式为切入点，对标家电行业客户服务标杆企业、参考互联网时代一流用户体验服务模式，对印度海尔客户服务运营模式所涉及的各项流程、指标、团队等进行梳理和评价，并提出具体的改善和优化措施，为下一阶段印度海尔客户服务运营的持续优化提供决策依据。
蒙日战略伙伴关系研究

蒙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和合作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也在增强。2013年两国总理互访，将两国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蒙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是人道主义往来，即通过经济贸易合作联系，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蒙日之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仅对蒙日关系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对东北亚地区关系发展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文研究工作中将蒙日战略伙伴关系的首要方向如政治，安全，经济，矿业，文化，教育，人道主义等领域合作的现状、未来合作的趋势以及面临的问题等全面整合到一起，利用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做了比较研究。 　　本文的内容主要分为五章: 　　第一章概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章梳理蒙日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背景，对蒙日从正式建交至今的历史关系进行回顾，通过分别概括蒙日目前实行的外交政策，总结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战略考量; 　　第三章系统阐述蒙日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成效，从两国政治互信的增强，经贸领域和科教文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扩大国际合作等方面出发，阐述蒙日战略伙伴关系取得的发展; 　　第四章分析蒙日战略伙伴关系对蒙古国的国际关系的影响，并对蒙日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思考，针对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领域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最后，本文认为两国在未来发展上应当重视一下来三点:首先，改善高层访问和增加人民深度交往:其次，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最后，多方合作领土关系上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最终达到共赢的目的。
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协定之关系研究

晚近，以双边投资协定为主体的国际性投资协定数量不断增加，其构成的庞大国际投资法规范体系为投资自由化的实现创造了优良条件。与此同时，以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为重要表现的投资保护主义仍在世界范围内蔓延。专门针对外国投资进行的这种审查虽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但其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构成了跨境投资的壁垒，给外国投资者造成了严重损失。 　　为了帮助投资者对抗不公正的国家安全审查、规避国家安全审查风险，许多投资法学者和实务人士都曾建议投资者利用其母国与东道国缔结的投资协定，将投资争端交由国际投资仲裁庭裁决。但是，对于以这种路径解决投资争端并寻求权利救济的可行性及操作方法，理论界却少有系统研究。本文即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协定在国际投资实践中的适用关系，以及如何在国内立法、执法和国际缔约中体现并协调好这种关系。 　　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共分为以下七章: 　　第一章为案例引入部分，主要介绍了近年来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时因受到东道国国家安全审查而使交易活动受到不利影响的案例，表明因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导致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多发性和争议性，从而引入下文的讨论。 　　第二章从宏观上归纳了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法的关系，指出该制度是广义国际投资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也反映了国际投资法上的演进潮流。 　　第三至六章分别阐述了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公平与公正待遇、根本安全例外以及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探讨在国际投资协定框架下追究国家安全审查行为违法性的可能，并结合部分国家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缔约实践，提出如何在国际条约中体现并协调好二者关系的缔约建议。 　　第七章在前文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行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国际投资法中的稳定条款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各国间经济交流的主要方式，在跨国投资蔚然成风的同时，应当看到跨国投资面临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投资环境的变动成为制约国际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此情境下，稳定条款应运而生，成为稳定投资环境、保护投资项目的利器。然而，稳定条款的起步较晚，国内外对稳定条款的研究体系尚未形成统一成熟的体系，欲实现稳定条款最大效能的发挥，有必要对稳定条款的诸多问题进行逐一明确与完善，从而便于在投资争端的仲裁中增加仲裁裁决的一致性，降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 　　本文除前言与结论部分外，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对稳定条款的理论进行分析。从稳定条款的概念界定及发展入手，并介绍了稳定条款的类型，主要包括冻结条款、经济平衡条款以及兼具前两者特征的混合条款。之后，本章对稳定条款的法律效力进行评述，目前存在有效说、无效说以及有条件肯定说，综合国际仲裁庭实践以及相关理论分析，对稳定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应结合具体情形灵活对待，故有条件的肯定说更为客观。最后，本章介绍了稳定条款与其他常见的救济条款的关系，这些条款构成了国际投资争端之预防与救济的完整体系。 　　第二章是对实践中ICSID仲裁庭近年来处理与稳定条款有关案例的分析与述评。这些案例按照类型分为稳定条款的法律效力讨论、间接涉及稳定条款的情形以及直接应用稳定条款的案例。这三种类型的划分也是稳定条款迄今为止的发展历程。 　　第三章介绍了稳定条款的加入所导致的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的冲突以及应该如何平衡。两方利益博弈的现状引起学术界对于如何恰当理解该条款的热烈讨论。笔者认为应对这些观点进行综合，并结合具体的投资案例情形，在出现稳定条款此方面的争议时选择其中最为合适的解释视角，如此不失为对利益冲突化解的恰当方式。另外，是否实现稳定条款良好运行的预想效果还需服从于东道国的决策权，倘若东道国认为其做出的稳定承诺需让步于公共利益时，此时则无法启动对稳定条款的统一法律解释体系。 　　第四章联系我国国情分析作为东道国与投资者两种身份时中国应如何对待稳定条款。作为吸引外资不断流入的大国，我国采取外资优惠政策以鼓励外国企业在华建立各类投资项目，富有投资经验者往往会在协议中加入稳定条款以固定预期利益，而我国在法治尚未健全的国情下应采取谨慎的态度。与此同时，鉴于海外投资的起步晚，我国投资者的经验相对匮乏，为了争取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应有的利益，投资者对于稳定条款的把握更应慎重仔细，在与东道国订立投资协议时对于稳定条款的适用条件、适用法律、效力、争议管辖权归属等约定都需要反复斟酌，如此方可防患于未然。
《2014年旅游行业发展报告》之翻译实践报告

行业报告，包含了对一个行业现状的分析及对该行业未来发展动向的预测，是权威机构在谨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整理各方面信息所得出的分析报告性文件。作为商务翻译的一种，行业报告书的汉英翻译，不仅满足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与世界全面接轨的迫切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帮助外国企业更好地把握我国行业的现状与动向，进而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更好地发展商务与外贸合作。因此，行业报告书的汉英翻译对外贸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2014年旅游行业发展报告》的汉英翻译实践为例，作者从词汇、句法及篇章三个层面对《2014年旅游行业发展报告》进行了剖析，总结出了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词汇、句子以及篇章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在词汇层面，主要涉及专业词汇、中国特色词汇及含有隐喻意义的词汇的翻译困难;在句子层面，包括结构复杂的长句、固定句式及无主句的翻译困难;在篇章层面，讨论的翻译挑战包括如何处理《2014年旅游行业发展报告》的结构与其涉及的冗余现象。在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即采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充分尊重原文作者表达的意义的基础上，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而被目的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笔者讨论了交际翻译理论对行业报告的汉英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提出了一些翻译建议，希望所记录的翻译过程和总结的实践经验能对今后行业报告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有较好的借鉴和帮助，从而不断地提高此类译文的质量和加深对此类文件的翻译研究。
论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晚近，随着经济全球化规模的扩大，海外并购，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国有企业海外并购，越发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作为控制外资流入的安全阀，但随着该制度被用来掩饰因政治因素不合拒绝海外并购案例的增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作用现已扭曲。为了维护健康的国内经济秩序以及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推竞争中立原则来应对我国国有企业因其国有性质在海外并购时所享有的特殊竞争优势。 　　随着TPP基本协议的达成，竞争中立原则的盛行已势不可挡，这就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造成了巨大的阻碍。因此我国必须重视竞争中立原则，评估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尽快制定应对措施，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内涵以及现状，并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失败的案例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在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扭曲的背景下，竞争中立原则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论述了竞争中立原则的起源以及内涵。竞争中立原则起源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为维护本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设立的。该部分还介绍了竞争中立原则在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TPP）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中的内涵。 　　第三部分主要以欧盟为例，具体阐述了《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以及《成员国与公共企业的财政关系透明化指令》中关于竞争中立原则的规定与我国国内立法及实践的冲突，并且总结了国际投资中竞争中立原则对我国国有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应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法律建议，除了应改进国内法律规范外，如:增设透明度审查条款、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及明确垄断豁免行业范围，还应积极推进国际投资协定的签订，在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的商谈中，根据我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特点，设立特殊豁免条款以及建立合理过渡期。
中亚地缘政治特点及中俄中亚战略

苏联解体后，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出现了五个新独立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位于麦金德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早已决定了该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从苏联解体至今，世界主要强国与中亚周边国家都一直对该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兴趣。 　　作为中亚地区两个重要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均拥有重大利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两国都积极与中亚国家在多领域开展合作。随着中国“西进战略”的推进，中亚对于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在共同努力与合作的基础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而这一理念恰恰是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提出的。这说明在这一构想中，中国将中亚国家放在了首要位置。俄罗斯则素来视独联体地区为其传统势力范围。自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寻找机会加强其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随着欧盟和北约的双双东扩，许多东欧、高加索地区的独联体国家纷纷导向西欧;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乌克兰融入莫斯科主导的欧亚一体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俄罗斯注定会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中亚地区。 　　目前，中俄两国对中亚各国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如此，两国难免会在中亚面临一些利益冲突。在俄国内学界与政界也存在对中国的警惕与猜疑之声，认为中国正在排挤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地位。作为两个相邻的世界主要大国，虽然中俄在外交上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也于2015年5月8日签署了《中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但对于俄国内的猜疑仍应给予高度重视。即使两国在中亚地区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出现的利益冲突仍有阻碍两国关系发展、进而影响我国与中亚地区合作的风险。 　　值得乐观的是，中俄两国之间的合作远远大于竞争，两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也都有很多利益契合点。尽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问题上仍旧困难重重，更有学者对该两项经济举措对接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各方都坚信协作是必要的，就中俄在中亚的合作问题，各方都在认真地为谈判进程做准备。相信两国能够加强沟通与协调，真诚、正确地对待争议。同时，中俄两国不仅要照顾彼此的利益，还应尊重中亚国家的意见，争取拿出更为合理、切实可行的方案和项目以化解分歧、消除质疑、解决问题、合作共赢。 　　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系统分析法、跨学科交叉研究法等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认清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了解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观念及其中亚利益，以方便我国在制定中亚政策时可以从不同角度出发、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从而保障各项政策与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本文的研究意义也在于此。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索尔·科恩的“多中心主义”地缘政治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并详细剖析中俄两国的中亚战略及其影响。地缘政治理论流派众多，在分析具体地区的地缘政治特点时能否选择更贴近地区实际的理论也是关键一步。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笔者认为，“多中心主义”更符合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现实。而该流派仍是运用较少的一种理论。同时，本文参照了俄罗斯欧亚主义理论来验证本文所做的理论尝试及所提建议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企业多元异质性与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经济学家们已经建立了理论框架研究企业为什么和怎样进行FDI，但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为FDI理论研究提供了进行实证检验、提炼以及扩展的独特的研究背景。与传统跨国公司相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存在体制漏洞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国际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投资动机、竞争战略和风险承受能力;发展中国家OFDI“体现出获取国内企业所缺乏的技术、管理和战略技能的特征”，即战略资产获取动机。随着全球FDI自由化的推进，大量中国企业通过OFDI涌入国际市场，进行战略资产获取;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有的企业越来越强大，建立起自己的所有权优势，有的企业艰难生存，直至退出市场。中国OFDI企业国际经营绩效的差异以及市场的进入和退出体现了异质性企业FDI理论的主要观点，即企业异质性是国际化自我选择和国际经营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 　　本文尝试利用最新的异质性企业FDI理论的研究框架对发展中国家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和投资绩效进行研究。当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置于发展中国家OFDI情境中，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时，必须改变相关假设条件，如加入逆向溢出的假设。相应地，模型中原有的FDI与生产率、FDI学习效应、FDI自由化与福利影响等关系也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的静态模型分析已不足以对现实进行全面解释，需要在模型中融入企业异质性的动态化。 　　本文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本文通过对Helpman et al.(2004)的异质性企业FDI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将不同于普通FDI的战略资产获取型FDI引入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生产率驱动因子的概念对企业生产率进行动态化，从而建立一个包含内生周期变动的、刻画企业自我选择的长期均衡模型。该模型的内生“自我选择”动态过程表明企业会有目的地采取行动去提高生产率水平，并基于自身生产率异质性进行“自我选择”，从而引导市场的动态变化。生产率最低的企业，不对生产率驱动因子进行投资，其生产率将逐步下降为零，最终被驱逐出市场。生产率高的企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并不断对生产率驱动因子进行投资，其生产率水平、利润和产量持续得以提升;其中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选择进行战略资产获取型FDI，因为与普通FDI相比，该类FDI需要投入更高的进入成本和生产率驱动因子投资成本。 　　(2)本文利用L-P方法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进行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表明生产率异质性与生产率悖论并存。一方面即使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异质性企业FDI理论也能够对问题做出一定的解释;另一方面在某些行业中，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决策存在着“FDI——生产率悖论”和“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生产率悖论”。为此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引入重要的FDI逆向溢出效应，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利润、以及企业各种国际化决策的临界生产率水平;在假设FDI和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的逆向溢出效应足够大的情况下，可以对“FDI——生产率悖论”和“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生产率悖论”做出一定的合理解释。 　　(3)本文利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基于企业多元异质性的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进行了探讨;面板多元排序probit(logit)模型的回归检验结果显示，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是基于包括生产率差异在内的企业多元异质性。与非OFDI和普通OFDI企业相比，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的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多为民营企业、多位于沿海开放城市、创新能力更强、更注重品牌塑造、长期偿债能力更强、增长速度较慢;上述企业多元异质性的影响在中国区域间和行业间存在着差异。金融危机带来的“游戏规则改变”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进行“跳板”式战略资产获取提供了机会，引入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回归分析证明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确实存在着“经济结构变动”情况。 　　(4)本文运用2005-2014年中国184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对OFDI学习效应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具有明显的OFDI学习效应，与基期相比，OFDI企业TFP有显著提高;特别地，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学习效应比OFDI整体要更明显。鉴于OFDI学习效应模型无法刻画企业多元异质性的动态演变对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运用2005-2014年中国740家制造业OFDI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企业多元异质性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企业多元异质性对不同动机的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显著表现在那些全要素生产率高、成立时间短、长期债务负担轻，成长迅速、职工报酬高的企业上。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异质性企业FDI理论进行扩展和修正，构建了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是在Helpman et al.(2004)经典异质性企业FDI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战略资产获取型FDI;同时参考Orlando Gomes(2014)的包含生产率驱动因子的内生非线性发展模型对静态模型进行动态化，从而建立起包含内生周期变动的、刻画企业自我选择效应机制的长期均衡模型。该模型能够解释基于生产率异质性的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的自我选择，以及对生产率驱动因子进行不断投资带来的动态演进，从理论上弥补前人研究的空白;同时本文还依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对该理论模型进行适时修正，引入关键的逆向溢出效应，以解释“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生产率悖论”。(2)从动态角度把握基于企业多元异质性的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通过考察中国企业OFDI的发展历程，指出生产率差异不是企业异质性的全部，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是包括生产率在内的企业多元异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运用2005-2014年中国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基于多元异质性的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以及其在中国区域和行业间的差异。特别地，利用虚拟变量法，本文发现中国战略资产获取型OFDI的自我选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存在着“经济结构变动”情况。(3)本文建立的基于动态企业异质性的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理论模型以及相关实证检验的结果丰富了现有异质性企业FDI理论和战略资产获取型FDI理论交叉研究的成果;对企业多元异质性的探讨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开企业内部组织的“黑匣子”，更好地探究企业生产率提升和绩效改善的有效途径。